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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8日海明威致友人简宁特•弗莱纳(Janet Flanner)：
“你看，你可以来哈瓦那呀。三天后我会去那儿，在一艘三十四尺的船上捕鱼。去年这时候，我们沿着海岸捕了六十五天的鱼，那实在好极了。海湾的水流几乎是黑的，一直冲刷到海滩上。枪鱼游在水流中就像汽车开在高速公路上。你在船上向海岸靠近，低头看清澈的水中白沙子形成的皱纹。那样看起来就像你能轻松碰到水底，可当你把锚抛下去，绳子根本碰不到底。那儿有无穷无尽长的沙滩，硬邦邦的白沙，二十里内渺无人烟。我们白天出发，在海上晃荡，有时跳下去游泳，在晚上的某时某刻返程。可能在船上睡觉。也可能在城里睡觉。城里有一个眺望能整个码头的不错的旅馆，叫‘两个世界’，又好又干净的房间，一天才两美元。”
那年海明威34岁，四年前发表了《永别了，武器》，七年后才会发表《丧钟为谁而鸣》，整个三十年代将是他创作的低谷。他和第二任妻子波琳娜 (Pauline Pfeiffer) 结婚七年，还有七年这场婚姻将走到尽头。他是个小有所成、衣食无忧的作家，但是身材开始发福，头发开始谢顶，还因为战争和事故受过几次折磨了他一辈子的伤。青春快结束了，中年即将开始，他站在这两个世界的分界上，既快乐又不快乐。他住在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Hotel Ambos Mundos)。
哈瓦那“两个世界”旅馆
哈瓦那“两个世界”旅馆
像海明威一样，1933年的“两个世界”也是个既快乐又不快乐的旅馆。它有着城市旅馆应该有的优点：干净，便宜，坐落在繁华市中心的僻静街口。除此之外，它没什么特色。粉红色的外墙开始剥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新房子，却还不是口口相传的老字号，五层楼里挤着五十个寒酸的标准间和两个稍大点的套间。海明威没有精挑细选，只是在一堆城市旅馆中随意挑了这家，因为它便宜，还看得见风景。
从1933年直到1940年，海明威把家安在美国最南端——弗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 (Key West)。却满世界乱跑，他去欧洲做报道，去非洲打猎，不过他最经常做的，是开着自己心爱的渔船“匹拉”(Pilar)穿越狭窄的弗罗里达海峡，到海峡对岸的古巴度长假。每次他都会住在哈瓦那“两个世界”旅馆的511房间，这是旅馆仅有的两个套间之一。
“两个世界”，我总在想，这到底指的是哪两个世界？
今年夏天，我在哈瓦那老城，坐在二楼阳台的摇椅上抽雪茄，一只草狗趴在我脚下，一个古巴女人正在扫地。确切地说，这是她家，我是她的房客，我绕过她的狗去阳台抽雪茄，绕过她赤膊躺在草席上的公公去厨房倒水，绕过她儿子486电脑上的空档接龙回我房间查地图。这种租一间卧室出去的“民宿旅馆”，在哈瓦那老城有两三千户，我只是在一堆民宿里挑了这家，理由和海明威选择“两个世界”没什么区别：这里干净，便宜，坐落在繁华市中心的僻静街口，还看得见风景。
噢，既便宜又不便宜，一晚上三十美元的价格已经抵得上当地国有企业的月均工资。我付给男主人挺刮刮的游客货币，他找给我破破烂烂的当地货币。这是我在古巴的第一天，这里有两个世界。
我揣着两种货币，游客货币CUC和便宜二十多倍的当地货币比索，前一种用于去铺着白桌布的饭店点菜去百货商店买玻璃柜里的进口饮料，后一种用于付给苍蝇乱舞的街头小摊，和当地人一样边走边啃完一片难吃的披萨。前一种可以买苹果黑莓诺基亚，后一种用于买绑在腰间的大哥大。如果钱能说话，游客货币的声音比当地货币响亮得多。
我看到书店阴暗的书架上陈列着印有两个大人物头像的书，微笑的切•格瓦拉和微笑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人千篇一律地说高尚的切•格瓦拉同志是个大好人，又千篇一律地在提到伟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时表情复杂，可是现在为古巴当家的既不是高尚的切也不是伟大的菲德尔，而是菲德尔的弟弟劳尔，亲爱的劳尔正在小心翼翼地带着古巴走向资本主义美国。
于是我体验到了两种制度，市场经济的旅游业赚着外汇死撑计划经济的工业，政府和市场的双轨标价为萎靡不振的农业打上强心剂。一飞机一飞机的欧美游客来古巴，为了沙滩，为了雪茄，为了给一包烟一杯酒就千恩万谢拖上床的古巴美女。家境不错的中产阶级个个敞开家门经营民宿旅馆，资本主义社会的房客来了又去，一晚上的房钱赚够了一个月的花销。家境差一点的中产阶级买下一部汽车一部摩托车一部三轮车做出租司机，一看到游客就一拥而上拉客，他是真不怕讨人嫌，哪怕一天拉到一笔生意，收入也比国有企业要好。最可怜的是那些一点家底都没有的工人，仍然在死而未僵的单位里混日子，在大街上排一上午的队凭票买肉买鸡蛋，在黑乎乎的街头小摊啃难吃得要死的披萨。于是终于不再是全民一起穷得叮当响。终于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粮票。外汇券。双轨制农业。我突然无师自通地明白了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两个世界：二十一世纪的古巴，和八十年代的中国。高尚的切、伟大的菲德尔、亲爱的劳尔。高尚的孙中山、伟大的毛泽东、亲爱的邓小平。一个都不少。
可是，那个属于海明威的古巴在哪里？那些酒那些舞那些女人那些渔夫呢？那个一群人揭不开锅，另一群人醉生梦死的古巴。那个还没被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机关枪突突突终结掉的靡靡时代。
第二封信
我出门走向“两个世界”旅馆511房间，那是属于海明威的古巴。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覆盖哈瓦那老城的中心，眼前的一切仿佛总在两个时间点回旋，现在的苦日子和海明威时代的好时光。脚下是堆满垃圾狗屎人屎的大街，面前却是再优雅不过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筑，镂空的廊柱，雕琢的拱门，果实硕大香味弥漫的芒果树香蕉树，比之马德里最美的街区过而不及。街边停着一溜亮红色亮黄色的老爷车，里面的铁皮早就坑坑洼洼，外壳却还漆得光鲜亮丽。这些是出租车，司机们正在二楼自家阳台上乘凉，穿着汗衫背心的油滑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把把实木雕花摇椅上摇啊摇，“小姐，中国小姐，去哪里，要不要上我的车？” 然后我转了个弯，看到一栋民居的侧墙不见了——整座墙都塌了，有一面完全敞开着，内部一目了然。在哈瓦那市中心这样的房子很多，像正在形成中的罗马，往昔的伟大被时光侵蚀，变成宠辱不惊的遗迹。也许这样更伟大，伟大得逍遥，不再取悦于人。在这栋开膛破肚的遗迹里，我看到一个流浪汉坐在瘸腿桌子上逍遥地喝酒——在一张木工上好的瘸腿桌子上，喝著名的Havana Club朗姆酒。
一张木工上好的瘸腿桌子，这真像卡斯特罗的古巴，那么多精致的细部却拼不起一个完整的宏观，因为有些细节失落了，成了那半截永远找不回来的桌子腿。
那些失落的细节：
周到殷勤的酒店男侍不见了，《孤单星球旅游指南》告诫游客千万不要住古巴酒店，因为酒店全为国有，房间又贵又脏，服务员爱理不理，远没有那遍地开花的民宿价廉物美。
公共交通几乎瘫痪，走在街上随处可见近百人像乌合之众一样等在毫无标记的地方，他们在等公交车，下一班或许一小时之后才到来。出租车的停车位上永远等着焦虑的古巴人，就等着背着相机拿着地图的游客上车的时候，他们可以搭一搭顺风车。你厌恶他们，可是你没法拒绝，因为这是他们出远门的唯一办法。
丰盛美味的古巴菜肴也许被过惯苦日子的古巴人遗忘了。我明明记得在迈阿密那些古巴政治难民开的古巴餐馆是多美味，可整个哈瓦那似乎只有一种蜡黄的面包、一种罐头味的火腿、一种卫生可疑的芝士，我无论走在哪儿都看到由这三种原料做的三明治堆放在苍蝇乱舞的大小摊位上，成了全民的午饭。而那些铺着白桌布的餐馆呢，它们也全为国有，拿来厚厚的一本菜单，却七成以上都写着“今天暂不供应”，于是无论花多大价钱似乎也只能吃到炸鸡炸鱼披萨，那味道还比不上美国快餐店。
那么自由呢，幸福呢？它们还栖居在这个国家吗？这些概念太大，而我在古巴的时间如此之短，无法回答这些大问题。我知道普通古巴人出不了国、没法上网、没法集会，街上随处是衣衫褴褛的孩子、无所事事的青年，不过莎莎舞伦巴舞的音乐一响起，人人脸上都显得欣悦——于是我想，他们有音乐，他们是快乐的。可是我又立即想到，在安东尼奥尼所拍摄的文革中的中国，有多少微笑的看似快乐的脸庞 。笑容并不代表幸福。
我终于走到了“两个世界”旅馆，这栋矗立了九十年的粉红色老房子，因为海明威的名头而成了哈瓦那的地标之一。大堂里的客人都我一样，并非旅店住客，只是为了参观海明威的故居。于是我们一起等着通往511房间的电梯，排队看那床那水壶那打字机那铅笔——其实你也预料到了，就和无数名人故居一样，这只是一个平庸的房间，这里是最普通的打字机，这里是最普通的铅笔，他用过，他没用过，仅此而已。
“两个世界”旅馆511房间的内部
“两个世界”旅馆511房间的内部
也许这个房间唯一值得看的是由阳台眺望到的风景。海明威在为《时尚先生》杂志(Esquire)的供稿中这样描述：
“从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东北角的房间往外看，北面是古老的大教堂、港湾的入口、大海，东面是卡萨布兰卡半岛、所有排列其间的屋顶、宽广的港湾。如果你睡觉时脚朝东，这将违反这里某些宗教的信条。太阳从卡萨布兰卡半岛升起，爬上你敞开的窗户，笔直照到你脸上。不管你昨夜身在何处，现在也一定会醒来。”
511房间的陈设极简单，床，床头柜，书桌，除了睡觉和写作没有其他可做的，这样的单调正是海明威喜欢这间房间的原因。1939年3月25日海明威在给自己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的信中这样描述511房间：
“总之，我在古巴有个好极了的地方来写作，没有电话，没人叨扰，我每天八点半开始写作直到下午两点。直到这本书写完，我每天都会这样。我放弃了好多好莱坞的钱和其他的钱，我有可能以后得问你借点才能维持下去。如果你想看看我的担保（注：“担保”即指这本正在写作的书），你当然可以——但是没必要。我打包票它会很好。每天我很慢很慢地把它从头读起。我希望它是本很好的小说。无论如何，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佳程度啦，我的状态很好，心无杂念，尽可能地写得仔细写得好。
……
“我减肥了，现在198磅。有地方打网球、游泳，开心，健康，虽然总有一种写长篇时的空虚感。麦克斯，祝我好运吧。我发现我比以前写作和思考的时候懂得更多了，也许因此写作会容易一点，但是它仍然会是件困难的事情。不过，我现在写作的方式至少让我觉得和写《永别了，武器》时一样开心。”
也许这封信中所说的“状态很好，心无杂念”只是描述写作情况，因为此时海明威的私生活正在经历巨变，他和第二任妻子波琳娜的婚姻因为海明威的多次不忠走到了尽头。他们决定分居，海明威独自搬到了两个世界旅馆，在创作一本因为新情人玛莎 (Martha Gellhorn) 而开始写的小说。海明威兴奋而又小心翼翼地向自己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表示，这本书将和十年前的《永别了，武器》一样好，他的预感没错，第二年小说出版，即为广受赞誉的《丧钟为谁而鸣》。作家的一切矛盾似乎暂时解决了。新欢将代替一团乱麻的旧爱，新书将解决旷日已久的创作荒。他说自己“开心，健康”，他住在“好极了的”两个世界旅馆。
1939年春海明威向柏金斯写信之时，是海明威最后一次长住两个世界旅馆。很快他将和波琳娜离婚，和玛莎结婚。他和第三任妻子将在哈瓦那近郊买下一栋庄园，即大名鼎鼎的嘹望山庄(Finca Vigia)。从1940年起，嘹望山庄成为了海明威的永久居所，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海明威才依依不舍地搬回美国爱达荷州。
第三封信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天，我乘车去了瞭望山庄。坐落在典型的古巴农村里，嘹望山庄显得鹤立鸡群得过分，不过这种的突兀的疏离和优越大约正是海明威想要的。围墙之外是当地人的破烂民居和农田。围墙之内是种植着树木花草的小山丘，丘顶一栋采光极好的精致别墅，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一个停着海明威爱船“匹拉”的船库。在海明威长住于此的二十年中，这里还有三个经常来度假的儿子，一打仆人、四条狗、由三只纯种猫繁衍出的六十猫咪大家族，五千本书。这里还有——还有非洲，墙上挂满了非洲狩猎之旅捕杀的鹿头牛头。还有西班牙，书房里有一张斗牛士海报。还有巴黎，书房墙上有他巴黎时代的朋友毕加索为他画的一幅画，有好几张巴黎的明信片。在这座格调高雅的嘹望山庄里，我强烈地感到它和围墙之外的破败农村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所瞭望的不是古巴，而是充满回忆的过去。
1942年7月23日，和第三任妻子玛莎结婚两年后，海明威给第一任妻子哈德利(Hadley Mowrer)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此时的哈德利已经和第二任丈夫、著名记者保罗•摩罗(Paul Mowrer)结婚十年了。在海明威与哈德利几十年的书信中（离婚后，这样的通信反倒变得更绵长亲密了），海明威昵称哈德利为凯瑟琳•凯特(Katherine Kat)。
“想想看，如果我们生不逢时，不能在年轻的时候拥有巴黎。你还记得吗，我们去昂吉尔看赛马，我们第一次自己去潘普洛纳看奔牛，还有那艘好得不得了的大船列奥博迪那，还有科尔蒂纳丹佩佐，还有黑森林……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所以我就想起了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唱过的所有歌：
A feather kitty’s talent lies
In scratching out the other’s eyes
A feather kitty never dies
Oh immortality.
我这儿有三只好小猫，所以我对它们唱这首歌，它们听了都很开心。
……
再见了，凯瑟琳•凯特小姐。我是多么多么爱你。我之所以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件事与你还有你了不起的保罗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种对于先前的更伟大的神明的感情是无法转移的。”
海明威骄傲自大、直来直去，一辈子总是在和朋友吵架，总是伤女人的心。他每次婚姻都要以搬家开始。第一次和哈德利在巴黎。第二次和波琳娜在弗罗里达。第三次和玛莎在古巴嘹望山庄。他似乎想借搬家来抛下被自己弄得一团糟的过去，而这样一个横冲直撞的人却偏偏又是一个最容易怀旧的写信狂。对于海明威来说，这才是他的“两个世界”，肤浅粗糙的现实世界和温情脉脉的文字世界。
于是，海明威一个人坐在哈瓦那近郊的别墅里，充耳不闻室外的野语村言，写下这一串遥远的地名：法国巴黎，比利时昂吉尔，西班牙潘普洛纳，意大利科尔蒂纳丹佩佐，德国黑森林……他对在古巴的猫咪唱几十年前听到过的猫咪之歌。他在第三场婚姻之中对离婚已十六年的发妻说我是多么多么爱你，并且这种爱并不仅仅是投向她，也是投向先前的更伟大的神明。
在瞭望山庄，海明威、他的儿子们、他的猫。
在瞭望山庄，海明威、他的儿子们、他的猫。
这些话是如此真挚又如此忧愁。如果有什么能缓解这种忧愁，那就是这种真挚的对伟大神明的感情其实并非不能转移，虽然这种转移将是多么微妙——多年之后，这种转移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发生了：
1957年，一位三十岁的哥伦比亚记者在巴黎街头偶遇了五十八岁的海明威。此时的海明威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轻人在街道的一边，看到另一边海明威迎面走过。
想象一下这个戏剧性的时刻：
街道的一边是充满回忆的老人，他的事我们知道得太多了。那年年初，巴黎丽兹酒店的经理在酒店的地下室发现了海明威1928年离开欧洲时存在那儿的两个箱子，其中包括了年轻的海明威旅居巴黎的笔记。这两个箱子挽救了海明威的创作荒，于是他再次来到巴黎，住在丽兹酒店，正在利用当年的笔记写一本回忆录，也就是他死后才出版的《流动的盛宴》。这是一本凝练静美的小书，充满了善意和希望，那种奔向过去而重新拾得的希望。这本书与他晚年的其他作品截然不同，而让人想起他年轻时所写的那些简单又魅力十足的渔猎故事——尼克•亚当斯从战场回来，他很悲伤，他去故乡的河钓鱼。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海明威式作品。
从22岁到28岁，海明威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此后的一生，巴黎都与他如影随形。上文提到的三封关于古巴的信件，无一例外寄给了三个与巴黎有关的人。
第一封信的收件人简宁特•弗莱纳是《纽约客》驻巴黎记者，是海明威在巴黎最早结识的朋友之一。
第二封信的收件人，对海明威传奇的作家之路功不可没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则是海明威巴黎时期最好的朋友、作家菲兹杰拉德介绍他认识的。1939年春海明威致信柏金斯时，海明威已经与菲兹杰拉德彻底闹翻了。可是在那第二封信的最后，也就是他日夜写作《丧钟为谁而鸣》而感到强烈的“影响的焦虑”时，他突然提到了对菲兹杰拉德的思念：
“又及：我在古巴看到了斯科特（注：指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于是寄给了你。让人惊喜的是，这本书里的很多地方实在好极了。如果他能组织得更好一点，这会是一本最了不起的小说，比他之前写得任何东西都更好。我多希望他能继续写作。他真的不会再写了吗，还是以后可能继续写？如果你给他写信，记得稍上我真诚的祝福。（对斯科特的优越，我总有一种十分愚蠢的小男孩的感觉——就像一个健壮有力的小男孩嘲笑一个娇气聪明的小男孩。）读着《夜色温柔》，里面的很多地方实在太好了，好得叫人害怕。”
这封信寄出后不到一年，年仅四十四岁的菲兹杰拉德心脏病突发死亡。
而第三封信的收件人，发妻哈德利便等同于巴黎本身。海明威因为与哈德利结婚而来到巴黎，因为离婚而离开。1957年，住在奢华的巴黎丽兹酒店，写着《流动的盛宴》，58岁的海明威回忆起多年前抵达巴黎的第一天：1921年12月21日，海明威和新婚妻子哈德利住进了巴黎左岸的雅各布旅馆（现已更名为英国旅馆，Hotel d'Angleterre）。和巴黎丽兹的贵族气息不同，三星级的雅各布旅馆更接近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那种干净方便的小地方，一出门便是无数左岸咖啡馆，除此之外没什么特色也没什么不足。他22岁，是个穷记者。她30岁，她说她年长他太多了。他说，她就是他梦中的女孩儿，他们会过一辈子。
而街道另一边的年轻哥伦比亚人。我们暂时对他没什么好说的，他还默默无闻，我们只知道他是海明威的铁杆粉丝，读了几十遍《老人与海》。事实上，他对海明威如此痴迷，他之所以会来巴黎做记者，便是为了模仿偶像的人生履历。和初来乍到的海明威一样，他没有钱，于是挑选了一个和巴黎雅各布、哈瓦那“两个世界”定位相似的城市旅馆——正对着索邦大学的弗兰德旅馆（现已更名为三大学旅馆，Hôtel des Trois Collèges）。在一间看得见索邦校园的旅馆房间里，哥伦比亚人正在写作一部小说：《没人写信给上校》。于是，和自己的偶像一样，哥伦比亚人在巴黎开始了写作之路，在巴黎体验到了最初的伟大的神明。
在1957年这戏剧性的一刻，当这位年轻人在巴黎街头看到海明威走过时，他激动得难以自抑，冲着对街用西班牙语喊道：“大师！(Maestro!)”
海明威应了一声，“再见啦，朋友！(Adios, amigo!)”
四年后，刚从古巴搬回美国没多久的海明威受日益恶化的健康问题困扰，举枪自杀。
今年夏天，在“两个世界”旅馆边上，哈瓦那规模最大的书店里（其实也不过相当于普通新华书店的藏书），我的眼睛厌倦了几整排的微笑的格瓦拉和微笑的卡斯特罗，却注意到当代古巴作家在祖国的集体失语。这一代的古巴青年恐怕不得不在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中成长，正如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在书店萧索的虚构类书目中，古巴人的名字寥寥，而这位哥伦比亚人的作品却紧挨着他心中的大师海明威。
他叫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你看，你可以来哈瓦那呀。三天后我会去那儿，在一艘三十四尺的船上捕鱼。去年这时候，我们沿着海岸捕了六十五天的鱼，那实在好极了。海湾的水流几乎是黑的，一直冲刷到海滩上。枪鱼游在水流中就像汽车开在高速公路上。你在船上向海岸靠近，低头看清澈的水中白沙子形成的皱纹。那样看起来就像你能轻松碰到水底，可当你把锚抛下去，绳子根本碰不到底。那儿有无穷无尽长的沙滩，硬邦邦的白沙，二十里内渺无人烟。我们白天出发，在海上晃荡，有时跳下去游泳，在晚上的某时某刻返程。可能在船上睡觉。也可能在城里睡觉。城里有一个眺望能整个码头的不错的旅馆，叫‘两个世界’，又好又干净的房间，一天才两美元。”
那年海明威34岁，四年前发表了《永别了，武器》，七年后才会发表《丧钟为谁而鸣》，整个三十年代将是他创作的低谷。他和第二任妻子波琳娜 (Pauline Pfeiffer) 结婚七年，还有七年这场婚姻将走到尽头。他是个小有所成、衣食无忧的作家，但是身材开始发福，头发开始谢顶，还因为战争和事故受过几次折磨了他一辈子的伤。青春快结束了，中年即将开始，他站在这两个世界的分界上，既快乐又不快乐。他住在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Hotel Ambos Mundos)。
哈瓦那“两个世界”旅馆
哈瓦那“两个世界”旅馆
像海明威一样，1933年的“两个世界”也是个既快乐又不快乐的旅馆。它有着城市旅馆应该有的优点：干净，便宜，坐落在繁华市中心的僻静街口。除此之外，它没什么特色。粉红色的外墙开始剥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新房子，却还不是口口相传的老字号，五层楼里挤着五十个寒酸的标准间和两个稍大点的套间。海明威没有精挑细选，只是在一堆城市旅馆中随意挑了这家，因为它便宜，还看得见风景。
从1933年直到1940年，海明威把家安在美国最南端——弗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 (Key West)。却满世界乱跑，他去欧洲做报道，去非洲打猎，不过他最经常做的，是开着自己心爱的渔船“匹拉”(Pilar)穿越狭窄的弗罗里达海峡，到海峡对岸的古巴度长假。每次他都会住在哈瓦那“两个世界”旅馆的511房间，这是旅馆仅有的两个套间之一。
“两个世界”，我总在想，这到底指的是哪两个世界？
今年夏天，我在哈瓦那老城，坐在二楼阳台的摇椅上抽雪茄，一只草狗趴在我脚下，一个古巴女人正在扫地。确切地说，这是她家，我是她的房客，我绕过她的狗去阳台抽雪茄，绕过她赤膊躺在草席上的公公去厨房倒水，绕过她儿子486电脑上的空档接龙回我房间查地图。这种租一间卧室出去的“民宿旅馆”，在哈瓦那老城有两三千户，我只是在一堆民宿里挑了这家，理由和海明威选择“两个世界”没什么区别：这里干净，便宜，坐落在繁华市中心的僻静街口，还看得见风景。
噢，既便宜又不便宜，一晚上三十美元的价格已经抵得上当地国有企业的月均工资。我付给男主人挺刮刮的游客货币，他找给我破破烂烂的当地货币。这是我在古巴的第一天，这里有两个世界。
我揣着两种货币，游客货币CUC和便宜二十多倍的当地货币比索，前一种用于去铺着白桌布的饭店点菜去百货商店买玻璃柜里的进口饮料，后一种用于付给苍蝇乱舞的街头小摊，和当地人一样边走边啃完一片难吃的披萨。前一种可以买苹果黑莓诺基亚，后一种用于买绑在腰间的大哥大。如果钱能说话，游客货币的声音比当地货币响亮得多。
我看到书店阴暗的书架上陈列着印有两个大人物头像的书，微笑的切•格瓦拉和微笑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人千篇一律地说高尚的切•格瓦拉同志是个大好人，又千篇一律地在提到伟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时表情复杂，可是现在为古巴当家的既不是高尚的切也不是伟大的菲德尔，而是菲德尔的弟弟劳尔，亲爱的劳尔正在小心翼翼地带着古巴走向资本主义美国。
于是我体验到了两种制度，市场经济的旅游业赚着外汇死撑计划经济的工业，政府和市场的双轨标价为萎靡不振的农业打上强心剂。一飞机一飞机的欧美游客来古巴，为了沙滩，为了雪茄，为了给一包烟一杯酒就千恩万谢拖上床的古巴美女。家境不错的中产阶级个个敞开家门经营民宿旅馆，资本主义社会的房客来了又去，一晚上的房钱赚够了一个月的花销。家境差一点的中产阶级买下一部汽车一部摩托车一部三轮车做出租司机，一看到游客就一拥而上拉客，他是真不怕讨人嫌，哪怕一天拉到一笔生意，收入也比国有企业要好。最可怜的是那些一点家底都没有的工人，仍然在死而未僵的单位里混日子，在大街上排一上午的队凭票买肉买鸡蛋，在黑乎乎的街头小摊啃难吃得要死的披萨。于是终于不再是全民一起穷得叮当响。终于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粮票。外汇券。双轨制农业。我突然无师自通地明白了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两个世界：二十一世纪的古巴，和八十年代的中国。高尚的切、伟大的菲德尔、亲爱的劳尔。高尚的孙中山、伟大的毛泽东、亲爱的邓小平。一个都不少。
可是，那个属于海明威的古巴在哪里？那些酒那些舞那些女人那些渔夫呢？那个一群人揭不开锅，另一群人醉生梦死的古巴。那个还没被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机关枪突突突终结掉的靡靡时代。
第二封信
我出门走向“两个世界”旅馆511房间，那是属于海明威的古巴。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覆盖哈瓦那老城的中心，眼前的一切仿佛总在两个时间点回旋，现在的苦日子和海明威时代的好时光。脚下是堆满垃圾狗屎人屎的大街，面前却是再优雅不过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筑，镂空的廊柱，雕琢的拱门，果实硕大香味弥漫的芒果树香蕉树，比之马德里最美的街区过而不及。街边停着一溜亮红色亮黄色的老爷车，里面的铁皮早就坑坑洼洼，外壳却还漆得光鲜亮丽。这些是出租车，司机们正在二楼自家阳台上乘凉，穿着汗衫背心的油滑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把把实木雕花摇椅上摇啊摇，“小姐，中国小姐，去哪里，要不要上我的车？” 然后我转了个弯，看到一栋民居的侧墙不见了——整座墙都塌了，有一面完全敞开着，内部一目了然。在哈瓦那市中心这样的房子很多，像正在形成中的罗马，往昔的伟大被时光侵蚀，变成宠辱不惊的遗迹。也许这样更伟大，伟大得逍遥，不再取悦于人。在这栋开膛破肚的遗迹里，我看到一个流浪汉坐在瘸腿桌子上逍遥地喝酒——在一张木工上好的瘸腿桌子上，喝著名的Havana Club朗姆酒。
一张木工上好的瘸腿桌子，这真像卡斯特罗的古巴，那么多精致的细部却拼不起一个完整的宏观，因为有些细节失落了，成了那半截永远找不回来的桌子腿。
那些失落的细节：
周到殷勤的酒店男侍不见了，《孤单星球旅游指南》告诫游客千万不要住古巴酒店，因为酒店全为国有，房间又贵又脏，服务员爱理不理，远没有那遍地开花的民宿价廉物美。
公共交通几乎瘫痪，走在街上随处可见近百人像乌合之众一样等在毫无标记的地方，他们在等公交车，下一班或许一小时之后才到来。出租车的停车位上永远等着焦虑的古巴人，就等着背着相机拿着地图的游客上车的时候，他们可以搭一搭顺风车。你厌恶他们，可是你没法拒绝，因为这是他们出远门的唯一办法。
丰盛美味的古巴菜肴也许被过惯苦日子的古巴人遗忘了。我明明记得在迈阿密那些古巴政治难民开的古巴餐馆是多美味，可整个哈瓦那似乎只有一种蜡黄的面包、一种罐头味的火腿、一种卫生可疑的芝士，我无论走在哪儿都看到由这三种原料做的三明治堆放在苍蝇乱舞的大小摊位上，成了全民的午饭。而那些铺着白桌布的餐馆呢，它们也全为国有，拿来厚厚的一本菜单，却七成以上都写着“今天暂不供应”，于是无论花多大价钱似乎也只能吃到炸鸡炸鱼披萨，那味道还比不上美国快餐店。
那么自由呢，幸福呢？它们还栖居在这个国家吗？这些概念太大，而我在古巴的时间如此之短，无法回答这些大问题。我知道普通古巴人出不了国、没法上网、没法集会，街上随处是衣衫褴褛的孩子、无所事事的青年，不过莎莎舞伦巴舞的音乐一响起，人人脸上都显得欣悦——于是我想，他们有音乐，他们是快乐的。可是我又立即想到，在安东尼奥尼所拍摄的文革中的中国，有多少微笑的看似快乐的脸庞 。笑容并不代表幸福。
我终于走到了“两个世界”旅馆，这栋矗立了九十年的粉红色老房子，因为海明威的名头而成了哈瓦那的地标之一。大堂里的客人都我一样，并非旅店住客，只是为了参观海明威的故居。于是我们一起等着通往511房间的电梯，排队看那床那水壶那打字机那铅笔——其实你也预料到了，就和无数名人故居一样，这只是一个平庸的房间，这里是最普通的打字机，这里是最普通的铅笔，他用过，他没用过，仅此而已。
“两个世界”旅馆511房间的内部
“两个世界”旅馆511房间的内部
也许这个房间唯一值得看的是由阳台眺望到的风景。海明威在为《时尚先生》杂志(Esquire)的供稿中这样描述：
“从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东北角的房间往外看，北面是古老的大教堂、港湾的入口、大海，东面是卡萨布兰卡半岛、所有排列其间的屋顶、宽广的港湾。如果你睡觉时脚朝东，这将违反这里某些宗教的信条。太阳从卡萨布兰卡半岛升起，爬上你敞开的窗户，笔直照到你脸上。不管你昨夜身在何处，现在也一定会醒来。”
511房间的陈设极简单，床，床头柜，书桌，除了睡觉和写作没有其他可做的，这样的单调正是海明威喜欢这间房间的原因。1939年3月25日海明威在给自己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的信中这样描述511房间：
“总之，我在古巴有个好极了的地方来写作，没有电话，没人叨扰，我每天八点半开始写作直到下午两点。直到这本书写完，我每天都会这样。我放弃了好多好莱坞的钱和其他的钱，我有可能以后得问你借点才能维持下去。如果你想看看我的担保（注：“担保”即指这本正在写作的书），你当然可以——但是没必要。我打包票它会很好。每天我很慢很慢地把它从头读起。我希望它是本很好的小说。无论如何，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佳程度啦，我的状态很好，心无杂念，尽可能地写得仔细写得好。
……
“我减肥了，现在198磅。有地方打网球、游泳，开心，健康，虽然总有一种写长篇时的空虚感。麦克斯，祝我好运吧。我发现我比以前写作和思考的时候懂得更多了，也许因此写作会容易一点，但是它仍然会是件困难的事情。不过，我现在写作的方式至少让我觉得和写《永别了，武器》时一样开心。”
也许这封信中所说的“状态很好，心无杂念”只是描述写作情况，因为此时海明威的私生活正在经历巨变，他和第二任妻子波琳娜的婚姻因为海明威的多次不忠走到了尽头。他们决定分居，海明威独自搬到了两个世界旅馆，在创作一本因为新情人玛莎 (Martha Gellhorn) 而开始写的小说。海明威兴奋而又小心翼翼地向自己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表示，这本书将和十年前的《永别了，武器》一样好，他的预感没错，第二年小说出版，即为广受赞誉的《丧钟为谁而鸣》。作家的一切矛盾似乎暂时解决了。新欢将代替一团乱麻的旧爱，新书将解决旷日已久的创作荒。他说自己“开心，健康”，他住在“好极了的”两个世界旅馆。
1939年春海明威向柏金斯写信之时，是海明威最后一次长住两个世界旅馆。很快他将和波琳娜离婚，和玛莎结婚。他和第三任妻子将在哈瓦那近郊买下一栋庄园，即大名鼎鼎的嘹望山庄(Finca Vigia)。从1940年起，嘹望山庄成为了海明威的永久居所，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海明威才依依不舍地搬回美国爱达荷州。
第三封信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天，我乘车去了瞭望山庄。坐落在典型的古巴农村里，嘹望山庄显得鹤立鸡群得过分，不过这种的突兀的疏离和优越大约正是海明威想要的。围墙之外是当地人的破烂民居和农田。围墙之内是种植着树木花草的小山丘，丘顶一栋采光极好的精致别墅，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一个停着海明威爱船“匹拉”的船库。在海明威长住于此的二十年中，这里还有三个经常来度假的儿子，一打仆人、四条狗、由三只纯种猫繁衍出的六十猫咪大家族，五千本书。这里还有——还有非洲，墙上挂满了非洲狩猎之旅捕杀的鹿头牛头。还有西班牙，书房里有一张斗牛士海报。还有巴黎，书房墙上有他巴黎时代的朋友毕加索为他画的一幅画，有好几张巴黎的明信片。在这座格调高雅的嘹望山庄里，我强烈地感到它和围墙之外的破败农村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所瞭望的不是古巴，而是充满回忆的过去。
1942年7月23日，和第三任妻子玛莎结婚两年后，海明威给第一任妻子哈德利(Hadley Mowrer)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此时的哈德利已经和第二任丈夫、著名记者保罗•摩罗(Paul Mowrer)结婚十年了。在海明威与哈德利几十年的书信中（离婚后，这样的通信反倒变得更绵长亲密了），海明威昵称哈德利为凯瑟琳•凯特(Katherine Kat)。
“想想看，如果我们生不逢时，不能在年轻的时候拥有巴黎。你还记得吗，我们去昂吉尔看赛马，我们第一次自己去潘普洛纳看奔牛，还有那艘好得不得了的大船列奥博迪那，还有科尔蒂纳丹佩佐，还有黑森林……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所以我就想起了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唱过的所有歌：
A feather kitty’s talent lies
In scratching out the other’s eyes
A feather kitty never dies
Oh immortality.
我这儿有三只好小猫，所以我对它们唱这首歌，它们听了都很开心。
……
再见了，凯瑟琳•凯特小姐。我是多么多么爱你。我之所以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件事与你还有你了不起的保罗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种对于先前的更伟大的神明的感情是无法转移的。”
海明威骄傲自大、直来直去，一辈子总是在和朋友吵架，总是伤女人的心。他每次婚姻都要以搬家开始。第一次和哈德利在巴黎。第二次和波琳娜在弗罗里达。第三次和玛莎在古巴嘹望山庄。他似乎想借搬家来抛下被自己弄得一团糟的过去，而这样一个横冲直撞的人却偏偏又是一个最容易怀旧的写信狂。对于海明威来说，这才是他的“两个世界”，肤浅粗糙的现实世界和温情脉脉的文字世界。
于是，海明威一个人坐在哈瓦那近郊的别墅里，充耳不闻室外的野语村言，写下这一串遥远的地名：法国巴黎，比利时昂吉尔，西班牙潘普洛纳，意大利科尔蒂纳丹佩佐，德国黑森林……他对在古巴的猫咪唱几十年前听到过的猫咪之歌。他在第三场婚姻之中对离婚已十六年的发妻说我是多么多么爱你，并且这种爱并不仅仅是投向她，也是投向先前的更伟大的神明。
在瞭望山庄，海明威、他的儿子们、他的猫。
在瞭望山庄，海明威、他的儿子们、他的猫。
这些话是如此真挚又如此忧愁。如果有什么能缓解这种忧愁，那就是这种真挚的对伟大神明的感情其实并非不能转移，虽然这种转移将是多么微妙——多年之后，这种转移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发生了：
1957年，一位三十岁的哥伦比亚记者在巴黎街头偶遇了五十八岁的海明威。此时的海明威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轻人在街道的一边，看到另一边海明威迎面走过。
想象一下这个戏剧性的时刻：
街道的一边是充满回忆的老人，他的事我们知道得太多了。那年年初，巴黎丽兹酒店的经理在酒店的地下室发现了海明威1928年离开欧洲时存在那儿的两个箱子，其中包括了年轻的海明威旅居巴黎的笔记。这两个箱子挽救了海明威的创作荒，于是他再次来到巴黎，住在丽兹酒店，正在利用当年的笔记写一本回忆录，也就是他死后才出版的《流动的盛宴》。这是一本凝练静美的小书，充满了善意和希望，那种奔向过去而重新拾得的希望。这本书与他晚年的其他作品截然不同，而让人想起他年轻时所写的那些简单又魅力十足的渔猎故事——尼克•亚当斯从战场回来，他很悲伤，他去故乡的河钓鱼。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海明威式作品。
从22岁到28岁，海明威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此后的一生，巴黎都与他如影随形。上文提到的三封关于古巴的信件，无一例外寄给了三个与巴黎有关的人。
第一封信的收件人简宁特•弗莱纳是《纽约客》驻巴黎记者，是海明威在巴黎最早结识的朋友之一。
第二封信的收件人，对海明威传奇的作家之路功不可没的出版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则是海明威巴黎时期最好的朋友、作家菲兹杰拉德介绍他认识的。1939年春海明威致信柏金斯时，海明威已经与菲兹杰拉德彻底闹翻了。可是在那第二封信的最后，也就是他日夜写作《丧钟为谁而鸣》而感到强烈的“影响的焦虑”时，他突然提到了对菲兹杰拉德的思念：
“又及：我在古巴看到了斯科特（注：指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于是寄给了你。让人惊喜的是，这本书里的很多地方实在好极了。如果他能组织得更好一点，这会是一本最了不起的小说，比他之前写得任何东西都更好。我多希望他能继续写作。他真的不会再写了吗，还是以后可能继续写？如果你给他写信，记得稍上我真诚的祝福。（对斯科特的优越，我总有一种十分愚蠢的小男孩的感觉——就像一个健壮有力的小男孩嘲笑一个娇气聪明的小男孩。）读着《夜色温柔》，里面的很多地方实在太好了，好得叫人害怕。”
这封信寄出后不到一年，年仅四十四岁的菲兹杰拉德心脏病突发死亡。
而第三封信的收件人，发妻哈德利便等同于巴黎本身。海明威因为与哈德利结婚而来到巴黎，因为离婚而离开。1957年，住在奢华的巴黎丽兹酒店，写着《流动的盛宴》，58岁的海明威回忆起多年前抵达巴黎的第一天：1921年12月21日，海明威和新婚妻子哈德利住进了巴黎左岸的雅各布旅馆（现已更名为英国旅馆，Hotel d'Angleterre）。和巴黎丽兹的贵族气息不同，三星级的雅各布旅馆更接近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那种干净方便的小地方，一出门便是无数左岸咖啡馆，除此之外没什么特色也没什么不足。他22岁，是个穷记者。她30岁，她说她年长他太多了。他说，她就是他梦中的女孩儿，他们会过一辈子。
而街道另一边的年轻哥伦比亚人。我们暂时对他没什么好说的，他还默默无闻，我们只知道他是海明威的铁杆粉丝，读了几十遍《老人与海》。事实上，他对海明威如此痴迷，他之所以会来巴黎做记者，便是为了模仿偶像的人生履历。和初来乍到的海明威一样，他没有钱，于是挑选了一个和巴黎雅各布、哈瓦那“两个世界”定位相似的城市旅馆——正对着索邦大学的弗兰德旅馆（现已更名为三大学旅馆，Hôtel des Trois Collèges）。在一间看得见索邦校园的旅馆房间里，哥伦比亚人正在写作一部小说：《没人写信给上校》。于是，和自己的偶像一样，哥伦比亚人在巴黎开始了写作之路，在巴黎体验到了最初的伟大的神明。
在1957年这戏剧性的一刻，当这位年轻人在巴黎街头看到海明威走过时，他激动得难以自抑，冲着对街用西班牙语喊道：“大师！(Maestro!)”
海明威应了一声，“再见啦，朋友！(Adios, amigo!)”
四年后，刚从古巴搬回美国没多久的海明威受日益恶化的健康问题困扰，举枪自杀。
今年夏天，在“两个世界”旅馆边上，哈瓦那规模最大的书店里（其实也不过相当于普通新华书店的藏书），我的眼睛厌倦了几整排的微笑的格瓦拉和微笑的卡斯特罗，却注意到当代古巴作家在祖国的集体失语。这一代的古巴青年恐怕不得不在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中成长，正如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在书店萧索的虚构类书目中，古巴人的名字寥寥，而这位哥伦比亚人的作品却紧挨着他心中的大师海明威。
他叫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