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的读法：从《越国之殇》入手

                
                
1983年夏天的广州象岗毫无疑问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未遭盗掘的南越文王墓的价值不仅仅停留在目前唯一可以确证的西汉时期南越国君主墓葬和西汉时期诸侯王等级墓葬的主要墓例上，而应该具有超出岭南一地和秦汉一时的意义。我们习以为常，甚至不假思索地宣称，考古学是“阅读”地书，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地考虑过地书的“阅读法”，地书究竟有什么写作规律？我们甚至默认了一系列未经证实的假设，无限地简化“阅读”过程，如同苏公所批评的那样，生动有趣的历史变成了枯燥无味的历史规律。因此，我眼中的南越王墓因其特殊性和完整性等诸多特质，而成为极具“阅读”价值的范例。我希望，透过“阅读”南越王墓，能抵达两端：其一，是地书的“写法”，这将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对考古学材料的认识；其二，是岭南和秦汉，也将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对晚至西汉的政治和文化格局的认识。
发表材料的完备程度构成了我们观察南越王墓的可能条件。关于此墓的资料大致由以下数类构成。在发掘资料的公布上，继《考古》1984年第3期发表简报后，正式报告以《西汉南越王墓》为题，于1991年出版。该墓所出玉器另以《南越王墓玉器》为题同年出版。入藏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后，藏品又先后以《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珍品选录》和《南越藏珍》为题出版。在南越国史上，有张荣芳、黄淼章合著《南越国史》和黄淼章《南越国》两种。由于考古发现是个不可逆过程，而且按照情境考古学的观念，发掘过程、刊布和藏品研究等看似客观的过程实际深受发掘者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情境的影响，所以我也格外关心这座墓葬的发现、发掘、整理和讨论过程，发掘者和研究者的回忆录因此在我看来也就不再是余兴读物了，而是主要的“待分析”文献。所幸发掘者几乎都有相关回忆录，以麦英豪、黄淼章、谭庆芝《广州南越王墓》和刘振东、谭庆芝《客死他乡的国王》为代表，《南越藏珍》部分涉及发掘及整理过程，李季和黄淼章也在多种期刊上刊布回忆发掘过程的短文，此外，职业作家岳南先后有《岭南震撼》和《越国之殇》两种作品。
最近十天，我一直在读岳南的《越国之殇》，并且与此前读过的《广州南越王墓》相比较。岳南此书从属于《中国考古谈米纪实丛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出版，煌煌十二卷，不得不佩服作者笔耕不辍的精神和极高的写作速度。此书应是岳南于2001年出版的《岭南震撼》的修订版，但我并未比较过两者异同。
如果和《广州南越王墓》相比，两者对发掘过程的记录差别不大，但是发掘者由于有“亲历”体验，所以更倾向表达参与感；而职业作家可能会站在一定的距离外，不时插入其他学者的意见，可能有更广阔、更全面的视角。第十章“余波不绝”就颇显得有意思了，参考了其他学者的不同意见，这在夫子自道的作品中是断不会出现的。《越国之殇》与《广州南越王墓》差别甚大的是第三、五、七和九章，基本是用白话文改写了《史记》的相关篇目，和岳南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斥了不甚高明的复原和想像。正由于作者似乎想精心安排一古一今两条线索，不断在发掘现场进程和南越政治风云之间切换，在对待《史记》《汉书》的不动脑筋的盲从和套用戏剧桥段的俗化上表现出来的问题，似乎也映射到发掘现场上：发掘是那样的直白，所见即所得吗？“文帝行玺”、“泰子”、“赵昩”等印章文字真的就是一锤定音吗？玉衣呢，也具有明白无误的指向性，而不管丝缕从未见诸文献？殉葬呢，就是按照社会发展史教给我们的那样，是奴隶制残余？
                
                
阅读《越国之殇》和《广州南越王墓》恰当地提供了一种情境思路，复原了发掘者和研究者在何种情境下——包括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个人的和群体的，做出种种判断、发现和阐释的。这样至少暗示了，为什么他们相信赵佗是河北正定人氏，高寿到百岁以上，赵氏政权就一直是时叛时服，而汉王朝对其是一再宽容优渥，陆贾使南就是一场伟大的外交胜利，吕嘉之乱就是代表分裂势力螳臂当车，赵胡就是如同上书所称的病病怏怏等等！这样看起来，《越国之殇》和《广州南越王墓》就不再是闲情偶读，而成为重要的学术史情境资料了。亲历或者旁观的文字都揭示出无论是墓葬还是由墓葬及南越国史，还是由南越国史及秦汉史至少存在两个疏漏：从来没有听物质在“说话”，而是让规律代替它们说；也没有听有书写能力和书写权力以外的人“说话”，而是让一两位史家替他们说。这样的思路下，《西汉南越王墓》就有了重新阅读的价值，南越国史也有了摆脱汉初诸侯国模式，与地缘上关系更为密切的地区统一考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