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教授：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与新加坡經驗：十個關鍵詞
“紀念陳六使逝世四十周年”活動專題演講
2012年10月28日，新加坡報業控股
華語語系 (Sinophone articulations)研究是世界漢學領域的新興觀念。顧名思義，這一研究希望在傳統中國研究外，另外開出理論和實踐的方向。語言，不論稱之爲漢語，華語，華文，還是中文，被視爲華語語系研究的最大公約數。這裡所謂的語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韻，而可以是與時與地俱變，充滿口語方言雜音的語言。用巴赫金 (Bakhtin) 的觀念來説，這樣的語言永遠處在離心和向心力量的交匯點上，也總是歷史情境中，個人和群體，自我和他我不斷對話的社會性表意行爲。
華語語系這一詞彙的對應面包括了Anglophone (英語語系), Francophone (法語語系), Hispanophone (西語語系), Lusophone (葡語語系) 等，意謂在各語言宗主國之外，世界其他地區以宗主國語言爲主的各種文化表徵。如此，西印度群島的英語文化，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語文化，巴西的葡語文化等，都是可以參考的例子。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語系文化帶有強烈的殖民和後殖民辯證色彩，都反映了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力量佔據某一海外地區後，所形成的語言霸權及後果。因爲外來勢力的強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產生絕大變動，而語言，以及語言的精萃表現——文化、文字、文學——的高下異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徵。
囘看華語語系文化，我們卻發現相當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外患頻仍，但並未出現傳統定義的殖民現象。香港、臺灣、滿洲國、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區裏，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學文化活動即使受到壓抑扭曲，也依然不絕如縷。不僅如此，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使然，百年來大量華人移民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他們建立各種社群，形成自覺的語言文化氛圍。儘管家國離亂，分合不定，各個華族區域的子民總以華語作爲文化傳承的標記。
引用唐君毅先生的名言，我們要說歷經現代性的殘酷考驗，中華文化不論在大陸或是在海外都面臨“花果飄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憑藉一瓣心香，依然創造了“靈根自植”的機會。這樣對一種對文明傳承的呼應，恰是華語語系文化和其他語系文化的不同之處。但我們毋須因此浪漫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萬流歸宗式的説法。在同文同種的範疇内，主與從、内與外的分野從來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觸即發。我們必須反省歷史經驗中斷裂游移、眾聲喧嘩的事實。
新加坡的經驗提供最好的例子。這個國家曾是英屬海峽殖民地，也曾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但華人後裔至今仍佔大宗。各種語系之間縱橫交錯的現象從來是生活的現實。從華語文化觀點來看，十九世紀末出使南洋的黃遵憲到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園，再到漂流東南亞的郁達夫、小駐新加坡的老舍、徐悲鴻、林語堂，都曾經以不同形式記錄他們的經驗，也都被視為中國文化的域外插曲。這一史觀基本以大陸中國為中心，由是延伸，中央與邊緣，正統與延異的對比。
但當我們正視半個世紀以來新加坡這個國家所形成的華語文化經驗和記憶，我們得出不同的譜系。尤其當代海外華語文化蓬勃發展，“中國”或“中文”一詞已經不能涵蓋這一時期人文生産的駁雜現象。在全球化觀念的激盪下，我們對國家與文化間的對話關係，應該作出更靈活的思考。基於這樣的理念，本次講座提供以下十個“關鍵詞”作爲思考華語語系的人文研究與新加坡文化互動經驗的切入點。
“關鍵詞”(keywords) 原由英國社會批評家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提出。威廉斯認爲語言是一種持續性的社會生產，因此語言以及語言所負載的文化與政治意義總是變動不居。“關鍵詞”意指在特定歷史時空裏所產生、流通的指標性語詞。這些語詞在我們的生活、行動、思想各方面發出影響，並且與時俱進。
1.《叻報》
《叻報》是東南亞報業的起源,也是戰前新加坡出版和行銷最久的中文日報。《叻報》1881年由時任匯豐銀行買辦的薛有禮創辦，1932年3月停刊，總共刊行52年。薛有禮自謂辦報的目的是“開啟民智，推廣中華文化”；《叻報》與1923年創辦的《南洋商報》和1929創辦的《星洲日報》形成新馬的文化陣地，構成南洋華人“想像的共同體”。
《叻報》的靈魂人物是葉季允（1859－1921）；葉少流寓廣東，曾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1881年起受任《叻报》筆政凡40年，所作社論對新華人社會輿論有廣泛影响。葉季允辦強調“報中之我”與“報外之我”的區分，務求立論客觀公允。葉季允擅長篆刻、琵琶、粤曲、诗文，醫術，又是養正學堂——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學校之一——發起人。南洋使學者陳育崧譽之為“南洋第一報人”。
2. 儒教
林文慶(1869-1957）祖籍福建海澄,是第三代的南洋（峇峇）華僑，幼年移居新加坡,後進入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1887年，十八歲的林文慶獲得英國女皇獎學金到愛丁堡大學醫學院,1892年獲醫學士返回新加坡。1897年，林與新加坡名律師宋旺相合作，創辦《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 Magazine)雜誌。
林文慶雖然出身峇峇家庭，深受西學影響，卻對中國文化發展出深厚感情，成爲南洋儒教運動的樞紐人物。他又與孫中山早有過往。1906年二月，孫中山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分會，林文慶欣然加入，之後與陳嘉庚成為孫在南洋主要籌款來源。在尊孔與革命維新之間，林文慶所選擇的位置充滿張力，也代表一代海外華人面對中國獨特的應對方式。
但林文慶最受矚目的文化事業是出任廈門大學校長。廈大為陳嘉庚創立；1921年林文慶應孫中山之邀，擔任校長，至1937年離任，凡十六年。其間中國經歷劇烈現代化歷程，林的尊孔崇儒自然與倡導啓蒙革命的前衛學者格格不入，而以與魯迅的爭執最爲人所熟知。
林文慶對儒家的嚮往固然有海外華人情結，但也深刻代表對中國現代化途徑的一種選擇。多少年後，當孔子學院遍佈全球，林文慶的遠景反而成爲一種先見之明。而林文慶愛國學，提倡國故，喜愛屈原的《離騷》，甚至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此中自有深意：“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
3. 漢詩
作爲一種傳統中國文化精粹的符號，漢詩在二十世紀初遭遇到強大衝擊。五四新文學運動一片打倒傳統之聲，強調格律用典的漢詩自然首當其衝。然而在海外，漢詩的流傳不輟卻另有一層深意。這一形式代表了一種呼喚故國的招魂儀式，一種拒絕離散、留駐歷史的想像行爲。新加坡的漢詩傳統以邱菽園為佼佼者。
邱菽園1890年隨父來到新加坡，15歲回海澄参加童子试，一舉中秀才。21歲中舉；次年赴北京應試，參加“公車上書，”已有維新之志。1898年丘創辦《天南新報》，與流亡海外的維新分子如康有爲等往還，1899年邱創辦新加坡華文文女子學校，並在1902年编寫《新出千字文》——新加坡现存最早的啓蒙讀本。1929年，邱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主编《繁星》。
但邱菽園的意義不僅在新馬華僑社會的啓蒙維新角色，而更在於他一生所體現的一種名士風格。邱菽園是新加坡唯一的舉人，家道豐厚，饒有詩才；其人風流不羈，任俠仗義，從革命黨人到青樓紅粉無不相與往還，及至晚年千金散盡，瀟灑以終。他一生創作近1,400首詩歌，内容豐富，形式多樣，被稱爲“南洋詩宗”，誠非虛譽。邱菽園與大陸、臺灣、南洋詩人互動頻繁，形成縝密的應酬網絡，又以此豐富新加坡華族在地意識。面臨大雅消亡的亂世，邱將“風雅”的演練轉爲對“風土”的關注——因有“星洲”之命名。以此，邱菽園代表傳統“文人”與現代、離散文化撞擊後，最後的一次演繹。
4.《新華百年史》
《新加坡華人百年史》原名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1923年出版問世，是記錄新加坡早年華裔的重要史料。作者宋旺相出身峇峇家庭；1878年入莱佛士書院，1888年前往英國深造。進入劍橋大學攻讀法律、文學專業。1893十月回到新加坡，與同學占姆士•艾谨(James Atiken)合創律師館(Atiken & Ong Siang Co.)。同年被推選為新加坡中華基督教會會長，連任四十八年。1897年又與另外两位英女皇獎學金得主林文慶和伍連德創辦《海峡華人雜誌》，同時推動加坡華人女子教育。
宋旺相在世紀之交新華社會的重要地位，已經由此可見一斑。但與出身類似的林文慶不同，宋旺相對大英帝國心悅誠服，力求為新加坡華裔與宗主國發展緊密關係，並且自膺表率。由此產生的效忠情結成爲殖民地文化的重要“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1922年宋應“新加坡百年曆”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縂编辑麥比士 (Walter Makepeace) 邀請撰述華人百年史部分章篇。據此他次年發展為專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1923， 1975，1984）。全書分爲十期 (1819-1919), 每期十年分述華裔事迹。此書一方面為新華歷史的重要文獻，但另一方面也顯現宋自宗祖國角度囘看自身族裔的複雜心態，或以偏概全，或居高臨下，所形成的双重東方主義現象，歷來後殖民主義論者已有相當討論。
5. 南洋大學
1950年代初，英殖民政府在新馬地區奉行“英文至上”政策，無視華文教育的需要。當時馬来亞（包括新加坡）華人人口有300多萬，華人更超過新加坡人口的半數；華文中小學有1500多所，在籍學生20萬以上。然而，升讀大學的華校生寥寥無幾。尤其自1949年以後，華校高中畢業生赴中國深造之路斷絕，唯一設由於新加坡的馬来亞大學不收華校生。政府的種種規定皆不利華文教育的生存與發展，有識之士皆引以爲慮。於是乃有創立華人大學的倡議。
同是1950年，53歲的陳六使先生接替陳嘉庚出任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同時亦擔任中華總商會會長。9月9日，在一項會館集會上，陳首次提出創辦一所華文大学的心願：
余希望華僑在馬来亞創辦一大學。目標求其五年内成立，五年不成則十年，逾十年而馬来亞猶無中國大學，則為落伍。二十餘年前，吾人出洋，思想為賺錢，賺錢入手，榮歸祖國，建家立業，可為得意。今日見解已不同，自第二次大戰以後，吾人已認識马来亞無異吾人之故鄉，既有此新見解，自當為吾人馬来亞之子孫計，以南洋群島吾僑之眾，中學生之多，非从速辦一大學於中心地點之新加坡不可。
陳六使出生於福建集美，6歲失怙，在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學校念完小學。1916年来到新加坡，進入陳嘉庚的公司。他從马来亞膠園工人做起，胼手胝足，三十年以後成爲富甲一方的商人。陳六使創辦大學的構想起初並未引起華人重視，但是他不畏艱難，不僅捐獻土地——新加坡西端裕廊雲南園212公顷——作爲大學校址，更號召僑社共襄盛舉。至1954年，南大成爲華人共同心嚮往之的目標，各種捐獻義賣蔚為風潮。1955年，南洋大學成立。1956年3月15日，正式開學，1958年3月30日舉行落成典禮。新馬及東南亞族裔领袖人士觀禮，誠為一時之盛。
南洋大學以南洋為名，主要以在紀念華裔先辈渡海南来的篳路藍縷的歷史。創校精神為
一、溝通東西文化。新加坡位居東西文化交流之樞紐，南大的重要使命即在於溝通和發揚光大二大文化體系，兼重華、英、馬各種語文，以應學術研究的實際需要，使學者對當地語文有相當基礎，能充分使用，而同時學業水準與國際程度相等，作爲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二、發展馬来亞文化。馬來亞為華、馬、英、印等民族和衷共濟之邦，各民族間接觸频繁，南大的特質在於研究各民族的燦爛文化，取其精華，成就馬来亞文化。
需强调的是，陳六使並非只支持華裔文化事業，他同樣尊重他族文化。1950年，他發動馬来亞大学籌款；從1950年到1960年，他還對不同媒介語言的學校慷慨捐輸。 然而，陳六使一生中最大成就非創辦南大莫屬。
南大初創時期，恰逢新馬從殖民统治走向自治和獨立，這所大學一方面見證了新馬華人從僑民社會到國家認同的曲折路徑，另一方面也折射两地華社對自身民族文化的眷戀与堅持。日後南洋大學因爲種種原因，命運多舛，終於在1980年被關閉。至此，南大已經畢業學生超過12000名，他們在新馬和世界各地為華裔文化做作的貢獻，有目共睹。
陳六使本身沒有深厚教育背景，卻為華族子弟的教育擘畫如此龐大的願景，並投注如此多的心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回顧新馬華人社會一百多年来的歷史，我們於是立解陳六使的意義：他超越了商人的位置，擇善固執，無怨無悔，成爲新馬華人人文事業的典範。1972年，陳六使以76歲高龄辭世。曾經追隨他主理南大事務的潘受先生有輓詩云：
經濟則成大業，教育則立大功，生可為榮，死無憾也。
果斷乃出天資，剛直乃本天性，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6．南洋華語文學
南洋華語文化與一般移民、殖民地文化最大不同處，在於華族有意識的賡續傳統，並且堅持不輟。新馬華語文學史最佳例證。而方修以史筆記錄、見證華語文學在南洋的流變，一方面呼應中國文史一家的傳統，另一方面卻也標明南洋文學自外於“中原”、“正統”的視界，
方修1922生於中國，1938年南来。1951年起任《星洲日报》編輯，主持《星洲周刊》等多項報刊。直至1978年退休。方修也曾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任教，教授馬華新文学、中國新文學”等課程。以此豐富資歷，方修是編纂文學史的不二人選。早自1960年代，方休及整理戰前馬華文學，並出版馬華新文學大系，收集了自1919年至1941年間馬華各類文體作品，成爲新馬華文學學研究的基礎。方修的其重要作品包括《新馬華文新文學六十年》、与《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無愧“新馬文史家第一人”的稱號。2008年獲南洋理工大學頒發“南洋華文文學獎”。
7．多語劇場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和多種語系的國家。即使在華人社會裏，因爲移民背景、時間的不同，也形成南腔北調的現象。如何將這樣的現象呈現在公共空間裏，使之成爲公民社會的基礎，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郭寳崑是第一位意識到新加坡華語“自身”和“外緣”雙重駁雜性的劇場工作者。他傾畢生之力從事戲劇，並且藉由劇場空間思考、投射他對新加坡華語文化的願景。郭寳崑1939年出生於中國河北，1949獨自從北平來到新加坡；1959年赴澳洲工作，担任華語新文播報員兼翻譯，之後進入澳洲雪梨國立戲劇學院學習導演（1963-1965）。郭1965年5月學成回到新加坡時，適逢新加坡共和國獨立。他的劇場事業與共和國一起成長；曾創立新加坡表演藝術學院、南方藝術團（南方藝術研究會）機構。但郭的戲劇充滿社會批判辯證色彩，因此與官方屢屢摩擦。像是《挣扎》（1969）、《萬年青》（1970）、《青春的火花》（1970）《老石匠的故事》（1971）等都因爲暴露社會現象遭到禁演。1976年3月18日，郭寳崑因爲政治原因遭到政府無限期拘留，次年被褫奪公民權；一直到1980年10月1日才獲得釋放。
八十年代以來，郭在兩岸四地花與戲劇界扮演樞紐角色，與臺灣蘭陵剧坊、優劇場，表演工作坊、香港香港話劇團、進念廿面體、乃至高行健、余秋雨、賴聲川等專家互動頻繁，從舞臺上下、劇場内外形成華語語系的對話。1987、89年郭更分別創辦“實驗劇場”(Theatre practice)、“電力站藝術之家”（The Substation, A Home for the Arts），前者表他對華語劇場的經營，後者代表他對英語場的投入。日後這兩個劇場的消長，其實説明新加坡英語資源的日漸壯大的優勢。尤其郭寳崑逝世後，新加坡華語劇場何去何從，成爲值得思考的問題。而劇場以内語言演出的多聲複調，又何嘗不延伸成爲劇場以外語言實踐的眾聲喧嘩？郭寳崑晚期作品如《鄭和的後裔》等恰恰對此作出精彩詮釋。
8. 越界創作
新加坡的地理、文化傳播方面四通八達，表現在藝文創作上的活力也應該是在與各種媒體，想象資源，藝術。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陳瑞獻。陳出生於印尼，幼年來到新加坡；通曉華文、英文、法文、馬来文。在藝術方面堪稱全方位創作者，小説、散文、詩歌、戲劇、評論、翻譯，油畫、水墨、膠彩畫、版畫、雕塑、纸刻、篆刻、書法、佛學、哲學、美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涉獵。此外，他對飲食文化、園林藝術等亦有涉獵。
陳瑞獻的博學多能也曾引起見仁見智的評論。但是他的意義在於他對各種文化創作媒介的無窮好奇，以及打破界限的勇氣。就總體成就而言，陳瑞獻的貢獻仍然是在六十，七十年代對現代主義的探索。他以牧羚奴所創作的詩歌文字，筆鋒靈動而又寄托深遠，形式試驗屢屢與人驚喜。彼時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日益僵化，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陳瑞獻在新加坡與其他華語社會（香港，臺灣，馬來西亞）的現代主義文人相互唱和，成爲海外華人面對中國文化政治霸權的微妙反擊。
英培安的成就一樣值得注意。他的創作包含詩歌、散文、小説、戲劇、文學批評、政治短論、翻譯等。值得一提的是，早年英培安涉足文化整治，1978年新加坡「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拘禁， 後來有條件釋放。 1980年開始專心創作，除在《聯合早報》等任專欄作家，同時主编出版草根文藝叢書及《接觸》等雜誌。英又曾旅居香港，終又回到新加坡。2002年英培安在臺灣出版長篇《騷動》，描述五、六十年代席捲新加坡的左派運動，如馬共事件、新加坡工潮和學潮以及中國“文革”等。與他前幾部小説一樣，書中的主角都是被排斥在主流外的華校生，情節是他們在那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中的遭遇。以此，越界創作之於英培安不僅只是藝文風格文類的跨越，也更是政治的折衝，以及不同華與社會的穿梭，而他的藝術創作終於超越政治。
潘受生於福建南安，1930年19歲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後任教職。南洋大學開辦之初，潘受是執委會重要成員，深受創辦人陳六使倚重。1955年4月第一任校長林语堂離職後，潘受臨危受命，擔任南大秘書長主理渡達四年之久。然而1958年林有福政府對潘受先生採取非常手段，褫奪了他的公民權。潘受成了無國籍人士，行動受限，無法從事正常社會活動。但他，勉力以赴，直至1959年南大第一批學生（437名）畢業，才辭去職務。
文化政治的壓力卻促使潘受日後轉而寄情書法詩歌。他悠游於龍蛇飛舞的墨色中，投身瑰麗浩瀚的詩海裏。在這一方面，他的境遇讓我們想起臺灣的大書法家臺靜農先生。潘受嘗自嘲“由動物變成植物”，但心中必蘊積無限塊壘；尤其1980年以後，南大關閉，更有切膚之痛。1986年有詩“年来世事不堪論，話到喉頭咽復吞。多谢海風吹雨過，暗將吾淚洗無痕。” 1995年，新加坡政府肯定潘受隊國家文化與教育的贡献，正式宣布他為國寶。潘受米壽時自嘲：“當年是强盗，後来成國寶”。歷史的反諷，可以如是！
9．“孤島遺民”
新加坡孤懸馬來半島南端，位居東亞與南亞海路要衝，自中古時代即有華裔行旅足跡，曾以蒲羅中，龍門牙，淡馬錫，石叻明之。無論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或是明代《鄭和航海圖》，這座島嶼都已經付出中華帝國的域外歷史地表。多少世紀，移民過客駐足，它們的蹤跡鑄成華人在新加坡歷史經驗。
時間到了現代世紀的后半段，謝惠平、謝裕民各自試圖重新思考新加坡華人經驗。謝惠平以希尼爾的筆名，創作數量極豐的短篇小説以及微型小说，每以“浮城”喻指新加坡，對華人常以“孤島遺民”稱之。在新加坡“國家敍事”的語境裏，這是充滿吊詭的稱呼。 華移民數百年歷史之所以維持不墜，有賴強烈的語言、教化傳統的延續，然而追昔撫今，希尼爾卻看出這一傳統的後繼乏力。所謂“孤島遺民”因此暗指族群記憶的星散，時不我予的感傷。面對華族所來之處的唐山大陸，與其說希尼爾的感觸來自政治正統的離散，不如説是來自在地華族文化自身信念的猶疑，與實踐方式的薄弱。這是任何移民文化的兩難。除此，新加坡儘管在世界版圖中佔有重要中介位置，但如何在中介位置之上，厚植文化實力，一方面避免島國孤居姿態，一方面擺脫全球化、過境化的陷阱，是希尼爾憂慮的問題。他其實延伸傳統中國文人的憂患意識。
謝裕民懷抱類似感觸，但是他取徑的方式大有不同。他訴諸小説創作的無窮想像，在“紙上”一次又一次擘畫他的原鄉旅程，考古探險。東南亞廣袤的海域裏，華人移民和遺民來往穿梭，或是落地生根，或是緬懷故土，種種冒險、奇遇、失落、收穫交錯縱橫，形成南洋華人經驗的譜系。多少年以後，這一譜系取代了故國之思，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一種歷史的失憶肇生另一這種歷史的記憶，——在謝裕民的筆下，這更是歷史的詩意的緣起。
10．“新謠”
20世紀80年代的新加坡出現一種音樂風潮，年輕一代，尤其校園學生盛行創作歌曲，以自己的方式詮釋他們對星加坡生活的理解。這就是風行一時的“新謠”。“新謠”旋律清新，歌詞貼近日常生活，雖然不無生澀，但卻成爲一個世代的心聲與新聲。比起當年邱菽園一輩吟詠的漢詩，“新謠”的流行，儼然指向在地主體性的“聲音”的興起。
“新謠”的領軍人物是梁文福。梁文福中學時期開始寫作，而且頗有成績，但他作爲音樂人的位置超越了他的文學創作。郭寳崑先生就曾稱讚梁在“文學界和音樂界之間搭建橋梁。” 梁文福善用他填詞編曲的才華，將新加坡的本土感情與歷史記憶。《新加坡派》：
爸爸說我出世在六十年代 一歲多國家才算誕生出來
那時候沒人相信新加坡牌 還有人移民海外
舊家的戲院建在六十年代 我鑽在人群裡看明星剪綵
那時候粵語片是一片黑白 有些來新加坡拍
漸漸地我們進入七十年代 一穿上校服我就神氣起來
裕廊鎮煙窗個個有氣派 比我長高得更快 那
時候林青霞的電影最賣 鳳飛飛抒情歌曲全班都愛
孫寶玲贏了一串金牌回來 我一夜興奮難捺
當我們不覺來到八十年代 地鐵將這個傳奇講得更快
大家都忽然要向自己交代 將新謠唱起來
除此，《细水長流》、《一步一步来》、《歷史考試前夕》到《擔心》、《每次醒来》、《没有人》《天冷就回來》、《雨季》都是膾炙人口的歌曲。從上個世紀到這個世紀，兩岸四地不同世代的藝人歌手演唱梁的作品。梁文福的音樂儼然形成“新加坡派”。
這十個關鍵詞指稱文教建構、人文場域、文化理念、藝術實踐方式。同時也讓我們聯想置身其中、賦予意義的人物。這些人物有些生長於新加坡，有的則是移民或過客，但都無礙他們對獅島的深刻關懷。藉由報刊、學校、史著、學説、還有書法、音樂、詩歌、小説、劇場、繪畫、書法等種種藝文媒介，他們為新加坡提供了豐富的人文景觀，也為王賡武教授所謂的“在地的中華性”作了最佳詮釋。
華語的“關鍵”原指特別的物件裝置，用以開關或合攏物件（例如門栓）。此後延伸千百年，我們常常說關鍵作用、關鍵時刻，特別指對事物起決定重要的部分。我認爲，與其說關鍵詞是“鎖定”歷史意義的要素，不如說是“開啟”歷史意義的契機。與其說把以上的十個關鍵詞看作我們對新加坡文化史命名不可或缺的一種介入方式，不如把這些關鍵時詞視為開啟更多、更複雜，甚至充滿矛盾的新加坡文化史的可能性。在時間的開始和關閉之間，在偶然與必然之間，這些因素成為互為表裏、變證或對話的網絡。歷史因為對關鍵有不同的解釋，變得更加繁複，更需要繼續思考。
2012年10月28日，新加坡報業控股
華語語系 (Sinophone articulations)研究是世界漢學領域的新興觀念。顧名思義，這一研究希望在傳統中國研究外，另外開出理論和實踐的方向。語言，不論稱之爲漢語，華語，華文，還是中文，被視爲華語語系研究的最大公約數。這裡所謂的語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韻，而可以是與時與地俱變，充滿口語方言雜音的語言。用巴赫金 (Bakhtin) 的觀念來説，這樣的語言永遠處在離心和向心力量的交匯點上，也總是歷史情境中，個人和群體，自我和他我不斷對話的社會性表意行爲。
華語語系這一詞彙的對應面包括了Anglophone (英語語系), Francophone (法語語系), Hispanophone (西語語系), Lusophone (葡語語系) 等，意謂在各語言宗主國之外，世界其他地區以宗主國語言爲主的各種文化表徵。如此，西印度群島的英語文化，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語文化，巴西的葡語文化等，都是可以參考的例子。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語系文化帶有強烈的殖民和後殖民辯證色彩，都反映了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力量佔據某一海外地區後，所形成的語言霸權及後果。因爲外來勢力的強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產生絕大變動，而語言，以及語言的精萃表現——文化、文字、文學——的高下異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徵。
囘看華語語系文化，我們卻發現相當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外患頻仍，但並未出現傳統定義的殖民現象。香港、臺灣、滿洲國、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區裏，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學文化活動即使受到壓抑扭曲，也依然不絕如縷。不僅如此，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使然，百年來大量華人移民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他們建立各種社群，形成自覺的語言文化氛圍。儘管家國離亂，分合不定，各個華族區域的子民總以華語作爲文化傳承的標記。
引用唐君毅先生的名言，我們要說歷經現代性的殘酷考驗，中華文化不論在大陸或是在海外都面臨“花果飄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憑藉一瓣心香，依然創造了“靈根自植”的機會。這樣對一種對文明傳承的呼應，恰是華語語系文化和其他語系文化的不同之處。但我們毋須因此浪漫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萬流歸宗式的説法。在同文同種的範疇内，主與從、内與外的分野從來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觸即發。我們必須反省歷史經驗中斷裂游移、眾聲喧嘩的事實。
新加坡的經驗提供最好的例子。這個國家曾是英屬海峽殖民地，也曾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但華人後裔至今仍佔大宗。各種語系之間縱橫交錯的現象從來是生活的現實。從華語文化觀點來看，十九世紀末出使南洋的黃遵憲到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園，再到漂流東南亞的郁達夫、小駐新加坡的老舍、徐悲鴻、林語堂，都曾經以不同形式記錄他們的經驗，也都被視為中國文化的域外插曲。這一史觀基本以大陸中國為中心，由是延伸，中央與邊緣，正統與延異的對比。
但當我們正視半個世紀以來新加坡這個國家所形成的華語文化經驗和記憶，我們得出不同的譜系。尤其當代海外華語文化蓬勃發展，“中國”或“中文”一詞已經不能涵蓋這一時期人文生産的駁雜現象。在全球化觀念的激盪下，我們對國家與文化間的對話關係，應該作出更靈活的思考。基於這樣的理念，本次講座提供以下十個“關鍵詞”作爲思考華語語系的人文研究與新加坡文化互動經驗的切入點。
“關鍵詞”(keywords) 原由英國社會批評家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提出。威廉斯認爲語言是一種持續性的社會生產，因此語言以及語言所負載的文化與政治意義總是變動不居。“關鍵詞”意指在特定歷史時空裏所產生、流通的指標性語詞。這些語詞在我們的生活、行動、思想各方面發出影響，並且與時俱進。
1.《叻報》
《叻報》是東南亞報業的起源,也是戰前新加坡出版和行銷最久的中文日報。《叻報》1881年由時任匯豐銀行買辦的薛有禮創辦，1932年3月停刊，總共刊行52年。薛有禮自謂辦報的目的是“開啟民智，推廣中華文化”；《叻報》與1923年創辦的《南洋商報》和1929創辦的《星洲日報》形成新馬的文化陣地，構成南洋華人“想像的共同體”。
《叻報》的靈魂人物是葉季允（1859－1921）；葉少流寓廣東，曾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1881年起受任《叻报》筆政凡40年，所作社論對新華人社會輿論有廣泛影响。葉季允辦強調“報中之我”與“報外之我”的區分，務求立論客觀公允。葉季允擅長篆刻、琵琶、粤曲、诗文，醫術，又是養正學堂——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學校之一——發起人。南洋使學者陳育崧譽之為“南洋第一報人”。
2. 儒教
林文慶(1869-1957）祖籍福建海澄,是第三代的南洋（峇峇）華僑，幼年移居新加坡,後進入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1887年，十八歲的林文慶獲得英國女皇獎學金到愛丁堡大學醫學院,1892年獲醫學士返回新加坡。1897年，林與新加坡名律師宋旺相合作，創辦《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 Magazine)雜誌。
林文慶雖然出身峇峇家庭，深受西學影響，卻對中國文化發展出深厚感情，成爲南洋儒教運動的樞紐人物。他又與孫中山早有過往。1906年二月，孫中山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分會，林文慶欣然加入，之後與陳嘉庚成為孫在南洋主要籌款來源。在尊孔與革命維新之間，林文慶所選擇的位置充滿張力，也代表一代海外華人面對中國獨特的應對方式。
但林文慶最受矚目的文化事業是出任廈門大學校長。廈大為陳嘉庚創立；1921年林文慶應孫中山之邀，擔任校長，至1937年離任，凡十六年。其間中國經歷劇烈現代化歷程，林的尊孔崇儒自然與倡導啓蒙革命的前衛學者格格不入，而以與魯迅的爭執最爲人所熟知。
林文慶對儒家的嚮往固然有海外華人情結，但也深刻代表對中國現代化途徑的一種選擇。多少年後，當孔子學院遍佈全球，林文慶的遠景反而成爲一種先見之明。而林文慶愛國學，提倡國故，喜愛屈原的《離騷》，甚至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此中自有深意：“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
3. 漢詩
作爲一種傳統中國文化精粹的符號，漢詩在二十世紀初遭遇到強大衝擊。五四新文學運動一片打倒傳統之聲，強調格律用典的漢詩自然首當其衝。然而在海外，漢詩的流傳不輟卻另有一層深意。這一形式代表了一種呼喚故國的招魂儀式，一種拒絕離散、留駐歷史的想像行爲。新加坡的漢詩傳統以邱菽園為佼佼者。
邱菽園1890年隨父來到新加坡，15歲回海澄参加童子试，一舉中秀才。21歲中舉；次年赴北京應試，參加“公車上書，”已有維新之志。1898年丘創辦《天南新報》，與流亡海外的維新分子如康有爲等往還，1899年邱創辦新加坡華文文女子學校，並在1902年编寫《新出千字文》——新加坡现存最早的啓蒙讀本。1929年，邱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主编《繁星》。
但邱菽園的意義不僅在新馬華僑社會的啓蒙維新角色，而更在於他一生所體現的一種名士風格。邱菽園是新加坡唯一的舉人，家道豐厚，饒有詩才；其人風流不羈，任俠仗義，從革命黨人到青樓紅粉無不相與往還，及至晚年千金散盡，瀟灑以終。他一生創作近1,400首詩歌，内容豐富，形式多樣，被稱爲“南洋詩宗”，誠非虛譽。邱菽園與大陸、臺灣、南洋詩人互動頻繁，形成縝密的應酬網絡，又以此豐富新加坡華族在地意識。面臨大雅消亡的亂世，邱將“風雅”的演練轉爲對“風土”的關注——因有“星洲”之命名。以此，邱菽園代表傳統“文人”與現代、離散文化撞擊後，最後的一次演繹。
4.《新華百年史》
《新加坡華人百年史》原名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1923年出版問世，是記錄新加坡早年華裔的重要史料。作者宋旺相出身峇峇家庭；1878年入莱佛士書院，1888年前往英國深造。進入劍橋大學攻讀法律、文學專業。1893十月回到新加坡，與同學占姆士•艾谨(James Atiken)合創律師館(Atiken & Ong Siang Co.)。同年被推選為新加坡中華基督教會會長，連任四十八年。1897年又與另外两位英女皇獎學金得主林文慶和伍連德創辦《海峡華人雜誌》，同時推動加坡華人女子教育。
宋旺相在世紀之交新華社會的重要地位，已經由此可見一斑。但與出身類似的林文慶不同，宋旺相對大英帝國心悅誠服，力求為新加坡華裔與宗主國發展緊密關係，並且自膺表率。由此產生的效忠情結成爲殖民地文化的重要“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1922年宋應“新加坡百年曆”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縂编辑麥比士 (Walter Makepeace) 邀請撰述華人百年史部分章篇。據此他次年發展為專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1923， 1975，1984）。全書分爲十期 (1819-1919), 每期十年分述華裔事迹。此書一方面為新華歷史的重要文獻，但另一方面也顯現宋自宗祖國角度囘看自身族裔的複雜心態，或以偏概全，或居高臨下，所形成的双重東方主義現象，歷來後殖民主義論者已有相當討論。
5. 南洋大學
1950年代初，英殖民政府在新馬地區奉行“英文至上”政策，無視華文教育的需要。當時馬来亞（包括新加坡）華人人口有300多萬，華人更超過新加坡人口的半數；華文中小學有1500多所，在籍學生20萬以上。然而，升讀大學的華校生寥寥無幾。尤其自1949年以後，華校高中畢業生赴中國深造之路斷絕，唯一設由於新加坡的馬来亞大學不收華校生。政府的種種規定皆不利華文教育的生存與發展，有識之士皆引以爲慮。於是乃有創立華人大學的倡議。
同是1950年，53歲的陳六使先生接替陳嘉庚出任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同時亦擔任中華總商會會長。9月9日，在一項會館集會上，陳首次提出創辦一所華文大学的心願：
余希望華僑在馬来亞創辦一大學。目標求其五年内成立，五年不成則十年，逾十年而馬来亞猶無中國大學，則為落伍。二十餘年前，吾人出洋，思想為賺錢，賺錢入手，榮歸祖國，建家立業，可為得意。今日見解已不同，自第二次大戰以後，吾人已認識马来亞無異吾人之故鄉，既有此新見解，自當為吾人馬来亞之子孫計，以南洋群島吾僑之眾，中學生之多，非从速辦一大學於中心地點之新加坡不可。
陳六使出生於福建集美，6歲失怙，在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學校念完小學。1916年来到新加坡，進入陳嘉庚的公司。他從马来亞膠園工人做起，胼手胝足，三十年以後成爲富甲一方的商人。陳六使創辦大學的構想起初並未引起華人重視，但是他不畏艱難，不僅捐獻土地——新加坡西端裕廊雲南園212公顷——作爲大學校址，更號召僑社共襄盛舉。至1954年，南大成爲華人共同心嚮往之的目標，各種捐獻義賣蔚為風潮。1955年，南洋大學成立。1956年3月15日，正式開學，1958年3月30日舉行落成典禮。新馬及東南亞族裔领袖人士觀禮，誠為一時之盛。
南洋大學以南洋為名，主要以在紀念華裔先辈渡海南来的篳路藍縷的歷史。創校精神為
一、溝通東西文化。新加坡位居東西文化交流之樞紐，南大的重要使命即在於溝通和發揚光大二大文化體系，兼重華、英、馬各種語文，以應學術研究的實際需要，使學者對當地語文有相當基礎，能充分使用，而同時學業水準與國際程度相等，作爲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二、發展馬来亞文化。馬來亞為華、馬、英、印等民族和衷共濟之邦，各民族間接觸频繁，南大的特質在於研究各民族的燦爛文化，取其精華，成就馬来亞文化。
需强调的是，陳六使並非只支持華裔文化事業，他同樣尊重他族文化。1950年，他發動馬来亞大学籌款；從1950年到1960年，他還對不同媒介語言的學校慷慨捐輸。 然而，陳六使一生中最大成就非創辦南大莫屬。
南大初創時期，恰逢新馬從殖民统治走向自治和獨立，這所大學一方面見證了新馬華人從僑民社會到國家認同的曲折路徑，另一方面也折射两地華社對自身民族文化的眷戀与堅持。日後南洋大學因爲種種原因，命運多舛，終於在1980年被關閉。至此，南大已經畢業學生超過12000名，他們在新馬和世界各地為華裔文化做作的貢獻，有目共睹。
陳六使本身沒有深厚教育背景，卻為華族子弟的教育擘畫如此龐大的願景，並投注如此多的心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回顧新馬華人社會一百多年来的歷史，我們於是立解陳六使的意義：他超越了商人的位置，擇善固執，無怨無悔，成爲新馬華人人文事業的典範。1972年，陳六使以76歲高龄辭世。曾經追隨他主理南大事務的潘受先生有輓詩云：
經濟則成大業，教育則立大功，生可為榮，死無憾也。
果斷乃出天資，剛直乃本天性，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6．南洋華語文學
南洋華語文化與一般移民、殖民地文化最大不同處，在於華族有意識的賡續傳統，並且堅持不輟。新馬華語文學史最佳例證。而方修以史筆記錄、見證華語文學在南洋的流變，一方面呼應中國文史一家的傳統，另一方面卻也標明南洋文學自外於“中原”、“正統”的視界，
方修1922生於中國，1938年南来。1951年起任《星洲日报》編輯，主持《星洲周刊》等多項報刊。直至1978年退休。方修也曾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任教，教授馬華新文学、中國新文學”等課程。以此豐富資歷，方修是編纂文學史的不二人選。早自1960年代，方休及整理戰前馬華文學，並出版馬華新文學大系，收集了自1919年至1941年間馬華各類文體作品，成爲新馬華文學學研究的基礎。方修的其重要作品包括《新馬華文新文學六十年》、与《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無愧“新馬文史家第一人”的稱號。2008年獲南洋理工大學頒發“南洋華文文學獎”。
7．多語劇場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和多種語系的國家。即使在華人社會裏，因爲移民背景、時間的不同，也形成南腔北調的現象。如何將這樣的現象呈現在公共空間裏，使之成爲公民社會的基礎，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郭寳崑是第一位意識到新加坡華語“自身”和“外緣”雙重駁雜性的劇場工作者。他傾畢生之力從事戲劇，並且藉由劇場空間思考、投射他對新加坡華語文化的願景。郭寳崑1939年出生於中國河北，1949獨自從北平來到新加坡；1959年赴澳洲工作，担任華語新文播報員兼翻譯，之後進入澳洲雪梨國立戲劇學院學習導演（1963-1965）。郭1965年5月學成回到新加坡時，適逢新加坡共和國獨立。他的劇場事業與共和國一起成長；曾創立新加坡表演藝術學院、南方藝術團（南方藝術研究會）機構。但郭的戲劇充滿社會批判辯證色彩，因此與官方屢屢摩擦。像是《挣扎》（1969）、《萬年青》（1970）、《青春的火花》（1970）《老石匠的故事》（1971）等都因爲暴露社會現象遭到禁演。1976年3月18日，郭寳崑因爲政治原因遭到政府無限期拘留，次年被褫奪公民權；一直到1980年10月1日才獲得釋放。
八十年代以來，郭在兩岸四地花與戲劇界扮演樞紐角色，與臺灣蘭陵剧坊、優劇場，表演工作坊、香港香港話劇團、進念廿面體、乃至高行健、余秋雨、賴聲川等專家互動頻繁，從舞臺上下、劇場内外形成華語語系的對話。1987、89年郭更分別創辦“實驗劇場”(Theatre practice)、“電力站藝術之家”（The Substation, A Home for the Arts），前者表他對華語劇場的經營，後者代表他對英語場的投入。日後這兩個劇場的消長，其實説明新加坡英語資源的日漸壯大的優勢。尤其郭寳崑逝世後，新加坡華語劇場何去何從，成爲值得思考的問題。而劇場以内語言演出的多聲複調，又何嘗不延伸成爲劇場以外語言實踐的眾聲喧嘩？郭寳崑晚期作品如《鄭和的後裔》等恰恰對此作出精彩詮釋。
8. 越界創作
新加坡的地理、文化傳播方面四通八達，表現在藝文創作上的活力也應該是在與各種媒體，想象資源，藝術。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陳瑞獻。陳出生於印尼，幼年來到新加坡；通曉華文、英文、法文、馬来文。在藝術方面堪稱全方位創作者，小説、散文、詩歌、戲劇、評論、翻譯，油畫、水墨、膠彩畫、版畫、雕塑、纸刻、篆刻、書法、佛學、哲學、美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涉獵。此外，他對飲食文化、園林藝術等亦有涉獵。
陳瑞獻的博學多能也曾引起見仁見智的評論。但是他的意義在於他對各種文化創作媒介的無窮好奇，以及打破界限的勇氣。就總體成就而言，陳瑞獻的貢獻仍然是在六十，七十年代對現代主義的探索。他以牧羚奴所創作的詩歌文字，筆鋒靈動而又寄托深遠，形式試驗屢屢與人驚喜。彼時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日益僵化，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陳瑞獻在新加坡與其他華語社會（香港，臺灣，馬來西亞）的現代主義文人相互唱和，成爲海外華人面對中國文化政治霸權的微妙反擊。
英培安的成就一樣值得注意。他的創作包含詩歌、散文、小説、戲劇、文學批評、政治短論、翻譯等。值得一提的是，早年英培安涉足文化整治，1978年新加坡「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拘禁， 後來有條件釋放。 1980年開始專心創作，除在《聯合早報》等任專欄作家，同時主编出版草根文藝叢書及《接觸》等雜誌。英又曾旅居香港，終又回到新加坡。2002年英培安在臺灣出版長篇《騷動》，描述五、六十年代席捲新加坡的左派運動，如馬共事件、新加坡工潮和學潮以及中國“文革”等。與他前幾部小説一樣，書中的主角都是被排斥在主流外的華校生，情節是他們在那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中的遭遇。以此，越界創作之於英培安不僅只是藝文風格文類的跨越，也更是政治的折衝，以及不同華與社會的穿梭，而他的藝術創作終於超越政治。
潘受生於福建南安，1930年19歲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後任教職。南洋大學開辦之初，潘受是執委會重要成員，深受創辦人陳六使倚重。1955年4月第一任校長林语堂離職後，潘受臨危受命，擔任南大秘書長主理渡達四年之久。然而1958年林有福政府對潘受先生採取非常手段，褫奪了他的公民權。潘受成了無國籍人士，行動受限，無法從事正常社會活動。但他，勉力以赴，直至1959年南大第一批學生（437名）畢業，才辭去職務。
文化政治的壓力卻促使潘受日後轉而寄情書法詩歌。他悠游於龍蛇飛舞的墨色中，投身瑰麗浩瀚的詩海裏。在這一方面，他的境遇讓我們想起臺灣的大書法家臺靜農先生。潘受嘗自嘲“由動物變成植物”，但心中必蘊積無限塊壘；尤其1980年以後，南大關閉，更有切膚之痛。1986年有詩“年来世事不堪論，話到喉頭咽復吞。多谢海風吹雨過，暗將吾淚洗無痕。” 1995年，新加坡政府肯定潘受隊國家文化與教育的贡献，正式宣布他為國寶。潘受米壽時自嘲：“當年是强盗，後来成國寶”。歷史的反諷，可以如是！
9．“孤島遺民”
新加坡孤懸馬來半島南端，位居東亞與南亞海路要衝，自中古時代即有華裔行旅足跡，曾以蒲羅中，龍門牙，淡馬錫，石叻明之。無論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或是明代《鄭和航海圖》，這座島嶼都已經付出中華帝國的域外歷史地表。多少世紀，移民過客駐足，它們的蹤跡鑄成華人在新加坡歷史經驗。
時間到了現代世紀的后半段，謝惠平、謝裕民各自試圖重新思考新加坡華人經驗。謝惠平以希尼爾的筆名，創作數量極豐的短篇小説以及微型小说，每以“浮城”喻指新加坡，對華人常以“孤島遺民”稱之。在新加坡“國家敍事”的語境裏，這是充滿吊詭的稱呼。 華移民數百年歷史之所以維持不墜，有賴強烈的語言、教化傳統的延續，然而追昔撫今，希尼爾卻看出這一傳統的後繼乏力。所謂“孤島遺民”因此暗指族群記憶的星散，時不我予的感傷。面對華族所來之處的唐山大陸，與其說希尼爾的感觸來自政治正統的離散，不如説是來自在地華族文化自身信念的猶疑，與實踐方式的薄弱。這是任何移民文化的兩難。除此，新加坡儘管在世界版圖中佔有重要中介位置，但如何在中介位置之上，厚植文化實力，一方面避免島國孤居姿態，一方面擺脫全球化、過境化的陷阱，是希尼爾憂慮的問題。他其實延伸傳統中國文人的憂患意識。
謝裕民懷抱類似感觸，但是他取徑的方式大有不同。他訴諸小説創作的無窮想像，在“紙上”一次又一次擘畫他的原鄉旅程，考古探險。東南亞廣袤的海域裏，華人移民和遺民來往穿梭，或是落地生根，或是緬懷故土，種種冒險、奇遇、失落、收穫交錯縱橫，形成南洋華人經驗的譜系。多少年以後，這一譜系取代了故國之思，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一種歷史的失憶肇生另一這種歷史的記憶，——在謝裕民的筆下，這更是歷史的詩意的緣起。
10．“新謠”
20世紀80年代的新加坡出現一種音樂風潮，年輕一代，尤其校園學生盛行創作歌曲，以自己的方式詮釋他們對星加坡生活的理解。這就是風行一時的“新謠”。“新謠”旋律清新，歌詞貼近日常生活，雖然不無生澀，但卻成爲一個世代的心聲與新聲。比起當年邱菽園一輩吟詠的漢詩，“新謠”的流行，儼然指向在地主體性的“聲音”的興起。
“新謠”的領軍人物是梁文福。梁文福中學時期開始寫作，而且頗有成績，但他作爲音樂人的位置超越了他的文學創作。郭寳崑先生就曾稱讚梁在“文學界和音樂界之間搭建橋梁。” 梁文福善用他填詞編曲的才華，將新加坡的本土感情與歷史記憶。《新加坡派》：
爸爸說我出世在六十年代 一歲多國家才算誕生出來
那時候沒人相信新加坡牌 還有人移民海外
舊家的戲院建在六十年代 我鑽在人群裡看明星剪綵
那時候粵語片是一片黑白 有些來新加坡拍
漸漸地我們進入七十年代 一穿上校服我就神氣起來
裕廊鎮煙窗個個有氣派 比我長高得更快 那
時候林青霞的電影最賣 鳳飛飛抒情歌曲全班都愛
孫寶玲贏了一串金牌回來 我一夜興奮難捺
當我們不覺來到八十年代 地鐵將這個傳奇講得更快
大家都忽然要向自己交代 將新謠唱起來
除此，《细水長流》、《一步一步来》、《歷史考試前夕》到《擔心》、《每次醒来》、《没有人》《天冷就回來》、《雨季》都是膾炙人口的歌曲。從上個世紀到這個世紀，兩岸四地不同世代的藝人歌手演唱梁的作品。梁文福的音樂儼然形成“新加坡派”。
這十個關鍵詞指稱文教建構、人文場域、文化理念、藝術實踐方式。同時也讓我們聯想置身其中、賦予意義的人物。這些人物有些生長於新加坡，有的則是移民或過客，但都無礙他們對獅島的深刻關懷。藉由報刊、學校、史著、學説、還有書法、音樂、詩歌、小説、劇場、繪畫、書法等種種藝文媒介，他們為新加坡提供了豐富的人文景觀，也為王賡武教授所謂的“在地的中華性”作了最佳詮釋。
華語的“關鍵”原指特別的物件裝置，用以開關或合攏物件（例如門栓）。此後延伸千百年，我們常常說關鍵作用、關鍵時刻，特別指對事物起決定重要的部分。我認爲，與其說關鍵詞是“鎖定”歷史意義的要素，不如說是“開啟”歷史意義的契機。與其說把以上的十個關鍵詞看作我們對新加坡文化史命名不可或缺的一種介入方式，不如把這些關鍵時詞視為開啟更多、更複雜，甚至充滿矛盾的新加坡文化史的可能性。在時間的開始和關閉之間，在偶然與必然之間，這些因素成為互為表裏、變證或對話的網絡。歷史因為對關鍵有不同的解釋，變得更加繁複，更需要繼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