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治可以析解为科学(节选) 休谟
休谟《人性论》读起来大概很是费时费神,但读他的一些小册子比如道德原则、政论和经论文集等,却可以较简便、快捷地发现他是如何将这种哲学运用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不懂休谟哲学,但不妨碍读他的政经史论时,与他的极大共鸣。
每次遇到荒谬的事件、观点、文章和人物时,都不能没有一种想要搬出休谟政论进行反驳的欲望;但是因为懒惰作罢,近日又有所谓全国政治儒学与现代世界研讨会在京举办,“贤人政治”成为一个主题。
多么肮脏、可耻的一个政治传统和思想,竟能还被发掘出来。
《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中译版、《休谟政治论文集》政法大英原版:
二 谈政治可以析解为科学
有些人提出一个问题:这一政府体制与另一政府体制之间究竟有无任何本质区别?每种政府体制是否都可能由于管理的恰当与否而变好或变坏?假若人们一旦承认所有政府都是一样的,唯一差别在于治理者的性格和品德有所不同,那么一切政治争论大都可以终止了。有些人钟爱这种体制甚于另一种体制,所有这类热情也必须视为不过是偏执和愚蠢而已。我虽然是个随和之人,却不能不谴责上述这种观点;如果人类事务只不过是有特定人物偶然具有的性格和品德所决定的,别无更多的稳定性可言,我想起来也会感到惋惜!
确实,那些认为各类政府的优越全在于管理得好的人,可以从历史上引证许多具体事例,说明同一政府在不同的人手中,突然完全变了,形成两种好坏对立的极端。……
法律的力量很大,而政府特定体制的力量也很大,它们对主管这一政府的人们的作风、个性的依赖却很小,以致我们有时可以从它们推断出一些普遍而又肯定的结论,就像数理科学所提供的结论一样。
……
因此,立法者不应将一个国家未来的政体完全寄托于机会,而应提供一种控制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法律体系,传之子孙后代。种何因必得何果,贤明的律令在任何共和国中都是足以留传后代的最可宝贵的遗产。在最小的法庭和机关中,人们发现,按照固定的形式和方法处理事务较能防止人性的自然蜕化。为什么公共事务不能照此办理呢?威尼斯政府历经许多世代仍然稳定贤明,除了由于其政府形式好,还能归之于别的什么原因呢?雅典和罗马政府之所以动荡不安,最后这两个有名的共和国竟然覆亡,其根源实在于原有体制存在这些缺陷,这难道不易指明吗?这种事情很少决定于特定人物的脾性和教养,故同一共和国由同一些人治理,结果可能这一部分管得好而另一部分管得差,而这仅只是由于管理这些部分的政府体制和机构有所不同。……
为公精神最发扬的时代不一定总是私人道德最突出的时代。在社会风气、习惯很少传给人以人道和正义感的地方,好的法律却可以建立体制的正常秩序和适中的调节。……
这就是当时每个自由之邦都应以极端的热忱维护它的那些良好的政府体制和机构的充分原因;依靠这些体制、机构,自由得以确保,公益得到考虑,特殊人物的贪欲和野心受到限制和惩罚。没有什么比能感受这种高尚的激情更能为人性增辉了,正如没有什么比缺乏这种激情更能表示心灵的卑下。一个只爱自己而不顾及友谊和德行的人当然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责难,但一个仅只感受友谊而无为公精神的人或不关心社会的人却是缺乏最根本的道德。
……一种体制之所以好仅仅在于它能提供反对弊政的补救办法。……
在当前这场争论中,我对任何个人因素均未考虑。在最佳的政治体制中,每个人都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人们易于发现一位大臣的好心或恶意,从而判断其个人品格究竟值得爱戴抑或应予憎恨。不过这类问题对于公众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那些用笔杆子颂扬或攻击这些大臣的人却使人有理由怀疑他们不是心怀恶意就是意图吹捧。
每次遇到荒谬的事件、观点、文章和人物时,都不能没有一种想要搬出休谟政论进行反驳的欲望;但是因为懒惰作罢,近日又有所谓全国政治儒学与现代世界研讨会在京举办,“贤人政治”成为一个主题。
多么肮脏、可耻的一个政治传统和思想,竟能还被发掘出来。
《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中译版、《休谟政治论文集》政法大英原版:
二 谈政治可以析解为科学
有些人提出一个问题:这一政府体制与另一政府体制之间究竟有无任何本质区别?每种政府体制是否都可能由于管理的恰当与否而变好或变坏?假若人们一旦承认所有政府都是一样的,唯一差别在于治理者的性格和品德有所不同,那么一切政治争论大都可以终止了。有些人钟爱这种体制甚于另一种体制,所有这类热情也必须视为不过是偏执和愚蠢而已。我虽然是个随和之人,却不能不谴责上述这种观点;如果人类事务只不过是有特定人物偶然具有的性格和品德所决定的,别无更多的稳定性可言,我想起来也会感到惋惜!
确实,那些认为各类政府的优越全在于管理得好的人,可以从历史上引证许多具体事例,说明同一政府在不同的人手中,突然完全变了,形成两种好坏对立的极端。……
法律的力量很大,而政府特定体制的力量也很大,它们对主管这一政府的人们的作风、个性的依赖却很小,以致我们有时可以从它们推断出一些普遍而又肯定的结论,就像数理科学所提供的结论一样。
……
因此,立法者不应将一个国家未来的政体完全寄托于机会,而应提供一种控制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法律体系,传之子孙后代。种何因必得何果,贤明的律令在任何共和国中都是足以留传后代的最可宝贵的遗产。在最小的法庭和机关中,人们发现,按照固定的形式和方法处理事务较能防止人性的自然蜕化。为什么公共事务不能照此办理呢?威尼斯政府历经许多世代仍然稳定贤明,除了由于其政府形式好,还能归之于别的什么原因呢?雅典和罗马政府之所以动荡不安,最后这两个有名的共和国竟然覆亡,其根源实在于原有体制存在这些缺陷,这难道不易指明吗?这种事情很少决定于特定人物的脾性和教养,故同一共和国由同一些人治理,结果可能这一部分管得好而另一部分管得差,而这仅只是由于管理这些部分的政府体制和机构有所不同。……
为公精神最发扬的时代不一定总是私人道德最突出的时代。在社会风气、习惯很少传给人以人道和正义感的地方,好的法律却可以建立体制的正常秩序和适中的调节。……
这就是当时每个自由之邦都应以极端的热忱维护它的那些良好的政府体制和机构的充分原因;依靠这些体制、机构,自由得以确保,公益得到考虑,特殊人物的贪欲和野心受到限制和惩罚。没有什么比能感受这种高尚的激情更能为人性增辉了,正如没有什么比缺乏这种激情更能表示心灵的卑下。一个只爱自己而不顾及友谊和德行的人当然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责难,但一个仅只感受友谊而无为公精神的人或不关心社会的人却是缺乏最根本的道德。
……一种体制之所以好仅仅在于它能提供反对弊政的补救办法。……
在当前这场争论中,我对任何个人因素均未考虑。在最佳的政治体制中,每个人都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人们易于发现一位大臣的好心或恶意,从而判断其个人品格究竟值得爱戴抑或应予憎恨。不过这类问题对于公众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那些用笔杆子颂扬或攻击这些大臣的人却使人有理由怀疑他们不是心怀恶意就是意图吹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