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伯格传》封面及审稿笔记
本书的“开发”过程已近尾声,但要印刷、发货、上架,预计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读者手里。在审稿的过程中,遇到自己感兴趣或者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摘录了下来(其中有些文字并非原文),一并放在这里,算作《斯皮尔伯格传》的预览吧。另外,本书的封面做了几个,暂时定的是这个,如无重大意外,最终的封面和这个相去不远。
审稿笔记:
史蒂文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在游乐场吓简妮。每当他看到简妮穿着裙子在外面的时候,他就会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然后用脚狠狠地将她往泥地里踩。每天阿诺德·福尔曼下班回到家都会这样问他的妻子米茨:“那个混小子今天又干了什么?”
这位后来拍摄了《侏罗纪公园》的导演从小就对恐龙无比着迷。对于一个在哈敦菲尔德长大的孩子来说,这并不算稀奇,因为这个小镇正是鸭嘴龙的发现地点,近代发现的第一副几乎完整的恐龙骨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还小的时候,经常会有中小学生去鸭嘴龙化石的发现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旅行。
“在慵懒的夏日午后,我们无聊的时候就会坐在房子一边的阴影下。我们五六个孩子聚在一起,史蒂文就会给我们讲故事。而且,他好像每次都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会相信史蒂文讲的故事,因为他说得非常生动。他们会跟着附和,‘嗯,’‘真的吗?,’‘哇!’”
“我相信,里面有东西想出来,”他曾经说道,“有一次我直盯盯地看着屏幕上的雪花。我离电视很近,发现总有一些不同寻常的频道,一些很遥远的频道,电视机能收到信号,但没有画面,应该是一些500英里以外的电视台影像和鬼魂。”后来,斯皮尔伯格称《鬼驱人》是“我对电视的报复”。
史蒂文的父母担心他会因经常看电影或者没有约束地看电视而导致上瘾,便对他加以约束,直到他长大一些搬到亚利桑那州后才有所放松。在新泽西州让他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法看电影,这使他很受打击。后来他说道:“我觉得促使我一直拍摄电影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准我看电影。”
《外星人E.T.》是“一个我个人的故事”,斯皮尔伯格曾说过,“《外星人E.T.》和我父母离婚有关,关于父母离异后我的感受。我对这件事的反应就是逃进我的想象世界里。我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位朋友,既能作我从未有过的弟弟,又能作离我而去的父亲。于是《外星人E.T.》诞生了。”
斯皮尔伯格从小爱读科幻小说,以至于他的同学说他“可能是H.G.威尔斯的儿子,不然肯定是儒勒·凡尔勒的孙子”。童年时的斯皮尔伯格还很喜欢看电视剧《阴阳魔界》,后来他不仅导演了电影版的《阴阳魔界》,还在新的电视剧版《阴阳魔界》中担任执行制片。
“一天我和四个朋友去一家在建中的大型现代购物中心,向平板玻璃扔石块。后来才知道,打碎的玻璃差不多价值三万美元。”为此,斯皮尔伯格背负了6个月“少年犯”的名声。
中学时拍摄短片《无处容身》时,“我们当时正在沙漠中拍戏,有人驾车经过,并向州警察报警说我们这些人成群结队戴着纳粹的头盔和枪。接着来了两三辆警车前来调查。”
“斯皮尔伯格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摄影师,他知道他的想法需要以怎样的画面呈现。我不想表现得自己是他的老师,但我真心希望自己是。你要怎么教玛丽亚•卡拉丝 唱歌?谁能教达芬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我看来,他是电影界最有天赋的人,不仅仅是当下,有史以来也绝无仅有。”
老斯以一部《安培林》和环球影业签约,为了回报将自己带入环球片场“参观”的希尔福斯,斯皮尔伯格问他想要什么,希尔福斯不求回报,只让他帮助其他的年轻电影人,并说他的要求就是“每次我们见面时都能拥抱”。从此以后,斯皮尔伯格每次见到他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老斯以一部《安培林》和环球影业签约,为了回报将自己带入环球片场“参观”的希尔福斯,斯皮尔伯格问他想要什么,希尔福斯不求回报,只让他帮助其他的年轻电影人,并说他的要求就是“每次我们见面时都能拥抱”。从此以后,斯皮尔伯格每次见到他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斯皮尔伯格觉得能签约仿佛“梦想成真”,他后来回忆道:“我终于可以展示我的能力。我不是为了其他人而做,我想为自己而做,也为了我自儿时起就相信的一切。我终于可以把脑中的故事化为现实。”
“电视对我来说不是艺术,只是工作。因为电视,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拍电影,因为我感觉像在做苦力,12岁时拍8毫米电影时的兴奋和满足都没有了。我没有了激情,电视会磨灭你的激情。直到我开始拍长片,确切的说是开始拍电视电影《飞轮喋血》 时,才再次找回了拍电影的乐趣。”
夏皮耶在公司食堂用午餐时,扎努克和布朗对他说:“我们准备把他拍成低成本的电影,大约75万吧。”夏皮耶对此表示怀疑,不可能只花费这么少。两位制片人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也许100万吧。”后来,布朗承认:“如果再读一遍,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拍这部电影了。这电影太难拍了”。
制片经理谢恩伯格到大白鲨片场探班,他与斯皮尔伯格共进了晚餐。晚餐结束后,斯皮尔伯格与编剧哥特列布“礼貌地离席,并去角落里打字,开始准备第二天的剧本,这绝对是个可怕的经历。‘天哪!剧本竟然是这样完成的?’我当时想,或许我们拍摄的零散镜头永远没法组成一部电影。”
大白鲨拍摄期间,超时三倍,机器鲨鱼总是故障,剧组人员对老斯十分不满。当时老斯甚至听到一个谣言,剧组人员打算在拍摄完成的当天淹死他。虽然这个谣言不见得可信,但他还是安排别人代为拍摄最后一场戏,自己提前一天离开了小岛。登岸后,斯皮尔伯格大喊:“老子再也不回来了!”
在《第三类接触》拍摄现场的无尽等待令特吕弗恼羞成怒,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拍摄自己的电影。一天,在怀俄明州拍摄时,他对女演员泰瑞•加尔大叫道:“光是直升机那场戏就花费了25万美元。有这钱我都能拍一部电影了,而且他们还拍了两遍!”
特吕弗在《第三类接触》得到了7.5万美元,在片场等待拍摄的间隙,他撰写了《痴男怨女》的剧本,并准备写一部《男演员》的书,但这个计划最终放弃。他说在片场的最大收获是发现剧组人员经常“背地里说导演的坏话”。
虽然特吕弗曾警告过斯皮尔伯格,说不能指望他“像专业演员一样又哭又笑”,但特吕弗“在许多镜头中他都超越了自我。多亏了这段经历,我发现了做演员的真正乐趣。我与其他演员一样,在每个镜头拍完之后都去找导演询问他是否满意。而且每当我达到了斯皮尔伯格的要求之后,我就感觉很满足”
1977年初,乔治·卢卡斯邀请制片人和斯皮尔伯格等几位朋友,在自己家中观看无配乐、粗剪版的《星球大战》,卢卡斯的妻子看得热泪盈眶,但布莱恩·德·帕尔马说:“这拍的是什么破玩意儿?”
星球大战上映时,卢卡斯很担心,因而和斯皮尔伯格躲到夏威夷度假,两个大男孩在沙滩上堆沙堡的时候,卢卡斯问:“《第三类接触》之后你想拍什么?”老斯答:“我想拍007.”卢卡斯说:“我有个比007还好的主意,主角会戴着软呢帽,拿个长鞭子。”
拍摄《一九四一》时,制片人约翰·维齐说:“如果你的电影要超支,至少要像史蒂文那样超支,他不是因为不小心或者不顾成本的拍摄而超支,史蒂文的目的是为了拍出最好的电影。”但这部超支六倍的电影并没有成为“最好的电影”,反而成了斯皮尔伯格职业生涯最大的滑铁卢。
在《夺宝奇兵》剧本创作期间,斯皮尔伯格和女演员艾米·欧文分手。这是斯皮尔伯格自父母离婚有遭遇的最严重感情创伤,他说:“我花费了这么多年藏在摄像机后,试图躲避生活的痛苦和恐惧。但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我经历了迟来的青春期。我没有逃过青春期的痛苦,只是拖延了它来临的时间。”
“对我来说,《ET》是我拍摄过的情感最复杂、特技最简单的电影,让我自己也感觉耳目一新。在《第三类接触》中有母舰降落的震撼场面,在《外星人E.T.》中,亨利•托马斯的泪水就可以产生一样的震撼效果。”
在飞船准备离开的时候,艾略特和E.T.进行了最后一次能量交换,E.T.说:“走。”艾略特回答:“留。”没有哪一部电影的台词会像这段对话那样简单而动人。外星人和小男孩拥抱在一起,并且互相都最终明白,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能的。随后E.T.说出那个他学到的用来表示疼痛的人类单词“哎呦”。
《外星人E.T.》是斯皮尔伯格电影职业生涯第一次不使用故事板拍摄的电影(除了包括特效的镜头)。“我认为故事板可能会抑制这些小孩子们的自然反应,”他解释道,“所以我可以不使用故事板,随性而为,让他们随性而为,让电影更加符合我的情感和直觉。”
为了防止电影被剽窃,斯皮尔伯格用《一个男孩的人生》的假名拍摄《外星人E.T.》,每个工作人员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女主角迪•华莱士认为这样的保密行为“几乎到了离谱的程度”,她和自己的丈夫讨论这部电影都要先申请许可。即使是斯皮尔伯格的小猎犬去外景地的时候都要在颈环戴身份牌。
《E.T.》诞生了大量侵权的周边产品。美国音乐公司光在盗版诉讼上就花了超过200万美元,共打了200多个官司。其中最为过分的一例侵权产品是以“我与外星人E.T.做爱”为标题的唱片。艾略特用来引诱E.T.的瑞斯巧克力豆,在好时公司出资100万美元进行营销后,销售额迅猛增加了65% 。
《阴阳魔界(电影版)》拍摄现场发生事故,炸药爆炸,一架直升机坠落,导致现场一名演员和两名儿童群众演员丧生,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人等被告上法庭,他们最终没有受到很大惩罚。反而是指证现场导演的摄影师被好莱坞冠以“麻烦人物”,只能转行去做了房地产经纪人。
《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上映后,《人物》杂志影片人批评道:“家长们根本就不该让孩子看这种能造成精神创伤的电影,这简直就是以电影形式来虐待儿童。影片中福特还删了关(继威)的耳光,并且虐待卡普肖。这部影片里没有英雄,只有两个恶人;他们的名字叫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
斯皮尔伯格在《魔域奇兵》的外景地遇到前女友艾米·欧文,结果两人旧情复燃,生下一子后结了婚。斯皮尔伯格提到求婚时的情景说:“当时我们正在泡澡,马克思在地上爬着,艾米脸上还有东西。求婚过程并不怎么浪漫……我知道她会同意,因为她已经向我求了七八次婚了。”
1984年,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内部为自己的安培林影业建了一栋大楼。复合式办公楼包括一个能容纳45人的放映厅、两个剪辑室、一个游戏室,还有配备专业厨师的厨房、体育馆、室外水疗会所,几个小花园,以及一个许愿池,里面立着《大白鲨》里鲨鱼的小雕塑。
1987年,作家理查德•克里斯蒂安•马西森来到这个高科技、戒备森严的安培林集团大楼,和斯皮尔伯格在花园里讨论电影项目时,“每隔一段时间,从石头或者树上就会传来声音:‘史蒂文,你两点半约的人到了。’很明显是石头中间夹的麦克风在说话,因为你会听到:‘史蒂文,你需要什么吗?’他会对我们说:‘伙计们,你们想吃冰棒吗?’然后他就对着空气讲:‘给我们拿三支麦根沙士口味的冰棒。’毋庸置疑,整个地方都在围着他团团转。”
老斯的长子马克思诞生的时刻非常离奇,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在6月12日拍摄《紫色》中一个接生的镜头,这个时候艾米“给片场打电话找史蒂文,让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我临产了。他立马搁下了正在拍摄的很戏剧化的接生镜头,奔向电话,而我平静地告诉他:‘亲爱的,来帮我接生吧。’”
关于电影《紫色》,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女主角家很贫穷,但“爱丽丝•沃克在书中描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富裕的中高产阶级,有自己的地产。整个装修、餐具、亚麻制品,都是从亚特兰大买的。作者曾说:‘我不希望这点被误解。他们是非常富足的。’剧组拍摄时也遵从了原著”。
对于《紫色》,斯皮尔伯格并无信心,而且犹豫了很长时间,他问制片人:“你不想找个黑人导演吗?”制片人诺西·琼斯说:“你不是火星人,但你也拍成了《外星人E.T.》,不是吗?”
戈德堡在《紫色》中被斯皮尔伯格激发出了超凡的演技,在斯皮尔伯格的众多影片中鲜有敌手,她用令人臣服的肢体语言和声调,将角色诠释得如此丰富而完整,也许只有在《辛德勒的名单》里扮演伊萨克•斯特恩的本•金斯利可以与她媲美。
戈德堡回忆道:“我们会用行话沟通,他会说:‘好了,乌比,等门像《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那样打开以后,你就像布•拉德利那样做。’或者他会说:‘你知道印第安纳•琼斯最后找到那女孩的那个场景吧?他那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我想要的就是那种效果。’”
对于《紫色》,斯皮尔伯格并无信心,而且犹豫了很长时间,他问制片人:“你不想找个黑人导演吗?”制片人诺西·琼斯说:“你不是火星人,但你也拍成了《外星人E.T.》,不是吗?”
斯皮尔伯格的祖上(曾祖父这一级别)是俄罗斯犹太人,遭到屠杀后,斯皮尔伯格这一支到了美国,另外一支则逃难到了中国,先在东北,后来一部分人去了上海。斯皮尔伯格在80年代率领浩大剧组来上海拍摄《太阳帝国》,竟然还有寻亲的意味。
给克里斯蒂安·贝尔讲解《太阳帝国》中将手提箱扔进大海的戏份时,斯皮尔伯格说:“你的生活是如此简单。曾经你的一切似乎都装在了这个小小的手提箱里,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你曾经的生活、曾经的个性。”
斯皮尔伯格自己这样解释《太阳帝国》中贝尔将手提箱扔进大海的情节:“在我眼中,这个情境是故事中最能够赚得大家的眼泪和同情的地方。因为这一天,是他童年的最后一天。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要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今后的生活中,不管怎样努力,都永远不可能回到这一天了。”
康纳利说琼斯与007的区别:“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就在处理两性关系上面。印第安纳同女人交往时总会非常羞涩。在第一部电影中,当看到有女学生在眼皮上写着我爱你的时候,他就已经惊慌失措了。而詹姆斯•邦德却会把所有对他有意思的女学生留下来过夜,甚至第二天早上共进早餐。”
于《辛德勒的名单》,斯皮尔伯格骄傲地说:“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能让制片厂同意这项拍摄计划。”斯皮尔伯格在拍摄前曾说:“我非常肯定地表示过,电影公司投资的钱一定是会打水漂的。”
在《急诊室的故事》讨论会上,斯皮尔伯格在闲谈中得知编剧之一迈克尔·克莱顿正在写一部有关恐龙的小说,当下要了样稿来看,并要购买改编权。后来,这部名为《侏罗纪公园》的小说引发各大公司疯抢,环球影业最终买下了版权:电影改编权150万美元,编剧费50万美元,分成另算。
辛德勒的故事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其中曲折很多。战后辛德勒一贫如洗,一名被辛德勒救下的犹太人决定为辛德勒募捐,为此跑遍美国,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讲述这个英雄的故事。某一天,一个小说作家托马斯·肯尼利走进这个犹太人的店里,犹太人得知他是作家后说:“我知道本世纪最伟大的故事。”
斯皮尔伯格说:“我被书中角色所的自我矛盾特质深深吸引了,这不仅仅是关于犹太人解救犹太人的故事,或者是瑞典人、瑞士人去解救犹太人的故事,这是纳粹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故事……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精神,突然间驱使一个人,将自己从犹太人身上剥削的积蓄奉献出来,去拯救他们的生命?”
“一个威武帅气的纳粹分子拯救了我。他叫奥斯卡尔•辛德勒,我不是唯一一个被他从格罗斯-罗森救出来的人,获救的还有我的妻子米拉。她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救出来的。在我眼中,奥斯卡就如同耶稣基督。虽然他是耶稣基督,但他毕竟不是什么圣人。他饮酒无度,操纵黑市,生活一团糟。”
《辛德勒的名单》小说作者托马斯·肯尼利在好几个国家之间来回奔波,采访了将近50位“辛德勒犹太人”,以确保《辛德勒的名单》的真实准确性。“这也许只是一本小说,”他说,“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为小说作者讲故事的大屠杀幸存者费佛伯格在1983年时和斯皮尔伯格见了一面,第一句话就是:“拜托了,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拍摄呢?”斯皮尔伯格回答道:“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电影。”
从1983年到1993年,斯皮尔伯格在这十年中不断推迟拍摄计划,因为大屠杀是他整个种族的悲惨历史,他要有十分把握才敢开拍。他说,推迟这个项目“一直让我处于内疚感的包围圈中”,因为费佛伯格不断地“提醒我,他已经是命不久矣”。
斯皮尔伯格曾为《辛德勒的名单》找过几位导演,包括罗曼·波兰斯基、马丁·斯科塞斯,甚至还有比利·怀尔德。波兰斯基曾经历过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怀尔德的好几个家人都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们都没能执导。
1994年8月24日,卡曾伯格被迫从迪士尼公司辞职,他当即找到斯皮尔伯格:“咱们白手起家开个电影公司怎么样?”两个人一拍即合,而三个合伙人(再加上大卫·格芬)的谈判会议竟然是在白宫国宴上谈定的。“我们穿着礼服谈论着新的公司,在我们对面,叶利钦和比尔•克林顿谈着核裁军。”
他一直不愿意执导《大白鲨》和《外星人》的续集,害怕会贬低原作的价值。他甚至在《回到未来2》中展示了一个场景:2015年的剧场贴着《大白鲨19》的海报,导演是马克斯•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的大儿子)。但老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拍摄了《侏罗纪公园2》,因为当时梦工厂举步维艰。
“《拯救大兵瑞恩》是为我的父亲而创作的,”斯皮尔伯格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他让我的脑海中充满了战争故事……当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说:‘我爸爸会爱死这部电影的。’” 斯皮尔伯格的父亲曾在二战的东亚战场上担任无线电通讯员。
尽管斯皮尔伯格的父亲对《拯救大兵瑞恩》感到很满意,但他还是抱怨这部电影拍的不是他当年所在的亚洲战场,因而斯皮尔伯格后来和汤姆·汉克斯联合监制了迷你剧《太平洋战争》。
身为一个犹太人,斯皮尔伯格知道拍摄《慕尼黑》必将引发声讨,但“如果我为了继续受欢迎而保持沉默,我将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我这把年纪,如果还不敢面对风险,我将失去对自己的尊重。更何况,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这个故事里各个部分都让我感同身受。它们在我心里激起了疑问和争论。”
什么叫客大欺店?拍摄《少数派报告》,斯皮尔伯格和克鲁斯拿到了7000万美元的分红,而电影公司拿到的利润只有2000万美元。
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娱乐导演,总是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而且这种轻视在电影史上重复上演。60年代以前,希区柯克、约翰·福特、弗兰克·卡普拉、比利·怀尔德都因为电影太受大众欢迎而被评论界轻视,但经过特吕弗、安德鲁·萨里斯等人的努力,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大师”,相信斯皮尔伯格也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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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笔记:
史蒂文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在游乐场吓简妮。每当他看到简妮穿着裙子在外面的时候,他就会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然后用脚狠狠地将她往泥地里踩。每天阿诺德·福尔曼下班回到家都会这样问他的妻子米茨:“那个混小子今天又干了什么?”
这位后来拍摄了《侏罗纪公园》的导演从小就对恐龙无比着迷。对于一个在哈敦菲尔德长大的孩子来说,这并不算稀奇,因为这个小镇正是鸭嘴龙的发现地点,近代发现的第一副几乎完整的恐龙骨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还小的时候,经常会有中小学生去鸭嘴龙化石的发现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旅行。
“在慵懒的夏日午后,我们无聊的时候就会坐在房子一边的阴影下。我们五六个孩子聚在一起,史蒂文就会给我们讲故事。而且,他好像每次都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会相信史蒂文讲的故事,因为他说得非常生动。他们会跟着附和,‘嗯,’‘真的吗?,’‘哇!’”
“我相信,里面有东西想出来,”他曾经说道,“有一次我直盯盯地看着屏幕上的雪花。我离电视很近,发现总有一些不同寻常的频道,一些很遥远的频道,电视机能收到信号,但没有画面,应该是一些500英里以外的电视台影像和鬼魂。”后来,斯皮尔伯格称《鬼驱人》是“我对电视的报复”。
史蒂文的父母担心他会因经常看电影或者没有约束地看电视而导致上瘾,便对他加以约束,直到他长大一些搬到亚利桑那州后才有所放松。在新泽西州让他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法看电影,这使他很受打击。后来他说道:“我觉得促使我一直拍摄电影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准我看电影。”
《外星人E.T.》是“一个我个人的故事”,斯皮尔伯格曾说过,“《外星人E.T.》和我父母离婚有关,关于父母离异后我的感受。我对这件事的反应就是逃进我的想象世界里。我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位朋友,既能作我从未有过的弟弟,又能作离我而去的父亲。于是《外星人E.T.》诞生了。”
斯皮尔伯格从小爱读科幻小说,以至于他的同学说他“可能是H.G.威尔斯的儿子,不然肯定是儒勒·凡尔勒的孙子”。童年时的斯皮尔伯格还很喜欢看电视剧《阴阳魔界》,后来他不仅导演了电影版的《阴阳魔界》,还在新的电视剧版《阴阳魔界》中担任执行制片。
“一天我和四个朋友去一家在建中的大型现代购物中心,向平板玻璃扔石块。后来才知道,打碎的玻璃差不多价值三万美元。”为此,斯皮尔伯格背负了6个月“少年犯”的名声。
中学时拍摄短片《无处容身》时,“我们当时正在沙漠中拍戏,有人驾车经过,并向州警察报警说我们这些人成群结队戴着纳粹的头盔和枪。接着来了两三辆警车前来调查。”
“斯皮尔伯格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摄影师,他知道他的想法需要以怎样的画面呈现。我不想表现得自己是他的老师,但我真心希望自己是。你要怎么教玛丽亚•卡拉丝 唱歌?谁能教达芬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我看来,他是电影界最有天赋的人,不仅仅是当下,有史以来也绝无仅有。”
老斯以一部《安培林》和环球影业签约,为了回报将自己带入环球片场“参观”的希尔福斯,斯皮尔伯格问他想要什么,希尔福斯不求回报,只让他帮助其他的年轻电影人,并说他的要求就是“每次我们见面时都能拥抱”。从此以后,斯皮尔伯格每次见到他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老斯以一部《安培林》和环球影业签约,为了回报将自己带入环球片场“参观”的希尔福斯,斯皮尔伯格问他想要什么,希尔福斯不求回报,只让他帮助其他的年轻电影人,并说他的要求就是“每次我们见面时都能拥抱”。从此以后,斯皮尔伯格每次见到他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斯皮尔伯格觉得能签约仿佛“梦想成真”,他后来回忆道:“我终于可以展示我的能力。我不是为了其他人而做,我想为自己而做,也为了我自儿时起就相信的一切。我终于可以把脑中的故事化为现实。”
“电视对我来说不是艺术,只是工作。因为电视,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拍电影,因为我感觉像在做苦力,12岁时拍8毫米电影时的兴奋和满足都没有了。我没有了激情,电视会磨灭你的激情。直到我开始拍长片,确切的说是开始拍电视电影《飞轮喋血》 时,才再次找回了拍电影的乐趣。”
夏皮耶在公司食堂用午餐时,扎努克和布朗对他说:“我们准备把他拍成低成本的电影,大约75万吧。”夏皮耶对此表示怀疑,不可能只花费这么少。两位制片人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也许100万吧。”后来,布朗承认:“如果再读一遍,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拍这部电影了。这电影太难拍了”。
制片经理谢恩伯格到大白鲨片场探班,他与斯皮尔伯格共进了晚餐。晚餐结束后,斯皮尔伯格与编剧哥特列布“礼貌地离席,并去角落里打字,开始准备第二天的剧本,这绝对是个可怕的经历。‘天哪!剧本竟然是这样完成的?’我当时想,或许我们拍摄的零散镜头永远没法组成一部电影。”
大白鲨拍摄期间,超时三倍,机器鲨鱼总是故障,剧组人员对老斯十分不满。当时老斯甚至听到一个谣言,剧组人员打算在拍摄完成的当天淹死他。虽然这个谣言不见得可信,但他还是安排别人代为拍摄最后一场戏,自己提前一天离开了小岛。登岸后,斯皮尔伯格大喊:“老子再也不回来了!”
在《第三类接触》拍摄现场的无尽等待令特吕弗恼羞成怒,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拍摄自己的电影。一天,在怀俄明州拍摄时,他对女演员泰瑞•加尔大叫道:“光是直升机那场戏就花费了25万美元。有这钱我都能拍一部电影了,而且他们还拍了两遍!”
特吕弗在《第三类接触》得到了7.5万美元,在片场等待拍摄的间隙,他撰写了《痴男怨女》的剧本,并准备写一部《男演员》的书,但这个计划最终放弃。他说在片场的最大收获是发现剧组人员经常“背地里说导演的坏话”。
虽然特吕弗曾警告过斯皮尔伯格,说不能指望他“像专业演员一样又哭又笑”,但特吕弗“在许多镜头中他都超越了自我。多亏了这段经历,我发现了做演员的真正乐趣。我与其他演员一样,在每个镜头拍完之后都去找导演询问他是否满意。而且每当我达到了斯皮尔伯格的要求之后,我就感觉很满足”
1977年初,乔治·卢卡斯邀请制片人和斯皮尔伯格等几位朋友,在自己家中观看无配乐、粗剪版的《星球大战》,卢卡斯的妻子看得热泪盈眶,但布莱恩·德·帕尔马说:“这拍的是什么破玩意儿?”
星球大战上映时,卢卡斯很担心,因而和斯皮尔伯格躲到夏威夷度假,两个大男孩在沙滩上堆沙堡的时候,卢卡斯问:“《第三类接触》之后你想拍什么?”老斯答:“我想拍007.”卢卡斯说:“我有个比007还好的主意,主角会戴着软呢帽,拿个长鞭子。”
拍摄《一九四一》时,制片人约翰·维齐说:“如果你的电影要超支,至少要像史蒂文那样超支,他不是因为不小心或者不顾成本的拍摄而超支,史蒂文的目的是为了拍出最好的电影。”但这部超支六倍的电影并没有成为“最好的电影”,反而成了斯皮尔伯格职业生涯最大的滑铁卢。
在《夺宝奇兵》剧本创作期间,斯皮尔伯格和女演员艾米·欧文分手。这是斯皮尔伯格自父母离婚有遭遇的最严重感情创伤,他说:“我花费了这么多年藏在摄像机后,试图躲避生活的痛苦和恐惧。但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我经历了迟来的青春期。我没有逃过青春期的痛苦,只是拖延了它来临的时间。”
“对我来说,《ET》是我拍摄过的情感最复杂、特技最简单的电影,让我自己也感觉耳目一新。在《第三类接触》中有母舰降落的震撼场面,在《外星人E.T.》中,亨利•托马斯的泪水就可以产生一样的震撼效果。”
在飞船准备离开的时候,艾略特和E.T.进行了最后一次能量交换,E.T.说:“走。”艾略特回答:“留。”没有哪一部电影的台词会像这段对话那样简单而动人。外星人和小男孩拥抱在一起,并且互相都最终明白,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能的。随后E.T.说出那个他学到的用来表示疼痛的人类单词“哎呦”。
《外星人E.T.》是斯皮尔伯格电影职业生涯第一次不使用故事板拍摄的电影(除了包括特效的镜头)。“我认为故事板可能会抑制这些小孩子们的自然反应,”他解释道,“所以我可以不使用故事板,随性而为,让他们随性而为,让电影更加符合我的情感和直觉。”
为了防止电影被剽窃,斯皮尔伯格用《一个男孩的人生》的假名拍摄《外星人E.T.》,每个工作人员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女主角迪•华莱士认为这样的保密行为“几乎到了离谱的程度”,她和自己的丈夫讨论这部电影都要先申请许可。即使是斯皮尔伯格的小猎犬去外景地的时候都要在颈环戴身份牌。
《E.T.》诞生了大量侵权的周边产品。美国音乐公司光在盗版诉讼上就花了超过200万美元,共打了200多个官司。其中最为过分的一例侵权产品是以“我与外星人E.T.做爱”为标题的唱片。艾略特用来引诱E.T.的瑞斯巧克力豆,在好时公司出资100万美元进行营销后,销售额迅猛增加了65% 。
《阴阳魔界(电影版)》拍摄现场发生事故,炸药爆炸,一架直升机坠落,导致现场一名演员和两名儿童群众演员丧生,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人等被告上法庭,他们最终没有受到很大惩罚。反而是指证现场导演的摄影师被好莱坞冠以“麻烦人物”,只能转行去做了房地产经纪人。
《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上映后,《人物》杂志影片人批评道:“家长们根本就不该让孩子看这种能造成精神创伤的电影,这简直就是以电影形式来虐待儿童。影片中福特还删了关(继威)的耳光,并且虐待卡普肖。这部影片里没有英雄,只有两个恶人;他们的名字叫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
斯皮尔伯格在《魔域奇兵》的外景地遇到前女友艾米·欧文,结果两人旧情复燃,生下一子后结了婚。斯皮尔伯格提到求婚时的情景说:“当时我们正在泡澡,马克思在地上爬着,艾米脸上还有东西。求婚过程并不怎么浪漫……我知道她会同意,因为她已经向我求了七八次婚了。”
1984年,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内部为自己的安培林影业建了一栋大楼。复合式办公楼包括一个能容纳45人的放映厅、两个剪辑室、一个游戏室,还有配备专业厨师的厨房、体育馆、室外水疗会所,几个小花园,以及一个许愿池,里面立着《大白鲨》里鲨鱼的小雕塑。
1987年,作家理查德•克里斯蒂安•马西森来到这个高科技、戒备森严的安培林集团大楼,和斯皮尔伯格在花园里讨论电影项目时,“每隔一段时间,从石头或者树上就会传来声音:‘史蒂文,你两点半约的人到了。’很明显是石头中间夹的麦克风在说话,因为你会听到:‘史蒂文,你需要什么吗?’他会对我们说:‘伙计们,你们想吃冰棒吗?’然后他就对着空气讲:‘给我们拿三支麦根沙士口味的冰棒。’毋庸置疑,整个地方都在围着他团团转。”
老斯的长子马克思诞生的时刻非常离奇,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在6月12日拍摄《紫色》中一个接生的镜头,这个时候艾米“给片场打电话找史蒂文,让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我临产了。他立马搁下了正在拍摄的很戏剧化的接生镜头,奔向电话,而我平静地告诉他:‘亲爱的,来帮我接生吧。’”
关于电影《紫色》,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女主角家很贫穷,但“爱丽丝•沃克在书中描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富裕的中高产阶级,有自己的地产。整个装修、餐具、亚麻制品,都是从亚特兰大买的。作者曾说:‘我不希望这点被误解。他们是非常富足的。’剧组拍摄时也遵从了原著”。
对于《紫色》,斯皮尔伯格并无信心,而且犹豫了很长时间,他问制片人:“你不想找个黑人导演吗?”制片人诺西·琼斯说:“你不是火星人,但你也拍成了《外星人E.T.》,不是吗?”
戈德堡在《紫色》中被斯皮尔伯格激发出了超凡的演技,在斯皮尔伯格的众多影片中鲜有敌手,她用令人臣服的肢体语言和声调,将角色诠释得如此丰富而完整,也许只有在《辛德勒的名单》里扮演伊萨克•斯特恩的本•金斯利可以与她媲美。
戈德堡回忆道:“我们会用行话沟通,他会说:‘好了,乌比,等门像《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那样打开以后,你就像布•拉德利那样做。’或者他会说:‘你知道印第安纳•琼斯最后找到那女孩的那个场景吧?他那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我想要的就是那种效果。’”
对于《紫色》,斯皮尔伯格并无信心,而且犹豫了很长时间,他问制片人:“你不想找个黑人导演吗?”制片人诺西·琼斯说:“你不是火星人,但你也拍成了《外星人E.T.》,不是吗?”
斯皮尔伯格的祖上(曾祖父这一级别)是俄罗斯犹太人,遭到屠杀后,斯皮尔伯格这一支到了美国,另外一支则逃难到了中国,先在东北,后来一部分人去了上海。斯皮尔伯格在80年代率领浩大剧组来上海拍摄《太阳帝国》,竟然还有寻亲的意味。
给克里斯蒂安·贝尔讲解《太阳帝国》中将手提箱扔进大海的戏份时,斯皮尔伯格说:“你的生活是如此简单。曾经你的一切似乎都装在了这个小小的手提箱里,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你曾经的生活、曾经的个性。”
斯皮尔伯格自己这样解释《太阳帝国》中贝尔将手提箱扔进大海的情节:“在我眼中,这个情境是故事中最能够赚得大家的眼泪和同情的地方。因为这一天,是他童年的最后一天。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要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今后的生活中,不管怎样努力,都永远不可能回到这一天了。”
康纳利说琼斯与007的区别:“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就在处理两性关系上面。印第安纳同女人交往时总会非常羞涩。在第一部电影中,当看到有女学生在眼皮上写着我爱你的时候,他就已经惊慌失措了。而詹姆斯•邦德却会把所有对他有意思的女学生留下来过夜,甚至第二天早上共进早餐。”
于《辛德勒的名单》,斯皮尔伯格骄傲地说:“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能让制片厂同意这项拍摄计划。”斯皮尔伯格在拍摄前曾说:“我非常肯定地表示过,电影公司投资的钱一定是会打水漂的。”
在《急诊室的故事》讨论会上,斯皮尔伯格在闲谈中得知编剧之一迈克尔·克莱顿正在写一部有关恐龙的小说,当下要了样稿来看,并要购买改编权。后来,这部名为《侏罗纪公园》的小说引发各大公司疯抢,环球影业最终买下了版权:电影改编权150万美元,编剧费50万美元,分成另算。
辛德勒的故事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其中曲折很多。战后辛德勒一贫如洗,一名被辛德勒救下的犹太人决定为辛德勒募捐,为此跑遍美国,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讲述这个英雄的故事。某一天,一个小说作家托马斯·肯尼利走进这个犹太人的店里,犹太人得知他是作家后说:“我知道本世纪最伟大的故事。”
斯皮尔伯格说:“我被书中角色所的自我矛盾特质深深吸引了,这不仅仅是关于犹太人解救犹太人的故事,或者是瑞典人、瑞士人去解救犹太人的故事,这是纳粹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故事……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精神,突然间驱使一个人,将自己从犹太人身上剥削的积蓄奉献出来,去拯救他们的生命?”
“一个威武帅气的纳粹分子拯救了我。他叫奥斯卡尔•辛德勒,我不是唯一一个被他从格罗斯-罗森救出来的人,获救的还有我的妻子米拉。她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救出来的。在我眼中,奥斯卡就如同耶稣基督。虽然他是耶稣基督,但他毕竟不是什么圣人。他饮酒无度,操纵黑市,生活一团糟。”
《辛德勒的名单》小说作者托马斯·肯尼利在好几个国家之间来回奔波,采访了将近50位“辛德勒犹太人”,以确保《辛德勒的名单》的真实准确性。“这也许只是一本小说,”他说,“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为小说作者讲故事的大屠杀幸存者费佛伯格在1983年时和斯皮尔伯格见了一面,第一句话就是:“拜托了,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拍摄呢?”斯皮尔伯格回答道:“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电影。”
从1983年到1993年,斯皮尔伯格在这十年中不断推迟拍摄计划,因为大屠杀是他整个种族的悲惨历史,他要有十分把握才敢开拍。他说,推迟这个项目“一直让我处于内疚感的包围圈中”,因为费佛伯格不断地“提醒我,他已经是命不久矣”。
斯皮尔伯格曾为《辛德勒的名单》找过几位导演,包括罗曼·波兰斯基、马丁·斯科塞斯,甚至还有比利·怀尔德。波兰斯基曾经历过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怀尔德的好几个家人都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们都没能执导。
1994年8月24日,卡曾伯格被迫从迪士尼公司辞职,他当即找到斯皮尔伯格:“咱们白手起家开个电影公司怎么样?”两个人一拍即合,而三个合伙人(再加上大卫·格芬)的谈判会议竟然是在白宫国宴上谈定的。“我们穿着礼服谈论着新的公司,在我们对面,叶利钦和比尔•克林顿谈着核裁军。”
他一直不愿意执导《大白鲨》和《外星人》的续集,害怕会贬低原作的价值。他甚至在《回到未来2》中展示了一个场景:2015年的剧场贴着《大白鲨19》的海报,导演是马克斯•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的大儿子)。但老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拍摄了《侏罗纪公园2》,因为当时梦工厂举步维艰。
“《拯救大兵瑞恩》是为我的父亲而创作的,”斯皮尔伯格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他让我的脑海中充满了战争故事……当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说:‘我爸爸会爱死这部电影的。’” 斯皮尔伯格的父亲曾在二战的东亚战场上担任无线电通讯员。
尽管斯皮尔伯格的父亲对《拯救大兵瑞恩》感到很满意,但他还是抱怨这部电影拍的不是他当年所在的亚洲战场,因而斯皮尔伯格后来和汤姆·汉克斯联合监制了迷你剧《太平洋战争》。
身为一个犹太人,斯皮尔伯格知道拍摄《慕尼黑》必将引发声讨,但“如果我为了继续受欢迎而保持沉默,我将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我这把年纪,如果还不敢面对风险,我将失去对自己的尊重。更何况,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这个故事里各个部分都让我感同身受。它们在我心里激起了疑问和争论。”
什么叫客大欺店?拍摄《少数派报告》,斯皮尔伯格和克鲁斯拿到了7000万美元的分红,而电影公司拿到的利润只有2000万美元。
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娱乐导演,总是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而且这种轻视在电影史上重复上演。60年代以前,希区柯克、约翰·福特、弗兰克·卡普拉、比利·怀尔德都因为电影太受大众欢迎而被评论界轻视,但经过特吕弗、安德鲁·萨里斯等人的努力,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大师”,相信斯皮尔伯格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