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中国有多“贵”-转自读者
中国为什么这么“贵”
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面对普通的生活，能有足够的购买力。
中国“贵”吗？深圳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45元，名列全国第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深圳人的购买力已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不“贵”吗？产自东莞的李维斯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气焰锐减，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中国“贵”不“贵”，是现实世界中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满世界都是推论和答案，你可以亲历和感受，但仍旧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贵”中国的焦虑症
2011年的人动辄寻找2003年的记忆，那时候CPI是生僻的名词，收入仿佛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物价平衡在喜闻乐见的水平，月收入3000元者可以自称白领，月收入5000元者梦想跨入中产。有恒产者自有恒心，有恒心者自信能够拥有恒产。步入新十年的起点，你失望地发现，中产者也不是橄榄形社会中最厚实坚韧的那一部分，而是身处金字塔的夹层中，进退维谷，上下不能。收入未必是牛车，但物价绝对是高铁，一路绝尘而去，不给半点追赶的机会。中国人的收入在过去7年间上涨12.76%，但2010年的物价只需一个季度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超越这一数字，让7年的勤奋化为乌有。
中国“贵”不“贵”，和CPI无关，和基尼系数无关，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抵不过冷酷直白的收支明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贵”是一种焦虑，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欲吐不能，欲咽不得，只能艰难消化。富士康的员工焦虑，经历两次涨薪后流水线工人的月薪冲破2000元，也只能购买半部自己亲手组装的iPhone4。全国收入最高的深圳人也焦虑，29245元的人均年收入在19755元/平方米的房产均价前自惭形秽，不够购买一个卫生间。“蒜你狠”和“豆你玩”刷新了中国人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它们置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外，由看不见的资本之手操控。有人已经丧失了焦虑的权利。据联合国统计，仍有1.5亿中国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力生活。在高高在上的物价面前，所有拉动内需的愿景都是浮云，生活的权利也在一分一毫的支出中大伤元气。
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尚有昙花一现的消费券供人饮鸩止渴，进入2010年后的物价飞涨时代，饮鸩止渴也变成奢求。我们给力奥运、给力亚运，却无法给力春运；有力IPO，有力外贸，却无力抑平物价。一切看似吊诡，却是真实的写照。怎样解答焦虑中的疑问，让2011年的经济生活重回正轨，这关乎生活的权利，更关乎生活的尊严。
中国有多“贵”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GDP的30%，这一数字不经意间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不同之处在于，北欧诸国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国民均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要国民自己负担。物价之所以高，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成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环比世界，中国之“贵”，外国人也感同身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在调查中惊异地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前者的价格是后者的一半。普通人的生活成本总是在利益之手的操控下环环上涨——由于中国铁路货运超负荷，物流公司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5000元到5万元。这些费用流向何处不得而知，但来源却再清楚不过——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
物价飞升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事情，但经济学却无法解释一切，正如它无法解释在一个急需振兴国内消费的国家，居民为什么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中国人自己明白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在微薄的利息和狂飙的物价之间，消费或是存储其实都无关紧要，两种选择都不是好选择，那么不如选择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那个。
世界上90%的打火机由中国制造，75%的DVD播放机由中国制造，60%的牛仔裤由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催生出另一个吊诡——同款商品，国内价格高过国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每每在外贸交易中展开。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增发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以平衡国内市场。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普通人身上，造成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相应大幅度上涨。中国工人生产商品，美国人收获商品；中国政府得到美元，中国公民收获贬值的人民币——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国外，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不断稀释着人们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外贸和内需本应是经济发展中并行的两只脚，内需不振，经济必定偏瘫。偏瘫式的经济最终造就不可理喻的物价。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有房地产依赖症，还有外贸依赖症。这是不是中国这么“贵”的理由——因为不依赖国内需求，所以放任物价飞？
让货币有购买力
阶梯电价、水费上涨，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在2010年启动了上扬的发条。中石油2010年全年纯利润为1676亿元，换算到天，这家巨无霸垄断企业每天净赚4.59亿元，但它仍旧孜孜不倦地申请财政补贴，甚至谋求天然气涨价。
公共服务不全然是商品，却比商品更能左右你的生活，而对于这些生活必备资源，我们没有定价权。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公共服务的涨价，中国开始实行听证会制度。和其余制度一样，它很快显露出难以言喻的中国特色，只可意会，无法言传。10多年来，中国的每一次听证会都以通过涨价方案作为最终定论。
“贵”中国当然不是这个国家应有的面目，它是中国在强国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坎。这个因物价而焦虑的时代称不上坏，只是让人不安。有安方能乐，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皆因它能尊重并实现每个公民渺小而又简单的愿望。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不奢求创业和彩票致富，只求凭工作所得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者，至少让民众看到这种可能性——面对普通的生活，能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奥运让世界欢腾，亚运让近邻赞叹，中国的毅力、执行力、创造力不应只在举世盛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面对普通的生活，能有足够的购买力。
中国“贵”吗？深圳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45元，名列全国第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深圳人的购买力已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不“贵”吗？产自东莞的李维斯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气焰锐减，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中国“贵”不“贵”，是现实世界中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满世界都是推论和答案，你可以亲历和感受，但仍旧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贵”中国的焦虑症
2011年的人动辄寻找2003年的记忆，那时候CPI是生僻的名词，收入仿佛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物价平衡在喜闻乐见的水平，月收入3000元者可以自称白领，月收入5000元者梦想跨入中产。有恒产者自有恒心，有恒心者自信能够拥有恒产。步入新十年的起点，你失望地发现，中产者也不是橄榄形社会中最厚实坚韧的那一部分，而是身处金字塔的夹层中，进退维谷，上下不能。收入未必是牛车，但物价绝对是高铁，一路绝尘而去，不给半点追赶的机会。中国人的收入在过去7年间上涨12.76%，但2010年的物价只需一个季度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超越这一数字，让7年的勤奋化为乌有。
中国“贵”不“贵”，和CPI无关，和基尼系数无关，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抵不过冷酷直白的收支明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贵”是一种焦虑，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欲吐不能，欲咽不得，只能艰难消化。富士康的员工焦虑，经历两次涨薪后流水线工人的月薪冲破2000元，也只能购买半部自己亲手组装的iPhone4。全国收入最高的深圳人也焦虑，29245元的人均年收入在19755元/平方米的房产均价前自惭形秽，不够购买一个卫生间。“蒜你狠”和“豆你玩”刷新了中国人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它们置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外，由看不见的资本之手操控。有人已经丧失了焦虑的权利。据联合国统计，仍有1.5亿中国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力生活。在高高在上的物价面前，所有拉动内需的愿景都是浮云，生活的权利也在一分一毫的支出中大伤元气。
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尚有昙花一现的消费券供人饮鸩止渴，进入2010年后的物价飞涨时代，饮鸩止渴也变成奢求。我们给力奥运、给力亚运，却无法给力春运；有力IPO，有力外贸，却无力抑平物价。一切看似吊诡，却是真实的写照。怎样解答焦虑中的疑问，让2011年的经济生活重回正轨，这关乎生活的权利，更关乎生活的尊严。
中国有多“贵”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GDP的30%，这一数字不经意间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不同之处在于，北欧诸国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国民均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要国民自己负担。物价之所以高，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成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环比世界，中国之“贵”，外国人也感同身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在调查中惊异地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前者的价格是后者的一半。普通人的生活成本总是在利益之手的操控下环环上涨——由于中国铁路货运超负荷，物流公司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5000元到5万元。这些费用流向何处不得而知，但来源却再清楚不过——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
物价飞升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事情，但经济学却无法解释一切，正如它无法解释在一个急需振兴国内消费的国家，居民为什么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中国人自己明白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在微薄的利息和狂飙的物价之间，消费或是存储其实都无关紧要，两种选择都不是好选择，那么不如选择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那个。
世界上90%的打火机由中国制造，75%的DVD播放机由中国制造，60%的牛仔裤由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催生出另一个吊诡——同款商品，国内价格高过国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每每在外贸交易中展开。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增发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以平衡国内市场。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普通人身上，造成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相应大幅度上涨。中国工人生产商品，美国人收获商品；中国政府得到美元，中国公民收获贬值的人民币——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国外，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不断稀释着人们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外贸和内需本应是经济发展中并行的两只脚，内需不振，经济必定偏瘫。偏瘫式的经济最终造就不可理喻的物价。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有房地产依赖症，还有外贸依赖症。这是不是中国这么“贵”的理由——因为不依赖国内需求，所以放任物价飞？
让货币有购买力
阶梯电价、水费上涨，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在2010年启动了上扬的发条。中石油2010年全年纯利润为1676亿元，换算到天，这家巨无霸垄断企业每天净赚4.59亿元，但它仍旧孜孜不倦地申请财政补贴，甚至谋求天然气涨价。
公共服务不全然是商品，却比商品更能左右你的生活，而对于这些生活必备资源，我们没有定价权。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公共服务的涨价，中国开始实行听证会制度。和其余制度一样，它很快显露出难以言喻的中国特色，只可意会，无法言传。10多年来，中国的每一次听证会都以通过涨价方案作为最终定论。
“贵”中国当然不是这个国家应有的面目，它是中国在强国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坎。这个因物价而焦虑的时代称不上坏，只是让人不安。有安方能乐，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皆因它能尊重并实现每个公民渺小而又简单的愿望。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不奢求创业和彩票致富，只求凭工作所得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者，至少让民众看到这种可能性——面对普通的生活，能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奥运让世界欢腾，亚运让近邻赞叹，中国的毅力、执行力、创造力不应只在举世盛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