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的悲剧——抗拒的悲剧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诉讼》（又译《审判》）如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城堡》一样，一开始就抛给读者一团迷雾般的悬念，K莫名其妙的被捕，然后他就开始为澄清自己的无辜的事实殚精竭虑的奔走，而最终悬念未得到拨云见天日的解决，却为小说进一步展开叙述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荒诞而富有深意的生存景象所淡化，读者的思绪从对悬念的究其所以然的期待中跳出来，被吸引羁缚于围绕悬念而展开的种种场景所暗示的象征性意味。卡夫卡的小说并未完全排斥传统的写作手法，比如大量的白描，点睛般独特效果的一二句心理描写，对话描写繁复而深藏玄机，句句耐人寻味，却无啰嗦之嫌，将主人公的生存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他的小说的可读性和耐读性都较强，后者可以说是很强。卡夫卡的小说有一个特点，他总是让自己的人物与周遭为人所用的物器处于一种无法协调相安的尴尬窘迫状态，诸如阴暗的空间，拥挤的家具，拥挤的互相妨碍的人群，主人公总是同周遭的物甚或是物化的人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搏斗与挣扎，就是这种紧张扭曲，扑朔迷离的氛围感染读者，一路引导读者曲径通幽般步入他的那个光怪陆离、诡谲荒诞的生存经历中，直抵故事的结局。只有自己的生存状态总是和现实时空格格不入而游离于社会群体主流边缘、并时常陷入自相矛盾的作者的眼里才会从通常人们习以为常的市俗生活中静观到如此层出叠加的荒诞世象，但这却是人的生存本质的扭曲方式的准确表现，这是一种白日梦的幻觉，向着多重的象征意义开放。
    卡夫卡的小说被公认为绝对个人化体验的写作，甚至有书评者大量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阐释他的心历路程及写作的原驱动因素，只和父权的专断压制有密切关系，但我仍然可以从《诉讼》中读出其社会批判意向，这也许是众所公允的对文本的另一种误读，对卡夫卡作品的价值的肯定和提升也许就是建立在多重角度的目光不断推陈出新的误读理解上的。从《诉讼》中我们可以看出，法院是社会强权专制的象征，它遍及全城的每一个角落，高高在上，“每一幢楼房的顶层都是法院的办公室”，甚至一位画家的画室和卧室也是法院的办公室。除K以外，几乎每一个人都和法院有着深不可测、千丝万缕的联系。K一旦进入专制体系的程序——诉讼程序，就不可能抽身出来，无论K是否真正有罪。这里呈现出一种荒诞逻辑的颠倒认定：由“被捕”的事实导出“有罪”的事实。如果他的无辜被法院确证，那么就是对法院的否定，强权专制是不能自我否定的，所以K的种种努力无异于螳臂挡车，最终落得被刽子手“扼住喉咙，用刀捅进胸膛，并转了两转”的悲惨下场。无论K怎样抗争，如在法庭上怒诉法院的专横、霸道，极力辩白自己的无辜，还是利用女人来拉拢关系，但他一直拒绝使用为社会所肯定并为他人沿用不爽的方式，即谋求与法院达成妥协，不仅妥协，而且如小狗般的摇尾乞怜，最终获得一点小小的开恩，像K的同病相怜者布洛克那样，领得一点施舍的有限的自由，即仅仅是“假释”或“展期”（这个词仿佛在法律条文中翻译表达不太准确，大概应该为延期。），而不是无罪的确认。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蒂里希曾这样评价卡夫卡：“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和《诉讼》里，作者用纯正、经典的语言，表现了意义的本源是晦暗不清的，敢于自己承担创造性孤独，敢于自己面对恐怖的幻觉，正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杰出写照。”K不妥协，他决不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所以他的种种努力使他把自己抗拒的旗帜越举越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和女人拉拢关系的情节设置也很有反讽意义，在与周围所有的人均处于精神上隔膜陌生的状态下，唯有与异性能很快亲密沟通，互相抚慰人生的忧伤和烦恼。所以，如同象在《城堡》中描写的一样，他不断的和遇到的任何女性一见亲和，当然不排斥其利用的目的。K是一个社会生活中无助的弱者，应该说他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应该是倚仗强者，而女人则恰恰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无助的弱势人群，弱者倚靠弱者，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K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他陷入无法救赎的无罪之罪的泥淖之中，即一种虚幻的罪恶，也可以看作一种人的生存境况的象征。于是他的反抗只能导致其结局的提前来临。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结局，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依然有人不断的和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周遭的生存环境作斗争，虽然有很多人和K一样遭遇失败的下场，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正是这种反抗导致了社会和人类心灵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