茌平：寻访义和团的脚印——我为什么要写《1900》？
茌平：寻访义和团的脚印——我为什么要写《1900》？
作者：金满楼（本文刊于《炎黄地理》2012年第12期）
一、
茌平（cipin）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平凡的县治，平凡到很多人未必能将它的读音正确读对。巧合的是，笔者在写作《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一书时发现，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都曾发生在那里，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将领李开芳当年败死于荏平县冯官屯；捻军首领张宗禹最后“投徒骇河而死”，其中极有可能发生茌平县境内；而历史教科书上所称颂的义和拳领袖朱红灯，当年也曾在茌平县一带活动。
民间说法中的的朱红灯与主流描述有颇大差异。上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就义和团问题做了一次针对性的调查访问，据朱红灯所在村庄的村民李连武回忆：“朱红灯小名叫小朱子，是个老实孩子。……这个人个子不高，一脸大黑麻子，身子很粗很胖。他在这庄学神拳有四五年功夫，为人很好，常常给人家治病、治疮的，给人家治病他也不要钱。……这庄的人都很喜欢他。”
因为事隔六十多年，能想起当年事情的人大都上了年纪，因此回忆中出现偏差所难免，据笔者在茌平县所做的有限调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听说过朱红灯，当地人也几乎不知道这个人。这段历史，在当地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与主流历史奉送的“英雄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庚子年前后，在茌平、高唐县一带活动的除朱红灯外，还有另外几位神拳首领如心诚和尚及于清水等人。心诚和尚俗名杨顺天，茌平杨庄人，后学得一身好武艺，人称为“铜头铁和尚”；茌平郝庄人于清水也是长期练拳，当地人说他“没爷没娘，有些流氓”。“神拳”兴起后，朱红灯与心诚和尚等人的拳会彼此连成一片，互相声援，并与高唐、平原等地的拳会相联络。另外，大李庄李会献、吕官屯李潼关、梁官屯关东岭、后朱楼朱启明和赵官镇李延起等人也在各庄成立“神拳”组织，并与朱红灯等人互通声气。
刚开始时，茌平一带的“神拳”还是秘密活动，1898年连续旱灾后，各村纷纷设场，全县“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声势一时鼎盛。1899后，朱红灯等人更是公开打出“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口号，并与平原、长清等地教民及官军发生剧烈冲突，这也可以说是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的先声。直到1900年初，袁世凯出动新军将之镇压，茌平一带的义和拳势力才向北往南直隶（今河北南部）扩散，并最终酿成惊天巨祸。
二、
笔者对茌平历史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笔者夫人来自茌平县。在随夫人多次回山东老家并经过齐鲁大地时，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地区，何以会在一百多年前接受“降神附体”这种类似于迷信的观念，并使得这一运动不断传播扩展，以至于引发了一场浩劫呢？
如果单纯依靠书上记载，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唯有实地的考察、亲身的体验，才能部分探究到历史进程中潜藏的动力和原因。据笔者的观察，鲁西北地区大都是平原地带，它和济南一带、胶东地区乃至鲁西南地区都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一地区，并没有因为邻近孔子故里而文风茂盛，反而由于人口密集、土地贫瘠并且容易遭受灾荒，这一带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而由此往北的河北地区、京津以南，和鲁西北一带的情况极为类似，加上华北地区的乡民大都淳朴单纯，习武成风，这也解释了义和拳迅速向北扩展而不是转向其他地区。
说到习武成风，笔者想起清末袁世凯练新军时，招兵通常在山东、河南一带，原因是那里的男子身材魁梧且多不识字，这样的兵利于掌控，多出“忠君爱国”之士。袁世凯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辛亥之役中，造反的都是南方新军，袁世凯一手练成的北洋新军则成为镇压起义的主力。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倒是应了袁世凯的那句话，“毕竟不识字的可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鲁西北平原或者说整个华北平原，在气候、土壤构成、农业作物甚至民情民风大都雷同。通常而言，这片区域以种植小麦、玉米、高粱为主，其他则有大豆、花生、土豆、棉花等，品种并不算多。和南方相比，这里的作物以高杆为主，笔者某年秋天从保定到石家庄，一路看到的华北大地，全是染黄的“青纱帐”，和茌平所见几乎一模一样。或许因为当地气候干燥而风沙较大的缘故，这一带的人群看上去也有些相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红高粱》一作成名，其老家山东高密，想必也是遍地青纱帐罢？
华北平原是骑兵驰骋的天堂，昔日的战场如今早已为风沙所淹埋。在北京有一次路过僧格林沁祠，想起当年这位猛将在荏平冯官屯将太平天国北伐军余部一举剿杀，后以此功进亲王衔，世袭罔替，神勇可知。如今茌平冯官屯西有条新河，过太平桥西行三里地有一村名叫范庄，范庄村东头有一片洼地，据说就是活埋李开芳手下那些太平军的地方。不过，僧格林沁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他的蒙古铁骑被同样以骑兵为主的捻军打得全军覆没，老僧王仓惶中躲进麦田，结果被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头撞上，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一代名将，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真可谓历史的捉弄。细说起来，僧格林沁死的地方在山东曹州高楼寨（今菏泽），离荏平县冯官屯其实并不远，也就百里之遥而已。
三、
茌平县于夏商时代属兖州，周属齐地，秦行郡县制，置茌平县，因县境在茌山之平地，故名茌平。自秦置县以来，茌平因黄河多次改道而三移县城，数易归属。元、明、清三朝，茌平属东昌府（今聊城）管辖。据笔者有限的调查，当地居民很多都声称来自山西大槐树，估计与元末战乱及明初靖难之役有关，很多家族自山西迁来。（注1）
就古时交通而言，茌平旱路有官道，水路有运河，自古属通衢大道必经之处。在笔者夫人所在的肖庄乡朱启虎村，笔者意外地发现一块立于同治年间的石碑，碑长三米，宽约一米余，碑文标题曰“计开车马田诸村公约”，所记之事系因官道上来往差使频繁，当地不胜其扰而特捐出公田数十顷为“车马田”，并指定某村专门耕种，以供来往差役之需。此碑早已断裂，碑头雕刻精美（所刻两字不知为何字），倒卧在村西，碑身则侧卧在村东，两者相距约200米，保存相当完整，当地文物部门似应关注下。
茌平位于京杭大运河东昌府至临清府（即《金瓶梅》主要背景地）之间，目前运河早已废弃。在茌平期间，笔者多次探访这段古运河，但河道中已无水，有也是污水潭子，周边杂树丛生，依稀能辨认出是人工挖成的沟壑。在其中的一段，笔者看到一个完全被毁弃的闸口，只剩下重达数百斤的大麻石条残存于两岸，依稀能看出当年运河的一丝风采。有意思的是，运河虽早已废弃不用，当地人却仍保留了它的古名——“运粮河”，这倒是符合历史的叫法。
茌平段运河北接德州段运河，原为汉屯氏河，即隋之永济渠。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南北货物互济，其中又以“南粮北运”为主。自北宋后，因黄河改道淤积或战乱等原因，运河时通时断，直到明清两代，运河中兴并达到鼎盛，德州段运河成为漕粮转运的重地，一时“舳舻首尾相衔，密次若鳞甲”，几成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清代中叶后，海运兴起，河运日渐衰落，特别在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运河淤积受埋，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漕运全线停止。民国后，德州段运河虽趋残破但仍保持2米水深，可航载重20至30吨的木船。70年代末，因河道常年干涸而彻底停航，也就是今日看到的景象。
黄河在山东境内的改道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义和拳的兴起。黄河改道对当地水系造成巨大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庚子年前连续两三年的水涝旱灾让灾民无所事事，“练拳”与“打教”（拳民认为天不下雨是洋传教士与教民信教所致）一时风起，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注1：窃以为，“大槐树”或许更多只是传说，当地人很可能是宋朝后女真人、蒙古人乃至元时期色目人与汉人杂处而成的结果，特别在明朝后，已融入当地的族群为避免迫害而改称汉人，很多人更是附会“山西大槐树”之说，实则“大槐树”哪里出得了这么多人。
当当网、卓越网热销中：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914273
作者：金满楼（本文刊于《炎黄地理》2012年第12期）
一、
茌平（cipin）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平凡的县治，平凡到很多人未必能将它的读音正确读对。巧合的是，笔者在写作《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一书时发现，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都曾发生在那里，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将领李开芳当年败死于荏平县冯官屯；捻军首领张宗禹最后“投徒骇河而死”，其中极有可能发生茌平县境内；而历史教科书上所称颂的义和拳领袖朱红灯，当年也曾在茌平县一带活动。
民间说法中的的朱红灯与主流描述有颇大差异。上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就义和团问题做了一次针对性的调查访问，据朱红灯所在村庄的村民李连武回忆：“朱红灯小名叫小朱子，是个老实孩子。……这个人个子不高，一脸大黑麻子，身子很粗很胖。他在这庄学神拳有四五年功夫，为人很好，常常给人家治病、治疮的，给人家治病他也不要钱。……这庄的人都很喜欢他。”
因为事隔六十多年，能想起当年事情的人大都上了年纪，因此回忆中出现偏差所难免，据笔者在茌平县所做的有限调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听说过朱红灯，当地人也几乎不知道这个人。这段历史，在当地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与主流历史奉送的“英雄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庚子年前后，在茌平、高唐县一带活动的除朱红灯外，还有另外几位神拳首领如心诚和尚及于清水等人。心诚和尚俗名杨顺天，茌平杨庄人，后学得一身好武艺，人称为“铜头铁和尚”；茌平郝庄人于清水也是长期练拳，当地人说他“没爷没娘，有些流氓”。“神拳”兴起后，朱红灯与心诚和尚等人的拳会彼此连成一片，互相声援，并与高唐、平原等地的拳会相联络。另外，大李庄李会献、吕官屯李潼关、梁官屯关东岭、后朱楼朱启明和赵官镇李延起等人也在各庄成立“神拳”组织，并与朱红灯等人互通声气。
刚开始时，茌平一带的“神拳”还是秘密活动，1898年连续旱灾后，各村纷纷设场，全县“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声势一时鼎盛。1899后，朱红灯等人更是公开打出“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口号，并与平原、长清等地教民及官军发生剧烈冲突，这也可以说是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的先声。直到1900年初，袁世凯出动新军将之镇压，茌平一带的义和拳势力才向北往南直隶（今河北南部）扩散，并最终酿成惊天巨祸。
二、
笔者对茌平历史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笔者夫人来自茌平县。在随夫人多次回山东老家并经过齐鲁大地时，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地区，何以会在一百多年前接受“降神附体”这种类似于迷信的观念，并使得这一运动不断传播扩展，以至于引发了一场浩劫呢？
如果单纯依靠书上记载，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唯有实地的考察、亲身的体验，才能部分探究到历史进程中潜藏的动力和原因。据笔者的观察，鲁西北地区大都是平原地带，它和济南一带、胶东地区乃至鲁西南地区都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一地区，并没有因为邻近孔子故里而文风茂盛，反而由于人口密集、土地贫瘠并且容易遭受灾荒，这一带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而由此往北的河北地区、京津以南，和鲁西北一带的情况极为类似，加上华北地区的乡民大都淳朴单纯，习武成风，这也解释了义和拳迅速向北扩展而不是转向其他地区。
说到习武成风，笔者想起清末袁世凯练新军时，招兵通常在山东、河南一带，原因是那里的男子身材魁梧且多不识字，这样的兵利于掌控，多出“忠君爱国”之士。袁世凯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辛亥之役中，造反的都是南方新军，袁世凯一手练成的北洋新军则成为镇压起义的主力。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倒是应了袁世凯的那句话，“毕竟不识字的可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鲁西北平原或者说整个华北平原，在气候、土壤构成、农业作物甚至民情民风大都雷同。通常而言，这片区域以种植小麦、玉米、高粱为主，其他则有大豆、花生、土豆、棉花等，品种并不算多。和南方相比，这里的作物以高杆为主，笔者某年秋天从保定到石家庄，一路看到的华北大地，全是染黄的“青纱帐”，和茌平所见几乎一模一样。或许因为当地气候干燥而风沙较大的缘故，这一带的人群看上去也有些相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红高粱》一作成名，其老家山东高密，想必也是遍地青纱帐罢？
华北平原是骑兵驰骋的天堂，昔日的战场如今早已为风沙所淹埋。在北京有一次路过僧格林沁祠，想起当年这位猛将在荏平冯官屯将太平天国北伐军余部一举剿杀，后以此功进亲王衔，世袭罔替，神勇可知。如今茌平冯官屯西有条新河，过太平桥西行三里地有一村名叫范庄，范庄村东头有一片洼地，据说就是活埋李开芳手下那些太平军的地方。不过，僧格林沁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他的蒙古铁骑被同样以骑兵为主的捻军打得全军覆没，老僧王仓惶中躲进麦田，结果被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头撞上，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一代名将，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真可谓历史的捉弄。细说起来，僧格林沁死的地方在山东曹州高楼寨（今菏泽），离荏平县冯官屯其实并不远，也就百里之遥而已。
三、
茌平县于夏商时代属兖州，周属齐地，秦行郡县制，置茌平县，因县境在茌山之平地，故名茌平。自秦置县以来，茌平因黄河多次改道而三移县城，数易归属。元、明、清三朝，茌平属东昌府（今聊城）管辖。据笔者有限的调查，当地居民很多都声称来自山西大槐树，估计与元末战乱及明初靖难之役有关，很多家族自山西迁来。（注1）
就古时交通而言，茌平旱路有官道，水路有运河，自古属通衢大道必经之处。在笔者夫人所在的肖庄乡朱启虎村，笔者意外地发现一块立于同治年间的石碑，碑长三米，宽约一米余，碑文标题曰“计开车马田诸村公约”，所记之事系因官道上来往差使频繁，当地不胜其扰而特捐出公田数十顷为“车马田”，并指定某村专门耕种，以供来往差役之需。此碑早已断裂，碑头雕刻精美（所刻两字不知为何字），倒卧在村西，碑身则侧卧在村东，两者相距约200米，保存相当完整，当地文物部门似应关注下。
茌平位于京杭大运河东昌府至临清府（即《金瓶梅》主要背景地）之间，目前运河早已废弃。在茌平期间，笔者多次探访这段古运河，但河道中已无水，有也是污水潭子，周边杂树丛生，依稀能辨认出是人工挖成的沟壑。在其中的一段，笔者看到一个完全被毁弃的闸口，只剩下重达数百斤的大麻石条残存于两岸，依稀能看出当年运河的一丝风采。有意思的是，运河虽早已废弃不用，当地人却仍保留了它的古名——“运粮河”，这倒是符合历史的叫法。
茌平段运河北接德州段运河，原为汉屯氏河，即隋之永济渠。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南北货物互济，其中又以“南粮北运”为主。自北宋后，因黄河改道淤积或战乱等原因，运河时通时断，直到明清两代，运河中兴并达到鼎盛，德州段运河成为漕粮转运的重地，一时“舳舻首尾相衔，密次若鳞甲”，几成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清代中叶后，海运兴起，河运日渐衰落，特别在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运河淤积受埋，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漕运全线停止。民国后，德州段运河虽趋残破但仍保持2米水深，可航载重20至30吨的木船。70年代末，因河道常年干涸而彻底停航，也就是今日看到的景象。
黄河在山东境内的改道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义和拳的兴起。黄河改道对当地水系造成巨大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庚子年前连续两三年的水涝旱灾让灾民无所事事，“练拳”与“打教”（拳民认为天不下雨是洋传教士与教民信教所致）一时风起，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注1：窃以为，“大槐树”或许更多只是传说，当地人很可能是宋朝后女真人、蒙古人乃至元时期色目人与汉人杂处而成的结果，特别在明朝后，已融入当地的族群为避免迫害而改称汉人，很多人更是附会“山西大槐树”之说，实则“大槐树”哪里出得了这么多人。
当当网、卓越网热销中：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91427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