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迷失在叠加中的人性
话剧哥本哈根是一出非常有意思的“理工”话剧：主人公是德国物理学家沃尔纳·海森堡，也就是著名的测不准原理的发明人，他的学术上的导师和同事，生活上亦父亦友的尼耳斯·玻尔以及夫人马格丽特·玻尔...的鬼魂。1941年，两位科学家曾经在哥本哈根有一次神秘的会谈，谈及发展原子分裂用于发展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两人就此决裂。可是直到战争结束，至今无人知道真正的内容。公认才华横溢的海德堡为什么没有及时造出原子弹？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自我放逐，还是对自我能力的怀疑？他是来打探盟军的军事机密，还是为了试图维持科学的中立？剧中的三个鬼魂就此不断的重现这段纠缠多年的场景，试图寻求真相。
在整个话剧中，双方对彼此的情谊和由于立场而引发的猜疑产生了冲撞，波尔怀疑海森堡带着重振德国科学界的荣誉感向老师示威或者来打探盟军的军事机密，并且奉劝自己顺从德国人的统治和拉拢。由开始的对彼此目的的嫌恶造成巨大的误解。接下来，双方讨论了其他的可能性：德国已经开始研究核分裂，而海森堡畏惧于这可怕的道德前景，需要老师精神上的指引？或者更糟，他已经决定干下去，只是需要老师和朋友的宽恕？他是否是来暗示，自己会拖慢研究的进程，这是诚实的回答吗？他是否期望盟军也作出相同的选择？如果波尔，按照他所期望的回应了，世界的进程由此有什么不同吗？他研究原子弹，是出于一流科学家的荣誉感还是出于爱国主义？他如果真的放慢了进程，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对失败前景的恐惧？在争吵中，在辩论中，场景一次次的回到1941年的哥本哈根，而科学家从未如此关键的站在文明进程的舞台上，手中掌握着人类命运的方向——甚至是终结。
对于一个有物理学知识的观众而言，创作者的用心是极其精巧的：两个人都是量子物理的开创者和先驱，而自海德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开始，物理学就开始显露出如同人性般飘忽难以琢磨的一面。测不准原理：在微观角度，你无法同时精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因为测量本身可能产生干扰。后来的量子理论认为，粒子是叠加态的集合而非古希腊人认识的那样微小而确定的小颗粒。举世闻名的薛定锷的猫将这一原理放大到宏观的猫的角度，并且提出了观察导致量子塌缩的论点：只有观察者介入，粒子才会脱离叠加的量子态而回到可测量的某一特定形态。无需杀害动物或者学习玄妙的量子物理，你在家里就可以简单重现一个让人无法回答的试验：用一束光照射一张有狭缝的纸，墙上会出现一道光斑。但是如果在纸上制造另一道平行的狭缝，墙上却不会出现两道明亮的光斑。对，光粒子似乎能感知世界发生了变化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而且和你的期望无关。使用量子物理的理论和现象来隐喻人性的复杂和冲突，是非常优美而贴切的创作和比喻。荣誉感和友情的冲突，爱国主义和正义感的冲突，对科学的追求和人道主义的冲突，人物的内心在多重层面上进行着激烈的自我质疑和追问；这可以看作是对斯诺怀疑艺术和科学渐行渐远的《两种文化》最好的回应。
然而，王晓鹰博士导演的这个版本并不十分令人信服。首先，演员字正腔圆的话剧腔，力求通过发音的感染力诉求对人道主义的反思，以及煽情的巨大音量的音乐，试图让观众感动（有看过十遍的观众表示依然落泪了），这个就背离了哥本哈根原作的出发点：由一个处于人类历史特点一点的事件，引发的对个人行为的审视和反思，人的动机的多重性。引入感情而干涉思考，实际上是比较背反王导的出发点的，也是背反后来梁晓声在交流环节提到的布莱希特的原则的，布认为这是经典戏剧的一种手段，操纵观众的情感而非促使观众思考。
其次，除了科学现象和人性的对照之外，在戏中出现了几个经典的隐喻，比如滑雪和乒乓球隐喻两人的竞争，这个在王本中有保留；原作中有用玩具枪的情节被省略掉了，实际上这个是用来暗示对于科学家而言，科研带来的乐趣可能掩盖了潜在的危险，因而这个戏剧引发的思考停留在了人道主义而无法进一步升华；另外，剧中所保留的，波尔曾经打过的一付牌局“假想的一条龙”也是暗示着在政治博弈中，无法获取对方真实情况时可能采取不高明的策略，这一点也未能有比较好的体现。剧中波尔回忆儿子溺水的刹那，其实也是希望重来而改变结局的刹那，这点也尚可改进。
为什么我觉得少了一点升华呢？实际上，在这个戏剧中，尽管看起来问题是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动机的不明和难以自我解读的本性；实际核心的问题仍然和哈姆雷特相同：人如何行动和如何选择。这部戏剧并没有超越历史的真实：在当时的刹那，世界就是这样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科学家是否应该研究原子武器？人类的道德品质和文明程度是否做好了如此的准备？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消灭另一方，无论谁是正义，都不算是什么高明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我至今认为美国政府犯下了滔天罪行，用原子弹毁灭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杀害五十万是父母、是亲朋、是孩子的平民，是极其卑鄙下流和龌龊的行为。海森堡在无法自我解读的困境面前，试图将困境转给成功的科学家，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所有关心的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和如何行动？为了正确的结果，不择手段是正确的吗？
PS：波尔是一个很爱较真到让别人头疼的人。物理学家的经典幸福是死后由上帝展示大一统方程式。传说的笑话说，波尔看完思考良久，说，“这竟然没错！” 因此，他绝不可能象戏中那样双膝弯曲，点头哈腰。
在整个话剧中，双方对彼此的情谊和由于立场而引发的猜疑产生了冲撞，波尔怀疑海森堡带着重振德国科学界的荣誉感向老师示威或者来打探盟军的军事机密，并且奉劝自己顺从德国人的统治和拉拢。由开始的对彼此目的的嫌恶造成巨大的误解。接下来，双方讨论了其他的可能性：德国已经开始研究核分裂，而海森堡畏惧于这可怕的道德前景，需要老师精神上的指引？或者更糟，他已经决定干下去，只是需要老师和朋友的宽恕？他是否是来暗示，自己会拖慢研究的进程，这是诚实的回答吗？他是否期望盟军也作出相同的选择？如果波尔，按照他所期望的回应了，世界的进程由此有什么不同吗？他研究原子弹，是出于一流科学家的荣誉感还是出于爱国主义？他如果真的放慢了进程，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对失败前景的恐惧？在争吵中，在辩论中，场景一次次的回到1941年的哥本哈根，而科学家从未如此关键的站在文明进程的舞台上，手中掌握着人类命运的方向——甚至是终结。
对于一个有物理学知识的观众而言，创作者的用心是极其精巧的：两个人都是量子物理的开创者和先驱，而自海德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开始，物理学就开始显露出如同人性般飘忽难以琢磨的一面。测不准原理：在微观角度，你无法同时精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因为测量本身可能产生干扰。后来的量子理论认为，粒子是叠加态的集合而非古希腊人认识的那样微小而确定的小颗粒。举世闻名的薛定锷的猫将这一原理放大到宏观的猫的角度，并且提出了观察导致量子塌缩的论点：只有观察者介入，粒子才会脱离叠加的量子态而回到可测量的某一特定形态。无需杀害动物或者学习玄妙的量子物理，你在家里就可以简单重现一个让人无法回答的试验：用一束光照射一张有狭缝的纸，墙上会出现一道光斑。但是如果在纸上制造另一道平行的狭缝，墙上却不会出现两道明亮的光斑。对，光粒子似乎能感知世界发生了变化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而且和你的期望无关。使用量子物理的理论和现象来隐喻人性的复杂和冲突，是非常优美而贴切的创作和比喻。荣誉感和友情的冲突，爱国主义和正义感的冲突，对科学的追求和人道主义的冲突，人物的内心在多重层面上进行着激烈的自我质疑和追问；这可以看作是对斯诺怀疑艺术和科学渐行渐远的《两种文化》最好的回应。
然而，王晓鹰博士导演的这个版本并不十分令人信服。首先，演员字正腔圆的话剧腔，力求通过发音的感染力诉求对人道主义的反思，以及煽情的巨大音量的音乐，试图让观众感动（有看过十遍的观众表示依然落泪了），这个就背离了哥本哈根原作的出发点：由一个处于人类历史特点一点的事件，引发的对个人行为的审视和反思，人的动机的多重性。引入感情而干涉思考，实际上是比较背反王导的出发点的，也是背反后来梁晓声在交流环节提到的布莱希特的原则的，布认为这是经典戏剧的一种手段，操纵观众的情感而非促使观众思考。
其次，除了科学现象和人性的对照之外，在戏中出现了几个经典的隐喻，比如滑雪和乒乓球隐喻两人的竞争，这个在王本中有保留；原作中有用玩具枪的情节被省略掉了，实际上这个是用来暗示对于科学家而言，科研带来的乐趣可能掩盖了潜在的危险，因而这个戏剧引发的思考停留在了人道主义而无法进一步升华；另外，剧中所保留的，波尔曾经打过的一付牌局“假想的一条龙”也是暗示着在政治博弈中，无法获取对方真实情况时可能采取不高明的策略，这一点也未能有比较好的体现。剧中波尔回忆儿子溺水的刹那，其实也是希望重来而改变结局的刹那，这点也尚可改进。
为什么我觉得少了一点升华呢？实际上，在这个戏剧中，尽管看起来问题是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动机的不明和难以自我解读的本性；实际核心的问题仍然和哈姆雷特相同：人如何行动和如何选择。这部戏剧并没有超越历史的真实：在当时的刹那，世界就是这样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科学家是否应该研究原子武器？人类的道德品质和文明程度是否做好了如此的准备？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消灭另一方，无论谁是正义，都不算是什么高明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我至今认为美国政府犯下了滔天罪行，用原子弹毁灭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杀害五十万是父母、是亲朋、是孩子的平民，是极其卑鄙下流和龌龊的行为。海森堡在无法自我解读的困境面前，试图将困境转给成功的科学家，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所有关心的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和如何行动？为了正确的结果，不择手段是正确的吗？
PS：波尔是一个很爱较真到让别人头疼的人。物理学家的经典幸福是死后由上帝展示大一统方程式。传说的笑话说，波尔看完思考良久，说，“这竟然没错！” 因此，他绝不可能象戏中那样双膝弯曲，点头哈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