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祛魅之书

祛魅之书
——阅读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
倪志娟
    “祛魅”是一个令人惆怅的字眼，即使明明知道“魅”的因缘往往是一种幻觉、一段距离、一层美化真相的轻纱，可是由于“魅”和有“魅”之物总是带给人喜悦乃至疯狂，人们也乐意制造并维护着种种幻觉、距离和轻纱。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变。由于科学技术介入现实的能力以及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过于强大，强大到人类习惯用之的美化手段都不再有效，祛魅就成为一种时尚，先是科学和技术对自然世界的祛魅，接着是思想领域对人文世界的祛魅，再接着，是对人文世界的创立者知识分子自身的祛魅。在祛魅之后，人们如同首次登上月球一样，必须面对一个过于真实而毫无神秘可言的世界。接受这样一个世界，无疑需要坚强和麻木不仁。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本阴郁之书。在这本书中，约翰逊刻画了卢梭、托尔斯泰等十多位文化英雄的另外一种面目。和以往的文化史或人物传记不同，约翰逊的关注点只在这些人的私生活，但是他所做的不是基于浅薄的揭密、贩卖隐私等“狗仔队”行径，而是力图从私生活场景中建构出更真实的所谓文化英雄的形象。
    这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呢？卢梭是一个有趣的疯子；雪莱沉迷于无情的理念；托尔斯泰如一个暴君一般，自比为上帝的兄长；萨特是一个神圣的恶魔；海明威沦陷在酗酒的深渊里……这些被文化史奉为英雄的人物有着相同的特征：才华卓越、性情专断、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无节制地追逐女性、善于自我宣传，正是这些特征之合带来了他们非凡的成功和不绝的影响。但是，约翰逊对这些人物的成功和影响进行了质疑：“知识分子本来是应当教导男人和女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的，但却是鼓励他们去服从感情；不是鼓励进行讨论以实现人类的和谐，而常常都是挑动用暴力进行裁决。”这些成功的知识分子以语言创造辉煌的思想和文本，以思想和文本追寻真，鼓励善，激发人们朝向乌托邦，可是他们自身，却在种种劣迹与混乱中度过一生，而其中尤其不可原谅的是对待女性的态度，在这些人物身边，无一例外地围绕着众多女性，她们的命运如同一块块黑色的无名之石，前赴后继地沉没在这些所谓伟大男性的生命洪流和他们掀起的理想巨浪中。
    这也许是文化史上一个无解之谜。试图揭示谜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涉及了人类生命的方方面面，更涉及了作为具体的人，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卑微和无限。正是如此，虽然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与他们本人的道德背离之间的批判由来已久，但是这种批判多集中于知识分子的公共道德形象，如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多针对他为纳粹服务的经历，而很少针对他的私生活领域，他与阿伦特的情感纠纷，直到最近才有所论及。约翰逊有意要深入这个暗无边际的人性迷宫中，进行前所未有的论述，其实是冒了天下大不讳。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始终在论述精神与肉体之战，并且不断在精神的天平上增加砝码，强化人的理性色彩。他们习惯于“把精神从灵魂和肉体这一属于自然方面的属性和机能分开，而视之为超自然的独特的世界。”精神可以摆脱本能和物质环境的制约，能够超越肉体经验与感觉获得无限，而灵魂和肉体则屈从于现实逻辑，是有限的。由此，他们把生活也进行了划分，认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心冲动与日常行为构成了前者，而精神生活超越于当下、生活在别处。这种划分简单又清晰，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生命饯行准则。
    约翰逊的立论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后现代主义从对理性精神的批判到对理性人的批判，其解构的力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以福柯为代表，他不仅批判了启蒙理性精神的绝对性，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理性之人的虚幻性，他说人死了，正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一方面指出了理性之人与上帝这两个词语本身具有的乌托邦色彩，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这一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从来不存在万能的上帝，也从来不曾存在理性的人，人永远是当下的、有限的、受制于肉体冲动的生命体，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
    但是以卢梭等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显然不肯接受这种有限性的命运，他们确立了一种夸张的关于精神与理想的神话，并且力图依靠自己的才华在尘世中建立起这个神话王国。由于精神的发展线索始终是由男性谱写的，女性始终被排斥在话语权之外，因此这种“精神的狂想曲”混杂着男性的傲慢、自私、霸道，最终，他们只是在女性那里建立起了一个狭小的、纠缠着眼泪与温情、背叛与仇恨的性爱王国。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精神从来不曾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精神也从来不会超脱肉体而变得伟大，精神与内心一起构成他们日常行为的动机，难以摆脱其有限性。
    也许约翰逊的观点并非全部可靠，如同他本人指出的，文化史上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的描述固然失真，但是，谁又能保证，从私生活场景中截取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是完全真实的呢？人是一个复杂体，内心的骚动与行为举止总会在时空中交织出无形的经纬，它们留下的影响如余波一样在周围的人群中蔓延，留下一丝可以追根溯源的线索，即便是当事人自身、当事人身边的人，恐怕也很难还原其隐秘的真相。过于纠缠于私生活的细节，并且将这些细节放大，更彻底地摧毁文化的公共偶像，无疑加重了当前人类整体的虚无感。
    然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神坛上拉下来，也自有其意义。知识和思想，历来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总是正反参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求真求善，而这种使命和真与善一旦被绝对化，往往会带来人类的灾难。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发起固然彰显的是知识与思想的力量，但是十字军东征与希特勒消灭犹太人之举又何尝不隐含着知识与思想的推动力呢？人类历史上又有哪一次暴行不是以理想的名义进行的呢？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警惕任何一个文化大师的说教，也有理由重复乔治•奥威尔的话：“即使是从诗人那里，人们也有权期待普通的礼仪。”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对自身宽容。
    《知识分子》一书，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生活底下的一面，也感受到了理念的伤害。”这是一本祛魅之书，祛魅后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正如齐美尔在一战前就说过的：“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面对这一真相的确需要坚强和麻木不仁。
200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