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丁望21
丁望的话：“我最近在一份没有公开发布的记者会讲话里找到的，统计了三年的报社收入的一个情况，这写的是1990年我们总收入307万，纳税纳了16万，利润是3.6万；1990年是614万，纳税20万，利润是64万；1992年是1008万，纳税35万，利润89万，这是我们这三年当中总收入是2000万，这是一个数字。
在发行方面也是在一个材料上看到的，这是1990年第四季度我们发行数字17000份，1990年年初，我们发行7000份，1991年年初增长到近10万份，1992年年初增长到15万份，1993年年初增长到17万份，那么1994年我们改成周六刊，发行数字依然保持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发行这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我们首先从周一刊，改成周二刊，改为周三刊，改为周六刊，发行刊期不断增加，订报的报价也不断增加，可是我们发行数也不断地上升。”
第二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定是丁望对台关系的开拓。象所有的报纸总编辑一样，丁望也一直梦想着扩大自己报纸的影响力，当时出访台湾并与台湾中华工商时报的合作真是神来之笔。既符合时报的身份也有效提升了时报的地位与影响力。
丁望的话：“为什么和《台湾工商时报》合作，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这个说必然性，《工商时报》创办之初，决定了面向海外，应该走出国界，海味嘛。同时，我们做这个目的，一个是觉得，我们办一个报纸不是现在一个部门或者行业，将来不局限于我们的境内，希望是在海外华人，至少在东南亚华人，甚至世界上能够有张华文的，财经类权威性的报纸。这样把眼睛盯在外头，这是必然性。也许我们合作不是《台湾工商时报》，也许《联合报》那当然这有它的偶然性。
和《台湾工商时报》的偶然性，在1990年通过（刘蒙）的关系，认识了《台湾工商时报》的一个记者蒋名章。我们马上决定要和他见面，因为他在两会上看到我们的报纸，很感兴趣。当然和台湾工商时报的同文同姓可能有一点关系，我们就在一起见了一个面，我们提出来我们的希望。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几乎有一年没什么消息，后来台湾方面有反应了，他们社长叫张平风。他也许是第一次回大陆探亲，两个目的都有，就到了北京来和我们见了面。《台湾工商时报》中国时报体系里头一部分，台湾两大系，一大报系就是中国时报系，领导是于继忠，一个是联合报系，领导叫王铁武，两个报系各有三个主力，这边一个是《时报》，《工商时报》，还有是《中视晚报》；那边是联合报，民生报和经济日报。大概是这样吧。
那么当时如果是联合报先来找我们，也许我们和联合报就联系上了，因为两家报纸倾向，价值取向都差不多。那么张平风，台湾工商时报社长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发行人，是老板。社长是实际上一个行政方面的主管，工商时报的发行人是于继忠的女儿，叫于范英。
张平风是四川人，在大陆读的大学，工作以后到台湾去了，是个老报人，也是很德高望重的。在台湾报界有一定影响。他来了以后，对《工商时报》进行了一些观察，这才决定了和《工商时报》合作，说起来很有意思。他们到北京来，因为我们当时条件极差，1990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兴隆街，办公楼很破旧，排字房很简陋，桌椅板凳都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们就不想让他跑到这儿来看，可张平风坚持要来，我想来就来了。想不到他来看了以后，推动了《台湾工商时报》和我们合作的决心。
张平风当时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于继忠当时创办工商时报的时候，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每天都在轮印机旁边睡觉，机器响的时候，他就睡着了，机器一停了，他马上起来，因为机械坏了。他们也是经过了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所以他觉得我们这里的人，精神状态很好，条件很旧。他是和于继忠一块干起来的有共鸣。
实际上张平风这次来，不是和我们一家联系，他从南方过来，上海、北京，好多家的报纸都有接触，最后呢，还是决定和我们进行合作。那么这几年当中，我们的合作大概分了三个方面或者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交换版面，因为交换版面在我方是通不过的。我们来交换信息，办法是这样的。每个礼拜在我们报纸上有一个版《台湾工商时报》提供的经济新闻。台湾报每个礼拜同样有这么一个版。上面的稿件都是时报上面发表过的。我们还规定那么一条，我们对《台湾工商时报》提供的信息，可以有权删除、不用。他们也是如此，这样，工商联很快批准了。
当时在大陆，《台湾工商时报》可以到进出口公司订阅。可是大陆上的报纸，根本进不了台湾的。1991台湾的戡乱令还没有结束，大陆上的人员、记者都不能到台湾去访问，除非少数探亲的。至于报纸更是不可能的，除了少数通过寄递以外，很少能到台湾去。现在在台湾和大陆报纸上，出现了对方出版的报纸。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意义。至少是我们工商时报，在推动三通方面，首先做到了一个突破。
后来进行了第二轮合作，就是共同采访。在1992年吧，联合了《台湾工商时报》，趁大陆桥就是说江苏连云港到新疆的阿拉山口，铁路通车了，我们以这个名义组织了一次联合采访。台湾方面出两个人，我们出两位记者，一起从徐州的连云港，一直坐火车到新疆的阿拉山口。这个活动也进行的很成功，那么他们四个人呢，一路很辛苦，坐火车，一站下来一站然后再上一站，包括火车票都是很难安排，我们毕竟不是大报，各地的有关部门不会那么重视，给安排好，靠自己去安排。
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邀请了四家海外华人报纸，到黄山度假，在1991年，我们邀请《台湾工商时报》，是一个副社长总主笔，叫彭春明来参加的。香港商报是姓罗的总编辑来参加的。还有就是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姓郭的总编辑来参加的，另外菲律宾《世界日报》，是华文报纸，这个报纸我们没见过。
我们就利用中秋节前那么一点时间，邀请他们到中国黄山来度假，他们很愉快接受我们的邀请，后来在黄山市，八月中秋，宾馆还专门为我们组织了一个赏月晚会，那天明月当空，坐在宾馆外面的草坪上，真是觉得心旷神怡。当然在这个休假过程当中，在黄山游览过程当中，我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一个突破，就是说明我们当时的面向海外，已经有那么意图，至少在东南亚地区，华人报纸当中，和他们取得密切联系，开展这方面的业务，是一种尝试吧。
我们去台湾访问，那是工商时报历史上一件大事，我们大陆两岸之间的媒体的关系，首先访问的我们是第一家，当时我们去了三个人，一个富强一个我，还有一个彭波，我们到了台湾以后，感觉比香港好。一到台湾就像还在国内，语言是相通的，文字是相通的，一些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和大陆差不多。香港在英国人统治下面，八九十年，香港语言讲的是英文，其实是粤语，我们根本听不懂，生活习惯相当西方化，香港出了国，到了台湾好像回了家，是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去台湾没有公开，我们在站台上没有碰到什么人，他们也怕我们碰到什么人，但是很意外，我碰到一个外甥，他是在台湾生活的，正好从香港回去的，正好和我们坐一架飞机，出站的时候碰见了，留了地址，交换了电话，后来我到台湾，他还到宾馆看我们一次。
到台湾在台北停留几天。到《中国时报》报社进行了参观访问。那么会见了他们的报社所有中层以上的骨干。
完了以后，他们就清明节放假了。组织我们南下，开了一辆车，一直走到高雄，从花莲乘飞机回到台北，安排了几天时间，主要是开新闻记者招待会，还进行了一些采购，参观活动。我们没去旅游，没有到阳明山、日月潭参观访问，甚至连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我们也没来得及去。第一站到新竹，是一个高科技园区，主要参观了宏基电子厂，老板是施振荣，听说我们要来访，特别从美国赶回来和我们见了一面。除了施振荣，我们还见了几个人，都是台湾工业方面的大老，顶尖人物了，常荣集团的张荣发，见过李浩，台湾很有名的王永庆，我们到他总部见了本人，王先生看起来不像一个现代派的企业家，像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企业家，甚至像个农民。
在发行方面也是在一个材料上看到的，这是1990年第四季度我们发行数字17000份，1990年年初，我们发行7000份，1991年年初增长到近10万份，1992年年初增长到15万份，1993年年初增长到17万份，那么1994年我们改成周六刊，发行数字依然保持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发行这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我们首先从周一刊，改成周二刊，改为周三刊，改为周六刊，发行刊期不断增加，订报的报价也不断增加，可是我们发行数也不断地上升。”
第二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定是丁望对台关系的开拓。象所有的报纸总编辑一样，丁望也一直梦想着扩大自己报纸的影响力，当时出访台湾并与台湾中华工商时报的合作真是神来之笔。既符合时报的身份也有效提升了时报的地位与影响力。
丁望的话：“为什么和《台湾工商时报》合作，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这个说必然性，《工商时报》创办之初，决定了面向海外，应该走出国界，海味嘛。同时，我们做这个目的，一个是觉得，我们办一个报纸不是现在一个部门或者行业，将来不局限于我们的境内，希望是在海外华人，至少在东南亚华人，甚至世界上能够有张华文的，财经类权威性的报纸。这样把眼睛盯在外头，这是必然性。也许我们合作不是《台湾工商时报》，也许《联合报》那当然这有它的偶然性。
和《台湾工商时报》的偶然性，在1990年通过（刘蒙）的关系，认识了《台湾工商时报》的一个记者蒋名章。我们马上决定要和他见面，因为他在两会上看到我们的报纸，很感兴趣。当然和台湾工商时报的同文同姓可能有一点关系，我们就在一起见了一个面，我们提出来我们的希望。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几乎有一年没什么消息，后来台湾方面有反应了，他们社长叫张平风。他也许是第一次回大陆探亲，两个目的都有，就到了北京来和我们见了面。《台湾工商时报》中国时报体系里头一部分，台湾两大系，一大报系就是中国时报系，领导是于继忠，一个是联合报系，领导叫王铁武，两个报系各有三个主力，这边一个是《时报》，《工商时报》，还有是《中视晚报》；那边是联合报，民生报和经济日报。大概是这样吧。
那么当时如果是联合报先来找我们，也许我们和联合报就联系上了，因为两家报纸倾向，价值取向都差不多。那么张平风，台湾工商时报社长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发行人，是老板。社长是实际上一个行政方面的主管，工商时报的发行人是于继忠的女儿，叫于范英。
张平风是四川人，在大陆读的大学，工作以后到台湾去了，是个老报人，也是很德高望重的。在台湾报界有一定影响。他来了以后，对《工商时报》进行了一些观察，这才决定了和《工商时报》合作，说起来很有意思。他们到北京来，因为我们当时条件极差，1990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兴隆街，办公楼很破旧，排字房很简陋，桌椅板凳都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们就不想让他跑到这儿来看，可张平风坚持要来，我想来就来了。想不到他来看了以后，推动了《台湾工商时报》和我们合作的决心。
张平风当时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于继忠当时创办工商时报的时候，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每天都在轮印机旁边睡觉，机器响的时候，他就睡着了，机器一停了，他马上起来，因为机械坏了。他们也是经过了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所以他觉得我们这里的人，精神状态很好，条件很旧。他是和于继忠一块干起来的有共鸣。
实际上张平风这次来，不是和我们一家联系，他从南方过来，上海、北京，好多家的报纸都有接触，最后呢，还是决定和我们进行合作。那么这几年当中，我们的合作大概分了三个方面或者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交换版面，因为交换版面在我方是通不过的。我们来交换信息，办法是这样的。每个礼拜在我们报纸上有一个版《台湾工商时报》提供的经济新闻。台湾报每个礼拜同样有这么一个版。上面的稿件都是时报上面发表过的。我们还规定那么一条，我们对《台湾工商时报》提供的信息，可以有权删除、不用。他们也是如此，这样，工商联很快批准了。
当时在大陆，《台湾工商时报》可以到进出口公司订阅。可是大陆上的报纸，根本进不了台湾的。1991台湾的戡乱令还没有结束，大陆上的人员、记者都不能到台湾去访问，除非少数探亲的。至于报纸更是不可能的，除了少数通过寄递以外，很少能到台湾去。现在在台湾和大陆报纸上，出现了对方出版的报纸。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意义。至少是我们工商时报，在推动三通方面，首先做到了一个突破。
后来进行了第二轮合作，就是共同采访。在1992年吧，联合了《台湾工商时报》，趁大陆桥就是说江苏连云港到新疆的阿拉山口，铁路通车了，我们以这个名义组织了一次联合采访。台湾方面出两个人，我们出两位记者，一起从徐州的连云港，一直坐火车到新疆的阿拉山口。这个活动也进行的很成功，那么他们四个人呢，一路很辛苦，坐火车，一站下来一站然后再上一站，包括火车票都是很难安排，我们毕竟不是大报，各地的有关部门不会那么重视，给安排好，靠自己去安排。
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邀请了四家海外华人报纸，到黄山度假，在1991年，我们邀请《台湾工商时报》，是一个副社长总主笔，叫彭春明来参加的。香港商报是姓罗的总编辑来参加的。还有就是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姓郭的总编辑来参加的，另外菲律宾《世界日报》，是华文报纸，这个报纸我们没见过。
我们就利用中秋节前那么一点时间，邀请他们到中国黄山来度假，他们很愉快接受我们的邀请，后来在黄山市，八月中秋，宾馆还专门为我们组织了一个赏月晚会，那天明月当空，坐在宾馆外面的草坪上，真是觉得心旷神怡。当然在这个休假过程当中，在黄山游览过程当中，我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一个突破，就是说明我们当时的面向海外，已经有那么意图，至少在东南亚地区，华人报纸当中，和他们取得密切联系，开展这方面的业务，是一种尝试吧。
我们去台湾访问，那是工商时报历史上一件大事，我们大陆两岸之间的媒体的关系，首先访问的我们是第一家，当时我们去了三个人，一个富强一个我，还有一个彭波，我们到了台湾以后，感觉比香港好。一到台湾就像还在国内，语言是相通的，文字是相通的，一些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和大陆差不多。香港在英国人统治下面，八九十年，香港语言讲的是英文，其实是粤语，我们根本听不懂，生活习惯相当西方化，香港出了国，到了台湾好像回了家，是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去台湾没有公开，我们在站台上没有碰到什么人，他们也怕我们碰到什么人，但是很意外，我碰到一个外甥，他是在台湾生活的，正好从香港回去的，正好和我们坐一架飞机，出站的时候碰见了，留了地址，交换了电话，后来我到台湾，他还到宾馆看我们一次。
到台湾在台北停留几天。到《中国时报》报社进行了参观访问。那么会见了他们的报社所有中层以上的骨干。
完了以后，他们就清明节放假了。组织我们南下，开了一辆车，一直走到高雄，从花莲乘飞机回到台北，安排了几天时间，主要是开新闻记者招待会，还进行了一些采购，参观活动。我们没去旅游，没有到阳明山、日月潭参观访问，甚至连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我们也没来得及去。第一站到新竹，是一个高科技园区，主要参观了宏基电子厂，老板是施振荣，听说我们要来访，特别从美国赶回来和我们见了一面。除了施振荣，我们还见了几个人，都是台湾工业方面的大老，顶尖人物了，常荣集团的张荣发，见过李浩，台湾很有名的王永庆，我们到他总部见了本人，王先生看起来不像一个现代派的企业家，像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企业家，甚至像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