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上海到大武汉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我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任务感。因为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喜欢王琦瑶这个人物，并且书中大多数人物我都不喜欢。这也证实了我肯定不大喜欢老上海这个地方。我说的不喜欢，是不会愿意与这样的人做朋友。但这是句废话，这样的人离我十万八千里远，离我的生活也是十万八千里远。然而说起市井世俗，这又是我不能不再次温习的功课。
我是武汉人，武汉也是一个大市井，一个世俗得不能再世俗的城市。当我看完这本书时，我得承认，如果市井是说对生活细节的斤斤计较和丝丝眷恋，武汉及不上上海这样的市井。武汉人太粗枝大叶，太随心所欲。上海人赚了钱去装点自己的房间。武汉人赚了钱修修补补破房子，剩下全赌在牌桌上。上海人追求细节质量，衣服计较料子款式，吃喝计较西餐品位，那时武汉人在三九伏天里男女皆穿在汗衫躺在竹床阵上。上海的胡同是谣言生息的土壤，武汉的歪巷是骂街的戏台。上海人穿着西装旗袍，拎着手提包，走在外滩的洋行前。武汉人钻在江滩洋行背后的阴影里，那里鳞次栉比的墙瓦下，男女老少在汉正街上淘着便宜的二手货，外地的扁担光着胳膊蹲在一旁。汉口港上行着官船，港外许多个小码头上，拐子们操家伙打码头，十天半月免不了要见血。
大上海的大，是横河竖街小楼洋房的大。大武汉的大，是江河湖海矮墙歪巷的大。其实，就像书里面描摹的那样，大上海是许许多多鸽子笼一样的小房间小公寓堆积起来的故事，这大，埋没了许许多多的小。日子过在食箸间和针线里，伴随着楼房的存在，精细在这座城市里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武汉的楼房似乎仍没有那么普及，连绵的瓦房和菜园，被野地和江湖分割得七零八落，只剩江边以租界、教堂、码头为中心的那么几条街而已。城市徒有其市而无其城，好似一个千万户的大农村。人说全中国敢称自己为大的不过上海和武汉，殊不知这大真是的的确确完全不一样的大，却又是的的确确分成了许多个小，这小又是的的确确完全不一样的小，一个散落在公寓里，一个散落在野地里。
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历史的风云变幻像一床大棉被，压在上海人精细雕琢的日子上。这些日子在胡同角边流动：红了一年又一年的夹竹桃，屋顶上的鸽子笼，屋边长青的松竹……是大环境的影子，是衬景，是舞台，是帷幕。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武汉，历史的风云变幻像江对岸的山，没有桥，只有渡轮，远远看过去，只是似近非近似远非远的风景。江这岸的棚户区里，还是南来北方的逃荒者，以及兢兢业业的小手工匠。这棚户区，从世纪初一直留到世纪末。
上海与武汉的大，让历史不得不分出两种不一样的侧面。纵然历史始终维持着它森严的面目，用强大的力量把所有琐碎推向宇宙的角落，偏偏又是两个城市的内里的小，容得下这样的退散和破损，收藏在那些公寓和野地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就是一座城市收纳历史的方式，它因为城市的存在，因为城市的地理、人口、建筑、街道、商店、饭厅、集市等等，而显得独有特色。感谢王安忆，把五十年家家户户的饭桌上的故事记载下来，以一部女人的风华与世故，映照一座城市的灯火阑珊。
然而，上海与武汉是如此不同，精细与精明又是如此不同。我期待武汉的一部史诗，可是这是如此困难。武汉作家该用什么笔力透进这座南来北往勇猛固执的城市呢？武汉的风华是什么呢？武昌、汉口、汉阳，又是种种不同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隔阂以及相联。从黄陂、孝感、天门、仙桃、鄂州、黄冈、黄石的农民操着外地人听不出区别来的各种湖北方言，与本地人交杂住在低矮的瓦房里。从北边的河南南下的人搭起了河南棚子。码头上常有九江的口音，再就是川音的婉转和吴语的细碎。武汉话显而易见，是所有声音里最粗猛的那道音频，无怪乎，毕竟要与南腔北调打交道，不猛何以突出？
武汉的食物又有什么风华呢？自然不及沪上的精细甜美。我还记得，我念小学时，巷口的粉面馆，就是一家四川人开的，辣椒格外的厉害。武汉没什么自己的食谱，说起来的传统食品，不过是川湘湖广粤几大菜系和周边天门仙桃孝感小吃的种种筛选变式。川湘的香辣和湖粤的煲汤，都在这里普及甚广。而旧时代里麻袋装的零食散糕，制作粗糙却口味脆甜，都是乡下农民手工作坊的成品。
这又是一座钢铁城市。清末民国时期，汉口是租界和码头，武昌是教堂和军库。到了五十年代，钢铁是这座城市的主叹调。这些明朗的主叹调背后，那些绵绵的碎音，是千万工人的集体行动。用工农城市来描述这座城市是相当贴切了，商业如此原始，工业却如此先进，这使武汉远没有上海那种时尚的潮流姿态。她像一个穿着厚重钢甲的战士，坐在长江和汉水的交汇点上，抵抗着酷夏严冬。棚户区的生存，近乎自给自足，和工厂和工人公寓，组成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底层居民群体。
教师和学生都是外地到访者，还有传教士。这座巨大而腐朽的战舰让他们感到陌生而难堪。所以说，我难以找出一个合适的群体，来代表武汉，能像一个王琦瑶代表上海那样，把武汉的前因后果，从油烟熏黑的厂房围墙里拎出来。九十年代，这座城每一条街上都是触目可及的大大的“拆”字。大武汉，现在是一个仿作的大上海。我也思念“拆”之前的故事，那些只能在饭桌和船帮上流传的故事。
我读了《长恨歌》，并不为其中任何人长恨，因为这恨本应该流连于个人的领土。从大上海到大武汉，请告诉我一个理由，让时代在这里停留。请告诉我一个方向，让我的城市从历史里走出来。这种恨，恰应了王安忆选用“昔人已乘黄鹤去”与“此地空余黄鹤楼”两句诗作为程先生自杀的章节名。这大概是大武汉和大上海的默契之一吧。目光浮现在这两座城市上空，这种感觉甚至让我想起贾平凹《废都》里的西安。城市们在以一种奇谲的方式往前大步迈行，以她的人民的自我回转为驱动力。我们废掉前史，前史又重演。在这过程中，人的结果，竟然都免不了一个非命而亡。这大概才是所有现代作家未言的苦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