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先生的直言
温可铮先生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曾有媒体把他誉为中国的夏里亚宾，觉得十分恰
当。前不久，东视的“可凡倾听”专栏播出了一档对温可铮先生的访谈节目。听着温先生坦诚直爽、平易风趣的讲述，不禁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在电台中收听他演唱的《老人河》、《跳骚之歌》，每每陶醉于他那浑厚、真挚、诙谐的歌声，如饮醇醪，如闻馨亥，令人回味。
温先生毫无保留地讲述着他的音乐人生，述说着他对艺术、对音乐赤诚的爱。他说他的生活离不开歌唱、离不开音乐，他现在每天还要练声，并风趣地说道：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指导，三天不练全世界知道。他话题一转，谈到三大歌王都来过上海，但唱得不怎么样，有的甚至还出了洋相，这说明他们来上海之前没有好好练过。这是对上海听众极大的不尊重。他们低估了上海听众的欣赏水平。假如是在维也纳演，他们肯定不敢这样。而三大歌王在上海演唱会的票价都高得惊人，唱得又那么差，实在不应该。
温先生谈笑风生，却一语中的。过去，听众和媒体关注、批评较多的是高雅音乐演出市场的高票价，尤其是每逢世界名家名团演出时令人目瞪口呆的天价票。但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骇人的高票价与演出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巨大落差。比如，帕瓦罗蒂来沪居然给他开出了一百万美元的天价，最近媒体披露的前些年“三高”紫禁城演唱会更是拿走了380万美元的出场费，超过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三高”演唱会300万美元出场费的最高纪录。但无论是帕瓦罗蒂的申城之行还是“三高”的紫禁城演唱会，都很不理想，让人大失所望。
细心的乐迷可能还记得多明高在上海大剧院开的那场音乐会，多明高因为失声而唱不下去了，引起乐迷和舆论的大哗。虽然，多明高假惺惺地以一句“我欠上海一场音乐会”而巧妙脱身，但当“三高”们一次又一次地让中国乐迷大跌眼镜，而他们一次又一次脸不改色、毫无愧疚地拿走远超欧美的巨额出场费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前来中国演出的真实意图。中国最吸引他们的恐怕就是连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超高额出场费。至于唱得好坏与否，他们是无所谓的。但假如“三高”们以这种轻漫潦草、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别的地方演唱，恐怕早被听众轰下去了。不是发生过帕瓦罗蒂在英国唱破高音，被演出主办方扣掉一半出场费的事情吗？
可悲而可笑的是，高雅音乐演出市场这种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的情况，已超出了名家名团的范围，正在蔓延。去年深秋，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乐团莱茵交响乐团先去北京，然后来上海演出，最高票价580元。该团的水平确实也平平。随后他们去杭州演出，买出了超过1000元的票价，引起了乐迷网上的议论和抨击。最近，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谭利华披露，他前不久在德国时了解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叫莱茵交响乐团的德国乐团，纯粹是一批青年学生临时凑起来的草台班子，居然就能到中国招摇过市，大把捞钱。这实在是对混乱无序的中国高雅音乐演出市场的莫大讽刺。
附记：旧文一篇，录于此，既是对已去世五年的温可铮先生的怀念；文中述及的一些现象，至今仍未绝，亦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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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久，东视的“可凡倾听”专栏播出了一档对温可铮先生的访谈节目。听着温先生坦诚直爽、平易风趣的讲述，不禁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在电台中收听他演唱的《老人河》、《跳骚之歌》，每每陶醉于他那浑厚、真挚、诙谐的歌声，如饮醇醪，如闻馨亥，令人回味。
温先生毫无保留地讲述着他的音乐人生，述说着他对艺术、对音乐赤诚的爱。他说他的生活离不开歌唱、离不开音乐，他现在每天还要练声，并风趣地说道：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指导，三天不练全世界知道。他话题一转，谈到三大歌王都来过上海，但唱得不怎么样，有的甚至还出了洋相，这说明他们来上海之前没有好好练过。这是对上海听众极大的不尊重。他们低估了上海听众的欣赏水平。假如是在维也纳演，他们肯定不敢这样。而三大歌王在上海演唱会的票价都高得惊人，唱得又那么差，实在不应该。
温先生谈笑风生，却一语中的。过去，听众和媒体关注、批评较多的是高雅音乐演出市场的高票价，尤其是每逢世界名家名团演出时令人目瞪口呆的天价票。但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骇人的高票价与演出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巨大落差。比如，帕瓦罗蒂来沪居然给他开出了一百万美元的天价，最近媒体披露的前些年“三高”紫禁城演唱会更是拿走了380万美元的出场费，超过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三高”演唱会300万美元出场费的最高纪录。但无论是帕瓦罗蒂的申城之行还是“三高”的紫禁城演唱会，都很不理想，让人大失所望。
细心的乐迷可能还记得多明高在上海大剧院开的那场音乐会，多明高因为失声而唱不下去了，引起乐迷和舆论的大哗。虽然，多明高假惺惺地以一句“我欠上海一场音乐会”而巧妙脱身，但当“三高”们一次又一次地让中国乐迷大跌眼镜，而他们一次又一次脸不改色、毫无愧疚地拿走远超欧美的巨额出场费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前来中国演出的真实意图。中国最吸引他们的恐怕就是连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超高额出场费。至于唱得好坏与否，他们是无所谓的。但假如“三高”们以这种轻漫潦草、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别的地方演唱，恐怕早被听众轰下去了。不是发生过帕瓦罗蒂在英国唱破高音，被演出主办方扣掉一半出场费的事情吗？
可悲而可笑的是，高雅音乐演出市场这种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的情况，已超出了名家名团的范围，正在蔓延。去年深秋，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乐团莱茵交响乐团先去北京，然后来上海演出，最高票价580元。该团的水平确实也平平。随后他们去杭州演出，买出了超过1000元的票价，引起了乐迷网上的议论和抨击。最近，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谭利华披露，他前不久在德国时了解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叫莱茵交响乐团的德国乐团，纯粹是一批青年学生临时凑起来的草台班子，居然就能到中国招摇过市，大把捞钱。这实在是对混乱无序的中国高雅音乐演出市场的莫大讽刺。
附记：旧文一篇，录于此，既是对已去世五年的温可铮先生的怀念；文中述及的一些现象，至今仍未绝，亦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