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情怀
简单谈谈我自己吧。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下我是谁是必要的。
问题是，在准备谈自己的时候，我每每陷入轻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么”这一命题所附带的古典式悖论拖住后退。亦即，就纯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谈我的人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谈自己自身的时候，被谈的自己势必被作为谈者的我——被我的价值观、感觉的尺度、作为观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利害关系——所取舍所筛选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谈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对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来放心不下。
但是，时间大多数人看上去对这种恐怖或不安几乎都无动于衷，一有机会就想以惊人坦率的语句谈论自己，诸如说什么“我这人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傻瓜似的”、“我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这人专会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无谓地伤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觉地再三强调于己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专会洞察人心”的人为并不难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轻易欺骗。如此看来，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到底又了解什么呢！
凡此种种，我越想就越不愿意谈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谈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我想通过知晓那种个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样的位置（一种分布），或者通过保持已然包含这些的自己的平衡，来尽量客观地把握自己这一人之为人的存在。
这是十岁至二十岁期间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来的视点，说的夸张些，即世界观。我像瓦工照着绷得紧紧的准线一块块砌砖那样，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积起来。与其说是逻辑性的，莫如说是经验性的；与其说是思维性的，莫如说是务实性的。但将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是很困难的——种种场合让我深深领教了这一点。
或许由此之故，从思春期中期开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间划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分界线。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既不接近亦不远离的过程中观察对手的动向。众口一词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枣。我对世界毫无保留的激情，仅仅倾注在书本上和音乐中。这样——也许在所难免——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由于太普通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我对学校里的学习全然提不起性质，对成绩排名也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愿意给父母说三道四，便义务性地到校上课，完成最低限度的预习和复习，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小说。不去补习学校，不请家庭教师。尽管这样，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说算好的。心想若是这样，不备战高考估计也能考上一所较为不错的大学。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学，我设法租了一间小宿舍开始独立生活。其实在家里时，记忆中也几乎也同家人和和气气地说过话。在同一屋顶下生活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么，对此我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想必也同样，对我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也几乎不能理解。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看小说倒是喜欢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足以成为小说家的写作才能。而若当编辑和批评家，自己的倾向性又过于偏激。对我来说，小说纯属满足个人愉悦的东西，应与学习和工作区分开来，悄悄放去别处。所以，大学里我选的专业是史学而不是文学。倒也不是一开始就对历史有什么特殊兴趣，但实际学起来，觉得原来竟是一门令人兴味盎然的学问。说虽这么说，却又没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献身史学研究。我固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但归根结蒂并非适于做学问的人。借用普希金诗句，那便是：
各国历史事件——
一座高耸的灰山
我不想在那上面
东觅西寻
虽说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个饭碗，在不知其所止的剧烈竞争中挣扎求生，不想沿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这样，经过采用所谓减法式程序，最后选择当教师。学校离我住处坐电车几站远，经过短期培训，便取得正是教员资格。本来我并未想当教师，当实际当起来，对这个活计变怀有了超过预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热爱。或者不如说碰巧发现了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热爱的自己。
我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但同时也是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和思维来向自己本身重新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只消在方法上动动脑筋，即可成为新鲜而又有发掘余地的作业。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学生、同事以及学生家长大体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也还是剩有一个根本性疑问：我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往哪里去？
上述文字非我所作，却是我所知所能找到的最大程度上解释说明我为何的文字，摘自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斯普特尼克恋人》。看这段的时候激动不止，诚然有太多的不尽相同，但“质”上是一致。写东西对我而言委实不易，起念头的数量是动笔头数量的千万倍，行动数量是完成数量的百十倍，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付诸行动的勇气要比付诸于文字的能力来的可贵。片段式也好随笔式也罢，杂乱无章也好狗屁不通也罢，岁月不再是静静流淌的梭罗河，继续那样雁过无痕吊儿郎当，到头来连个可供凭吊的记忆都没有，不能忍。
问题是，在准备谈自己的时候，我每每陷入轻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么”这一命题所附带的古典式悖论拖住后退。亦即，就纯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谈我的人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谈自己自身的时候，被谈的自己势必被作为谈者的我——被我的价值观、感觉的尺度、作为观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利害关系——所取舍所筛选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谈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对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来放心不下。
但是，时间大多数人看上去对这种恐怖或不安几乎都无动于衷，一有机会就想以惊人坦率的语句谈论自己，诸如说什么“我这人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傻瓜似的”、“我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这人专会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无谓地伤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觉地再三强调于己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专会洞察人心”的人为并不难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轻易欺骗。如此看来，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到底又了解什么呢！
凡此种种，我越想就越不愿意谈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谈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我想通过知晓那种个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样的位置（一种分布），或者通过保持已然包含这些的自己的平衡，来尽量客观地把握自己这一人之为人的存在。
这是十岁至二十岁期间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来的视点，说的夸张些，即世界观。我像瓦工照着绷得紧紧的准线一块块砌砖那样，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积起来。与其说是逻辑性的，莫如说是经验性的；与其说是思维性的，莫如说是务实性的。但将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是很困难的——种种场合让我深深领教了这一点。
或许由此之故，从思春期中期开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间划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分界线。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既不接近亦不远离的过程中观察对手的动向。众口一词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枣。我对世界毫无保留的激情，仅仅倾注在书本上和音乐中。这样——也许在所难免——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由于太普通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我对学校里的学习全然提不起性质，对成绩排名也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愿意给父母说三道四，便义务性地到校上课，完成最低限度的预习和复习，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小说。不去补习学校，不请家庭教师。尽管这样，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说算好的。心想若是这样，不备战高考估计也能考上一所较为不错的大学。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学，我设法租了一间小宿舍开始独立生活。其实在家里时，记忆中也几乎也同家人和和气气地说过话。在同一屋顶下生活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么，对此我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想必也同样，对我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也几乎不能理解。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看小说倒是喜欢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足以成为小说家的写作才能。而若当编辑和批评家，自己的倾向性又过于偏激。对我来说，小说纯属满足个人愉悦的东西，应与学习和工作区分开来，悄悄放去别处。所以，大学里我选的专业是史学而不是文学。倒也不是一开始就对历史有什么特殊兴趣，但实际学起来，觉得原来竟是一门令人兴味盎然的学问。说虽这么说，却又没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献身史学研究。我固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但归根结蒂并非适于做学问的人。借用普希金诗句，那便是：
各国历史事件——
一座高耸的灰山
我不想在那上面
东觅西寻
虽说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个饭碗，在不知其所止的剧烈竞争中挣扎求生，不想沿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这样，经过采用所谓减法式程序，最后选择当教师。学校离我住处坐电车几站远，经过短期培训，便取得正是教员资格。本来我并未想当教师，当实际当起来，对这个活计变怀有了超过预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热爱。或者不如说碰巧发现了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热爱的自己。
我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但同时也是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和思维来向自己本身重新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只消在方法上动动脑筋，即可成为新鲜而又有发掘余地的作业。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学生、同事以及学生家长大体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也还是剩有一个根本性疑问：我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往哪里去？
上述文字非我所作，却是我所知所能找到的最大程度上解释说明我为何的文字，摘自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斯普特尼克恋人》。看这段的时候激动不止，诚然有太多的不尽相同，但“质”上是一致。写东西对我而言委实不易，起念头的数量是动笔头数量的千万倍，行动数量是完成数量的百十倍，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付诸行动的勇气要比付诸于文字的能力来的可贵。片段式也好随笔式也罢，杂乱无章也好狗屁不通也罢，岁月不再是静静流淌的梭罗河，继续那样雁过无痕吊儿郎当，到头来连个可供凭吊的记忆都没有，不能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