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中国 -- 受伤的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孤本》引言
我们时代的心中困兽
---寻找五千年文明存活的证据
文/何树青
导语：我们如此定义历史文化遗产的绝版：唯一性（独特的文化、科学、教育、美学价值），不可复制性（今天的工业不能替代历史的工艺），仍处于旧城改造与错误保护的威胁之中。
中国独创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提法，而在10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规划里，“历史文化名城”总是“习惯性”地排在了城市定位的最后一位或忽略不计。中国一向自称是“文物大国”，但目前已进入文化遗产损毁规律中的第二阶段（严重损毁），经济起飞、城市化加速，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最尖锐，文物古迹命悬一线。
看起来，中国的城市正在策动一次集体反攻，从对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到对线（历史街区）的尊重，再到对面（历史旧城）的省悟——一副浪子回头的样子。事实上，如果不能抑制住我们的内心困兽（保护的理性与大拆大建的感性之间的冲突），我们很容易顺着建设新城市的发展潮流，把城市中的文化遗产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令作为“文物大国”的中国，成为历史沦为绝版的中国和传统成为绝响的中国。
中国真的有过五千年文明？
中国真的地大物博，文明渊源流长？看上去是的。全国已知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就有40万余处。但对比一下国土面积是中国1/17的法国吧，他们在1970年代经普查已确定全国200多万处保护项目。当欧美国家旧城保护范围可以达到全城80%乃至100%的时候，中国有资格以完整城史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不过平遥和丽江。北京到今天，还有资格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杰作”吗？舒乙说：“政策上的导向也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你看明明是2008年奥运会，它非要提个‘新北京新奥运’，你为什么不提‘老北京新奥运’？大家之所以欣赏雅典奥运会，是因为它是个老雅典，人家可没有说‘大家一起来看新雅典’。”
中国城市面貌“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保护变成了重建，我们渐渐找不到中华文明存活过的完整证据。几代人在毁城灭迹，并令每一座城市都成了受伤的城市。
排队申请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排到100年后也评不完。这又如何？如果没有整体性的保护，这些名登大堂的历史文化遗产只不过是城市孤儿，没有兄弟，没有伴侣，也没有未来。
我们时代的政治正确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办私塾、穿汉服、行成人礼、投身环保一样，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即便在毁坏文物最厉害的城市，你都能从它们的城市规划中看到最确凿无疑的字眼：“历史文化名城应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反对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大拆大建。”
2004年4月20日，在历史文化名城市长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50位参加学习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分管副市长联名发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倡议书，又说了一番政治正确、无可挑剔的话：“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应起主导作用,市长应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如果真的做到，则是中国40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2000万件可移动文物之大幸。
但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分别于2005年9月25日、2005年12月8日、2006年5月25日所作的表白中，我们知道中国的市长们并没有忠实履行他们的诺言。
旧城改造强势，文化保护弱势
阮仪三保护旧城，躺在江南古镇的推土机下有效，躺在河南的推土机下不一定有效。历史文化遗产能在哪里的推土机下活下来？这种感慨发自2005年11月12日，首届中外建筑与文化论坛。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王石秘书长归纳的论坛议题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中华文化传统是否面临间断？我们的主旋律是不是已经西方化了？中国文化是不是仅仅是一种零碎的点缀？中国人还热爱、认同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吗？中国人还有本土文化认同吗？
文人论道无果而终。很多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部门和规划部门都抱怨，与城市化、旧城改造、地产开发的势力相比，他们是弱势群体。保护旧城，有人觉得是古人在争我们的地盘；但重建式开发，我们焉不是在抢下一代人的地盘，并剥夺掉他们本该得到的历史遗产？
历史缺席了，城市虽然更新，但已千城一面，并且魂不附体。切断历史根须之后，每一个城市都是受伤的城市。
中国到2015年还剩下什么？
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屡屡惨遭破坏？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注意到4个现实认知误区的存在：认为它形象破旧、是落后标志、浪费用地、阻碍发展。之后，有4种力量成为了大规模改造旧城的有力支持者：想利用历史基础赢得最高回报率的开发经营者、急于快速表现政绩的城市领导者、能从大拆大迁中得到好处的蹩脚规划师建筑师、急于改善居住条件赢得拆迁补偿的部分居民。
没有保护，谈何利用？这一点早在1987年下发的国务院通知中就明确了，但现状多的是为了利用而保护的急功近利。在某些局部历史街区和历史景观得到保护的同时，是历史城市总体格局上更加肆无忌惮的破坏，只要没圈定保护的，就拆无赦——中国的县级、省级、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统共加起来近7万处，其余30多万处没有被圈定的文化遗产因为没有保护伞，成了沉默的羔羊，随时可能被宰割。从2006年起，中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并计划“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但我们还能等到2015年吗？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项目，必须跟4种破坏性力量抢速度。
保护历史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吗？
这是错误的，但是发生了——发展旅游产业成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第一动机，历史文化遗产成了旅游产业的筹码。顺应这种思维，即便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激进人士，视拆毁胡同、四合院如同拆毁北京第二座城墙的舒乙，有时竟也以瑞典斯德哥尔摩保护0.8平方公里的旧城区获得的旅游利润占整个全城税收的60%为例，来“利诱”地方政府当局保护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通过旅游的确达成了部分价值分享与传承，但旅游也是有破坏性的，如果再丧失设置对游客的文化体验引导环节，文化遗产只是可笑的道具。而拆除真文物、兴建假古董尤为恶劣。
2006年9月1日，余秋雨批评一些城市在发展旅游业时对历史文化特色有一种市场叫卖的气息，“让我们非常安静地走在祖国美好的土地上，而不要走在叫卖声一声高过一声的市场里。”在余秋雨眼里，历史文化资源只应是温和的、淡淡的底子，如果没有像金字塔、万里长城、兵马俑等让人见到以后神魄俱夺的东西，就不要硬做历史文化文章，有些东西有学术价值，不一定有旅游价值。
在历史文化遗产面前，中国城市当局和城市人最缺乏的，不是利用的智慧，而是尊重的教养。
我们的心中困兽
《文物保护法》重修已4年，文物保护观念更深入人心，但人心惟危。冯骥才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在城市改造方面，如果说20年前我们的对手是保守僵化，那么现在的对手则是一味地追求新潮。我们不能容忍自然环境被破坏得一片荒芜，却公然放任珍贵的人文环境被搞成一片空白。”这是一场远未停止的战争，它不仅发生在城市的街道上，也发生在我们的内心；并且，不因有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上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而停止。
历史随风而逝，我们不是诗人，但我们至少是人。历史文化不能给我们带来名利，但它们是城市之魂，能击中和抚慰我们内心深处的狂惑。只是，保护与利用、还原历史与重建新城、发展赚钱的经济与发展垫钱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成为这个时代每个人的内心困兽，难以解脱。
绝版中国
我们如此定义历史文化遗产的绝版：唯一性（独特的文化、科学、教育、美学价值），不可复制性（今天的工业不能替代历史的工艺），仍处于旧城改造与错误保护的威胁之中。
尽管一直在毁城灭迹，但也许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保护受伤的城市中的文化孤本，珍视我们的绝版中国。
让建设部增加文化司、让文化部增加建设司是不现实的。在健全的政府体系之外，建立健全的非政府体系是现实的。不建设城市是不现实的，弃旧城改造、改激活旧城是现实的。
在合肥，市民已看不到三国古战场、“翡翠项链”上的老城墙，徒然有一些很具历史感的地名，这个久经兵燹的城市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历史存活过的证据。苏州人比合肥人幸运得多，虽然小桥流水和小巷弄堂也不多见了，毕竟他们还可以住在古建筑里甚至买下产权，只要遵守“谁使用，谁管理，谁维修”的原则。
如果不能使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浑然一体、交相辉映，那不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错，而是我们一代人的无能！如果一定要在大拆大迁毁城灭迹之后以重建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创造力，那不是真正的智慧，反而证明了我们一代人的愚蠢！
---寻找五千年文明存活的证据
文/何树青
导语：我们如此定义历史文化遗产的绝版：唯一性（独特的文化、科学、教育、美学价值），不可复制性（今天的工业不能替代历史的工艺），仍处于旧城改造与错误保护的威胁之中。
中国独创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提法，而在10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规划里，“历史文化名城”总是“习惯性”地排在了城市定位的最后一位或忽略不计。中国一向自称是“文物大国”，但目前已进入文化遗产损毁规律中的第二阶段（严重损毁），经济起飞、城市化加速，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最尖锐，文物古迹命悬一线。
看起来，中国的城市正在策动一次集体反攻，从对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到对线（历史街区）的尊重，再到对面（历史旧城）的省悟——一副浪子回头的样子。事实上，如果不能抑制住我们的内心困兽（保护的理性与大拆大建的感性之间的冲突），我们很容易顺着建设新城市的发展潮流，把城市中的文化遗产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令作为“文物大国”的中国，成为历史沦为绝版的中国和传统成为绝响的中国。
中国真的有过五千年文明？
中国真的地大物博，文明渊源流长？看上去是的。全国已知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就有40万余处。但对比一下国土面积是中国1/17的法国吧，他们在1970年代经普查已确定全国200多万处保护项目。当欧美国家旧城保护范围可以达到全城80%乃至100%的时候，中国有资格以完整城史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不过平遥和丽江。北京到今天，还有资格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杰作”吗？舒乙说：“政策上的导向也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你看明明是2008年奥运会，它非要提个‘新北京新奥运’，你为什么不提‘老北京新奥运’？大家之所以欣赏雅典奥运会，是因为它是个老雅典，人家可没有说‘大家一起来看新雅典’。”
中国城市面貌“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保护变成了重建，我们渐渐找不到中华文明存活过的完整证据。几代人在毁城灭迹，并令每一座城市都成了受伤的城市。
排队申请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排到100年后也评不完。这又如何？如果没有整体性的保护，这些名登大堂的历史文化遗产只不过是城市孤儿，没有兄弟，没有伴侣，也没有未来。
我们时代的政治正确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办私塾、穿汉服、行成人礼、投身环保一样，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即便在毁坏文物最厉害的城市，你都能从它们的城市规划中看到最确凿无疑的字眼：“历史文化名城应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反对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大拆大建。”
2004年4月20日，在历史文化名城市长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50位参加学习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分管副市长联名发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倡议书，又说了一番政治正确、无可挑剔的话：“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应起主导作用,市长应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如果真的做到，则是中国40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2000万件可移动文物之大幸。
但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分别于2005年9月25日、2005年12月8日、2006年5月25日所作的表白中，我们知道中国的市长们并没有忠实履行他们的诺言。
旧城改造强势，文化保护弱势
阮仪三保护旧城，躺在江南古镇的推土机下有效，躺在河南的推土机下不一定有效。历史文化遗产能在哪里的推土机下活下来？这种感慨发自2005年11月12日，首届中外建筑与文化论坛。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王石秘书长归纳的论坛议题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中华文化传统是否面临间断？我们的主旋律是不是已经西方化了？中国文化是不是仅仅是一种零碎的点缀？中国人还热爱、认同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吗？中国人还有本土文化认同吗？
文人论道无果而终。很多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部门和规划部门都抱怨，与城市化、旧城改造、地产开发的势力相比，他们是弱势群体。保护旧城，有人觉得是古人在争我们的地盘；但重建式开发，我们焉不是在抢下一代人的地盘，并剥夺掉他们本该得到的历史遗产？
历史缺席了，城市虽然更新，但已千城一面，并且魂不附体。切断历史根须之后，每一个城市都是受伤的城市。
中国到2015年还剩下什么？
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屡屡惨遭破坏？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注意到4个现实认知误区的存在：认为它形象破旧、是落后标志、浪费用地、阻碍发展。之后，有4种力量成为了大规模改造旧城的有力支持者：想利用历史基础赢得最高回报率的开发经营者、急于快速表现政绩的城市领导者、能从大拆大迁中得到好处的蹩脚规划师建筑师、急于改善居住条件赢得拆迁补偿的部分居民。
没有保护，谈何利用？这一点早在1987年下发的国务院通知中就明确了，但现状多的是为了利用而保护的急功近利。在某些局部历史街区和历史景观得到保护的同时，是历史城市总体格局上更加肆无忌惮的破坏，只要没圈定保护的，就拆无赦——中国的县级、省级、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统共加起来近7万处，其余30多万处没有被圈定的文化遗产因为没有保护伞，成了沉默的羔羊，随时可能被宰割。从2006年起，中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并计划“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但我们还能等到2015年吗？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项目，必须跟4种破坏性力量抢速度。
保护历史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吗？
这是错误的，但是发生了——发展旅游产业成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第一动机，历史文化遗产成了旅游产业的筹码。顺应这种思维，即便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激进人士，视拆毁胡同、四合院如同拆毁北京第二座城墙的舒乙，有时竟也以瑞典斯德哥尔摩保护0.8平方公里的旧城区获得的旅游利润占整个全城税收的60%为例，来“利诱”地方政府当局保护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通过旅游的确达成了部分价值分享与传承，但旅游也是有破坏性的，如果再丧失设置对游客的文化体验引导环节，文化遗产只是可笑的道具。而拆除真文物、兴建假古董尤为恶劣。
2006年9月1日，余秋雨批评一些城市在发展旅游业时对历史文化特色有一种市场叫卖的气息，“让我们非常安静地走在祖国美好的土地上，而不要走在叫卖声一声高过一声的市场里。”在余秋雨眼里，历史文化资源只应是温和的、淡淡的底子，如果没有像金字塔、万里长城、兵马俑等让人见到以后神魄俱夺的东西，就不要硬做历史文化文章，有些东西有学术价值，不一定有旅游价值。
在历史文化遗产面前，中国城市当局和城市人最缺乏的，不是利用的智慧，而是尊重的教养。
我们的心中困兽
《文物保护法》重修已4年，文物保护观念更深入人心，但人心惟危。冯骥才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在城市改造方面，如果说20年前我们的对手是保守僵化，那么现在的对手则是一味地追求新潮。我们不能容忍自然环境被破坏得一片荒芜，却公然放任珍贵的人文环境被搞成一片空白。”这是一场远未停止的战争，它不仅发生在城市的街道上，也发生在我们的内心；并且，不因有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上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而停止。
历史随风而逝，我们不是诗人，但我们至少是人。历史文化不能给我们带来名利，但它们是城市之魂，能击中和抚慰我们内心深处的狂惑。只是，保护与利用、还原历史与重建新城、发展赚钱的经济与发展垫钱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成为这个时代每个人的内心困兽，难以解脱。
绝版中国
我们如此定义历史文化遗产的绝版：唯一性（独特的文化、科学、教育、美学价值），不可复制性（今天的工业不能替代历史的工艺），仍处于旧城改造与错误保护的威胁之中。
尽管一直在毁城灭迹，但也许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保护受伤的城市中的文化孤本，珍视我们的绝版中国。
让建设部增加文化司、让文化部增加建设司是不现实的。在健全的政府体系之外，建立健全的非政府体系是现实的。不建设城市是不现实的，弃旧城改造、改激活旧城是现实的。
在合肥，市民已看不到三国古战场、“翡翠项链”上的老城墙，徒然有一些很具历史感的地名，这个久经兵燹的城市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历史存活过的证据。苏州人比合肥人幸运得多，虽然小桥流水和小巷弄堂也不多见了，毕竟他们还可以住在古建筑里甚至买下产权，只要遵守“谁使用，谁管理，谁维修”的原则。
如果不能使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浑然一体、交相辉映，那不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错，而是我们一代人的无能！如果一定要在大拆大迁毁城灭迹之后以重建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创造力，那不是真正的智慧，反而证明了我们一代人的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