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文艺青年
【 昨天收到爸爸的邮件，他发了一些他写的东西给我，都是关于那个年代的回忆。我看了挺受触动，尤其是关于知青生活的文章，可惜一贴出来，就被和谐了。这篇是他写的自己开书店的故事，我发现我爸当年好文艺呀╮(╯▽╰)╭】
我想以身试“法”，把笔直的“坦途”迂成曲折的弯路来走，哪怕进行一次毁灭性的实验，我也用我自己的心愿去主动选择一次，尽力不生活在虚幻的浮名和自欺的假象中。我想在以后的岁月中让自己生活得更真实、更坦荡，也更自然，无畏于让自己的生命采取一种“卑微”的形式，也无惧于接受一种被边缘、隐匿和沉寂的命运，但只要我的所作所为是有助于人类善意的，是有益于民族良知的，那我就会无愧上苍赐予我的这惟一一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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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1982年夏，我在做什么呢？回想起来还真是有趣。因为在那个夏天，我和我的朋友陈朴做了两件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确实是有些古怪而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年夏天，我们在乐山老家（世界上最大石刻座佛的所在地）同时办了一个小书店，摆了一个凉水摊。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两个“时代的骄子”、“社会的宠儿”公然干起了为“正人”们不齿的借书、租书，卖凉水、冰水、冰棍，出售自制汽水的“勾当”。
小书店开在乐山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拱桥“张公桥”的附近，所以取名叫“张公桥书店”。凉水摊摆在由郭沫若先生亲笔提写院名的“乐山影剧院”大门口。我记得书店算得上是有证经营，当时借用的是一位朋友的待业证去工商局办的营业执照。而凉水摊就是典型的无证“黑窝点”了，有点类似今天人们在前门附近经常看到的、每天晚上在那儿出没不定的具有游击队性质的流动摊位。
要知道，如果当时去申办小书店、摆凉水摊的是某一位街道大娘、无业青年，或刚下山的劳释犯的话，人们肯定不会惊诧，因为按常理，这实在太正常不过。但办小书店、摆凉水摊的恰好又是两位刚踏出校门的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大学招收的77级应届毕业生，并且这两位大学生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绝对不会被认为是痴、呆、傻、笨、邪的那一类，这就更让人有些莫名其妙，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人们多半会问：这两个家伙，好端端的大学生，而且是77级的应届毕业生，为什么不服从国家的正式分配，去体面的单位从事体面的工作呢？为什么不去走所谓的正道使自己与所谓的时代的宠儿这一美妙的称谓名副其实呢？这确实让人大惑不解。
当然，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必定有我们十分充足的理由，并且为此无疑已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心理准备过程。
在那个时代，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大学对许多人来说，不仅神秘，而且神圣。在我进入大学前，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没有读过大学，整个社会已经久违了大学，所以大学的教学楼、阶梯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圆形花园、喷水池、足球场，以及想象中的大课情景、教授面孔和讲师表情等都令我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这种对大学的美好感情和主观臆想，在我进入大学不到半年之后就彻底埋葬了。原来，大学与我事先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进学校一段时间后，给我最深的感触是，咱们的大学压根就没有什么大学的底蕴和大学的精神，缺乏真正大学所本应具有的那种内在品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基础课，比如哲学、政治、时事、科学社会主义史之类，给我的印象就不止是不好，可以说完全就是恶劣。我印象最深的那位上哲学课的欧阳先生，此人当时是学校自然辩证法组的组长，是个铁杆唯实主义者和反神论者。他经常在讲台上信口雌黄，打胡乱说，以自己不觉的无知去调侃、奚落相对说来更为有知的老柏（柏拉图）、老休（休谟）、老黑（黑格尔）们。欧阳先生上课时的表情和神态，那种自负得意之下透露出来的愚顽，真是让人觉得无限的滑稽和可笑。我记得有一次上哲学大课的时候，他对我们说：“唯心主义是极其荒唐的，如果人们三天不拿饭给黑格尔先生吃，或克扣他三天的面包，我想他就不会去宣扬他该死的唯心主义了”。如果说这话的是一个小学阿姨，或高小学生也就罢了，但它出自一位大学哲学教授之口，而且在正式的课堂上，那就真让人匪夷所思。反正，当时大学给予我的一切几乎都是令人失望的，与自己想象的大学反差太大，我根本无法接受。
回想起来，四年的大学生活，除了那个1/2秒（路路毛插一句，那是一个爱情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与我在之前三年的知青生活相比，它也显得出奇的平淡。相较而言，三年的知青生活其可圈可点之处要多得多。大学四年只不过成了我生活中一段富有反思色彩、读书最自由的岁月。这段岁月无疑为我以后的人生决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就在想，我们生活的内容是多么贫乏，生活的模式是多么单调啊。大学、分配、然后在指定的单位当个“公务员”（实际上不是“公务员”，而应该叫“国务员”、“官务员”、“权务员”、“帮务员”、“跟务员”才对）混上5年、10年、20年、30年，直至退休。这生活岂不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序，甚至你40年后的生活状态都可以在40年前几乎丝毫不差地评估出来。这哪里是人之那种主动、生动的生活，实际上无异于对一种被判决宿命的臣服。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总有些惴惴不安，甚至不寒而栗。
大学期间独立思考的结果，使我理据十足地认识到，表面上务实的国人实际上是在玩虚的。他们往往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名称、名词、观念、成见与惯例的纠缠中消逝自己的岁月，浪费自己的人生。有人说，是发达国家的西方人（尤其是今天的美国人）最先进入了所谓新世纪高科技的虚拟时代，我认为这一断言有待商榷。在我看来，最先进入虚拟时代的无疑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古以来都在虚拟，我们民族生活的全部内容其最内在的那种本质都在虚拟，甚至就是虚拟本身。只不过这种虚拟的本质采取了一种外实内空的自欺形式，杜撰了许多不虚不空的幻影，以至形成了某种一般的怀疑不易去破除的仿佛是不虚不幻的假象。但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本质虚拟的存在，它都是会流露迹象，呈现表征的。我认为，我们生活的虚拟性就最充分地表现在我们时代所惯用的那些标语、口号、纲领、社评，以及各种大而不当，远远高出常人所能企及的道德与伦理的要求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一直都生活在由我们自己杜撰的语言的虚幻光晕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是一个为语言而生的民族，是一个惟有通过语言的炮制才能勉强维持其生存的民族。对我们来说，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为了达到我们自娱自乐、自迷自恋、自安自慰之目的的手段，是一种自我浸淫、自我陶醉、自我狂欢的生存方式和策略。仿佛我们只有在语言的编造、语言的恍惚、语言的沉迷中才能去承续一种民族的自信和在世生存的良好感觉。事实上，我们祖祖辈辈都在竭尽全力去维护一种语言的形态，和语言的氛围。这种形态和氛围，不管给人的感觉是强暴，还是“温柔”，但它最终导致的结果都只能是麻痹、昏迷、回避，或无限延期的遗忘。也许，我们拼死拼活要去争取的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形式而已。就好像只要我们保住了语言的某种正义和道德的样式，我们也就赢得了某种民族生活的生存本质，取得了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只热爱语言，仅拥抱画面，而根本不顾及聆听语言和观看画面的人，尤其不考虑听者和观者在心里实际产生的那种感受。也许，这是一个只知道追求语言之“伟大”、语言之“体面”与语言之“光鲜”的民族，但这种“伟大”、“体面”、“光鲜”遗忘、回避、掩盖的却是与它们的本质正好相悖的事物。也许，我们所有的精力、天才的伟大智慧、能者的卓越才华全都用在了语词的雕琢、修辞、杜撰、拼凑与把玩上面。就好像只要语言过得去，一切都会PASS似的。虚拟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们总是在用语言的辉煌、语言的光明来替换生活本身的辉煌与光明。当然，要想躲过常识的“刁难”、逻辑的检测、理性的剖析，那语言的制造业、话语的柔道术就需不断提升它自圆其说、自我辨证的高超技艺。一方面，话语疯狂地奔向事物的反面，人们理直气壮地用反义的语词来描述正义的事物；另一方面，又要让这种疯狂、这种描述达到一种社会可接受、可容忍的程度。试想看，这需要多大的工夫，多大的能耐啊！需要我们投入多少精力，多少才智啊！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仅仅在各种虚假的说辞、称谓、标签、名分上打发我们的光阴，葬送我们的生命。结果，我们的存在仅仅成了实存的一种反面镜像，或反向标的。可以这么说，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事实上我们都成了某种集体罪愆的共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成全了某种难以言说的悲剧命运，这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他们生活完美假象的纯粹牺牲品。
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难道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就真的没有一点除魔的招数、祛邪的绝技来摆脱这种完全被动、依赖和顺从的宿命？我想以身试“法”，把笔直的“坦途”迂成曲折的弯路来走，哪怕进行一次毁灭性的实验，我也用我自己的心愿去主动选择一次，尽力不生活在虚幻的浮名和自欺的假象中。我想在以后的岁月中让自己生活得更真实、更坦荡，也更自然，无畏于让自己的生命采取一种“卑微”的形式，也无惧于接受一种被边缘、隐匿和沉寂的命运，但只要我的所作所为是有助于人类善意的，是有益于民族良知的，那我就会无愧上苍赐予我的这惟一一次生命。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出学校后，我才有可能不按照那种固定的程序来生活，就范于那些由集体的下意识长期延续的陈规陋习。与其按部就班进入单位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还不如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一些细微但却真正有实意的事情。所以，1982年夏天，我和陈朴办起了小书店，摆上了凉水摊，对我们来说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并不需要所谓社会的理解，但非常看重自己对自我的一种认同。
在那个年代，两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小店，摆小摊，不要说在乐山是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恐怕也是极为罕见。如果新闻是自由的，要是民间有独立的媒体，我想这两件事在当时足以构成报刊的头版头条，多半影视机构会去作现场报道。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只不过我和陈朴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确实成了家乡人民的一种热点话题，尽管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其中包含的诸多为什么。
当时，我们大概是这样分工的，我主管小书店，陈朴负责凉水摊。当然，经常也有不定时的即兴互换，他来书店坐镇，我去影院门口守摊。所谓小书店，实际上只是个小型的租书点。因为那时作为个体的经营者，绝对不允许卖书，所有书籍统统由国营新华书店系统销售。社会对图书的管制可以说达到了密实压缝、滴水不漏的程度。尽管那是一个粗糙简陋的年代，但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精益求精、绝对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那时的人们根本没有品质概念，更不具什么服务意识，不过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租书店的品质与服务也是一流的。因为这个书店的书是由我的书和陈朴家的书合并而成，另外还从几位朋友那儿找了一些来做补充。陈朴属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的藏书本来就多。我和陈朴是大家公认的书虫，对书有一种特别的嗜好。从读高中开始我们就萌发了强烈的藏书意识，并且平时就十分注意好书的收藏和积累。在进大学前，我们各自的家中就已经有好几书架可观的藏书了。再加上我们四年在外面读书期间购买、收集的图书，把这些图书全部集中起来，其数量和规模确实惊人，并且品质不赖。就图书的数量和品质而论，当时在乐山几乎无人能与我们相比。那时的社会相当封闭，人流、物流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一般说来，稍为好一点的书在内地和小城市是根本买不到的。尤其是品质上乘的学术理论书，只有在个别特大的城市才能买到。
那个年代，人们物质方面的贫乏倒也在其次，但精神与知识方面的饥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从外地把这些书带回老家，往书店里一放时，可想而知，不少人肯定为之心动，并且眼睛放光。这无异在一个饥荒的年头，向人们空投面包，输送奶油，也恰如旱田遇甘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无言的欣喜与激动。
由于书多书好，再加上书店地处闹市区（同时也是城中学生去乐山一中、乐山职高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的书店一开张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甚至可以说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来我们书店看书、借书的人特别多，尤其一到晚上，来书店的人可谓络绎不绝，经常把面积不大的小书店挤得爆满。我们不仅负责借书，而且还负责推荐、介绍，经常与读者交流，有时还要解答部分读者的读书疑难。甚至，我们每月还要办一期读书心得的墙报专栏。其中一半稿件由读者提供，一半由我们自己撰写。我记得当时来书店看墙报的人特别多。
回想起1982年夏天的书店，我的心中有颇多感慨。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地方，我们的书店拒绝武打言情，拒绝流行文化，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仍能盈利。比照今天的情况，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就此而言，真还有些今不如昔之感。与今天的时代相比，那时的社会多多少少还有些精神生活的残痕与余迹。整个时代的人心还没有完全向物质和感官的方向偏倒。与现在相比，那时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高中生）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称得上是文学与哲学的爱好。来我们书店借文学名著、哲学书的人真还不少。整个社会仿佛尚存在着某种期待与想象，而今天那种完全物质化、动物园化的苗头在当时还不太明显。现在，随着我们的“转向”（实际上仅仅限于财经的层面）和“觉醒”（实际上仅仅囿于感官的范围），再加上西方社会科技和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似乎我们都一股脑儿倒向了生活的某种平面化维度。有一种倾向已经十分明显，社会只为人们视觉和听觉的功能保留了发展的空间，而思维、逻辑、理性等这些大脑的本质特性却遭到了无形的削弱、衰减、闲置、和退化。似乎整个社会完全省略了大脑的思考也无妨，它照样会维持某种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正常”。
我认为，1982年夏天的书店不仅值得我去回忆，我同时相信，它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同样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关于这一点，从当时和以后发生的几件小事中可以得到证明。
一年以后，我有事离开了乐山，书店被迫关闭。当时不少读者在我们面前流露了他们的遗憾，许多人为小书店的消失深感惋惜。即使在书店关闭以后很久，也有两次我走在乐山的大街上，突然被我不熟悉的读者叫住要求借书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一位满脸虔诚，执意马上就要到我家中去借书。那情景实在令我感动，我真的还陪他到我家中让他借了好几本书走。
甚至到了1990年，那时我在乐山电大教书。我记得第一次在教室上课时，有一位学生老是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下课后，她主动跑来与我搭讪，问了我许多问题。那样子似乎与我非常熟悉，俨然像一个老朋友。但我心头直纳闷，说怎么也想不起她究竟是谁。第二天，我好奇地问她，她怎么会认识我。她告诉我她是我们的老读者。1982年，我们在张公桥办书店的时候，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我们的书店来借书。她对我说，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们的书店会突然消失。在当时，她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她说不仅是她，就连她的那些同学对张公桥书店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1982年的小书店肯定是消失了，甚至当年办书店的那间旧房子已不复存在。由于城市改造，那地方早已被拆迁重建。今天的张公桥一带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们不能说昔非今比，但那儿至今仍没有出现一个哪怕是类似于当年张公桥书店的小书店，恐怕以后也不会出现，这实在是一个遗憾。小书店无疑已成为一段历史，但我相信，它在许多人的心中肯定是有记忆的，并且这种记忆多半会掺和着温馨与美好。
我想以身试“法”，把笔直的“坦途”迂成曲折的弯路来走，哪怕进行一次毁灭性的实验，我也用我自己的心愿去主动选择一次，尽力不生活在虚幻的浮名和自欺的假象中。我想在以后的岁月中让自己生活得更真实、更坦荡，也更自然，无畏于让自己的生命采取一种“卑微”的形式，也无惧于接受一种被边缘、隐匿和沉寂的命运，但只要我的所作所为是有助于人类善意的，是有益于民族良知的，那我就会无愧上苍赐予我的这惟一一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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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1982年夏，我在做什么呢？回想起来还真是有趣。因为在那个夏天，我和我的朋友陈朴做了两件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确实是有些古怪而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年夏天，我们在乐山老家（世界上最大石刻座佛的所在地）同时办了一个小书店，摆了一个凉水摊。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两个“时代的骄子”、“社会的宠儿”公然干起了为“正人”们不齿的借书、租书，卖凉水、冰水、冰棍，出售自制汽水的“勾当”。
小书店开在乐山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拱桥“张公桥”的附近，所以取名叫“张公桥书店”。凉水摊摆在由郭沫若先生亲笔提写院名的“乐山影剧院”大门口。我记得书店算得上是有证经营，当时借用的是一位朋友的待业证去工商局办的营业执照。而凉水摊就是典型的无证“黑窝点”了，有点类似今天人们在前门附近经常看到的、每天晚上在那儿出没不定的具有游击队性质的流动摊位。
要知道，如果当时去申办小书店、摆凉水摊的是某一位街道大娘、无业青年，或刚下山的劳释犯的话，人们肯定不会惊诧，因为按常理，这实在太正常不过。但办小书店、摆凉水摊的恰好又是两位刚踏出校门的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大学招收的77级应届毕业生，并且这两位大学生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绝对不会被认为是痴、呆、傻、笨、邪的那一类，这就更让人有些莫名其妙，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人们多半会问：这两个家伙，好端端的大学生，而且是77级的应届毕业生，为什么不服从国家的正式分配，去体面的单位从事体面的工作呢？为什么不去走所谓的正道使自己与所谓的时代的宠儿这一美妙的称谓名副其实呢？这确实让人大惑不解。
当然，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必定有我们十分充足的理由，并且为此无疑已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心理准备过程。
在那个时代，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大学对许多人来说，不仅神秘，而且神圣。在我进入大学前，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没有读过大学，整个社会已经久违了大学，所以大学的教学楼、阶梯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圆形花园、喷水池、足球场，以及想象中的大课情景、教授面孔和讲师表情等都令我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这种对大学的美好感情和主观臆想，在我进入大学不到半年之后就彻底埋葬了。原来，大学与我事先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进学校一段时间后，给我最深的感触是，咱们的大学压根就没有什么大学的底蕴和大学的精神，缺乏真正大学所本应具有的那种内在品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基础课，比如哲学、政治、时事、科学社会主义史之类，给我的印象就不止是不好，可以说完全就是恶劣。我印象最深的那位上哲学课的欧阳先生，此人当时是学校自然辩证法组的组长，是个铁杆唯实主义者和反神论者。他经常在讲台上信口雌黄，打胡乱说，以自己不觉的无知去调侃、奚落相对说来更为有知的老柏（柏拉图）、老休（休谟）、老黑（黑格尔）们。欧阳先生上课时的表情和神态，那种自负得意之下透露出来的愚顽，真是让人觉得无限的滑稽和可笑。我记得有一次上哲学大课的时候，他对我们说：“唯心主义是极其荒唐的，如果人们三天不拿饭给黑格尔先生吃，或克扣他三天的面包，我想他就不会去宣扬他该死的唯心主义了”。如果说这话的是一个小学阿姨，或高小学生也就罢了，但它出自一位大学哲学教授之口，而且在正式的课堂上，那就真让人匪夷所思。反正，当时大学给予我的一切几乎都是令人失望的，与自己想象的大学反差太大，我根本无法接受。
回想起来，四年的大学生活，除了那个1/2秒（路路毛插一句，那是一个爱情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与我在之前三年的知青生活相比，它也显得出奇的平淡。相较而言，三年的知青生活其可圈可点之处要多得多。大学四年只不过成了我生活中一段富有反思色彩、读书最自由的岁月。这段岁月无疑为我以后的人生决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就在想，我们生活的内容是多么贫乏，生活的模式是多么单调啊。大学、分配、然后在指定的单位当个“公务员”（实际上不是“公务员”，而应该叫“国务员”、“官务员”、“权务员”、“帮务员”、“跟务员”才对）混上5年、10年、20年、30年，直至退休。这生活岂不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序，甚至你40年后的生活状态都可以在40年前几乎丝毫不差地评估出来。这哪里是人之那种主动、生动的生活，实际上无异于对一种被判决宿命的臣服。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总有些惴惴不安，甚至不寒而栗。
大学期间独立思考的结果，使我理据十足地认识到，表面上务实的国人实际上是在玩虚的。他们往往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名称、名词、观念、成见与惯例的纠缠中消逝自己的岁月，浪费自己的人生。有人说，是发达国家的西方人（尤其是今天的美国人）最先进入了所谓新世纪高科技的虚拟时代，我认为这一断言有待商榷。在我看来，最先进入虚拟时代的无疑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古以来都在虚拟，我们民族生活的全部内容其最内在的那种本质都在虚拟，甚至就是虚拟本身。只不过这种虚拟的本质采取了一种外实内空的自欺形式，杜撰了许多不虚不空的幻影，以至形成了某种一般的怀疑不易去破除的仿佛是不虚不幻的假象。但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本质虚拟的存在，它都是会流露迹象，呈现表征的。我认为，我们生活的虚拟性就最充分地表现在我们时代所惯用的那些标语、口号、纲领、社评，以及各种大而不当，远远高出常人所能企及的道德与伦理的要求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一直都生活在由我们自己杜撰的语言的虚幻光晕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是一个为语言而生的民族，是一个惟有通过语言的炮制才能勉强维持其生存的民族。对我们来说，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为了达到我们自娱自乐、自迷自恋、自安自慰之目的的手段，是一种自我浸淫、自我陶醉、自我狂欢的生存方式和策略。仿佛我们只有在语言的编造、语言的恍惚、语言的沉迷中才能去承续一种民族的自信和在世生存的良好感觉。事实上，我们祖祖辈辈都在竭尽全力去维护一种语言的形态，和语言的氛围。这种形态和氛围，不管给人的感觉是强暴，还是“温柔”，但它最终导致的结果都只能是麻痹、昏迷、回避，或无限延期的遗忘。也许，我们拼死拼活要去争取的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形式而已。就好像只要我们保住了语言的某种正义和道德的样式，我们也就赢得了某种民族生活的生存本质，取得了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只热爱语言，仅拥抱画面，而根本不顾及聆听语言和观看画面的人，尤其不考虑听者和观者在心里实际产生的那种感受。也许，这是一个只知道追求语言之“伟大”、语言之“体面”与语言之“光鲜”的民族，但这种“伟大”、“体面”、“光鲜”遗忘、回避、掩盖的却是与它们的本质正好相悖的事物。也许，我们所有的精力、天才的伟大智慧、能者的卓越才华全都用在了语词的雕琢、修辞、杜撰、拼凑与把玩上面。就好像只要语言过得去，一切都会PASS似的。虚拟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们总是在用语言的辉煌、语言的光明来替换生活本身的辉煌与光明。当然，要想躲过常识的“刁难”、逻辑的检测、理性的剖析，那语言的制造业、话语的柔道术就需不断提升它自圆其说、自我辨证的高超技艺。一方面，话语疯狂地奔向事物的反面，人们理直气壮地用反义的语词来描述正义的事物；另一方面，又要让这种疯狂、这种描述达到一种社会可接受、可容忍的程度。试想看，这需要多大的工夫，多大的能耐啊！需要我们投入多少精力，多少才智啊！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仅仅在各种虚假的说辞、称谓、标签、名分上打发我们的光阴，葬送我们的生命。结果，我们的存在仅仅成了实存的一种反面镜像，或反向标的。可以这么说，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事实上我们都成了某种集体罪愆的共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成全了某种难以言说的悲剧命运，这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他们生活完美假象的纯粹牺牲品。
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难道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就真的没有一点除魔的招数、祛邪的绝技来摆脱这种完全被动、依赖和顺从的宿命？我想以身试“法”，把笔直的“坦途”迂成曲折的弯路来走，哪怕进行一次毁灭性的实验，我也用我自己的心愿去主动选择一次，尽力不生活在虚幻的浮名和自欺的假象中。我想在以后的岁月中让自己生活得更真实、更坦荡，也更自然，无畏于让自己的生命采取一种“卑微”的形式，也无惧于接受一种被边缘、隐匿和沉寂的命运，但只要我的所作所为是有助于人类善意的，是有益于民族良知的，那我就会无愧上苍赐予我的这惟一一次生命。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出学校后，我才有可能不按照那种固定的程序来生活，就范于那些由集体的下意识长期延续的陈规陋习。与其按部就班进入单位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还不如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一些细微但却真正有实意的事情。所以，1982年夏天，我和陈朴办起了小书店，摆上了凉水摊，对我们来说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并不需要所谓社会的理解，但非常看重自己对自我的一种认同。
在那个年代，两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小店，摆小摊，不要说在乐山是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恐怕也是极为罕见。如果新闻是自由的，要是民间有独立的媒体，我想这两件事在当时足以构成报刊的头版头条，多半影视机构会去作现场报道。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只不过我和陈朴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确实成了家乡人民的一种热点话题，尽管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其中包含的诸多为什么。
当时，我们大概是这样分工的，我主管小书店，陈朴负责凉水摊。当然，经常也有不定时的即兴互换，他来书店坐镇，我去影院门口守摊。所谓小书店，实际上只是个小型的租书点。因为那时作为个体的经营者，绝对不允许卖书，所有书籍统统由国营新华书店系统销售。社会对图书的管制可以说达到了密实压缝、滴水不漏的程度。尽管那是一个粗糙简陋的年代，但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精益求精、绝对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那时的人们根本没有品质概念，更不具什么服务意识，不过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租书店的品质与服务也是一流的。因为这个书店的书是由我的书和陈朴家的书合并而成，另外还从几位朋友那儿找了一些来做补充。陈朴属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的藏书本来就多。我和陈朴是大家公认的书虫，对书有一种特别的嗜好。从读高中开始我们就萌发了强烈的藏书意识，并且平时就十分注意好书的收藏和积累。在进大学前，我们各自的家中就已经有好几书架可观的藏书了。再加上我们四年在外面读书期间购买、收集的图书，把这些图书全部集中起来，其数量和规模确实惊人，并且品质不赖。就图书的数量和品质而论，当时在乐山几乎无人能与我们相比。那时的社会相当封闭，人流、物流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一般说来，稍为好一点的书在内地和小城市是根本买不到的。尤其是品质上乘的学术理论书，只有在个别特大的城市才能买到。
那个年代，人们物质方面的贫乏倒也在其次，但精神与知识方面的饥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从外地把这些书带回老家，往书店里一放时，可想而知，不少人肯定为之心动，并且眼睛放光。这无异在一个饥荒的年头，向人们空投面包，输送奶油，也恰如旱田遇甘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无言的欣喜与激动。
由于书多书好，再加上书店地处闹市区（同时也是城中学生去乐山一中、乐山职高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的书店一开张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甚至可以说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来我们书店看书、借书的人特别多，尤其一到晚上，来书店的人可谓络绎不绝，经常把面积不大的小书店挤得爆满。我们不仅负责借书，而且还负责推荐、介绍，经常与读者交流，有时还要解答部分读者的读书疑难。甚至，我们每月还要办一期读书心得的墙报专栏。其中一半稿件由读者提供，一半由我们自己撰写。我记得当时来书店看墙报的人特别多。
回想起1982年夏天的书店，我的心中有颇多感慨。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地方，我们的书店拒绝武打言情，拒绝流行文化，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仍能盈利。比照今天的情况，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就此而言，真还有些今不如昔之感。与今天的时代相比，那时的社会多多少少还有些精神生活的残痕与余迹。整个时代的人心还没有完全向物质和感官的方向偏倒。与现在相比，那时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高中生）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称得上是文学与哲学的爱好。来我们书店借文学名著、哲学书的人真还不少。整个社会仿佛尚存在着某种期待与想象，而今天那种完全物质化、动物园化的苗头在当时还不太明显。现在，随着我们的“转向”（实际上仅仅限于财经的层面）和“觉醒”（实际上仅仅囿于感官的范围），再加上西方社会科技和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似乎我们都一股脑儿倒向了生活的某种平面化维度。有一种倾向已经十分明显，社会只为人们视觉和听觉的功能保留了发展的空间，而思维、逻辑、理性等这些大脑的本质特性却遭到了无形的削弱、衰减、闲置、和退化。似乎整个社会完全省略了大脑的思考也无妨，它照样会维持某种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正常”。
我认为，1982年夏天的书店不仅值得我去回忆，我同时相信，它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同样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关于这一点，从当时和以后发生的几件小事中可以得到证明。
一年以后，我有事离开了乐山，书店被迫关闭。当时不少读者在我们面前流露了他们的遗憾，许多人为小书店的消失深感惋惜。即使在书店关闭以后很久，也有两次我走在乐山的大街上，突然被我不熟悉的读者叫住要求借书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一位满脸虔诚，执意马上就要到我家中去借书。那情景实在令我感动，我真的还陪他到我家中让他借了好几本书走。
甚至到了1990年，那时我在乐山电大教书。我记得第一次在教室上课时，有一位学生老是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下课后，她主动跑来与我搭讪，问了我许多问题。那样子似乎与我非常熟悉，俨然像一个老朋友。但我心头直纳闷，说怎么也想不起她究竟是谁。第二天，我好奇地问她，她怎么会认识我。她告诉我她是我们的老读者。1982年，我们在张公桥办书店的时候，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我们的书店来借书。她对我说，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们的书店会突然消失。在当时，她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她说不仅是她，就连她的那些同学对张公桥书店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1982年的小书店肯定是消失了，甚至当年办书店的那间旧房子已不复存在。由于城市改造，那地方早已被拆迁重建。今天的张公桥一带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们不能说昔非今比，但那儿至今仍没有出现一个哪怕是类似于当年张公桥书店的小书店，恐怕以后也不会出现，这实在是一个遗憾。小书店无疑已成为一段历史，但我相信，它在许多人的心中肯定是有记忆的，并且这种记忆多半会掺和着温馨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