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
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
——《刘诚网络文学作品》（两卷本）总序
刘 诚
“艺术永远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法国艺术批评家让•克来尔斩钉截铁地说。他说得很好，说出了许多复杂的道理，这些道理在我们的时代，通常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明白。艺术回归的见解，回答了艺术流变过程中一些似乎难以回答的问题。每一次回归，都不是简单的重复，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到起点。起点就是原在之点，事物发生之所和诗歌核心之所。每一种事物之为事物都是自有圆心的；在每一颗种子里面已经包含一切，不需要添加什么，因为生命的要素全都齐备：它生长，再回到种子，完成一次伟大的轮回。回到起点，将纠正对于根性的偏离。回到起点，就是回到核心，那里暗流涌动，气象万千，充满了张力，——这里后退等于前进。可既然是在这个时候返回，必得到了神的允准，一定比起点更高、更有力量，因为我们经过了艺术长途的历炼和经验的累积，携带着时代的赐与。竞赛重新开始；因歪曲和破坏而变异的部分将得到修复，起点这里，已经为新一轮生长预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艺术就是在这里全身而退，而不必担心在新一轮大破坏里，与世界同归于尽。
神当然是不会开口说话了，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孤独处，在世界的进程中，人被神抛弃，甩开。可是它会暗示，——神的暗示无处不在。在感性的每一处薄薄的外壳下面，都留下了进入世界核心的通道。我坚持认为，无论通过理性还是感性，都可以通达真理，而感性这一条道还要更近。它通向晦暗不明的事物……。中国古人认为，有两种智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感性就是通往那些不能“道”和“名”的永恒事物的最近通道。我相信，诗歌也就是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部分，它被包裹。为此我投入了很多，在存在的莽原上，耐心地设伏、守候，试图将它们捉住。我放马过去，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满载而归。我能不能如愿一偿呢？我是不是因为急于将它们捉住，而不得不牺牲了艺术应有的精细和精致呢?也许是；不过我想说，只有没落的诗歌，才一天比一天更走向奢华，走向纤巧和精致，而上升的艺术则不是；同样只有生命力严重衰减的诗歌，才把注意的重心放置在外在的部分，而决不去触碰心灵的现实。无论你信还是不信，心灵的现实才是世界的惟一真实。心灵，最需要的就是诗歌，最呼唤的也是诗歌；因为只有诗歌能为它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和情感能量。再就是哲学，可是这些东西在诗里就有。并且我还要说，在朦胧诗衰微之后诗歌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年代里，在第三代诗人大分化的漫长时段里，是我独力支持，将诗歌中英雄写作的珍贵一脉推进到今天的境地，这是我对第三代诗的贡献——你只能是这样的诗人：只有英雄写作、或者说回到这样的写作，才进入了挥洒自如的最佳状态；但英雄写作需要超越。
基于此，二零零三年十月的第三天，我正式将我的写作命名为“神性写作”。神性写作是回到起点的写作，站在诗歌第三极的写作；神性写作包括诗歌，也包括诗学理论。神性与诗歌相联，我现在就把它确定下来，让人提到神性写作就想到它，成为品牌。
“要为永恒的生命作画，”米勒的祖母说。又说：“假如不违背神旨，就是死也无妨。”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兰西老太太，你真是说得好极了。不只是米勒，我们也要为永恒的生命写作，并且也要为永恒的爱写作！并且也要为人类惟一的家园——永恒的自然写作!我们相信，在一个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极度膨胀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只有那些敢于说“爱”、同时也有能力将爱进行到底的诗人，才能最终抵达真理。
谁最深地进入了当下，谁就最大限度地逼进了存在的核心，也只是在这个时候诗人才有资格向存在发问。但神性写作的要求更为迫近。神性写作强调心灵的自由和真实，反对诗人退场，主张在还原生活的时候，将诗人的判断添加进来，强调神性对于所有诗歌题材的全方位照亮和诗性处理。神性写作并不认为一个反价值的时代就多么好，而是准备将那些具有永恒性质的价值保留下来，在伪价值的废墟上重建价值辉煌。神性写作不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艺术，而是自我约束的艺术，一种懂得节制的艺术，准备将艺术中破坏性因素降到最低，神性写作准备逆转、而不以加速人类沉沦为指归。在世界的暴力结构内部，神性写作不准备躲避，而是把反叛的激情导入建设的轨道，用全部的人格对世界的离心力量说不。神性写作是人类的一次自我拯救。神性写作不惜牺牲艺术的纯粹，使人类那些承担了生活全部重量的部分，感到被肯定和支持的温暖，使阅读成为能量交换的愉快过程。神性写作强调写作血性的诗歌，不准备让诗歌从精神的高地上撤退。在所有的写作中，神性写作仅仅保留那些有益的部分。神性写作决意让诗歌苦一点，再苦一点。让诗歌难读一点；让诗歌黑一点，更黑一点，更重一点，拥有命运之黑存在之黑和美丽之黑。追求语言的警拔、意象的飞动、众多声部的繁弦急响和恢宏气度。神性写作拒绝平面，要么占有天空，要么深入地心，拥有陡峭和绝对。真实，批判，尖锐，担当，向上，有益，这些都是神性写作的固有特征。作为一种自在的写作力量，神性写作强调速度，强度，意象的密集，强调正确和有益，准备将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存在纳入视野，在现代社会钢铁巨齿的重重咬噬之中重建艺术尊严；通过对艺术自身缺陷的克服去逼近宗教，重建诗歌艺术的庄严法相。神性写作区别于痞子写作、色情写作、审丑写作、装神弄鬼的写作、将诗歌无限矮化的写作、让诗歌蓬头垢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写作，区别于软性写作，一片淫声浪语的身体写作，使写作不光有柔情，也有金刚怒目；不光透明，也有浑浊；不光甜蜜，也有苦涩，神性写作是刀锋上的舞蹈和炼狱之火中的精神历险。神性写作不准备在存在面前保持零度，强调写王者之诗、圣者之诗，让人类得救之诗和让世界得救之诗。正如创世，神性写作形式与内容一次成型，主张工具回到工具，反对将语言神化。同时过去的诗人，只是抓住一个方面，把某种倾向推向极端，他们因此不能做到大；神性写作强调兼容并蓄，强调集大成，强调重建诗人主体人格力量，让诗歌成为人类得救的关键部位，让诗歌以王者的气度，统领起生活中所有的正面力量。
诗歌决不是一种可以通过训练能够达致的修辞技巧的圆融，虽然它一天也离不开修辞。语言是它的家，可是它并不准备在那里停留下来，如果你认为可以通过修辞的训练达致，无妨这样认为，可我还是不信。你们当然也看到了，诗通常看起来只是从诗人的心里源源不断地出来，似乎就藏匿在诗人的内心，只要他高兴，随时都可以从怀中抽出万卷诗行，这其实只是假像；诗的来源不在这里。心灵之井会枯竭，而诗歌之树常青；诗歌的海洋从来都是满的，而且一年四季都吹着大风，诗人要穿过，只能借助神性的灯塔。诗只在世界内部，诗将世界充满。诗是世界的惟一真实。诗是世界的一种性质，只要世界在，诗就在，诗将世界紧紧追随，与世界一同出场。诗不是外在之物。自从创世以来，诗的数量，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诗是一个常数。但肯定是令人兴奋的常数，可以使疲倦的生活生色，焕发神采。那种认为诗出自诗人心灵的人肯定要在诗的长途迷失，他们找不到诗的居所，也找不到它的出口。他们不断地走向自身，指望在那里找到好运，最终在那里过早地沉没，与诗歌失之交臂。
需要很久我才踏入诗歌的门槛，但是需要二十年、或者更长，我才将一个文学青年极其愚蠢和固执的幼稚超越。我庆幸自己没有像一个老死也长不大的文学青年那样看待文学和诗，他们可是逢传统必反，逢权威必反的。这些年一直就有这样的青年在推着，闹着。凭什么？凭青春！凭年轻！凭了晚生！年轻就是资本，这个年代我也有过，可是我已经将它越过。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们越过。大诗人就是大诗人，他只是安静地写作。我们都在等待着大诗人的出场，诗歌的现场暂时安静了一小会儿，接着又安静了一小会儿。象征力量和光芒的乐声已经第七次响起，追光灯已经朝出口照了很久，可是大诗人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想象中，他是那样幸福，披戴着这个年代诗歌的全部荣耀，被我们爱戴，也被我们恐惧……。我告诉你们，大诗人其实是大家谁都不爱的人，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谁都认为自己是大诗人的年代。我们深信，大诗人如果存在，一定就在我们之中，是和我们一样平常的人。他甚至会受到这个年代的排斥。在很多选集里，挤满了转瞬即逝的诗歌小丑，可是你别想看到大诗人的名字。——我不是说我，而是在谈论诗歌生产的常态。因为大诗人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有时候来自命运。时代实际上是很不情愿他出场的。大诗人无一不是后世追认，那里的人们慢慢地就看出了他的大和好。比起小诗人，他们总是被更晚一点承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决不会过份热衷于追求时代的喝彩并为之沾沾自喜，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愚蠢和粗鲁的了。因为他们心里比谁都知道，时代是不可靠的，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把举得很高的东西重重地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时代乐于重新选择，并且拒绝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拥挤着麻木不仁、喋喋不休、因惟恐自己的声音被淹没，而一门心思要挤到更靠前位置的人群，而伟大的读者永远缺位。
“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乔治•桑塔亚那当时果然是这样说的吗?可是，在我看来，异端也可以是——在说“不”时髦的时候说“是”。异端的异端也是异端，这就是我现在想特别说明的！一个自以为功成名就的诗人在网上跟帖说我急，我说我急个球！我感到了“愤怒”，却一点也不觉得急。诗人有什么可急？是急入土，还是急着黄袍加身？你就是写出撼世之作，不也就一介诗人，在平常的街上走，我就是把当世的所有荣耀都让给了你，你死了也未必比别人更晚地腐烂掉，你急什么急！捷径当然也不是没有，明摆着就有一条，比如破坏——事实上，在中国诗歌的现场，每一个好诗人都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就是犯了叛逆罪，可是破坏又不符合我的想法。破坏已经很够，这个世界能打碎的一切都已经被打得粉碎了，身为诗人，岂能再落井下石!破坏来得痛快，重要的却只在建设。虽然破坏比建设更刺激、更有动作感、也更戏剧性，更能迎合人类天性中潜伏着的流氓无产者根性，容易博得一阵阵叫好，可是人类究竟不能指望破坏活着。破坏可以提供残酷的诗意，却不能为生活提供希望和亮色，不会给这个世界添加任何有益的东西。从破坏切入诗歌是下贱的和可耻的，即使是作为写作策略，也不能被允许，因为它不道德。
许多东西都被宣布作废了。诗人们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后现代，诗歌当随世变。诗歌也必须“后”起来，而且一反就“后（现代）”，一“后（现代）”就“先（先锋）”。这话也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时代并没有对它的文学作出规定。必然的，未必是最好的。那些过分强调跟上时代风气走的人，不是愚蠢，一定是别有用心。果然你们看到，诗歌一变，就变成了他们私家的地盘。这明明是一个诡计呀！这样的诡计，明眼人一看可就能认得出来。而且他们普遍对道德感到厌倦，道德在他们那里成了贬义词，成了自由的对立物。天哪！难道我这样的一个人，注定要成为大地上一个最晚离去、且得到最多的人吗？那留在最后的一个，他得到的也一定更多，西沉的太阳将把更多的光芒投向他，使他看起来更孤独、也更幸福。那些被别人丢弃的，都被他珍视。……这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有他的孤独，也有他不为人知的欢乐。——如此，难道不是很好？可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我对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满意。我想得很多，做得很少；想得很好，做得未必就很好。你们看到我的企图，总是想从既有的风格中逃走，从一个风格迅速逃往另一个风格。这样的诗人可不在少数。废话？下半身？垃圾诗？知识分子？民间？或者如一位下半身女诗人说的：“嗯，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嗯，这里的东西，都有一点，又都不是：我只是我，无门，无派，无系，可是有来源，也有方向。我只是我，一个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他者。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世界，不多不少，只有两个部分，第三者从来没有出场。世界不是事实的堆积，而是充满事物，一切都在变化中呈现。那种人类社会永远线性进步的观点，新的一定比旧的更好的观点，早已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宣布破产。作为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居住在语言里，但它只是寄居，或者，顶多只是给你一个寄居的假像，他的家并不在这里，而是深藏于人性。周伦佑们与价值作战，无异于与世界作战，与人性作战，除非重置人性，否则只能输得很惨。事实上就在周伦佑们还没有退场的时候，价值已经开始复辟；事实上价值本来就没有受伤，连一点轻伤也没有，受伤的只是那个因羡慕价值的荣耀而一再冒充价值出场的伪价值。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包含了人类生存经验的精华部分和基本律令。价值甚至是美的和坚强的；价值并不因为有人起劲地反对而满面羞愧地退场；周伦佑们自以为找到了价值的藏身之所，其实价值每一次都能成功脱逃。世界险恶，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仍然要小心地呵护好价值，这不是为了价值，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只有价值使诗歌充实，丰盈而饱满，就像秋天大地上沉甸甸的果实。我们的诗歌将因为与价值保持一致，从而与全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有希望被世界认可和接纳。
后现代主义为我们编织了没有权威、没有中心、人人平等、摆脱了传统威权统治、谁也不鸟谁的天堂图景，可是当我们按他们的教导一路走去，忽然发现前面存在着的只有一个地狱。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阴谋，有关艺术和社会的阴谋，有关末日世界的恐怖神话，这个地狱在一次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之后实现。后现代主义是一些人极为阴险的写作策略，这策略完全不计后果，即使是拉人类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作为诗人，我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了，直到现在仍在继续。与后现代主义的战争，使我亢奋。还有比这个更壮观的吗：一个人与整整一个时代的战争！我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正是时代的对立，是时代分裂的某种后果。所幸我不是可有可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与这个时代对立的一面。我的敌人必须以一个时代的身份出场，一个具体的诗人是不能与我为敌的，因为他还不配！难道不应当感谢时代的这种配给吗？在这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里，我不仅看到我与时代的对立，而且看到两个中国的对立：一个分裂的中国，处处分裂，到处布满了创痕，难以愈合。我知道对立的代价，可是我也知道什么是残酷的诗意！正是这种难以调合的对立，使诗以异乎寻常的鲜明和强度呈现出来；事实上再也没有一个时代能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如此异彩纷呈！再也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今天，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力度，推动着善恶对峙的新鲜事物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及。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相信中国当代诗歌不仅应当、而且也能够成为人类自救的伟大事业中一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经常有诗人把一切归罪于时代。换句话，正因为时代淫荡，我们才淫荡；正因为时代垃圾，我们才垃圾。这看起来令人同情：总而言之，是时代亏待了你，你们撒娇总归可以被原谅。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时代的堕落，不但不能成为诗歌堕落的理由，反而只能成为诗人守身如玉的最高律令。上帝的牧者，总而言之，在今天你必须成为预言家、先知、圣徒、博物学家，而且必得先成为一个好人，而不是恶棍、小丑、捐客、淫棍、拉皮条者、黑帮老大，才有可能再来谈诗，谈论时代。
一种新鲜的异质的东西正在出现。事实上它已经出现，可是它仍在出现。就像一条凭空而来的河流，它在语言之后，正好被我感到。这就是存在吗？如此精彩而又残酷！真是残酷至极、同时美丽至极!它首先呈现给我，将我震惊！它是如此强烈，浑浊，说来就来，完全不讲道理！甚至本来就是美的！它转瞬即逝，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后方。它一刻也不停，就像是在急急赶路，在奔赴一次旷世之约。亮相只在此刻；只有一次机会，过后将重新返回黑暗，再不复现。我们不能真正挽留。我们自以为留下了什么，至少留了一些在诗里；这当然是一定的；可是最后我们看到，留下的只是心灵。对了，我们仅仅留下心灵，留下曾经在场的心灵在面对存在时候的那种态度，其它什么也没有。托尔斯泰说，在艺术里惟一的东西是诗人的灵魂，其它什么也没有。他说得很对，即使是诗人，拥有诗歌的特权，得到了神的允准，你们也只能留下心灵的某些瞬间，绝不会更多。而存在，它还是一刻也不停地流逝，完全流失掉了，剩下的还是盲目的流动，就像一条大河，看不到它的边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涌动，是如此有力和丰沛!那些纸上写过的东西都流逝掉了；刻在石头上的碑文，因风雨的剥蚀一天天模糊不清；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文化，零落成尘，被深深地埋入地下。大诗、真诗损失掉了，千方百计挽留下来的，不过是心灵的替代品，它们被固定在诗里。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赝品，堆满了我们的生活现场，使我们真假难辨。生活没有第二，一切都是惟一，不可重复；可是你们仍然得十分努力，谁让你们是诗人!我奉劝你们，首先奉劝我自己，重新审视和打量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不要把灵感和思想过多地寄望于外国。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思想，可是你顶多只找到一些思想的碎片，它们被国际社会的离心力量抛甩出来，被你接了过来，可是它对你并不是真正有用。诗歌必须面向本土，这一片土地上大苦大悲的生活，才是诗歌发生的惟一现场。这现场你是熟悉的，因为你为它付出了代价。你与它患难与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鸟，都牵动着你的神经，在你的生命里，造成持久的震颤和疼痛。离开这些，我们所谓的生活及其不朽的事功又在哪里呢？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它产生思想，也产生诗歌，——诗歌正是从这里呈现出来，它先呈现给你，你再把它们呈现在诗里，此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汉语是最适合作诗的，它的结构和纹理都与诗歌同构。汉语言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诗性的语言，谁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极可能与诗歌擦身而过。可是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比任何朝代的诗人面临的局面都要更为复杂，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同样会误入歧途，招致艺术规律的惩罚。从现代艺术手中接过的，是一个谁也不准备为之负责、也不可能真正负责的诗歌现场。现代艺术一百多年来潮起潮落，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鸡肋，总体质量远逊于古典艺术，且多次在人类自毁与自渎的愚蠢事业中落井下石。人类已经成为现代艺术的人质。现代主义艺术，深刻地折射（不是指成就，而是它的存在本身）出现代以降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所面临的双重危机，这危机不是因为上天的惩罚，乃是因为人类自己对自己根本利益的一次又一次致命打击。面对如此分崩离析的艺术现实，只能由神性写作出来收拾残局，神性写作乃是被逼上梁山。在神性写作看来，向下不难，难的是向上。向下，只要消极存在即可，向上却需要作功，伴有能量的消耗，因为它必须完成对引力的克服。真正的绝活不是停留在下半身的位置，也不是停留在垃圾的位置。要么向上，占有崇高；要么向下，深入地层几十公里以下，去试试那里岩浆的深浅和热度。到达那里，才是真崇低，真崇低也就通向了崇高，与崇高等值。惟独不要赖在一个平面上，那里玩得“一点也不心跳”。神性写作与这些写作保持距离。把它们拎起来，再放下去，再狠狠地抽它几个耳光，让它们一个个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快步退回到该去的地方，不给他们任何市场，这就是神性写作对这类痞子诗歌、诗歌小阴谋集团的态度。把那些自以为大的诗人伪善的假面撕下来，将他们一一打回原型，这就是我两年来在网络诗界的活动。神性写作是对破坏的破坏，对解构的解构，对否定的否定。神性写作掀翻诗歌名利的残局，将残汤剩水泼洒一地，让那些感觉良好的既得利益者感到难堪和不快，这是快乐，惟真强者才能领有。诗歌里的大小敌人将反过来成就我。我说过我别的本事没有，也就善于写诗，一旦卷入论争就特别明显，此话绝不是有意吓唬我的论敌，试图瞎蒙。过去的两年，是我论争最多的两年，也是我写作力最旺盛的两年，是我由英雄写作向神性写作大踏步挺进的两年。我找到了写作的性质，那是神性；我找到了写作的品质，那是神性。神性写作是英雄写作的发展，但是比英雄写作更全面、气象更大，更热烈，更加神鬼莫测、飞扬妖冶!更深刻地触及世界的本质部分!神性写作是一个人的流派，它的困难由我一人承担，它的问题由我一人解决!神性写作坚持向存在发问，执意让诗歌尖锐的头部，深深刺中存在的要害部位。
顺便问一句：你们是否已经听到了它的惨叫?
——《刘诚网络文学作品》（两卷本）总序
刘 诚
“艺术永远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法国艺术批评家让•克来尔斩钉截铁地说。他说得很好，说出了许多复杂的道理，这些道理在我们的时代，通常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明白。艺术回归的见解，回答了艺术流变过程中一些似乎难以回答的问题。每一次回归，都不是简单的重复，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到起点。起点就是原在之点，事物发生之所和诗歌核心之所。每一种事物之为事物都是自有圆心的；在每一颗种子里面已经包含一切，不需要添加什么，因为生命的要素全都齐备：它生长，再回到种子，完成一次伟大的轮回。回到起点，将纠正对于根性的偏离。回到起点，就是回到核心，那里暗流涌动，气象万千，充满了张力，——这里后退等于前进。可既然是在这个时候返回，必得到了神的允准，一定比起点更高、更有力量，因为我们经过了艺术长途的历炼和经验的累积，携带着时代的赐与。竞赛重新开始；因歪曲和破坏而变异的部分将得到修复，起点这里，已经为新一轮生长预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艺术就是在这里全身而退，而不必担心在新一轮大破坏里，与世界同归于尽。
神当然是不会开口说话了，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孤独处，在世界的进程中，人被神抛弃，甩开。可是它会暗示，——神的暗示无处不在。在感性的每一处薄薄的外壳下面，都留下了进入世界核心的通道。我坚持认为，无论通过理性还是感性，都可以通达真理，而感性这一条道还要更近。它通向晦暗不明的事物……。中国古人认为，有两种智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感性就是通往那些不能“道”和“名”的永恒事物的最近通道。我相信，诗歌也就是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部分，它被包裹。为此我投入了很多，在存在的莽原上，耐心地设伏、守候，试图将它们捉住。我放马过去，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满载而归。我能不能如愿一偿呢？我是不是因为急于将它们捉住，而不得不牺牲了艺术应有的精细和精致呢?也许是；不过我想说，只有没落的诗歌，才一天比一天更走向奢华，走向纤巧和精致，而上升的艺术则不是；同样只有生命力严重衰减的诗歌，才把注意的重心放置在外在的部分，而决不去触碰心灵的现实。无论你信还是不信，心灵的现实才是世界的惟一真实。心灵，最需要的就是诗歌，最呼唤的也是诗歌；因为只有诗歌能为它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和情感能量。再就是哲学，可是这些东西在诗里就有。并且我还要说，在朦胧诗衰微之后诗歌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年代里，在第三代诗人大分化的漫长时段里，是我独力支持，将诗歌中英雄写作的珍贵一脉推进到今天的境地，这是我对第三代诗的贡献——你只能是这样的诗人：只有英雄写作、或者说回到这样的写作，才进入了挥洒自如的最佳状态；但英雄写作需要超越。
基于此，二零零三年十月的第三天，我正式将我的写作命名为“神性写作”。神性写作是回到起点的写作，站在诗歌第三极的写作；神性写作包括诗歌，也包括诗学理论。神性与诗歌相联，我现在就把它确定下来，让人提到神性写作就想到它，成为品牌。
“要为永恒的生命作画，”米勒的祖母说。又说：“假如不违背神旨，就是死也无妨。”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兰西老太太，你真是说得好极了。不只是米勒，我们也要为永恒的生命写作，并且也要为永恒的爱写作！并且也要为人类惟一的家园——永恒的自然写作!我们相信，在一个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极度膨胀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只有那些敢于说“爱”、同时也有能力将爱进行到底的诗人，才能最终抵达真理。
谁最深地进入了当下，谁就最大限度地逼进了存在的核心，也只是在这个时候诗人才有资格向存在发问。但神性写作的要求更为迫近。神性写作强调心灵的自由和真实，反对诗人退场，主张在还原生活的时候，将诗人的判断添加进来，强调神性对于所有诗歌题材的全方位照亮和诗性处理。神性写作并不认为一个反价值的时代就多么好，而是准备将那些具有永恒性质的价值保留下来，在伪价值的废墟上重建价值辉煌。神性写作不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艺术，而是自我约束的艺术，一种懂得节制的艺术，准备将艺术中破坏性因素降到最低，神性写作准备逆转、而不以加速人类沉沦为指归。在世界的暴力结构内部，神性写作不准备躲避，而是把反叛的激情导入建设的轨道，用全部的人格对世界的离心力量说不。神性写作是人类的一次自我拯救。神性写作不惜牺牲艺术的纯粹，使人类那些承担了生活全部重量的部分，感到被肯定和支持的温暖，使阅读成为能量交换的愉快过程。神性写作强调写作血性的诗歌，不准备让诗歌从精神的高地上撤退。在所有的写作中，神性写作仅仅保留那些有益的部分。神性写作决意让诗歌苦一点，再苦一点。让诗歌难读一点；让诗歌黑一点，更黑一点，更重一点，拥有命运之黑存在之黑和美丽之黑。追求语言的警拔、意象的飞动、众多声部的繁弦急响和恢宏气度。神性写作拒绝平面，要么占有天空，要么深入地心，拥有陡峭和绝对。真实，批判，尖锐，担当，向上，有益，这些都是神性写作的固有特征。作为一种自在的写作力量，神性写作强调速度，强度，意象的密集，强调正确和有益，准备将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存在纳入视野，在现代社会钢铁巨齿的重重咬噬之中重建艺术尊严；通过对艺术自身缺陷的克服去逼近宗教，重建诗歌艺术的庄严法相。神性写作区别于痞子写作、色情写作、审丑写作、装神弄鬼的写作、将诗歌无限矮化的写作、让诗歌蓬头垢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写作，区别于软性写作，一片淫声浪语的身体写作，使写作不光有柔情，也有金刚怒目；不光透明，也有浑浊；不光甜蜜，也有苦涩，神性写作是刀锋上的舞蹈和炼狱之火中的精神历险。神性写作不准备在存在面前保持零度，强调写王者之诗、圣者之诗，让人类得救之诗和让世界得救之诗。正如创世，神性写作形式与内容一次成型，主张工具回到工具，反对将语言神化。同时过去的诗人，只是抓住一个方面，把某种倾向推向极端，他们因此不能做到大；神性写作强调兼容并蓄，强调集大成，强调重建诗人主体人格力量，让诗歌成为人类得救的关键部位，让诗歌以王者的气度，统领起生活中所有的正面力量。
诗歌决不是一种可以通过训练能够达致的修辞技巧的圆融，虽然它一天也离不开修辞。语言是它的家，可是它并不准备在那里停留下来，如果你认为可以通过修辞的训练达致，无妨这样认为，可我还是不信。你们当然也看到了，诗通常看起来只是从诗人的心里源源不断地出来，似乎就藏匿在诗人的内心，只要他高兴，随时都可以从怀中抽出万卷诗行，这其实只是假像；诗的来源不在这里。心灵之井会枯竭，而诗歌之树常青；诗歌的海洋从来都是满的，而且一年四季都吹着大风，诗人要穿过，只能借助神性的灯塔。诗只在世界内部，诗将世界充满。诗是世界的惟一真实。诗是世界的一种性质，只要世界在，诗就在，诗将世界紧紧追随，与世界一同出场。诗不是外在之物。自从创世以来，诗的数量，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诗是一个常数。但肯定是令人兴奋的常数，可以使疲倦的生活生色，焕发神采。那种认为诗出自诗人心灵的人肯定要在诗的长途迷失，他们找不到诗的居所，也找不到它的出口。他们不断地走向自身，指望在那里找到好运，最终在那里过早地沉没，与诗歌失之交臂。
需要很久我才踏入诗歌的门槛，但是需要二十年、或者更长，我才将一个文学青年极其愚蠢和固执的幼稚超越。我庆幸自己没有像一个老死也长不大的文学青年那样看待文学和诗，他们可是逢传统必反，逢权威必反的。这些年一直就有这样的青年在推着，闹着。凭什么？凭青春！凭年轻！凭了晚生！年轻就是资本，这个年代我也有过，可是我已经将它越过。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们越过。大诗人就是大诗人，他只是安静地写作。我们都在等待着大诗人的出场，诗歌的现场暂时安静了一小会儿，接着又安静了一小会儿。象征力量和光芒的乐声已经第七次响起，追光灯已经朝出口照了很久，可是大诗人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想象中，他是那样幸福，披戴着这个年代诗歌的全部荣耀，被我们爱戴，也被我们恐惧……。我告诉你们，大诗人其实是大家谁都不爱的人，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谁都认为自己是大诗人的年代。我们深信，大诗人如果存在，一定就在我们之中，是和我们一样平常的人。他甚至会受到这个年代的排斥。在很多选集里，挤满了转瞬即逝的诗歌小丑，可是你别想看到大诗人的名字。——我不是说我，而是在谈论诗歌生产的常态。因为大诗人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有时候来自命运。时代实际上是很不情愿他出场的。大诗人无一不是后世追认，那里的人们慢慢地就看出了他的大和好。比起小诗人，他们总是被更晚一点承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决不会过份热衷于追求时代的喝彩并为之沾沾自喜，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愚蠢和粗鲁的了。因为他们心里比谁都知道，时代是不可靠的，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把举得很高的东西重重地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时代乐于重新选择，并且拒绝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拥挤着麻木不仁、喋喋不休、因惟恐自己的声音被淹没，而一门心思要挤到更靠前位置的人群，而伟大的读者永远缺位。
“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乔治•桑塔亚那当时果然是这样说的吗?可是，在我看来，异端也可以是——在说“不”时髦的时候说“是”。异端的异端也是异端，这就是我现在想特别说明的！一个自以为功成名就的诗人在网上跟帖说我急，我说我急个球！我感到了“愤怒”，却一点也不觉得急。诗人有什么可急？是急入土，还是急着黄袍加身？你就是写出撼世之作，不也就一介诗人，在平常的街上走，我就是把当世的所有荣耀都让给了你，你死了也未必比别人更晚地腐烂掉，你急什么急！捷径当然也不是没有，明摆着就有一条，比如破坏——事实上，在中国诗歌的现场，每一个好诗人都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就是犯了叛逆罪，可是破坏又不符合我的想法。破坏已经很够，这个世界能打碎的一切都已经被打得粉碎了，身为诗人，岂能再落井下石!破坏来得痛快，重要的却只在建设。虽然破坏比建设更刺激、更有动作感、也更戏剧性，更能迎合人类天性中潜伏着的流氓无产者根性，容易博得一阵阵叫好，可是人类究竟不能指望破坏活着。破坏可以提供残酷的诗意，却不能为生活提供希望和亮色，不会给这个世界添加任何有益的东西。从破坏切入诗歌是下贱的和可耻的，即使是作为写作策略，也不能被允许，因为它不道德。
许多东西都被宣布作废了。诗人们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后现代，诗歌当随世变。诗歌也必须“后”起来，而且一反就“后（现代）”，一“后（现代）”就“先（先锋）”。这话也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时代并没有对它的文学作出规定。必然的，未必是最好的。那些过分强调跟上时代风气走的人，不是愚蠢，一定是别有用心。果然你们看到，诗歌一变，就变成了他们私家的地盘。这明明是一个诡计呀！这样的诡计，明眼人一看可就能认得出来。而且他们普遍对道德感到厌倦，道德在他们那里成了贬义词，成了自由的对立物。天哪！难道我这样的一个人，注定要成为大地上一个最晚离去、且得到最多的人吗？那留在最后的一个，他得到的也一定更多，西沉的太阳将把更多的光芒投向他，使他看起来更孤独、也更幸福。那些被别人丢弃的，都被他珍视。……这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有他的孤独，也有他不为人知的欢乐。——如此，难道不是很好？可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我对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满意。我想得很多，做得很少；想得很好，做得未必就很好。你们看到我的企图，总是想从既有的风格中逃走，从一个风格迅速逃往另一个风格。这样的诗人可不在少数。废话？下半身？垃圾诗？知识分子？民间？或者如一位下半身女诗人说的：“嗯，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嗯，这里的东西，都有一点，又都不是：我只是我，无门，无派，无系，可是有来源，也有方向。我只是我，一个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他者。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世界，不多不少，只有两个部分，第三者从来没有出场。世界不是事实的堆积，而是充满事物，一切都在变化中呈现。那种人类社会永远线性进步的观点，新的一定比旧的更好的观点，早已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宣布破产。作为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居住在语言里，但它只是寄居，或者，顶多只是给你一个寄居的假像，他的家并不在这里，而是深藏于人性。周伦佑们与价值作战，无异于与世界作战，与人性作战，除非重置人性，否则只能输得很惨。事实上就在周伦佑们还没有退场的时候，价值已经开始复辟；事实上价值本来就没有受伤，连一点轻伤也没有，受伤的只是那个因羡慕价值的荣耀而一再冒充价值出场的伪价值。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包含了人类生存经验的精华部分和基本律令。价值甚至是美的和坚强的；价值并不因为有人起劲地反对而满面羞愧地退场；周伦佑们自以为找到了价值的藏身之所，其实价值每一次都能成功脱逃。世界险恶，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仍然要小心地呵护好价值，这不是为了价值，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只有价值使诗歌充实，丰盈而饱满，就像秋天大地上沉甸甸的果实。我们的诗歌将因为与价值保持一致，从而与全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有希望被世界认可和接纳。
后现代主义为我们编织了没有权威、没有中心、人人平等、摆脱了传统威权统治、谁也不鸟谁的天堂图景，可是当我们按他们的教导一路走去，忽然发现前面存在着的只有一个地狱。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阴谋，有关艺术和社会的阴谋，有关末日世界的恐怖神话，这个地狱在一次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之后实现。后现代主义是一些人极为阴险的写作策略，这策略完全不计后果，即使是拉人类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作为诗人，我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了，直到现在仍在继续。与后现代主义的战争，使我亢奋。还有比这个更壮观的吗：一个人与整整一个时代的战争！我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正是时代的对立，是时代分裂的某种后果。所幸我不是可有可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与这个时代对立的一面。我的敌人必须以一个时代的身份出场，一个具体的诗人是不能与我为敌的，因为他还不配！难道不应当感谢时代的这种配给吗？在这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里，我不仅看到我与时代的对立，而且看到两个中国的对立：一个分裂的中国，处处分裂，到处布满了创痕，难以愈合。我知道对立的代价，可是我也知道什么是残酷的诗意！正是这种难以调合的对立，使诗以异乎寻常的鲜明和强度呈现出来；事实上再也没有一个时代能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如此异彩纷呈！再也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今天，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力度，推动着善恶对峙的新鲜事物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及。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相信中国当代诗歌不仅应当、而且也能够成为人类自救的伟大事业中一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经常有诗人把一切归罪于时代。换句话，正因为时代淫荡，我们才淫荡；正因为时代垃圾，我们才垃圾。这看起来令人同情：总而言之，是时代亏待了你，你们撒娇总归可以被原谅。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时代的堕落，不但不能成为诗歌堕落的理由，反而只能成为诗人守身如玉的最高律令。上帝的牧者，总而言之，在今天你必须成为预言家、先知、圣徒、博物学家，而且必得先成为一个好人，而不是恶棍、小丑、捐客、淫棍、拉皮条者、黑帮老大，才有可能再来谈诗，谈论时代。
一种新鲜的异质的东西正在出现。事实上它已经出现，可是它仍在出现。就像一条凭空而来的河流，它在语言之后，正好被我感到。这就是存在吗？如此精彩而又残酷！真是残酷至极、同时美丽至极!它首先呈现给我，将我震惊！它是如此强烈，浑浊，说来就来，完全不讲道理！甚至本来就是美的！它转瞬即逝，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后方。它一刻也不停，就像是在急急赶路，在奔赴一次旷世之约。亮相只在此刻；只有一次机会，过后将重新返回黑暗，再不复现。我们不能真正挽留。我们自以为留下了什么，至少留了一些在诗里；这当然是一定的；可是最后我们看到，留下的只是心灵。对了，我们仅仅留下心灵，留下曾经在场的心灵在面对存在时候的那种态度，其它什么也没有。托尔斯泰说，在艺术里惟一的东西是诗人的灵魂，其它什么也没有。他说得很对，即使是诗人，拥有诗歌的特权，得到了神的允准，你们也只能留下心灵的某些瞬间，绝不会更多。而存在，它还是一刻也不停地流逝，完全流失掉了，剩下的还是盲目的流动，就像一条大河，看不到它的边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涌动，是如此有力和丰沛!那些纸上写过的东西都流逝掉了；刻在石头上的碑文，因风雨的剥蚀一天天模糊不清；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文化，零落成尘，被深深地埋入地下。大诗、真诗损失掉了，千方百计挽留下来的，不过是心灵的替代品，它们被固定在诗里。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赝品，堆满了我们的生活现场，使我们真假难辨。生活没有第二，一切都是惟一，不可重复；可是你们仍然得十分努力，谁让你们是诗人!我奉劝你们，首先奉劝我自己，重新审视和打量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不要把灵感和思想过多地寄望于外国。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思想，可是你顶多只找到一些思想的碎片，它们被国际社会的离心力量抛甩出来，被你接了过来，可是它对你并不是真正有用。诗歌必须面向本土，这一片土地上大苦大悲的生活，才是诗歌发生的惟一现场。这现场你是熟悉的，因为你为它付出了代价。你与它患难与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鸟，都牵动着你的神经，在你的生命里，造成持久的震颤和疼痛。离开这些，我们所谓的生活及其不朽的事功又在哪里呢？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它产生思想，也产生诗歌，——诗歌正是从这里呈现出来，它先呈现给你，你再把它们呈现在诗里，此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汉语是最适合作诗的，它的结构和纹理都与诗歌同构。汉语言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诗性的语言，谁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极可能与诗歌擦身而过。可是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比任何朝代的诗人面临的局面都要更为复杂，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同样会误入歧途，招致艺术规律的惩罚。从现代艺术手中接过的，是一个谁也不准备为之负责、也不可能真正负责的诗歌现场。现代艺术一百多年来潮起潮落，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鸡肋，总体质量远逊于古典艺术，且多次在人类自毁与自渎的愚蠢事业中落井下石。人类已经成为现代艺术的人质。现代主义艺术，深刻地折射（不是指成就，而是它的存在本身）出现代以降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所面临的双重危机，这危机不是因为上天的惩罚，乃是因为人类自己对自己根本利益的一次又一次致命打击。面对如此分崩离析的艺术现实，只能由神性写作出来收拾残局，神性写作乃是被逼上梁山。在神性写作看来，向下不难，难的是向上。向下，只要消极存在即可，向上却需要作功，伴有能量的消耗，因为它必须完成对引力的克服。真正的绝活不是停留在下半身的位置，也不是停留在垃圾的位置。要么向上，占有崇高；要么向下，深入地层几十公里以下，去试试那里岩浆的深浅和热度。到达那里，才是真崇低，真崇低也就通向了崇高，与崇高等值。惟独不要赖在一个平面上，那里玩得“一点也不心跳”。神性写作与这些写作保持距离。把它们拎起来，再放下去，再狠狠地抽它几个耳光，让它们一个个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快步退回到该去的地方，不给他们任何市场，这就是神性写作对这类痞子诗歌、诗歌小阴谋集团的态度。把那些自以为大的诗人伪善的假面撕下来，将他们一一打回原型，这就是我两年来在网络诗界的活动。神性写作是对破坏的破坏，对解构的解构，对否定的否定。神性写作掀翻诗歌名利的残局，将残汤剩水泼洒一地，让那些感觉良好的既得利益者感到难堪和不快，这是快乐，惟真强者才能领有。诗歌里的大小敌人将反过来成就我。我说过我别的本事没有，也就善于写诗，一旦卷入论争就特别明显，此话绝不是有意吓唬我的论敌，试图瞎蒙。过去的两年，是我论争最多的两年，也是我写作力最旺盛的两年，是我由英雄写作向神性写作大踏步挺进的两年。我找到了写作的性质，那是神性；我找到了写作的品质，那是神性。神性写作是英雄写作的发展，但是比英雄写作更全面、气象更大，更热烈，更加神鬼莫测、飞扬妖冶!更深刻地触及世界的本质部分!神性写作是一个人的流派，它的困难由我一人承担，它的问题由我一人解决!神性写作坚持向存在发问，执意让诗歌尖锐的头部，深深刺中存在的要害部位。
顺便问一句：你们是否已经听到了它的惨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