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别读博，除非你真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讨论
针对《别读博，除非你真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文章的讨论。
悲伤的发现想要问您的问题太长了，放分享留言下面有碍市容，特单列成日志。期望老大能不惜口舌的赐教。
这文章让我思考了几件事。第一个是梦想和责任的冲突。博士生想过的生活不累安稳，算自己觉得舒服的生活。老师期望博士生站在科研前端，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从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做是博士生终于敢对导师说不，摆脱生活的既定框架；从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看做博士生年青任性，不愿意为科研吃苦，浪费了自己的天赋和老师的心血。那么我想思考的是人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时需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天赋？在接受了很多帮助和积累后，就地丢掉从来是不是一种不负责？梦想会不会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任性和缺乏担待的外衣？
第二个是人怎样才能给自己定位清楚？像这文章中，博士生认为自己拥有的都是不入流的三脚猫功夫，老师却认为他是难得一见的有高天赋、敏感和耐心的科研人才，而且就他拿到的各项成果来看，也确实是得到了很多外界肯定（当然，这有优秀资源向优势群体倾斜的原因）。因为不了解数学领域的情况，所以我也无从判定博士生的位置。但套用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会不会出现低估了自己才能以致错过一些机会或者give ourselves a limit的情况？
第三个当然是若博士生对自己看的很准，那么现在的学术环境到底是有多水，而一个能够有所贡献的研究者又该怎么被培养出来呢？看对科研事业的热情？还是抛开来只看天赋？当然，考虑到我对科研持有的更多的是尊敬而非兴趣，这条我并不像前两条那么hunger an answer。
（好多中英文夹杂，望不碍眼）
==============回应的分割线===============
博士的选择和博导的苦恼
开篇的话
程老师和赵同学的事牵出了“博士”、“科研”、“责任”、“梦想”等话题。这本不是学术界的什么大事；也因为双方较劲的地方不在体制不良、道统沦丧（同当年王垠的出走比），新闻界只是跟着翻一翻眼皮。两个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师生之间，就一些开放性问题进行探讨，不存在支持谁贬斥谁的必要。
民众、公知对这件事的反应还算靠谱。首先，这是两个非常具体的人就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起争议，鲁迅说：“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朝天开炮习惯了，如此有名有姓的情形，民众倒无从反应。另外，他们爷俩还处处引据专业背景，令多半是文科出身、辍学出身的公知应付不来。这种各占一半道理的争论是不能以普世的良知常识去判断的。以之对公众的借鉴可能在两个方面：普及下博士、科研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给家长们看；给外人看看什么是“说话”，公共平台上我们更熟悉的是“吵架”和“狡辩”，嗓门降低一些、笔锋清脆一些，早不会了。
我对这件事没有立场，只有看法，着头不着尾地先码在下面。
梦想是什么？
如下特征是梦想起码要有的。
其一，它与“实现”无关，因为它是状态，不是结论。真正的梦想家不会去追求一个结果，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状态，只有他们自己晓得那种状态是什么，外人只能归纳；所以在外人看来：他们所谓的梦想就是一二三四五的结论。阿基米德真的想撬动地球吗？他只是想拥有宇宙视野，宇宙视野以及那个年代最了不起的智慧，更直观是他老人家沉醉其中的感觉，才可能是他的梦想。梦想的近义词应该是“信仰”，它们都有着极其神秘的快感，当事人以外休想捉摸得到。
于是，“周游世界”在当今时代只能勉强算“生活目标”，还必须是具体的周游、涤荡身心的周游，不是那种拍拍照、撒撒尿的所谓周游。至于信仰，根本是无所谓实现，也基本实现不了的——圣保罗、圣彼得真的为了“天国王朝”才追随人子吗？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极其幸运的人实现了他的全部信仰，之后怎样呢？夸父死了（不死的话他会以为自己是太阳神或太阳之子），毛某人的破坏开动了……一旦过去的梦想实现，他们不仅会去找新的梦想，还会篡改对过去的梦想的说法。新的梦想那么好找吗？只能左突右撞，鸡飞蛋打；叭儿狗们以为领袖缺的是结论，就乒乒乓乓打造出一大堆结论，领袖也逐渐沉迷于这些结论，忘了梦想本来是一种忘我、所以唯我的状态。
站在历史这头我们看，两种人最可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铸剑为犁、马归南山的。他们要么实现不了全部的梦想；要么实现后知趣地走开，避免做后人的绊脚石。
其二，它首先是私人的，才是社会的。社会是形而下的，只有私人才有可能形而上；但一旦它通过私人明确发生出来，它就势必要导向社会。程老师不以赵同学的辩解为然的很大一个理由，是他觉得赵同学应该为祖国人民考虑、为科研事业考虑，但反观程老师自己对梦想的叙述，他的梦想也是先私人而后社会。他学生时代才智过人、能力出众，老师很器重他，不仅鼓励他还用意栽培他；他在这条路上不断有成绩，到了一定程度才觉得这不是个人的事了，要为更长远的未来考虑。赵同学到这个阶段了吗？从他个人的选择看是没有的。这也只有自己清楚是不是到了可以谈社会的阶段——别人眼里你都是救世主了，自己心里很可能只是买不起华服、才在腰里围一圈麻布。
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教育往往灌输给我们，先社会再个人，先关注大的，再去看小的。尤其中国教育界，受苏霍姆林斯基的影响很深，“……人每日好似向着未来阔步前进，时时刻刻想着未来，关注着未来。由理解社会理想到形成个人崇高的生活目的，这是教育，首先是情感教育的一条漫长的道路”，往往以之为机械的“社会理想-个人规划”。可老爷子更说：“十分重要的是，关于祖国的豪言壮语和崇高理想在我们学生的意识中不要变成响亮的然而是空洞的辞藻，不要使它们由于一再重复而变得黯然失色、平淡无奇。让孩子们不要去空谈崇高的理想，让这些理想存在于幼小心灵的热情激荡之中，存在于激奋的情感和行动之中，存在于爱和恨、忠诚和不妥协的精神之中。”——尽管这话说的也不明不白，因为热情、爱恨、精神绝不是生活持久的谈判对手，但他毕竟修正了“先大后小”的逻辑上的想当然。连《大学》也是先“诚意正心”，才“修齐治平”的。
其三，只有少数人能从私人中挣扎出来，把梦想托举到社会的层面；多数人对社会只有最一般的义务，公序良俗。为什么？还是很具体的原因：梦想的担子太沉重，一般人背不下去，也不必背。现在我们看“天才”，天才是怎么回事？他们绝不是比一般人更聪明，相反，比一般人傻。天才唯一的长处就是专注，可怕的专注，惊天地泣鬼神的专注。程老师自己举的例子：“谷山—志村关于椭圆曲线的猜想大概是Wiles之前费马大定理研究的最前沿；Wiles正是从这里出发，苦干八年，终于修成正果。Perelman证明庞加莱猜想。当Hamilton关于Ricci流奇点的工作发表时，若干高手，包括Perelman以及丘成桐等，都意识到它是通往庞加莱猜想之路。最后，Perelman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了这个证明。”这里面提到的人物都是我们作为天才传颂的，但这些天才付出了多大的艰辛才得出了成果？完全不是小人书里说的做个梦就解决什么世界难题，上厕所的功夫伟大的公式就往外蹦。即便真的有这回事，也只能说明他们魔怔到做梦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都转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我觉得网上很荒诞的一句话是：“牛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还这么勤奋”，你以为牛人除了勤奋还有什么？有钱人的小孩多了、有权人的小孩多了，该不牛的照样不牛。
社会还是很宽容的，有天才们的活路，就有平常人的活路。如果真的像希特勒宣扬的那样只有优等种族（他们自己定义的优等种族）可以继续，阿猫阿狗都最好进焚尸炉，他只能一直烧一直烧，直到世界上只剩下一个锅炉工和他自己。平常人完全不必像程老师期望的科学家那样的活着，赵同学选择平常的生活，做一个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很可能在于他看透了：我干嘛非得和自己那么较劲，不较劲不是照样活得很好吗？平常人不必去背负一座梦想的雷峰塔，只需根据生活的进展设置正直的生活目标；没事的时候西湖上划划船，以别人身上的雷峰塔为自己眼里的风景，欣赏着、敬畏着，足够。是手忙脚乱的教育赋予了“梦想”以绝对的褒义和过于俗化的阐释。更不必去背负别人的梦想，大义凛然只是很好看，往往一点实惠也没有，就像鲁迅说的：“我又不学耶稣，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有梦想的人不可避免地折磨自己，就像任何一种主流宗教附近都有一些以苦修为宗旨的外道，那些苦行者智慧上不够，又咬死了信仰不肯丢，怎么办？折磨自己吧。梦想不仅不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还势必与平常人的幸福处处冲撞。这里不举例子，从小我们就学的那些抛家舍业的领导干部、行业模范就是，他们中的有些人真的为梦想而努力的话，没有人性、没有人味是再正常不过了。有几个爱因斯坦，可以边玩相对论，边拉小提琴？如果以平庸的资质、一般的机缘去强行负担一个梦想，那很容易成为梦想的奴隶，很容易在以后的生命中隐去自己。这和成不成功是两码事，坚持下去很可能成功，但一些有天才、有条件的梦想家只是把自己用火烤，而这些人就要把自己烧成灰。
所以也别和他们理论“为什么你们没尽到丈夫（儿子）的责任”，“为什么不去浇花、喂狗，学学怎么打麻将”——“责任”不是梦想家语言系统里的词汇，他们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一往无前、奋不顾身，唯一的责任就是梦想。孙中山不是好丈夫，毛某人更不是，别举戴高乐的例子——有几个戴高乐，又有多少毛某人？还是老话：对梦想比较游刃有余的，成为戴高乐、爱因斯坦；吭哧吭哧背不动的，孙中山、毛某人以及其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固然不错，劝的不是这拨人。
另外需要强调的就是：梦想最大的阻碍往往是最亲近的人。假设赵同学的梦想是在中学数学教育事业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目前最大的障碍不就是最器重他的程老师吗？刀光剑影我们可以冲撞，慈母的微笑、幼儿的啼哭——既有这些没法下脚去跨越的羁绊，就莫问我无能或无情。梦想家一定是孤家寡人，他做的事情如果很多人都理解和同情，那梦想的超越性又体现在哪儿呢？谢飞导演拿出《香魂女》的时候，就说：太多人看的话，是对这部片子的亵渎；再去看蔡明亮那小子，他谈到自己电影不卖钱是多么的得意啊……所以我认为：誓言做一个赚钱的企业不是梦想，做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企业才可能是梦想。能想象扎克伯格任由留学中介在Face book上狂cei（北京话那个cei字，打不出来）广告吗？乔布斯会给苹果手机镶一个亮瞎狗眼的宝石？对他们来说，不是所有的钱都叫钱。
自己怎么样自己说了不算
赵同学出走的另一个很大原因是觉得自己不太行，尽管和更水的比已经很卓越了，但自己做的成果经常连自己也看不上。首先得说：这很正常，“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就是彼此鏖战的关系，自己的东西自己要看得不亦乐乎那才证明是个庸人；科研工作的性质使然，必须不停否定，不停挑战权威，俯首一切，然后目空一切，没有二话。在掌握了本行业大概的资料后，有的人就持续鄙视下去，做一个学生面前挥斥方遒的伪权威；有的人会朝灯泡以外的黑暗闯闯，殚精竭虑，不得好死，人们只能期求与他们沧桑的正脸或神圣的背影相遇。
这里面更要紧的问题是：自己怎么样自己说了不算。为什么有“盖棺定论”的说法？连同代人的评价都不足信，何况与自己最亲近的自己了。有没有梦想自己清楚，但究竟在梦想这片天地上种出什么东西要交给历史去看，最起码也要外人去看。
程老师和很多外国学者既然肯定了赵同学的表现，就证明他的工作不是无意义的。他对自己的评价只能作为一部分的参考意见，学界怎么看，尤其专业学者们怎么看，起码也是一部分的参考意见，不能他自己觉得不行就把自己否定掉。人是无权否定自己的。杨绛先生就回忆：钱锺书先生创作出《围城》之后并不很满意，作为作者他有自己的缺憾，但不能阻止后来的读者蜂拥而至，捧他上天。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钱先生觉得这书实在不行，一把火烧了，他自己倒没事，可能还有后来的《谈艺录》、《管锥编》，依然大学者；读者们就永远失去了这么一部《围城》。正因为梦想的发展必由私人而社会，惠及面、破坏力也是私人而社会的。梦想本身是自己的事，赵同学冷暖自知；但别人一旦通过你的梦想归纳出结论，而这些结论已经开始影响社会，其实你已被外人从私人里推出来，直接扔上社会的层面——你依然可以承认自己没有梦，生活目标罢了、私人阶段罢了，但阻止不了历史抖着鹅毛笔开动它的另一套说辞。
这里面就区分出：自己认为是梦想家，并被历史认为是梦想家；和自己不认，别人硬要攀附一下的。历史才不管是你是敦煌的无名画匠还是美术学院的大牌教授，某种意义上，作品是不认识作者的。
当然，也有人质疑：他既然没资格否定自己，那么有资格投奔他路吗？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选择”，无论别人如何挽留、历史一再勾引，不从就是不从。电影《心灵捕手》的最后，马特·达蒙饰演的天才少年还是没有跟那些教授走，追他的女朋友去了；而这部片子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可见主流价值观对天才少年的选择是充分认可的。美国老师可能也懊丧、惋惜，但美国社会没有逼着天才非得去做天才的事。这片子在中国一定获不了金鸡百花奖，咱们师承朱熹，知行是不合一的；先给你挖了坑，你不做萝卜也必须是萝卜，否则连泥土似的活着也别想（这些年好得多）。赵同学要走，程老师最终是放行的，他做一个选择，而且是正直善意的选择，只是无关祖国人民、科研事业背给他的十字架，有何不可呢？至于他这些年申请到的科研经费，组织栽培他的花销，又不是他偷来抢来的，放在他身上还果真有成果。
最后的话
尊重博士的选择，也正好令家长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博士。不是你们一群losers凑到一起互相吹牛的那个“博士”，是真的要掉头发、暴增皱纹、眼镜像鞋底那么厚的博士。我在规划自己的博士的时候，老爸曾关心地问：“需不需要研究生阶段的论文啊？”“当然，有是最好的。可是不好写。”“那也要写，不好写也要写。”——他始终没理解所谓“不好写”有多么不好写，和掏点钱在国内期刊上扯两页废纸不是一回事。
当然，由于读博士不赚钱，很多家长已弃之而去；甚至孩子早早地就不干了，投行、咨询哪个不是花半条命——非得拿这半条命去养一些没几个人懂的论文出来？即便终身教授体系下的科研工作者待遇有保证，但相同的投入放在别的事业上早换成更大的金块、更漂亮的老婆了。
理解赵博士的选择，更感激程博导的苦恼——愿意为学生苦恼一下的老师不多了。比起您犯愁的事情，您的惆怅更美丽。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2年11月2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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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的发现想要问您的问题太长了，放分享留言下面有碍市容，特单列成日志。期望老大能不惜口舌的赐教。
这文章让我思考了几件事。第一个是梦想和责任的冲突。博士生想过的生活不累安稳，算自己觉得舒服的生活。老师期望博士生站在科研前端，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从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做是博士生终于敢对导师说不，摆脱生活的既定框架；从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看做博士生年青任性，不愿意为科研吃苦，浪费了自己的天赋和老师的心血。那么我想思考的是人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时需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天赋？在接受了很多帮助和积累后，就地丢掉从来是不是一种不负责？梦想会不会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任性和缺乏担待的外衣？
第二个是人怎样才能给自己定位清楚？像这文章中，博士生认为自己拥有的都是不入流的三脚猫功夫，老师却认为他是难得一见的有高天赋、敏感和耐心的科研人才，而且就他拿到的各项成果来看，也确实是得到了很多外界肯定（当然，这有优秀资源向优势群体倾斜的原因）。因为不了解数学领域的情况，所以我也无从判定博士生的位置。但套用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会不会出现低估了自己才能以致错过一些机会或者give ourselves a limit的情况？
第三个当然是若博士生对自己看的很准，那么现在的学术环境到底是有多水，而一个能够有所贡献的研究者又该怎么被培养出来呢？看对科研事业的热情？还是抛开来只看天赋？当然，考虑到我对科研持有的更多的是尊敬而非兴趣，这条我并不像前两条那么hunger an answer。
（好多中英文夹杂，望不碍眼）
==============回应的分割线===============
博士的选择和博导的苦恼
开篇的话
程老师和赵同学的事牵出了“博士”、“科研”、“责任”、“梦想”等话题。这本不是学术界的什么大事；也因为双方较劲的地方不在体制不良、道统沦丧（同当年王垠的出走比），新闻界只是跟着翻一翻眼皮。两个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师生之间，就一些开放性问题进行探讨，不存在支持谁贬斥谁的必要。
民众、公知对这件事的反应还算靠谱。首先，这是两个非常具体的人就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起争议，鲁迅说：“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朝天开炮习惯了，如此有名有姓的情形，民众倒无从反应。另外，他们爷俩还处处引据专业背景，令多半是文科出身、辍学出身的公知应付不来。这种各占一半道理的争论是不能以普世的良知常识去判断的。以之对公众的借鉴可能在两个方面：普及下博士、科研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给家长们看；给外人看看什么是“说话”，公共平台上我们更熟悉的是“吵架”和“狡辩”，嗓门降低一些、笔锋清脆一些，早不会了。
我对这件事没有立场，只有看法，着头不着尾地先码在下面。
梦想是什么？
如下特征是梦想起码要有的。
其一，它与“实现”无关，因为它是状态，不是结论。真正的梦想家不会去追求一个结果，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状态，只有他们自己晓得那种状态是什么，外人只能归纳；所以在外人看来：他们所谓的梦想就是一二三四五的结论。阿基米德真的想撬动地球吗？他只是想拥有宇宙视野，宇宙视野以及那个年代最了不起的智慧，更直观是他老人家沉醉其中的感觉，才可能是他的梦想。梦想的近义词应该是“信仰”，它们都有着极其神秘的快感，当事人以外休想捉摸得到。
于是，“周游世界”在当今时代只能勉强算“生活目标”，还必须是具体的周游、涤荡身心的周游，不是那种拍拍照、撒撒尿的所谓周游。至于信仰，根本是无所谓实现，也基本实现不了的——圣保罗、圣彼得真的为了“天国王朝”才追随人子吗？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极其幸运的人实现了他的全部信仰，之后怎样呢？夸父死了（不死的话他会以为自己是太阳神或太阳之子），毛某人的破坏开动了……一旦过去的梦想实现，他们不仅会去找新的梦想，还会篡改对过去的梦想的说法。新的梦想那么好找吗？只能左突右撞，鸡飞蛋打；叭儿狗们以为领袖缺的是结论，就乒乒乓乓打造出一大堆结论，领袖也逐渐沉迷于这些结论，忘了梦想本来是一种忘我、所以唯我的状态。
站在历史这头我们看，两种人最可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铸剑为犁、马归南山的。他们要么实现不了全部的梦想；要么实现后知趣地走开，避免做后人的绊脚石。
其二，它首先是私人的，才是社会的。社会是形而下的，只有私人才有可能形而上；但一旦它通过私人明确发生出来，它就势必要导向社会。程老师不以赵同学的辩解为然的很大一个理由，是他觉得赵同学应该为祖国人民考虑、为科研事业考虑，但反观程老师自己对梦想的叙述，他的梦想也是先私人而后社会。他学生时代才智过人、能力出众，老师很器重他，不仅鼓励他还用意栽培他；他在这条路上不断有成绩，到了一定程度才觉得这不是个人的事了，要为更长远的未来考虑。赵同学到这个阶段了吗？从他个人的选择看是没有的。这也只有自己清楚是不是到了可以谈社会的阶段——别人眼里你都是救世主了，自己心里很可能只是买不起华服、才在腰里围一圈麻布。
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教育往往灌输给我们，先社会再个人，先关注大的，再去看小的。尤其中国教育界，受苏霍姆林斯基的影响很深，“……人每日好似向着未来阔步前进，时时刻刻想着未来，关注着未来。由理解社会理想到形成个人崇高的生活目的，这是教育，首先是情感教育的一条漫长的道路”，往往以之为机械的“社会理想-个人规划”。可老爷子更说：“十分重要的是，关于祖国的豪言壮语和崇高理想在我们学生的意识中不要变成响亮的然而是空洞的辞藻，不要使它们由于一再重复而变得黯然失色、平淡无奇。让孩子们不要去空谈崇高的理想，让这些理想存在于幼小心灵的热情激荡之中，存在于激奋的情感和行动之中，存在于爱和恨、忠诚和不妥协的精神之中。”——尽管这话说的也不明不白，因为热情、爱恨、精神绝不是生活持久的谈判对手，但他毕竟修正了“先大后小”的逻辑上的想当然。连《大学》也是先“诚意正心”，才“修齐治平”的。
其三，只有少数人能从私人中挣扎出来，把梦想托举到社会的层面；多数人对社会只有最一般的义务，公序良俗。为什么？还是很具体的原因：梦想的担子太沉重，一般人背不下去，也不必背。现在我们看“天才”，天才是怎么回事？他们绝不是比一般人更聪明，相反，比一般人傻。天才唯一的长处就是专注，可怕的专注，惊天地泣鬼神的专注。程老师自己举的例子：“谷山—志村关于椭圆曲线的猜想大概是Wiles之前费马大定理研究的最前沿；Wiles正是从这里出发，苦干八年，终于修成正果。Perelman证明庞加莱猜想。当Hamilton关于Ricci流奇点的工作发表时，若干高手，包括Perelman以及丘成桐等，都意识到它是通往庞加莱猜想之路。最后，Perelman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了这个证明。”这里面提到的人物都是我们作为天才传颂的，但这些天才付出了多大的艰辛才得出了成果？完全不是小人书里说的做个梦就解决什么世界难题，上厕所的功夫伟大的公式就往外蹦。即便真的有这回事，也只能说明他们魔怔到做梦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都转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我觉得网上很荒诞的一句话是：“牛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还这么勤奋”，你以为牛人除了勤奋还有什么？有钱人的小孩多了、有权人的小孩多了，该不牛的照样不牛。
社会还是很宽容的，有天才们的活路，就有平常人的活路。如果真的像希特勒宣扬的那样只有优等种族（他们自己定义的优等种族）可以继续，阿猫阿狗都最好进焚尸炉，他只能一直烧一直烧，直到世界上只剩下一个锅炉工和他自己。平常人完全不必像程老师期望的科学家那样的活着，赵同学选择平常的生活，做一个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很可能在于他看透了：我干嘛非得和自己那么较劲，不较劲不是照样活得很好吗？平常人不必去背负一座梦想的雷峰塔，只需根据生活的进展设置正直的生活目标；没事的时候西湖上划划船，以别人身上的雷峰塔为自己眼里的风景，欣赏着、敬畏着，足够。是手忙脚乱的教育赋予了“梦想”以绝对的褒义和过于俗化的阐释。更不必去背负别人的梦想，大义凛然只是很好看，往往一点实惠也没有，就像鲁迅说的：“我又不学耶稣，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有梦想的人不可避免地折磨自己，就像任何一种主流宗教附近都有一些以苦修为宗旨的外道，那些苦行者智慧上不够，又咬死了信仰不肯丢，怎么办？折磨自己吧。梦想不仅不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还势必与平常人的幸福处处冲撞。这里不举例子，从小我们就学的那些抛家舍业的领导干部、行业模范就是，他们中的有些人真的为梦想而努力的话，没有人性、没有人味是再正常不过了。有几个爱因斯坦，可以边玩相对论，边拉小提琴？如果以平庸的资质、一般的机缘去强行负担一个梦想，那很容易成为梦想的奴隶，很容易在以后的生命中隐去自己。这和成不成功是两码事，坚持下去很可能成功，但一些有天才、有条件的梦想家只是把自己用火烤，而这些人就要把自己烧成灰。
所以也别和他们理论“为什么你们没尽到丈夫（儿子）的责任”，“为什么不去浇花、喂狗，学学怎么打麻将”——“责任”不是梦想家语言系统里的词汇，他们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一往无前、奋不顾身，唯一的责任就是梦想。孙中山不是好丈夫，毛某人更不是，别举戴高乐的例子——有几个戴高乐，又有多少毛某人？还是老话：对梦想比较游刃有余的，成为戴高乐、爱因斯坦；吭哧吭哧背不动的，孙中山、毛某人以及其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固然不错，劝的不是这拨人。
另外需要强调的就是：梦想最大的阻碍往往是最亲近的人。假设赵同学的梦想是在中学数学教育事业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目前最大的障碍不就是最器重他的程老师吗？刀光剑影我们可以冲撞，慈母的微笑、幼儿的啼哭——既有这些没法下脚去跨越的羁绊，就莫问我无能或无情。梦想家一定是孤家寡人，他做的事情如果很多人都理解和同情，那梦想的超越性又体现在哪儿呢？谢飞导演拿出《香魂女》的时候，就说：太多人看的话，是对这部片子的亵渎；再去看蔡明亮那小子，他谈到自己电影不卖钱是多么的得意啊……所以我认为：誓言做一个赚钱的企业不是梦想，做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企业才可能是梦想。能想象扎克伯格任由留学中介在Face book上狂cei（北京话那个cei字，打不出来）广告吗？乔布斯会给苹果手机镶一个亮瞎狗眼的宝石？对他们来说，不是所有的钱都叫钱。
自己怎么样自己说了不算
赵同学出走的另一个很大原因是觉得自己不太行，尽管和更水的比已经很卓越了，但自己做的成果经常连自己也看不上。首先得说：这很正常，“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就是彼此鏖战的关系，自己的东西自己要看得不亦乐乎那才证明是个庸人；科研工作的性质使然，必须不停否定，不停挑战权威，俯首一切，然后目空一切，没有二话。在掌握了本行业大概的资料后，有的人就持续鄙视下去，做一个学生面前挥斥方遒的伪权威；有的人会朝灯泡以外的黑暗闯闯，殚精竭虑，不得好死，人们只能期求与他们沧桑的正脸或神圣的背影相遇。
这里面更要紧的问题是：自己怎么样自己说了不算。为什么有“盖棺定论”的说法？连同代人的评价都不足信，何况与自己最亲近的自己了。有没有梦想自己清楚，但究竟在梦想这片天地上种出什么东西要交给历史去看，最起码也要外人去看。
程老师和很多外国学者既然肯定了赵同学的表现，就证明他的工作不是无意义的。他对自己的评价只能作为一部分的参考意见，学界怎么看，尤其专业学者们怎么看，起码也是一部分的参考意见，不能他自己觉得不行就把自己否定掉。人是无权否定自己的。杨绛先生就回忆：钱锺书先生创作出《围城》之后并不很满意，作为作者他有自己的缺憾，但不能阻止后来的读者蜂拥而至，捧他上天。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钱先生觉得这书实在不行，一把火烧了，他自己倒没事，可能还有后来的《谈艺录》、《管锥编》，依然大学者；读者们就永远失去了这么一部《围城》。正因为梦想的发展必由私人而社会，惠及面、破坏力也是私人而社会的。梦想本身是自己的事，赵同学冷暖自知；但别人一旦通过你的梦想归纳出结论，而这些结论已经开始影响社会，其实你已被外人从私人里推出来，直接扔上社会的层面——你依然可以承认自己没有梦，生活目标罢了、私人阶段罢了，但阻止不了历史抖着鹅毛笔开动它的另一套说辞。
这里面就区分出：自己认为是梦想家，并被历史认为是梦想家；和自己不认，别人硬要攀附一下的。历史才不管是你是敦煌的无名画匠还是美术学院的大牌教授，某种意义上，作品是不认识作者的。
当然，也有人质疑：他既然没资格否定自己，那么有资格投奔他路吗？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选择”，无论别人如何挽留、历史一再勾引，不从就是不从。电影《心灵捕手》的最后，马特·达蒙饰演的天才少年还是没有跟那些教授走，追他的女朋友去了；而这部片子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可见主流价值观对天才少年的选择是充分认可的。美国老师可能也懊丧、惋惜，但美国社会没有逼着天才非得去做天才的事。这片子在中国一定获不了金鸡百花奖，咱们师承朱熹，知行是不合一的；先给你挖了坑，你不做萝卜也必须是萝卜，否则连泥土似的活着也别想（这些年好得多）。赵同学要走，程老师最终是放行的，他做一个选择，而且是正直善意的选择，只是无关祖国人民、科研事业背给他的十字架，有何不可呢？至于他这些年申请到的科研经费，组织栽培他的花销，又不是他偷来抢来的，放在他身上还果真有成果。
最后的话
尊重博士的选择，也正好令家长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博士。不是你们一群losers凑到一起互相吹牛的那个“博士”，是真的要掉头发、暴增皱纹、眼镜像鞋底那么厚的博士。我在规划自己的博士的时候，老爸曾关心地问：“需不需要研究生阶段的论文啊？”“当然，有是最好的。可是不好写。”“那也要写，不好写也要写。”——他始终没理解所谓“不好写”有多么不好写，和掏点钱在国内期刊上扯两页废纸不是一回事。
当然，由于读博士不赚钱，很多家长已弃之而去；甚至孩子早早地就不干了，投行、咨询哪个不是花半条命——非得拿这半条命去养一些没几个人懂的论文出来？即便终身教授体系下的科研工作者待遇有保证，但相同的投入放在别的事业上早换成更大的金块、更漂亮的老婆了。
理解赵博士的选择，更感激程博导的苦恼——愿意为学生苦恼一下的老师不多了。比起您犯愁的事情，您的惆怅更美丽。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2年11月2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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