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
写作其实是细节的记录，客观地描写你爱的人，你遇到的人，你才能更好地描述整个世界。
中午两个多小时看了柴静的《看见》，很喜欢，
贴文字记录如下：
柴静：在看了刚才的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你为什么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是无力，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20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又一本，然后发现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的事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反思和批评。我原来想谈恋爱的事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里面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他是上帝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都只有结论。我看不出柴老师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不要说去报道一个国家，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跟人性的本能是地处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遮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做出评价，人在想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是不正确的，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你们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片，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啊见自己。
当然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样的思路做的，所以困窘可想而知。当年老骂我们，当时拿一个年轻人的片子说事，把四个智障的孩子带在家里，还抚养这几个孩子。感觉很感动，但是感觉不对劲，就把记者叫过来问：“收钱吗？”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扣掉所有的钱也高于老师的工资。在我不知道收钱的情况下，订作业本让我感动，但是知道了之后就不一样了。然后就问谁教给你的？你有自己的思想吗？谁教给你这个的？陈虻说得很对，当时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太像外宾了。
铁杆会员812-15 14:34 柴静：然后我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文艺熏陶，找了各种方式，想学音乐。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小提琴会拉一个曲子，会拉白毛女，手风琴会拉铁道游击队。这是当年的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中文娱最表现的是人，但是我们音乐中的人要么是战斗者，要么是控诉着，这个模式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是逆反的、反对的，但是稍不留神你就成为你最反对的人，你怎么解除他是最困难的事情。那时候陈虻老骂我，审个片子拿过来骂我说，你是机器人吗？就拿回去改，改完之后再给他看，这次说得很温和，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就是这靠种严苛的责骂，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驻着它很长时间，很安全，突然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有那么强健，不知道怎么走，就瘫到在地。后来陈虻说你去吧，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用，不撞南墙没有什么用。他说得对，撞上了南墙头破血流才有感受，思想的感受才不会僵化，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会侵入你的心灵，击破你的模式，摧跨你的概念。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这十年中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当下的自己。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到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翻在地上，椅子是四到朝天。
当时我看现场，只给我看墙上的小黑板，上面写着22个名字，绝大多数后面写着肺炎的名字，他跟我说其实是非典，他说病人不知情，可是医生知情吗？他们连隔离服也没有。我问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他就指了指这儿，说在心里区分。我说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几乎是木然的沉痛，是想让年轻人理解心里怎么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说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我曾经也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所以我不敢如此轻慢了，因为准确而字事关其他人的性命。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平等，一说平等就在镜头面前故做姿态。
后来我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我想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眼的10分钟里面，我发现感受的不是他的感受，是唤醒的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地上，头磕在石头延的时候。所以我就戴了一束花给他妻子，那个女人看了花后来搬出一个相册给我看，贴满了家里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跟丈夫的合影旁边有一个玫瑰花，这个花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提醒丈夫的秘书买回来的。把所有的叶子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得特别好。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是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悲悯或同情，平等是我们处在同样的生活当中，你作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思想训练，还是四两拨千斤的思想方法。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面貌，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有一部分人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衣，背着光坐在麦苗当中，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感知是镜头呢。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要光靠感慨和书法感情谁也说服不了，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别的任何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诉，这样笨重的情况，一个小孩子也可以拉出来，这就是逻辑的力量，就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是问我妈，这人是好人、坏人。长大以后也有善恶分明、黑白的世界观。大家看到好人出现，再有点出现，利用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恨不得振臂高呼。2009年当然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当时有一个陈坤志的人操控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觉得收了一千多万给别人干活是劳动所得。临出门的时候他说我是**大学毕业的，我就是玩法律。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跟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的时候是热泪盈眶。所以都是一个一个有诉求的人。陈坤志理解的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要让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才能使自己不能成为偏见的蜉蝣。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有时候采访犯了错误的人问你要不要表达歉意，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提醒过我，但是我当时不以为意错，我觉得这是为了生活向善向好嘛。后来我采访一个电疗治网瘾的调查，我们管观摩了课程，这个课程有一个固定的环节，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病人向他跪下，有抱腿的，有跪着的。后来我采访了当中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我面前说，电击一点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喜欢留在这儿。我突然看到她留下眼泪，我说，你为什么痛苦？她说不痛苦。我说，你为什么流泪？她说，我没有流泪。这时候她的泪留在腮上。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被胁迫，或者是被装的。他微微一笑就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很好嘛。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
真实的人有无尽的可能，有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是认识而不是改造。在这本书当中我想写的就是十年认识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中认识的概念，使我处在晃动不安的情况里，但是说过一句话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
其实我说的这些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以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才慢慢接近，对我来说这里面有属于我心灵的自由。即使是这里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的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能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它。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关乎的是这个世界中属于人的真正实质。无论我们走多远都要疏忽这样的实质，绝不把它拱手出让。在20岁的日记里面看到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有点意味，那时候我已经是主持人了。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写，身边的人在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翻过来之后，小柴写了一句，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
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委什么，他将自己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才在采访中把一个小孩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想他，小孩不是通过语言，而是行为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后来我就问陪伴这个小孩十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可，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卢安可说，如果我们这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你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量，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问题，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最后我一说件事情，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重庆开县麻柳乡采访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村子是开县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有700多人，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留下的都是老人。当时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所以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将来你们自己管自己的事务。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山村的路修起来，路特别难修，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的生活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85%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按上手印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允许你睡一觉起来又返回，五天之内允许你返回，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召集大家重新开会。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这张纸被揭下来五次，每次重新开，但是最终还是原先的决定。
路修好了，没有人闹事，没有人**，日子就这样平静地下去。所以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当年我们的节目叫麻柳的民主，就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族最前卫的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根本没有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这张照片给我们的信念是我们没有向外来的世界学习什么模式，也没有刻意地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开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就能创造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曾经而后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来读者、观众和媒体的同行，最后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生日快乐。
还有一段张立宪的关于“县城少年”的话题。一直我都有这种想法，可惜没写出来，也没说出来，只有山西人当导演的汾阳人，贾樟柯说了，我记得，我再把它贴出来：
我认为是写一个人的成长，我曾经有一次在陈晓卿的生日饭局上突然意识到了一点，就是大家在一起吆五喝六吃饭的时候，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的一点呢？我们都是县城少年，陈晓卿来自安徽灵璧县，像我直接是河北赵县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我们那代人的经历里面像小柴是山西襄汾县，而不是临汾市，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县里面或者是在农村里面，有这种县城少年拥有的优势、不好的生长环境，残酷的生长环境，但也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包括不同的水土所滋养培育出来的不同的人格。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大家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只能简单分成12个星座。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我所说的县城少年，很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现在可能是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太快了，也可能是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大，或者说是年轻人的生长空间更加狭窄，我们见到的成长起来的县城少年越来越小。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生长在广袤、粗劣土地上的少年少女能够从柴静的这本书里找到同样的成长的土地。
中午两个多小时看了柴静的《看见》，很喜欢，
贴文字记录如下：
柴静：在看了刚才的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你为什么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是无力，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20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又一本，然后发现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的事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反思和批评。我原来想谈恋爱的事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里面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他是上帝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都只有结论。我看不出柴老师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不要说去报道一个国家，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跟人性的本能是地处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遮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做出评价，人在想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是不正确的，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你们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片，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啊见自己。
当然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样的思路做的，所以困窘可想而知。当年老骂我们，当时拿一个年轻人的片子说事，把四个智障的孩子带在家里，还抚养这几个孩子。感觉很感动，但是感觉不对劲，就把记者叫过来问：“收钱吗？”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扣掉所有的钱也高于老师的工资。在我不知道收钱的情况下，订作业本让我感动，但是知道了之后就不一样了。然后就问谁教给你的？你有自己的思想吗？谁教给你这个的？陈虻说得很对，当时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太像外宾了。
铁杆会员812-15 14:34 柴静：然后我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文艺熏陶，找了各种方式，想学音乐。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小提琴会拉一个曲子，会拉白毛女，手风琴会拉铁道游击队。这是当年的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中文娱最表现的是人，但是我们音乐中的人要么是战斗者，要么是控诉着，这个模式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是逆反的、反对的，但是稍不留神你就成为你最反对的人，你怎么解除他是最困难的事情。那时候陈虻老骂我，审个片子拿过来骂我说，你是机器人吗？就拿回去改，改完之后再给他看，这次说得很温和，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就是这靠种严苛的责骂，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驻着它很长时间，很安全，突然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有那么强健，不知道怎么走，就瘫到在地。后来陈虻说你去吧，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用，不撞南墙没有什么用。他说得对，撞上了南墙头破血流才有感受，思想的感受才不会僵化，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会侵入你的心灵，击破你的模式，摧跨你的概念。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这十年中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当下的自己。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到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翻在地上，椅子是四到朝天。
当时我看现场，只给我看墙上的小黑板，上面写着22个名字，绝大多数后面写着肺炎的名字，他跟我说其实是非典，他说病人不知情，可是医生知情吗？他们连隔离服也没有。我问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他就指了指这儿，说在心里区分。我说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几乎是木然的沉痛，是想让年轻人理解心里怎么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说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我曾经也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所以我不敢如此轻慢了，因为准确而字事关其他人的性命。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平等，一说平等就在镜头面前故做姿态。
后来我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我想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眼的10分钟里面，我发现感受的不是他的感受，是唤醒的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地上，头磕在石头延的时候。所以我就戴了一束花给他妻子，那个女人看了花后来搬出一个相册给我看，贴满了家里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跟丈夫的合影旁边有一个玫瑰花，这个花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提醒丈夫的秘书买回来的。把所有的叶子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得特别好。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是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悲悯或同情，平等是我们处在同样的生活当中，你作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思想训练，还是四两拨千斤的思想方法。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面貌，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有一部分人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衣，背着光坐在麦苗当中，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感知是镜头呢。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要光靠感慨和书法感情谁也说服不了，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别的任何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诉，这样笨重的情况，一个小孩子也可以拉出来，这就是逻辑的力量，就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是问我妈，这人是好人、坏人。长大以后也有善恶分明、黑白的世界观。大家看到好人出现，再有点出现，利用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恨不得振臂高呼。2009年当然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当时有一个陈坤志的人操控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觉得收了一千多万给别人干活是劳动所得。临出门的时候他说我是**大学毕业的，我就是玩法律。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跟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的时候是热泪盈眶。所以都是一个一个有诉求的人。陈坤志理解的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要让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才能使自己不能成为偏见的蜉蝣。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有时候采访犯了错误的人问你要不要表达歉意，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提醒过我，但是我当时不以为意错，我觉得这是为了生活向善向好嘛。后来我采访一个电疗治网瘾的调查，我们管观摩了课程，这个课程有一个固定的环节，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病人向他跪下，有抱腿的，有跪着的。后来我采访了当中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我面前说，电击一点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喜欢留在这儿。我突然看到她留下眼泪，我说，你为什么痛苦？她说不痛苦。我说，你为什么流泪？她说，我没有流泪。这时候她的泪留在腮上。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被胁迫，或者是被装的。他微微一笑就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很好嘛。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
真实的人有无尽的可能，有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是认识而不是改造。在这本书当中我想写的就是十年认识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中认识的概念，使我处在晃动不安的情况里，但是说过一句话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
其实我说的这些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以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才慢慢接近，对我来说这里面有属于我心灵的自由。即使是这里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的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能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它。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关乎的是这个世界中属于人的真正实质。无论我们走多远都要疏忽这样的实质，绝不把它拱手出让。在20岁的日记里面看到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有点意味，那时候我已经是主持人了。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写，身边的人在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翻过来之后，小柴写了一句，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
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委什么，他将自己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才在采访中把一个小孩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想他，小孩不是通过语言，而是行为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后来我就问陪伴这个小孩十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可，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卢安可说，如果我们这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你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量，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问题，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最后我一说件事情，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重庆开县麻柳乡采访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村子是开县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有700多人，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留下的都是老人。当时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所以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将来你们自己管自己的事务。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山村的路修起来，路特别难修，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的生活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85%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按上手印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允许你睡一觉起来又返回，五天之内允许你返回，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召集大家重新开会。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这张纸被揭下来五次，每次重新开，但是最终还是原先的决定。
路修好了，没有人闹事，没有人**，日子就这样平静地下去。所以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当年我们的节目叫麻柳的民主，就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族最前卫的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根本没有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这张照片给我们的信念是我们没有向外来的世界学习什么模式，也没有刻意地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开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就能创造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曾经而后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来读者、观众和媒体的同行，最后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生日快乐。
还有一段张立宪的关于“县城少年”的话题。一直我都有这种想法，可惜没写出来，也没说出来，只有山西人当导演的汾阳人，贾樟柯说了，我记得，我再把它贴出来：
我认为是写一个人的成长，我曾经有一次在陈晓卿的生日饭局上突然意识到了一点，就是大家在一起吆五喝六吃饭的时候，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的一点呢？我们都是县城少年，陈晓卿来自安徽灵璧县，像我直接是河北赵县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我们那代人的经历里面像小柴是山西襄汾县，而不是临汾市，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县里面或者是在农村里面，有这种县城少年拥有的优势、不好的生长环境，残酷的生长环境，但也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包括不同的水土所滋养培育出来的不同的人格。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大家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只能简单分成12个星座。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我所说的县城少年，很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现在可能是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太快了，也可能是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大，或者说是年轻人的生长空间更加狭窄，我们见到的成长起来的县城少年越来越小。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生长在广袤、粗劣土地上的少年少女能够从柴静的这本书里找到同样的成长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