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记忆 黑板擦和黑头发
黑板擦是杨老师的。就同掉了漆的铁皮粉笔盒是谢呆子的，用了多年的同一本备课本是余老师的一样。都是他们身份的标志，是他们个性组成的一部分。
杨老师的黑板擦要比谢呆子的粉笔盒和余老师的备课本考究。谢呆子的粉笔盒不过就一个铁皮药盒的再利用，可能还是女人保胎丸之类的药品包装盒。余老师的备课本就更不值一提，十年不备课，上峰来检查，就用十年前的备课本应付一下。
杨老师的黑板擦造型没有什么精巧之处，同早前大小超市常见的，最便宜的那种木制平板鞋刷基本一模一样，只是尺寸上，杨老师的黑板刷要大上一号。但是材料用料，估计杨老师的黑板擦要远胜鞋刷一筹。首先，杨老师黑板擦上用的那板木背板，非常厚实，拿在手上沉甸甸的，象一板铁板一样，也不知道选用的是什么木材。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鞋刷惯用的杨树柳树等速生木材。刷毛呢，杨老师的黑板擦的刷毛，应是猪鬃，粗且硬。不似鞋刷那般柔软。而且植毛的牢固度，也绝非鞋刷可比，我就没见过杨才师的黑板擦掉一根毛，杨老师将黑板擦用作惩罚学生的教具，经常那样粗暴的砸过去，也不曾掉过一根毛，可见工艺之精做工之良。还有，鞋刷上植毛的那板木板四周，是光秃秃的，杨老师的黑板擦则不然，植毛的那块木板的四周，被一圈黑皮橡胶包围保护着。足见用心。
杨老师教了我二年，好象是二年级和三年级，连续二年时间教语文课，兼任班主任。并且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有一个学年，我的座位被编在中间一组最前排，紧挨着讲台的讲桌。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观察杨老师的这个宝贝黑板擦。
杨老师是会打人的，我们全部小伙伴都知道。所以都很怕上他的课、做他的学生。但由不得我们选择。杨老师打人通手是二种手段。一是钢崩，京片子这样叫吧，用我们家乡的土语来说，则是‘敲订弓’，就是用手指的指关节敲人家的脑壳。杨老师敲叮弓可不是一个手指头或二个手指头，那是四个手指头一起来。如果他的大拇指也能屈下腰来和另外四兄弟一并排的话，估计杨老师会用五个指头一起敲你的脑壳。那个痛，钻心裂肺。只须敲你一下，你就会把脑壳全部缩进脖子里，眼泪同时在眼眶里打转转。
这个敲叮弓，其他老师会用，家长也会用，虽然力度以及效果都不如杨老师，但总归是常规武器，算不得独门绝学。杨老师常用来惩罚不听话学生的独门绝学，有些类似金庸先生江湖人士中的发暗器。亦或是杨老师那时就看过金先生的武侠小说。当然，杨老师的暗器是我们那些小伙伴早已熟知的黑板擦，说不上‘暗’。只是他发射得比较快，与暗的意境有些相似而已。
尽管杨老师会打人、上课严历的名声已为全校学生熟知，但好玩是乡野孩子的天性，所以总有那么几个敢在老虎头上拨毛的人物。这些个胆儿倍大的伙伴，自视座得离讲台远，以为传个字条啦、讲个小话啦、钓鱼打瞌睡啦，等等，不会被杨老师发现。这无疑是自取其祸。杨老师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发现你的小动作了，用他的原话说，发现你‘打野了’，你却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你了。所以，杨老师的黑板擦突然飞过来，准确的砸在你头上后，你才发现杨老师正盯着你。你如果能忍住痛疼，没有被泪眼蒙住眼睛，你还能发现，杨老师的嘴角有一丝隐约的笑意。他在看你被砸中后的痛苦样。
可能因为这个独门暗器的杀伤力太大，亦可能杨老师也十分了解那些调皮佬虽然玩劣，却也是那些他认识的年轻妈妈们的心头肉，所以不敢出手太重。印象中，被杨老师黑板擦暗器射中次数最多的，便是郝家二兄弟中的老大郝凯。可怜的郝凯，人高马大又调皮，上了二个一年级，天灵盖的一撮头发因为经常被谢呆子拽着从教室最后排的座位拉到前面讲台罚站，所以发根都明显的有些立起来。好不容易逃离谢呆子的毒手，升入二年级，又时常被杨老师的独门暗器砸得满头是包包。
这黑板擦在我和伙伴们眼里，那可谓眼中钉肉中刺，人人都欲得而诛之。可是我们敢扔刘老师教鞭，敢讲张老师的小话，就是不敢去碰杨老板的黑板擦，就是看，也得象看圣物似的，远远瞅着。所以，这黑板擦一直为杨老师服务着，直到他离开教职回家耕地。黑板擦的最终归处，也就不得而已知。
黑头发是袁老师的。好象从这个称谓上听不出任何温软之处，但袁老师是女的。
正所谓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杨老师的严历和苛责带给我们的恐惧与木纳，如冬日的残云，尽被袁老师的清新与温柔稀释冲散。让我们的儿童天性，不至因为杨老师存在而压抑而消失殆尽。
袁老师美丽温和，除了她脸上浅浅的酒窝，我印象深记刻的，就是她早年间的长发辫。
估计那时她也刚到学校未久，装束也略显青稚，将长长的头发梳成一根粗粗的辫子，辫稍一直长过腰际。我那时应该上二年级吧。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坐我旁边是一位小个子的曾同学，非常胆大调皮。袁老师在课间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曾同学总会用手轻轻的托起辫稍，让辫稍从掌心滑过。后来我也有样学样，在袁老师从走道经过我们身边时，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托起袁老师长辫子的辫稍，看辫稍划过掌心，轻柔、微痒。
袁老师一次都没有发现我们这种课堂上的小伎俩，亦或是她发现了，因为无伤大雅，她出于一惯的宽柔，而未责罚我们。多年之后我有女友时，我用手轻抚她的发稍，她茫然无知，我方始知，袁老师那是真的未曾料到，我们俩个小鬼曾有如此大胆的冒犯。
袁老师的美丽亲和，赢得了每个小伙伴的喜受，其它年级非她执教的学生，也都乐于围在她身边，那怕就是远远近近的呆着。夏日午休时，我总爱挤在她寝室的窗子下，以天真无邪的眼光，偷偷的看她。有时大家因为挤站位置而惊醒了她，她也不会气恼，反而有时开门让我们进去她的寝室，跟我们问这聊那的。课余她和其它女老师去小河边散步时，也都总有一群小伙伴在她身后亦步亦趋，她从不驱散我们，有时甚至主动跟我们做个小游戏。
待到我上四五年级时，袁老理再次成为我的数学老师。那时她已经将长长的头发翦去，打理成一种清爽的短发，偶尔在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宽檐太阳帽，风采绝伦。而她对学生的宽容与喜爱，以及我们对她的依恋与热爱，却一点没有改变。课内课外，她依然不排斥调皮的我们鲁卤莽的介入她的个人空间。
进入高年级后，袁老师偶而也会惩罚我们。但袁老师从不用激烈的方式和令人生惧的器械，她责罚我们的方式，也同样带着她柔和的烙印。对于那些学习特别不认真的、或课堂上表现十分糟糕的同学，袁老师会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腕，稍稍用力，在课桌边沿抽拍几下，仅此而已。但袁老师温软的手，能有多大的劲儿呢？或许拽不过一个大气力的男生。所以这种体罚，对于调皮的、渴望与袁老师无邪亲近的我们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惩戒，不如说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杨老师和袁老师早在我没有走向社会之前，便已先后离开小学校。杨老师的黑板擦和袁老师的长发辫，都已经在他们生活中消逝多年。但一直留在我以及其它当年小伙伴的记忆中，或酸楚、或甜美，难以磨灭。
我偶尔回乡，还会见到他们。十多年间，只见过袁老师一面，是在大龄晚婚的堂姐婚礼上，袁老师是堂姐多年的同窗好友。她依然漂亮，更多了一份成熟的知性的气质，高雅而淡定。但没有交谈，不知道可以说什么。听堂姐说，她的生活好象并不太如意，没能走出小镇，镇上教初中的夫婿还偶有家暴的倾向。我不禁深深婉惜。
杨老师却是常见，我家原本与他住处颇近，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依然叫他杨老师，大家全都这样叫他，一如他的名字。俩个女儿俱已远嫁，他身体尚健，农余打打临工喝喝小酒，倒也自在。而我，见惯了他普通一老农的装束与卑微，也就终于彻底的淡忘了他那块黑板擦和他粗短的手指‘敲订弓’的余威，可以轻松的同他招呼：您忙呢，杨老师！
杨老师的黑板擦要比谢呆子的粉笔盒和余老师的备课本考究。谢呆子的粉笔盒不过就一个铁皮药盒的再利用，可能还是女人保胎丸之类的药品包装盒。余老师的备课本就更不值一提，十年不备课，上峰来检查，就用十年前的备课本应付一下。
杨老师的黑板擦造型没有什么精巧之处，同早前大小超市常见的，最便宜的那种木制平板鞋刷基本一模一样，只是尺寸上，杨老师的黑板刷要大上一号。但是材料用料，估计杨老师的黑板擦要远胜鞋刷一筹。首先，杨老师黑板擦上用的那板木背板，非常厚实，拿在手上沉甸甸的，象一板铁板一样，也不知道选用的是什么木材。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鞋刷惯用的杨树柳树等速生木材。刷毛呢，杨老师的黑板擦的刷毛，应是猪鬃，粗且硬。不似鞋刷那般柔软。而且植毛的牢固度，也绝非鞋刷可比，我就没见过杨才师的黑板擦掉一根毛，杨老师将黑板擦用作惩罚学生的教具，经常那样粗暴的砸过去，也不曾掉过一根毛，可见工艺之精做工之良。还有，鞋刷上植毛的那板木板四周，是光秃秃的，杨老师的黑板擦则不然，植毛的那块木板的四周，被一圈黑皮橡胶包围保护着。足见用心。
杨老师教了我二年，好象是二年级和三年级，连续二年时间教语文课，兼任班主任。并且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有一个学年，我的座位被编在中间一组最前排，紧挨着讲台的讲桌。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观察杨老师的这个宝贝黑板擦。
杨老师是会打人的，我们全部小伙伴都知道。所以都很怕上他的课、做他的学生。但由不得我们选择。杨老师打人通手是二种手段。一是钢崩，京片子这样叫吧，用我们家乡的土语来说，则是‘敲订弓’，就是用手指的指关节敲人家的脑壳。杨老师敲叮弓可不是一个手指头或二个手指头，那是四个手指头一起来。如果他的大拇指也能屈下腰来和另外四兄弟一并排的话，估计杨老师会用五个指头一起敲你的脑壳。那个痛，钻心裂肺。只须敲你一下，你就会把脑壳全部缩进脖子里，眼泪同时在眼眶里打转转。
这个敲叮弓，其他老师会用，家长也会用，虽然力度以及效果都不如杨老师，但总归是常规武器，算不得独门绝学。杨老师常用来惩罚不听话学生的独门绝学，有些类似金庸先生江湖人士中的发暗器。亦或是杨老师那时就看过金先生的武侠小说。当然，杨老师的暗器是我们那些小伙伴早已熟知的黑板擦，说不上‘暗’。只是他发射得比较快，与暗的意境有些相似而已。
尽管杨老师会打人、上课严历的名声已为全校学生熟知，但好玩是乡野孩子的天性，所以总有那么几个敢在老虎头上拨毛的人物。这些个胆儿倍大的伙伴，自视座得离讲台远，以为传个字条啦、讲个小话啦、钓鱼打瞌睡啦，等等，不会被杨老师发现。这无疑是自取其祸。杨老师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发现你的小动作了，用他的原话说，发现你‘打野了’，你却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你了。所以，杨老师的黑板擦突然飞过来，准确的砸在你头上后，你才发现杨老师正盯着你。你如果能忍住痛疼，没有被泪眼蒙住眼睛，你还能发现，杨老师的嘴角有一丝隐约的笑意。他在看你被砸中后的痛苦样。
可能因为这个独门暗器的杀伤力太大，亦可能杨老师也十分了解那些调皮佬虽然玩劣，却也是那些他认识的年轻妈妈们的心头肉，所以不敢出手太重。印象中，被杨老师黑板擦暗器射中次数最多的，便是郝家二兄弟中的老大郝凯。可怜的郝凯，人高马大又调皮，上了二个一年级，天灵盖的一撮头发因为经常被谢呆子拽着从教室最后排的座位拉到前面讲台罚站，所以发根都明显的有些立起来。好不容易逃离谢呆子的毒手，升入二年级，又时常被杨老师的独门暗器砸得满头是包包。
这黑板擦在我和伙伴们眼里，那可谓眼中钉肉中刺，人人都欲得而诛之。可是我们敢扔刘老师教鞭，敢讲张老师的小话，就是不敢去碰杨老板的黑板擦，就是看，也得象看圣物似的，远远瞅着。所以，这黑板擦一直为杨老师服务着，直到他离开教职回家耕地。黑板擦的最终归处，也就不得而已知。
黑头发是袁老师的。好象从这个称谓上听不出任何温软之处，但袁老师是女的。
正所谓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杨老师的严历和苛责带给我们的恐惧与木纳，如冬日的残云，尽被袁老师的清新与温柔稀释冲散。让我们的儿童天性，不至因为杨老师存在而压抑而消失殆尽。
袁老师美丽温和，除了她脸上浅浅的酒窝，我印象深记刻的，就是她早年间的长发辫。
估计那时她也刚到学校未久，装束也略显青稚，将长长的头发梳成一根粗粗的辫子，辫稍一直长过腰际。我那时应该上二年级吧。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坐我旁边是一位小个子的曾同学，非常胆大调皮。袁老师在课间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曾同学总会用手轻轻的托起辫稍，让辫稍从掌心滑过。后来我也有样学样，在袁老师从走道经过我们身边时，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托起袁老师长辫子的辫稍，看辫稍划过掌心，轻柔、微痒。
袁老师一次都没有发现我们这种课堂上的小伎俩，亦或是她发现了，因为无伤大雅，她出于一惯的宽柔，而未责罚我们。多年之后我有女友时，我用手轻抚她的发稍，她茫然无知，我方始知，袁老师那是真的未曾料到，我们俩个小鬼曾有如此大胆的冒犯。
袁老师的美丽亲和，赢得了每个小伙伴的喜受，其它年级非她执教的学生，也都乐于围在她身边，那怕就是远远近近的呆着。夏日午休时，我总爱挤在她寝室的窗子下，以天真无邪的眼光，偷偷的看她。有时大家因为挤站位置而惊醒了她，她也不会气恼，反而有时开门让我们进去她的寝室，跟我们问这聊那的。课余她和其它女老师去小河边散步时，也都总有一群小伙伴在她身后亦步亦趋，她从不驱散我们，有时甚至主动跟我们做个小游戏。
待到我上四五年级时，袁老理再次成为我的数学老师。那时她已经将长长的头发翦去，打理成一种清爽的短发，偶尔在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宽檐太阳帽，风采绝伦。而她对学生的宽容与喜爱，以及我们对她的依恋与热爱，却一点没有改变。课内课外，她依然不排斥调皮的我们鲁卤莽的介入她的个人空间。
进入高年级后，袁老师偶而也会惩罚我们。但袁老师从不用激烈的方式和令人生惧的器械，她责罚我们的方式，也同样带着她柔和的烙印。对于那些学习特别不认真的、或课堂上表现十分糟糕的同学，袁老师会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腕，稍稍用力，在课桌边沿抽拍几下，仅此而已。但袁老师温软的手，能有多大的劲儿呢？或许拽不过一个大气力的男生。所以这种体罚，对于调皮的、渴望与袁老师无邪亲近的我们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惩戒，不如说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杨老师和袁老师早在我没有走向社会之前，便已先后离开小学校。杨老师的黑板擦和袁老师的长发辫，都已经在他们生活中消逝多年。但一直留在我以及其它当年小伙伴的记忆中，或酸楚、或甜美，难以磨灭。
我偶尔回乡，还会见到他们。十多年间，只见过袁老师一面，是在大龄晚婚的堂姐婚礼上，袁老师是堂姐多年的同窗好友。她依然漂亮，更多了一份成熟的知性的气质，高雅而淡定。但没有交谈，不知道可以说什么。听堂姐说，她的生活好象并不太如意，没能走出小镇，镇上教初中的夫婿还偶有家暴的倾向。我不禁深深婉惜。
杨老师却是常见，我家原本与他住处颇近，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依然叫他杨老师，大家全都这样叫他，一如他的名字。俩个女儿俱已远嫁，他身体尚健，农余打打临工喝喝小酒，倒也自在。而我，见惯了他普通一老农的装束与卑微，也就终于彻底的淡忘了他那块黑板擦和他粗短的手指‘敲订弓’的余威，可以轻松的同他招呼：您忙呢，杨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