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读书改变了什么？（纪录片《父亲》，农民父亲培养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为儿子卖地、打工、四处借钱，儿子毕业后工资还没有自己多，由骄傲到失落，“我看读书是没用的。”
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2月14日 12 版）
在租住的宿舍房里，韩培印给儿子韩胜利生活费
韩培印（右一）和工友们在路边等活儿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西安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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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住的宿舍房里，韩培印给儿子韩胜利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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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培印（右一）和工友们在路边等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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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西安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