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漆器管窥：以羊甫头为中心
关键词：羊甫头；漆器；情境分析
Keywords: Yangfutou, lacquer, contextual analysis
内容提要：1998-2001年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出土了一批漆器，是迄今为止滇文化墓葬出土漆器的最大一笔。本文以此为个案，借助情境分析方法，初步界定滇文化漆器的时代风格和地域传统。羊甫头漆器表明滇池地区青铜时代存在独立的漆器制造和使用传统，但是，羊甫头漆器的使用方式并未广泛见于其他滇文化墓葬区，表明当地漆器的社会性使用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也暗示滇文化内部可能存在多元化倾向。
滇池地区风格独特的青铜器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即已发现并流传 。但是，当地青铜文明的科学考古发掘直到五十年代之后才展开。环绕滇池的广泛地区都属于滇池青铜文化圈，涵盖今天的昆明、楚雄东部、玉溪和红河北部 。经考古发掘的遗址地点主要分布在滇池东侧和东南侧，包括晋宁石寨山 、江川李家山 、呈贡天子庙 、官渡羊甫头 和澄江金莲山 等地。较早发掘的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在考古学上界定了云南青铜文化的滇池类型，亦即滇文化。1998-2001年连续三季发掘的昆明官渡羊甫墓地是历年来发掘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的滇池青铜文化墓葬区，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填补了万家坝和李家山之间的发展环节，完善了滇池地区青铜文化谱系，更重要的是羊甫头大量出土了此前多处墓地均未得见的青铜时代漆器资料。本文即以羊甫头所见漆木器为主要材料，结合临近墓葬区零星出土的同类资料，初步界定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漆器的时代风格和地域传统，管窥漆器工业所反映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布局。
官渡羊甫头墓地共计发掘墓葬846座，发掘者将其主体墓葬划分成为滇文化墓葬和汉式墓葬两类。其中，滇文化墓葬多达810座，占绝对多数。无论是滇文化还是汉式墓葬，头向均为西南-东北方向。滇文化墓葬的年代被分成为四期八段，对应自战国中期到西汉末期。汉墓年代分成早晚两期，自西汉末年延续到东汉中期。羊甫头滇文化墓葬出土器物主要包括青铜器、漆器、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青铜器风格总体而言接近李家山和石寨山青铜器，而漆器则是此前发掘的任何墓葬区从未如此集中而完整地出土过的。羊甫头墓地出土的漆器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由于片面集中在一座大型墓葬M113之中，为分析滇池地区青铜时代的漆器工业的社会属性平添了不确定性。如何从孤例材料推衍到整个墓地乃至特定青铜文化类型的一般特征也构成了方法论上的重要议题。
一、基本材料分析
羊甫头M113位于发掘区的西南区东侧，与M100和M19等墓葬同排，但是诸墓的分组关系却不明显（图一）。M113墓口长504，宽398-424厘米，被发掘者归入羊甫头墓地的大型墓葬类别。该墓屡遭盗掘，椁底板之上几被盗空，但是底板之下的腰坑中意外出土了大量漆器。发掘报告依照功能将漆器分成漆木柲、漆木用具和木雕漆器三个类别 。将漆木柲单列一类可能基于对漆木柲出土数量巨大，而且多与青铜兵器连成一体，拆分计算不便的实际考量，但是在整体分类上，不同类别可能既有重合，又有遗漏。如果按照漆器的完整性程度，将羊甫头漆器区分成独立的漆器和作为部件的漆木件两类可能更为适宜。独立漆木器计有漆杯、漆壶、漆葫芦、漆勺、豆、幅撑、打纬刀、漆祖等，作为部件的漆木件则包括与兵器、工具配套的大量漆木柲、箭箙面和杖首。
漆木柲是羊甫头M113所出漆器数量最多，形制统一，风格鲜明的类型。铜戈、铜啄、铜戚、铜斧、铜锛等青铜兵器和工具均装柲，从接口上看，装柲方式有夹柲和銎装两种，銎装方式又可细分为直柄和曲柄两种。漆柲长度不完全等同，但可以大体归类，标本M113:302为带柲銎装铜戚，柲长122厘米，标本M113: 297为夹柲直内曲援铜戈，戈长25.6，柲长70厘米。综合各类带柲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木柲长度数据，可以分为长柲和短柲两类。漆柲的装饰和长度存在一定关联，繁缛的装饰段长度为70厘米左右，长度超过70厘米的漆柲的下段一般通涂黑色或者红色等单色漆。漆柲装饰风格主要分为两种。一为通体装饰单一类型纹饰，纹样包括雷纹、席纹、平行线纹等几何形纹饰。一为分栏装饰，即漆柲被分割成为多个水平带。在多个水平带类型中，有的中段为主纹饰带，有的则分割不明显，并无主纹饰带。纹样分段特征不明显的以M113: 165为标本，漆柲装饰分割成为15个水平层，虽然其中3层装饰了某些非几何形图样，可能是主纹样层，但是在宽度上并没有和其他层次形成鲜明对比。主纹样层突出的则以M113: 372-5为标本，漆柲中段形成主纹饰带，约占漆柲总长的一半，主纹饰带依照纵向方向装饰，斜条纹由联珠纹带构成，在斜条纹之间填充鱼纹（图二）。曲柄形态较为特殊，木柲前端弯曲，装饰上也略有变化，弯曲的前端仿禽首形，并添加一个眼形。有的眼形较为写实，有的则转变成为芒纹。
同样属于部件类别的还有漆木箭箙面。M113残存的漆木箭箙多达12件。各件基本结构类似，但是箙面形态不一，大体分成长方形和竹节形。箙面上的纹饰也采用条带分割模式。其中M113: 364的主体纹饰即为左右对称两纵向条带，每个条带上纵向排列4只凤鸟。也有箭箙箙面分成多个水平条带，分别装饰不同主题。M113: 366-2的主要纹饰带即分成三段，分别装饰虎、龙和龙虎争斗等主题。
此外，M113出土了多达7件漆木仗头，应该插在基座之上，但尚未可知与之配套的器物。仗头上为站立的虎或者鹿等三维动物形象。同样属于仗头附件的应该还包括6件雕刻了人面的拱形漆木器，和表面装饰芒纹的圆片状漆器等。
羊甫头M113所出形态完整的漆器包括纺织工具、饮食器具和礼制用具。纺织工具包括幅撑、打纬刀等。幅撑的长度达到120厘米，打纬刀的长度也在50厘米以上，尺寸接近现实生活所用器物。饮食器具包括葫芦、杯、壶、豆、勺等类型。装饰繁简程度不一，标本M113：309为圆木整雕木豆，高22.8厘米，内外皆未髹漆。标本M113：223则为高圈足直口漆杯，口径为5.6，高24.4厘米。该杯器表通体饰红白彩，纹饰分成多个条带，分别饰漩涡纹、折线纹、交叉网纹、绳索纹等（图三） 。礼制用具中最具特色的是9件漆祖。发掘报告厘定的跪坐女俑M113：381也应属此类。漆祖的器首部分各不相同，分别雕刻鹿、猪、兔、鹰、牛、猴和人的形象，器尾为木祖，全长约21.6-27.2，高13.2-19厘米（图四） 。
羊甫头M113所出漆器在若干方面显著地表现出特质性特征，导致在判断该批漆器是否能作为滇池青铜文化区漆器工业的样本上尚需更多的论证。首先，无论是器物类型还是装饰风格，羊甫头漆器都极其罕见。同类漆器很少见于其他墓葬或者墓地。第二，羊甫头M113漆器的完整性也需要进一步证明。羊甫头M113的漆器悉数出自椁底之下的腰坑，椁室乃至墓室之内其他位置是否放置其他漆器未可知，腰坑内的漆器是否完整地反映了漆器的类别和使用幅度需要讨论。第三，同墓地或者同文化中缺乏平行个案。羊甫头墓地虽然经历大面积盗掘，仍然发掘了800余座滇文化墓葬，而其他墓葬中几乎从未见整批漆器的出土。羊甫头之外的诸多滇文化墓地中，仅有极少数单位罕见地出土了若干漆器。因此，羊甫头M113所出漆器在资料价值之外，兼具方法论价值。该笔看起来极端孤立的材料究竟是云南青铜文明中的特例，还是反映了与青铜器、玉石器平行的另一维礼器的制度性生产和使用方式，值得深入地探讨。而如何适度阐释缺乏平行线索的罕见的漆器资料也在方法论上有参考价值。
二、情境分析
廓清羊甫头M113漆器的不确定性则依赖于情境研究。“情境（context）”一词源于拉丁语contextus，由表示“联合”的词根con-和表示“编织”的词根texere构成，在现代语境中指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能动地结合的意思。“情境”观念出现在考古学研究之中不早于分类-编年范式，因为在这个范式影响下，各个地区的考古学以完善孤立而纯粹的器物编年为主要学术诉求。既受到马克思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社会视为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的总和的影响，更直接受惠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瑞德克里夫-布朗（E. R. Radcliffe-Brown）分别在西太平洋地区和安德曼岛屿的田野调查，考古学中才开始出现“情境”意识 。马林诺夫斯基和瑞德克里夫-布朗的细致的田野工作揭示，人类行为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考古学文化的遗物也当如此。尽管柴尔德早已质疑仅仅依靠考古学器物排队就可以推知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做法，但是J. D. 克拉克于1939年出版的《考古学与社会》才是最早全面考量“考古学情境”的里程碑式著述 。不过，由于克拉克服膺于功能主义，导致他或明或晦地将文化看成生态适应系统，并且认为考古学在重建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受到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方面上存在先天性困难。这一倾向进而得到新考古学的强化，直到伦福儒（Conlin Renfrew）提出“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和霍德（Ian Hodder）提出“情境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才最终确定了情境的丰富内涵和能动性地位 。伦福儒一再强调，情境是考古学与器物学分离的关键特质 。在考察具体个案时，不能简单地将情境等同于静态的、描述性的“背景”，而应该是动态的、阐释性的文化本身。虽然诸家先后提出情境考古学的要素，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反过来这也说明情境的丰富性。仅就羊甫头漆器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情境需要考虑。一个方面是物质性情境，即不同物质属性线索的关联和差异。我们将关注漆器的存在形式是否完整，与漆器构成稳定的组合关系的其他材质器物，漆器形态和纹饰与其他材质器物的形态和纹饰之间可能存在的平行关系。伦福儒界定的情境三项指标中，“关联”（association）就部分涉及到物质组合。但是，除了实证的组合关系之外，深受艺术史作业影响的通过形式风格厘定组合关系的方法也会纳入其中。这种跨材质的平行关系和组合关系有助于建构漆器的生产机制。另一个方面是空间情境。伦福儒的三项指标中“基体”（matrix）和“出处”（provenance）就是对空间的考量。佩尔斯（Susan Pearce）的物质文化研究中的“情境”概念更偏向于空间分析，甚至进一步将其区分成为不同层级的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空间分析就是行为分析，考古学遗物的空间模式反映了过去的行为模式 。相对于生存方式和经济活动而言，墓葬行为是体现社会观念和象征系统的高度制度化的行为，因此，墓葬中漆器的空间分析能够揭示出社会机制和文化认知。情境还存在其他侧面，只是并非等同地适用于羊甫头个案，因此本文暂略去不论。
羊甫头漆器的物质性情境主要涉及类别、纹饰、形态、组合和工艺等方面，若干显著特征使相对孤立的M113漆器与到更大的物质范畴联系在一起，从而揭示独特物质的一般性价值。首先，漆柲与青铜兵器和工具的固定组合关系为重新认识此前单独出土的青铜兵器提供了契机。发掘者认为带柲青铜兵器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兵器装柄问题 。但是，这一组合关系的价值远不仅限于此。羊甫头M113所出带漆柲器具包括诸型青铜戈、铜啄、铜斧、铜戚、铜钺、铜矛、铜叉和铜锛。上述诸类青铜兵器和工具均是羊甫头墓地常见的类型。羊甫头墓地规模相当的墓葬M19所出缺柲铜戈、铜斧、铜凿在型式上均可与M113所出同名器物对应起来。因此，M113装柲兵器或者工具均属常见类型，有效地中和了其特殊性。其次，在纹饰上，漆器纹饰与其他器物纹饰存在类似的结构和模式。类似纹样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均有分布。如果将漆器纹饰和青铜器纹饰进行比较，即可揭示两者在纹饰结构和类型上的近似。漆木柲上的条带状纹饰也见于青铜兵器等上，如Ba型铜啄的纹饰即按照水平条带分成若干段落。漆器上频繁出现的漩涡纹、芒纹、折线纹也都是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M113铜盔的动物纹饰采用形态雷同的动物朝同一方向排列的方式与众多漆柲上绘制的纹样接近，M113：297和M113：335漆柲均以同向排列的鱼纹为主要纹饰带。类同纹样尚不仅仅限于漆器和铜器。由于羊甫头墓地罕见地出土了众多陶器，使我们对滇文化中陶器风格有了全新的认识。陶器表面装饰方法多样，其中髹漆装饰方式也见于少数陶器上，所绘纹样风格与木质漆器完全近同。M113： 272器身上半部就满覆漆绘，水平条状纹饰带以联珠纹装饰上下两边，中间为短线和交叉线纹。纹样类型和组合方式均习见于木质漆器。第三，在器形上，特定器形表现出跨材质相似性。M113中引以为特色的漆木祖与同出自M113的祖形柄铲的手柄部分同为祖形。同样，漆木杯M113：223在形态上近似于铜质杯M113：315，后者另有塔形盖，盖上立孔雀和锦鸡，通高52.4，器高约22厘米左右。杯身高度与漆木杯大体相同。此外，铜杯上铸制的纹样与漆杯上绘制的纹样基本近同。仅仅通过漆器的物质性情境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羊甫头漆器所代表的器物组合范围应该远大于孤立的漆器样本。虽然羊甫头漆器仅见于一座墓葬，但是通过与漆器部件形成固定组合关系的其他器类、漆器纹饰在其他材质器物上的表现，以及漆器形态与其他材质器物形态的类同可以推知，M113所见的漆器并非出自意外，而是羊甫头整体风格的表现。
同出于羊甫头墓地或者其他滇文化墓地的漆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界定羊甫头漆器风格。羊甫头墓地除M113外，甚少出漆器，规格与M113大体相当的M19出土了木箭箙、漆器圈足和剑鞘残片等漆木器。其中圈足M19：96-1底径9、残高7厘米，饰网纹、漩涡纹和三角形纹饰，镶嵌绿松石 。与M113：223漆木杯的圈足相比，除M19圈足为直口，而M113圈足为侈口外，装饰纹样几乎如出一辙，但M113漆木杯镶嵌白色玉片 。M19所出木箭箙在形态和规格上也近同于M113所出木箭箙。在羊甫头墓葬之外，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也有少量漆器出土。石寨山第一次发掘的M1出土了漆器残片 。该墓地第五次发掘也揭示出少数漆皮，但无法推断器形 。江川李家山有少量漆器出土，器形包括盒、奁、盘、卮、箭箙等。漆盒M69：174为豆形盒，身、盖均为半圆球形，表面黑地红彩，口部镶鎏金铜扣，腹部镶一周鎏银铜泡和鎏金铺首。通高20.8，最大径为19.2-21.6厘米 。李家山大多数漆器保存状况不佳，但是遗留的金属扣、耳、装饰甚多，部分装饰风格近同于同时期汉式漆器 。上述资料表明，虽然羊甫头M113以外诸墓葬出土漆器不多，但是至少已出漆器基本和M113近同，因而强化了M113所出漆器并非孤例的印象。羊甫头墓地可能存在统一的漆器风格。而与同属滇池青铜文化类型，但年代稍晚的李家山墓地的漆器及饰件相比较，两地出土漆器不仅器类不同，组合不同，工艺上也不相同，羊甫头基本都是木胎漆器，而李家山则可能兼有木胎和夹苎胎，而且有加装金属扣、耳等附加装饰的做法。金属饰片多有汉式纹样风格，如漆盒上的兽首衔环铺首，漆奁盖上的四出柿叶纹等。因此，两处墓地的漆器应该分属不同的渊源。
纹饰的形式风格的跨地区分析可以揭露出羊甫头漆器的更多区域特征。依据原报告断年，M113的年代为西汉中期之后。而距离较近，年代相当的漆器密集出现在成都平原一带，另在四川西昌、茂汶和贵州清镇、平坝等地也有零星出土。成都东北郊大弯村和大安村一带发掘的31座汉墓中，17座出土漆器，共计出土漆器54件，其中可辨器形的33件，器类包括奁、盘和耳杯。漆器为黑地红彩，绘云气纹 。成都凤凰山M1出土漆器也以奁、盘、盒、卮、耳杯以及漆衣陶罐、陶壶为主。奁、盘、盒、卮和耳杯等酒器多为木胎或者夹苎胎，黑地红彩，绘云气纹，M1：14和M1：15上还有针刻隐花羽纹 。成都龙泉驿汉墓共计发掘30座，其中24座出土漆器，可辨识的器形包括盂、奁和耳杯，漆器多为黑地红彩，纹样包括云气纹、水波纹和鱼纹等 。绵阳双包山M2出土漆器多达450件，其中漆盘、漆马、漆耳杯等数量都在百数之上。其他的漆器包括案、钵、扁壶、矢箙、矢杆等，器类包括生活用具和车马器 。无论在器类组合，还是纹样特征上，羊甫头漆器与成都漆器几无共享。成都漆器多以酒具为主，而羊甫头漆器中所见酒器甚少。成都漆器以云气纹为主，黑地红彩，偶见针刻纹样，而羊甫头漆器以几何线条组合为主，除常见的红黑彩绘之外，还有银粉彩绘 。此外，从出土频率看，成都一带墓葬出土漆器的几率高于羊甫头。在成都以外的若干地点也有漆器的发现。西昌礼州发掘了5座汉墓，其中年代较早的M1和M3中均出土漆器，目前可辨识的器形为耳杯，扣鎏金铜耳，红地黑彩 。贵州清镇、平坝所出漆器包括耳杯、案、盘、奁、盒等，多为木胎或者夹苎胎，黑地红彩，伴有金属口耳出土 。上述两笔均更接近成都漆器风格。甚至在滇文化区内，羊甫头漆器和李家山漆器之间的差异可能不仅仅是时代先后，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归属不同。羊甫头漆器很可能代表了滇池地区的独立的漆器工业传统，而李家山漆器则显示出中原和成都的影响。
在空间情境上，羊甫头漆器也具有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特征。羊甫头漆器悉数出自M113的腰坑之中。羊甫头墓地乃至整个滇文化墓葬中的腰坑现象成为空间分析的焦点。首先，墓底腰坑并不是羊甫头墓葬的普遍制度。在原报告区分的6座大型墓葬中，2座有腰坑，1座无腰坑，剩余3座已遭破坏无法判断。其中，M19墓底平坦，木椁直接基于墓底之上，未见腰坑。M28、M100和M142由于遭到施工和盗掘破坏，是否有腰坑已无法辨识。确凿有腰坑痕迹的除M113外，还有M99，该墓墓底长520，宽422厘米，腰坑位于墓底中部，长170，宽68，深40厘米，仅占墓底极小面积 。发掘报告依据墓口面积的特定数值区分大型和中型墓葬存在一定的任意性，墓葬平面图也显示，位于墓地西南区和南区的大、中型墓葬存在明确的排列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将中型墓葬考虑进来。在28座中型墓葬之中，有确凿的腰坑遗迹的计有M27、M30、M42、M101、M102、M103、M107、M326、M465、M466和M610，共计11座。即在较大规格的墓葬中，腰坑也并非普遍行用的制度，因此腰坑与墓葬规格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带有腰坑的墓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没有显示出密切的关联。根据各个墓葬所出的器物排列，带有腰坑的墓葬的年代从一期二段延续到四期七段。从空间上看，这批墓葬基本都散布在羊甫头墓地的南半部，与无腰坑的墓葬杂处。其次，对墓葬腰坑的分析揭示，羊甫头墓地的腰坑形制多样，即使在带腰坑的墓葬中，也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M113和M99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腰坑形式。M113的腰坑长310，宽210、深130厘米，规模甚大。与M99的相对较小的腰坑存在差别。考古学上基于形态特征的定名术语常常可能将内涵差异明显的多种同形遗物或者遗迹归入到同一个类别而抹杀了相异性。同时，如果跨时空地借用定名术语，又会不加审核地移植术语的意义。因此，羊甫头所见墓底坑状堆积被称为“腰坑”仅仅是出于作业便利的权宜之计，既不一定和商周墓葬中所见腰坑有关，更不可能是远距离文化传播的结果；而且，在羊甫头墓地之中，腰坑形态的多样性也暗示其性质的多样性，使用“腰坑”一词统一描述不同的墓底坑状堆积的做法也值得质疑。从内容物分析，M99腰坑中仅出陶器、玛瑙珠和漆皮，与M113腰坑出土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与M113腰坑的使用近似的以M102为例。该墓仅墓口被破坏，保留情况较好，因此可以清晰揭示出随葬器物的分组情况。铜戈、铜斧等部分兵器放置在椁板上，而大部分青铜兵器、铜釜、陶釜、铜腰扣、铜镯等放置在腰坑之中。
在周临地区滇文化墓葬中，部分墓地可见腰坑葬俗。万家坝墓地M1、M64等多座墓葬都有腰坑，此外有的墓葬在垫木之下实际形成类似腰坑的空间，M23棺底为东西向十三块垫木，分别搭在二层台和四件铜鼓之上。垫木之下形成一个空间，但是除铜鼓之外未发现其他遗物 。呈贡天子庙1979年发掘的中型墓葬之中，M1和M6均有腰坑，其中M6墓口长2.8，宽1.8米，而腰坑仅长1，宽0.5米，出陶罐和陶壶各一件 。澄江金莲山M74为叠层墓葬，墓底有腰坑，长0.9，宽0.4米，坑内出肢骨和陶纺轮 。泸西石洞村部分墓葬出现腰坑，但年代已经晚至西汉晚期到东汉初 。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 、呈贡小松山 、呈贡石碑村 、昆明上马村 、昆明大团山 、东川普车河 等墓地均未见到腰坑。因此，腰坑仅见于部分滇文化墓葬中，并非统一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首先从风格上判断，羊甫头墓地漆器无论在器类、纹饰还是使用上，都代表了与同时期中原及四川地区不同的漆器工业传统，而且表现出和本地的青铜工业更多的共享特征和组合关系，因此，羊甫头漆器应该是本土漆器工业的表现，与已知的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漆器工业的关联并不密切。羊甫头漆器胎料均出自本地，而且环滇池地带属于漆树生长区，因此，羊甫头漆器完全代表本地漆器传统。从空间分析上看，羊甫头漆器侥幸出土于墓底腰坑之中，埋藏方式显示，羊甫头漆器的使用并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可能代表了颇具个性的使用方式。这种特殊性究竟反映社会等级的差异，还是反映族属和文化的差异，亦或偶然行为的结果，则需要更多的补充材料。但是，情境分析揭示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确存在独立性和多样性。而且也表明，如果脱离情境分析，通过单一器物类型界定的考古学文化很可能会抹杀掉实际存在的文化多样性。
本文写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是在提交给2011年首届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谨向云南大学李昆声教授及大会组委会致谢。
（原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Keywords: Yangfutou, lacquer, contextual analysis
内容提要：1998-2001年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出土了一批漆器，是迄今为止滇文化墓葬出土漆器的最大一笔。本文以此为个案，借助情境分析方法，初步界定滇文化漆器的时代风格和地域传统。羊甫头漆器表明滇池地区青铜时代存在独立的漆器制造和使用传统，但是，羊甫头漆器的使用方式并未广泛见于其他滇文化墓葬区，表明当地漆器的社会性使用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也暗示滇文化内部可能存在多元化倾向。
滇池地区风格独特的青铜器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即已发现并流传 。但是，当地青铜文明的科学考古发掘直到五十年代之后才展开。环绕滇池的广泛地区都属于滇池青铜文化圈，涵盖今天的昆明、楚雄东部、玉溪和红河北部 。经考古发掘的遗址地点主要分布在滇池东侧和东南侧，包括晋宁石寨山 、江川李家山 、呈贡天子庙 、官渡羊甫头 和澄江金莲山 等地。较早发掘的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在考古学上界定了云南青铜文化的滇池类型，亦即滇文化。1998-2001年连续三季发掘的昆明官渡羊甫墓地是历年来发掘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的滇池青铜文化墓葬区，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填补了万家坝和李家山之间的发展环节，完善了滇池地区青铜文化谱系，更重要的是羊甫头大量出土了此前多处墓地均未得见的青铜时代漆器资料。本文即以羊甫头所见漆木器为主要材料，结合临近墓葬区零星出土的同类资料，初步界定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漆器的时代风格和地域传统，管窥漆器工业所反映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布局。
官渡羊甫头墓地共计发掘墓葬846座，发掘者将其主体墓葬划分成为滇文化墓葬和汉式墓葬两类。其中，滇文化墓葬多达810座，占绝对多数。无论是滇文化还是汉式墓葬，头向均为西南-东北方向。滇文化墓葬的年代被分成为四期八段，对应自战国中期到西汉末期。汉墓年代分成早晚两期，自西汉末年延续到东汉中期。羊甫头滇文化墓葬出土器物主要包括青铜器、漆器、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青铜器风格总体而言接近李家山和石寨山青铜器，而漆器则是此前发掘的任何墓葬区从未如此集中而完整地出土过的。羊甫头墓地出土的漆器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由于片面集中在一座大型墓葬M113之中，为分析滇池地区青铜时代的漆器工业的社会属性平添了不确定性。如何从孤例材料推衍到整个墓地乃至特定青铜文化类型的一般特征也构成了方法论上的重要议题。
一、基本材料分析
 |
羊甫头M113位于发掘区的西南区东侧，与M100和M19等墓葬同排，但是诸墓的分组关系却不明显（图一）。M113墓口长504，宽398-424厘米，被发掘者归入羊甫头墓地的大型墓葬类别。该墓屡遭盗掘，椁底板之上几被盗空，但是底板之下的腰坑中意外出土了大量漆器。发掘报告依照功能将漆器分成漆木柲、漆木用具和木雕漆器三个类别 。将漆木柲单列一类可能基于对漆木柲出土数量巨大，而且多与青铜兵器连成一体，拆分计算不便的实际考量，但是在整体分类上，不同类别可能既有重合，又有遗漏。如果按照漆器的完整性程度，将羊甫头漆器区分成独立的漆器和作为部件的漆木件两类可能更为适宜。独立漆木器计有漆杯、漆壶、漆葫芦、漆勺、豆、幅撑、打纬刀、漆祖等，作为部件的漆木件则包括与兵器、工具配套的大量漆木柲、箭箙面和杖首。
漆木柲是羊甫头M113所出漆器数量最多，形制统一，风格鲜明的类型。铜戈、铜啄、铜戚、铜斧、铜锛等青铜兵器和工具均装柲，从接口上看，装柲方式有夹柲和銎装两种，銎装方式又可细分为直柄和曲柄两种。漆柲长度不完全等同，但可以大体归类，标本M113:302为带柲銎装铜戚，柲长122厘米，标本M113: 297为夹柲直内曲援铜戈，戈长25.6，柲长70厘米。综合各类带柲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木柲长度数据，可以分为长柲和短柲两类。漆柲的装饰和长度存在一定关联，繁缛的装饰段长度为70厘米左右，长度超过70厘米的漆柲的下段一般通涂黑色或者红色等单色漆。漆柲装饰风格主要分为两种。一为通体装饰单一类型纹饰，纹样包括雷纹、席纹、平行线纹等几何形纹饰。一为分栏装饰，即漆柲被分割成为多个水平带。在多个水平带类型中，有的中段为主纹饰带，有的则分割不明显，并无主纹饰带。纹样分段特征不明显的以M113: 165为标本，漆柲装饰分割成为15个水平层，虽然其中3层装饰了某些非几何形图样，可能是主纹样层，但是在宽度上并没有和其他层次形成鲜明对比。主纹样层突出的则以M113: 372-5为标本，漆柲中段形成主纹饰带，约占漆柲总长的一半，主纹饰带依照纵向方向装饰，斜条纹由联珠纹带构成，在斜条纹之间填充鱼纹（图二）。曲柄形态较为特殊，木柲前端弯曲，装饰上也略有变化，弯曲的前端仿禽首形，并添加一个眼形。有的眼形较为写实，有的则转变成为芒纹。
 |
同样属于部件类别的还有漆木箭箙面。M113残存的漆木箭箙多达12件。各件基本结构类似，但是箙面形态不一，大体分成长方形和竹节形。箙面上的纹饰也采用条带分割模式。其中M113: 364的主体纹饰即为左右对称两纵向条带，每个条带上纵向排列4只凤鸟。也有箭箙箙面分成多个水平条带，分别装饰不同主题。M113: 366-2的主要纹饰带即分成三段，分别装饰虎、龙和龙虎争斗等主题。
此外，M113出土了多达7件漆木仗头，应该插在基座之上，但尚未可知与之配套的器物。仗头上为站立的虎或者鹿等三维动物形象。同样属于仗头附件的应该还包括6件雕刻了人面的拱形漆木器，和表面装饰芒纹的圆片状漆器等。
羊甫头M113所出形态完整的漆器包括纺织工具、饮食器具和礼制用具。纺织工具包括幅撑、打纬刀等。幅撑的长度达到120厘米，打纬刀的长度也在50厘米以上，尺寸接近现实生活所用器物。饮食器具包括葫芦、杯、壶、豆、勺等类型。装饰繁简程度不一，标本M113：309为圆木整雕木豆，高22.8厘米，内外皆未髹漆。标本M113：223则为高圈足直口漆杯，口径为5.6，高24.4厘米。该杯器表通体饰红白彩，纹饰分成多个条带，分别饰漩涡纹、折线纹、交叉网纹、绳索纹等（图三） 。礼制用具中最具特色的是9件漆祖。发掘报告厘定的跪坐女俑M113：381也应属此类。漆祖的器首部分各不相同，分别雕刻鹿、猪、兔、鹰、牛、猴和人的形象，器尾为木祖，全长约21.6-27.2，高13.2-19厘米（图四） 。
 |
 |
羊甫头M113所出漆器在若干方面显著地表现出特质性特征，导致在判断该批漆器是否能作为滇池青铜文化区漆器工业的样本上尚需更多的论证。首先，无论是器物类型还是装饰风格，羊甫头漆器都极其罕见。同类漆器很少见于其他墓葬或者墓地。第二，羊甫头M113漆器的完整性也需要进一步证明。羊甫头M113的漆器悉数出自椁底之下的腰坑，椁室乃至墓室之内其他位置是否放置其他漆器未可知，腰坑内的漆器是否完整地反映了漆器的类别和使用幅度需要讨论。第三，同墓地或者同文化中缺乏平行个案。羊甫头墓地虽然经历大面积盗掘，仍然发掘了800余座滇文化墓葬，而其他墓葬中几乎从未见整批漆器的出土。羊甫头之外的诸多滇文化墓地中，仅有极少数单位罕见地出土了若干漆器。因此，羊甫头M113所出漆器在资料价值之外，兼具方法论价值。该笔看起来极端孤立的材料究竟是云南青铜文明中的特例，还是反映了与青铜器、玉石器平行的另一维礼器的制度性生产和使用方式，值得深入地探讨。而如何适度阐释缺乏平行线索的罕见的漆器资料也在方法论上有参考价值。
二、情境分析
廓清羊甫头M113漆器的不确定性则依赖于情境研究。“情境（context）”一词源于拉丁语contextus，由表示“联合”的词根con-和表示“编织”的词根texere构成，在现代语境中指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能动地结合的意思。“情境”观念出现在考古学研究之中不早于分类-编年范式，因为在这个范式影响下，各个地区的考古学以完善孤立而纯粹的器物编年为主要学术诉求。既受到马克思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社会视为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的总和的影响，更直接受惠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瑞德克里夫-布朗（E. R. Radcliffe-Brown）分别在西太平洋地区和安德曼岛屿的田野调查，考古学中才开始出现“情境”意识 。马林诺夫斯基和瑞德克里夫-布朗的细致的田野工作揭示，人类行为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考古学文化的遗物也当如此。尽管柴尔德早已质疑仅仅依靠考古学器物排队就可以推知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做法，但是J. D. 克拉克于1939年出版的《考古学与社会》才是最早全面考量“考古学情境”的里程碑式著述 。不过，由于克拉克服膺于功能主义，导致他或明或晦地将文化看成生态适应系统，并且认为考古学在重建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受到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方面上存在先天性困难。这一倾向进而得到新考古学的强化，直到伦福儒（Conlin Renfrew）提出“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和霍德（Ian Hodder）提出“情境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才最终确定了情境的丰富内涵和能动性地位 。伦福儒一再强调，情境是考古学与器物学分离的关键特质 。在考察具体个案时，不能简单地将情境等同于静态的、描述性的“背景”，而应该是动态的、阐释性的文化本身。虽然诸家先后提出情境考古学的要素，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反过来这也说明情境的丰富性。仅就羊甫头漆器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情境需要考虑。一个方面是物质性情境，即不同物质属性线索的关联和差异。我们将关注漆器的存在形式是否完整，与漆器构成稳定的组合关系的其他材质器物，漆器形态和纹饰与其他材质器物的形态和纹饰之间可能存在的平行关系。伦福儒界定的情境三项指标中，“关联”（association）就部分涉及到物质组合。但是，除了实证的组合关系之外，深受艺术史作业影响的通过形式风格厘定组合关系的方法也会纳入其中。这种跨材质的平行关系和组合关系有助于建构漆器的生产机制。另一个方面是空间情境。伦福儒的三项指标中“基体”（matrix）和“出处”（provenance）就是对空间的考量。佩尔斯（Susan Pearce）的物质文化研究中的“情境”概念更偏向于空间分析，甚至进一步将其区分成为不同层级的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空间分析就是行为分析，考古学遗物的空间模式反映了过去的行为模式 。相对于生存方式和经济活动而言，墓葬行为是体现社会观念和象征系统的高度制度化的行为，因此，墓葬中漆器的空间分析能够揭示出社会机制和文化认知。情境还存在其他侧面，只是并非等同地适用于羊甫头个案，因此本文暂略去不论。
羊甫头漆器的物质性情境主要涉及类别、纹饰、形态、组合和工艺等方面，若干显著特征使相对孤立的M113漆器与到更大的物质范畴联系在一起，从而揭示独特物质的一般性价值。首先，漆柲与青铜兵器和工具的固定组合关系为重新认识此前单独出土的青铜兵器提供了契机。发掘者认为带柲青铜兵器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兵器装柄问题 。但是，这一组合关系的价值远不仅限于此。羊甫头M113所出带漆柲器具包括诸型青铜戈、铜啄、铜斧、铜戚、铜钺、铜矛、铜叉和铜锛。上述诸类青铜兵器和工具均是羊甫头墓地常见的类型。羊甫头墓地规模相当的墓葬M19所出缺柲铜戈、铜斧、铜凿在型式上均可与M113所出同名器物对应起来。因此，M113装柲兵器或者工具均属常见类型，有效地中和了其特殊性。其次，在纹饰上，漆器纹饰与其他器物纹饰存在类似的结构和模式。类似纹样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均有分布。如果将漆器纹饰和青铜器纹饰进行比较，即可揭示两者在纹饰结构和类型上的近似。漆木柲上的条带状纹饰也见于青铜兵器等上，如Ba型铜啄的纹饰即按照水平条带分成若干段落。漆器上频繁出现的漩涡纹、芒纹、折线纹也都是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M113铜盔的动物纹饰采用形态雷同的动物朝同一方向排列的方式与众多漆柲上绘制的纹样接近，M113：297和M113：335漆柲均以同向排列的鱼纹为主要纹饰带。类同纹样尚不仅仅限于漆器和铜器。由于羊甫头墓地罕见地出土了众多陶器，使我们对滇文化中陶器风格有了全新的认识。陶器表面装饰方法多样，其中髹漆装饰方式也见于少数陶器上，所绘纹样风格与木质漆器完全近同。M113： 272器身上半部就满覆漆绘，水平条状纹饰带以联珠纹装饰上下两边，中间为短线和交叉线纹。纹样类型和组合方式均习见于木质漆器。第三，在器形上，特定器形表现出跨材质相似性。M113中引以为特色的漆木祖与同出自M113的祖形柄铲的手柄部分同为祖形。同样，漆木杯M113：223在形态上近似于铜质杯M113：315，后者另有塔形盖，盖上立孔雀和锦鸡，通高52.4，器高约22厘米左右。杯身高度与漆木杯大体相同。此外，铜杯上铸制的纹样与漆杯上绘制的纹样基本近同。仅仅通过漆器的物质性情境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羊甫头漆器所代表的器物组合范围应该远大于孤立的漆器样本。虽然羊甫头漆器仅见于一座墓葬，但是通过与漆器部件形成固定组合关系的其他器类、漆器纹饰在其他材质器物上的表现，以及漆器形态与其他材质器物形态的类同可以推知，M113所见的漆器并非出自意外，而是羊甫头整体风格的表现。
同出于羊甫头墓地或者其他滇文化墓地的漆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界定羊甫头漆器风格。羊甫头墓地除M113外，甚少出漆器，规格与M113大体相当的M19出土了木箭箙、漆器圈足和剑鞘残片等漆木器。其中圈足M19：96-1底径9、残高7厘米，饰网纹、漩涡纹和三角形纹饰，镶嵌绿松石 。与M113：223漆木杯的圈足相比，除M19圈足为直口，而M113圈足为侈口外，装饰纹样几乎如出一辙，但M113漆木杯镶嵌白色玉片 。M19所出木箭箙在形态和规格上也近同于M113所出木箭箙。在羊甫头墓葬之外，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也有少量漆器出土。石寨山第一次发掘的M1出土了漆器残片 。该墓地第五次发掘也揭示出少数漆皮，但无法推断器形 。江川李家山有少量漆器出土，器形包括盒、奁、盘、卮、箭箙等。漆盒M69：174为豆形盒，身、盖均为半圆球形，表面黑地红彩，口部镶鎏金铜扣，腹部镶一周鎏银铜泡和鎏金铺首。通高20.8，最大径为19.2-21.6厘米 。李家山大多数漆器保存状况不佳，但是遗留的金属扣、耳、装饰甚多，部分装饰风格近同于同时期汉式漆器 。上述资料表明，虽然羊甫头M113以外诸墓葬出土漆器不多，但是至少已出漆器基本和M113近同，因而强化了M113所出漆器并非孤例的印象。羊甫头墓地可能存在统一的漆器风格。而与同属滇池青铜文化类型，但年代稍晚的李家山墓地的漆器及饰件相比较，两地出土漆器不仅器类不同，组合不同，工艺上也不相同，羊甫头基本都是木胎漆器，而李家山则可能兼有木胎和夹苎胎，而且有加装金属扣、耳等附加装饰的做法。金属饰片多有汉式纹样风格，如漆盒上的兽首衔环铺首，漆奁盖上的四出柿叶纹等。因此，两处墓地的漆器应该分属不同的渊源。
纹饰的形式风格的跨地区分析可以揭露出羊甫头漆器的更多区域特征。依据原报告断年，M113的年代为西汉中期之后。而距离较近，年代相当的漆器密集出现在成都平原一带，另在四川西昌、茂汶和贵州清镇、平坝等地也有零星出土。成都东北郊大弯村和大安村一带发掘的31座汉墓中，17座出土漆器，共计出土漆器54件，其中可辨器形的33件，器类包括奁、盘和耳杯。漆器为黑地红彩，绘云气纹 。成都凤凰山M1出土漆器也以奁、盘、盒、卮、耳杯以及漆衣陶罐、陶壶为主。奁、盘、盒、卮和耳杯等酒器多为木胎或者夹苎胎，黑地红彩，绘云气纹，M1：14和M1：15上还有针刻隐花羽纹 。成都龙泉驿汉墓共计发掘30座，其中24座出土漆器，可辨识的器形包括盂、奁和耳杯，漆器多为黑地红彩，纹样包括云气纹、水波纹和鱼纹等 。绵阳双包山M2出土漆器多达450件，其中漆盘、漆马、漆耳杯等数量都在百数之上。其他的漆器包括案、钵、扁壶、矢箙、矢杆等，器类包括生活用具和车马器 。无论在器类组合，还是纹样特征上，羊甫头漆器与成都漆器几无共享。成都漆器多以酒具为主，而羊甫头漆器中所见酒器甚少。成都漆器以云气纹为主，黑地红彩，偶见针刻纹样，而羊甫头漆器以几何线条组合为主，除常见的红黑彩绘之外，还有银粉彩绘 。此外，从出土频率看，成都一带墓葬出土漆器的几率高于羊甫头。在成都以外的若干地点也有漆器的发现。西昌礼州发掘了5座汉墓，其中年代较早的M1和M3中均出土漆器，目前可辨识的器形为耳杯，扣鎏金铜耳，红地黑彩 。贵州清镇、平坝所出漆器包括耳杯、案、盘、奁、盒等，多为木胎或者夹苎胎，黑地红彩，伴有金属口耳出土 。上述两笔均更接近成都漆器风格。甚至在滇文化区内，羊甫头漆器和李家山漆器之间的差异可能不仅仅是时代先后，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归属不同。羊甫头漆器很可能代表了滇池地区的独立的漆器工业传统，而李家山漆器则显示出中原和成都的影响。
在空间情境上，羊甫头漆器也具有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特征。羊甫头漆器悉数出自M113的腰坑之中。羊甫头墓地乃至整个滇文化墓葬中的腰坑现象成为空间分析的焦点。首先，墓底腰坑并不是羊甫头墓葬的普遍制度。在原报告区分的6座大型墓葬中，2座有腰坑，1座无腰坑，剩余3座已遭破坏无法判断。其中，M19墓底平坦，木椁直接基于墓底之上，未见腰坑。M28、M100和M142由于遭到施工和盗掘破坏，是否有腰坑已无法辨识。确凿有腰坑痕迹的除M113外，还有M99，该墓墓底长520，宽422厘米，腰坑位于墓底中部，长170，宽68，深40厘米，仅占墓底极小面积 。发掘报告依据墓口面积的特定数值区分大型和中型墓葬存在一定的任意性，墓葬平面图也显示，位于墓地西南区和南区的大、中型墓葬存在明确的排列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将中型墓葬考虑进来。在28座中型墓葬之中，有确凿的腰坑遗迹的计有M27、M30、M42、M101、M102、M103、M107、M326、M465、M466和M610，共计11座。即在较大规格的墓葬中，腰坑也并非普遍行用的制度，因此腰坑与墓葬规格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带有腰坑的墓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没有显示出密切的关联。根据各个墓葬所出的器物排列，带有腰坑的墓葬的年代从一期二段延续到四期七段。从空间上看，这批墓葬基本都散布在羊甫头墓地的南半部，与无腰坑的墓葬杂处。其次，对墓葬腰坑的分析揭示，羊甫头墓地的腰坑形制多样，即使在带腰坑的墓葬中，也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M113和M99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腰坑形式。M113的腰坑长310，宽210、深130厘米，规模甚大。与M99的相对较小的腰坑存在差别。考古学上基于形态特征的定名术语常常可能将内涵差异明显的多种同形遗物或者遗迹归入到同一个类别而抹杀了相异性。同时，如果跨时空地借用定名术语，又会不加审核地移植术语的意义。因此，羊甫头所见墓底坑状堆积被称为“腰坑”仅仅是出于作业便利的权宜之计，既不一定和商周墓葬中所见腰坑有关，更不可能是远距离文化传播的结果；而且，在羊甫头墓地之中，腰坑形态的多样性也暗示其性质的多样性，使用“腰坑”一词统一描述不同的墓底坑状堆积的做法也值得质疑。从内容物分析，M99腰坑中仅出陶器、玛瑙珠和漆皮，与M113腰坑出土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与M113腰坑的使用近似的以M102为例。该墓仅墓口被破坏，保留情况较好，因此可以清晰揭示出随葬器物的分组情况。铜戈、铜斧等部分兵器放置在椁板上，而大部分青铜兵器、铜釜、陶釜、铜腰扣、铜镯等放置在腰坑之中。
在周临地区滇文化墓葬中，部分墓地可见腰坑葬俗。万家坝墓地M1、M64等多座墓葬都有腰坑，此外有的墓葬在垫木之下实际形成类似腰坑的空间，M23棺底为东西向十三块垫木，分别搭在二层台和四件铜鼓之上。垫木之下形成一个空间，但是除铜鼓之外未发现其他遗物 。呈贡天子庙1979年发掘的中型墓葬之中，M1和M6均有腰坑，其中M6墓口长2.8，宽1.8米，而腰坑仅长1，宽0.5米，出陶罐和陶壶各一件 。澄江金莲山M74为叠层墓葬，墓底有腰坑，长0.9，宽0.4米，坑内出肢骨和陶纺轮 。泸西石洞村部分墓葬出现腰坑，但年代已经晚至西汉晚期到东汉初 。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 、呈贡小松山 、呈贡石碑村 、昆明上马村 、昆明大团山 、东川普车河 等墓地均未见到腰坑。因此，腰坑仅见于部分滇文化墓葬中，并非统一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首先从风格上判断，羊甫头墓地漆器无论在器类、纹饰还是使用上，都代表了与同时期中原及四川地区不同的漆器工业传统，而且表现出和本地的青铜工业更多的共享特征和组合关系，因此，羊甫头漆器应该是本土漆器工业的表现，与已知的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漆器工业的关联并不密切。羊甫头漆器胎料均出自本地，而且环滇池地带属于漆树生长区，因此，羊甫头漆器完全代表本地漆器传统。从空间分析上看，羊甫头漆器侥幸出土于墓底腰坑之中，埋藏方式显示，羊甫头漆器的使用并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可能代表了颇具个性的使用方式。这种特殊性究竟反映社会等级的差异，还是反映族属和文化的差异，亦或偶然行为的结果，则需要更多的补充材料。但是，情境分析揭示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确存在独立性和多样性。而且也表明，如果脱离情境分析，通过单一器物类型界定的考古学文化很可能会抹杀掉实际存在的文化多样性。
本文写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是在提交给2011年首届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谨向云南大学李昆声教授及大会组委会致谢。
（原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