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1读报、新闻摘录
【许知远】在一个价值混乱、人人短视的年代，一些永恒的东西，经常为时代提供稀缺的确定性。林怀民的朋友，另一个早熟的灵魂，美学家蒋勋也在场。他说起了蔡元培“用美学代宗教”的理想，那也是个中国价值观、政治世界空前混乱的年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以天空那骇人的价值真空。蒋勋仍相信，这理念是可以实现的——“宋代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学者余世存曾这样描述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
【棹元】而姚遥此刻呆着的这家金台宾馆，前身叫厂桥招待所。昔日的招待所，破旧，只有三层。但就是在这个破旧的招待所里，政研室的年轻人却起草了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政研室二三十人，多是一些30多岁的年轻人，在1986年那个红叶飘落的深秋，受命在此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拿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先后成立了七个专题研讨小组，即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则研讨小组。经过总体研讨、专题研究和政策决策三个阶段，研讨小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改措施。而这些政改措施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并写进了十三大报告。
随着赵紫阳的下台，他一手组建的政研室解散。因为时势所需，一批年轻人聚在了一起，厂桥，而还是时局所致，他们最终又各奔东西。20年之后，一位靠近当时的决策层人士表示，赵紫阳是一个在体制内孤独的奋斗者，当时整个社会的健康力量还没有给予高层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撑。
但80这一代，中学时传阅最多的还是《读者》，只有极个别的学生阅读的是《读书》。《读书》与《读者》，一字之差，阅读的旨趣也带来了这一代人随后的分化。而当时间移动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奥运会等大事件把这一代人推到了前台。不管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世界的灯光已经开始打在了他们的身上。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几十万80后奔向灾区。有人称，他们在大悲大难之上巍然站立，完成了这一代人的成人礼。
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毕业就面对类似的严峻现实，一部分嫉世愤俗诉诸于不满情绪，一部分则靠着犬儒哲学自我安慰。也正因此，也有人把他们命名为最不知责任为何物的一代，称之为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有人忧伤惆怅左右奔突，有人满怀信念阔步向前；有人彷徨辛酸躲进小院，有人沉静思索走向未来。这一代人的分化如此多元，而在这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相背后，总有人在建筑“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而这道大墙将构成中国深入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坚固的社会基础。
【Jess Norman】从最深层次原因来说，如果人和市场不按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方式行事，危机就会发生。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借入大量资金购买房屋，然后进行再抵押去购买其它东西。自由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当银行向轻信的公众大肆推销125%的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产品时，市场对信用进行了错误定价；然后，当批发市场陷入瘫痪，而不是以可能有问题的资产为抵押进行放贷时，市场再次定错了价。最后，构思粗糙的政策和设计拙劣的制度就可能失败。监管体系和政府对经济的监督中就存在严重的制度失败。
根本问题在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和人民的经济学知识丰富了很多。但他们形成了对经济学本质和经济人完全理性和利己的错误理解。这产生了两大灾难性的影响。第一种是政治方面的：它大大鼓励了政府内部的中央集权、复杂性和微观管理。其后果是政府将税收和福利体系扩展至涵盖近70%的成年人；人们沉迷于制定和监测业绩目标；无休止地瞎搞一些应对新倡议或政治压力的项目；以及大量浪费人力和财务资源。
但事实上，用数学方法修正纯理论，以反映人类的真正本质：人性曲木（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源自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有多元主义的含义——译注），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做法。保守派人士应理解这点，并且主张对这些思想的所有权。
【Martin Wolfe】沃尔夫的观点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在自身相对贫穷时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面对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国所处的境地很糟糕，因为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都在减弱。中国错过了应对巨额贸易盈余与让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机。
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在国家还相对贫穷的时候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如果进展顺利，印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以及印度的未来几代人所承担的责任将远远超出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同国家的水平。这种结果是由其规模造成的，中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由于中国在全球所占据的份额和影响力远超其发展水平—— 仅仅因为其规模如此庞大——世界会不可避免地要求中国有所作为和承担责任。这是数字的绝对力量。当然，它也有好处，意味着中国可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可以比其它国家更多地主导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明显难题是，它正在融入的全球体系是西方创建的，这个全球体系是西式的，而非中式的。
它不是中国自己发展创造的世界体系，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历史、规范和价值观相抵触。因此，这个超级大国既要适应自身，又要适应一个并非自己所创的体系，这种境地是尴尬的。中国不可能将现存的全球体系转化为自身可能创造的体系，这是一个现实。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并不知道自己会创建一个怎样的体系。我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相对封闭，及其政治文化立场，中国以前从来不必考虑创建一个全球体系。在近代之前，中国很少与他国平等交往，而只与附属国打交道。因此，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上面临一个根本问题，这不是它自创的体系，融入其中对中国来说是一 次全新体验。
我认为，在发达世界正陷于深度衰退、其中部分国家处于萧条边缘的情况下，如果拥有全球最大经常账户盈余的中国还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那会被视为一种带有强烈敌意的行为。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
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0%，储蓄为60%。因此，它的经常账户盈余约为GDP的10%，而消费占GDP比重大致为40%。对一个国家来说，更合理的均衡状态应为：投资占GDP比重的40%，储蓄占GDP比重为40%，消费占GDP比重为60%。也就是说，消费应当在经济没有任何增长的情况下增长50%。家庭储蓄可能略有降低，但总体经济增长可能不会降低，而是与目前相同，经常账户也不会积累下毫无用处的巨额储备。
【孙明英】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0%，储蓄为60%。因此，它的经常账户盈余约为GDP的10%，而消费占GDP比重大致为40%。对一个国家来说，更合理的均衡状态应为：投资占GDP比重的40%，储蓄占GDP比重为40%，消费占GDP比重为60%。也就是说，消费应当在经济没有任何增长的情况下增长50%。家庭储蓄可能略有降低，但总体经济增长可能不会降低，而是与目前相同，经常账户也不会积累下毫无用处的巨额储备。
自2002年三季度到2006年底，按上述两种方法计算的GDP 增长率都相当接近。但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生产法计算出的GDP 增长率一直大大高出按支出法计算的增长率。换句话说，国内的生产供应一直远远大于经济中的最终需求，其差额反映了存货的积累。
【关于inventory的很好论述】这是因为一旦发现存货已经过多或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势头一旦停滞，企业就会停止购买新的原材料，而通过减少原材料库存来应对生产需要。这一存货调整的行为降低了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使得存货积累从下游企业的原材料存货转移到上游企业的产成品存货。这正是为什么以前上游企业一直脱销的产品在短短数月内就变为无人问津。实际上，一旦原材料价格开始下跌，下游企业还会变本加厉，尽可能地压低原材料存货，因为此时越晚购置原材料，则可越多的节省成本——从而令存货调整的过程变得更长更剧烈。这正是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剧烈的存货调整过程。
【采购经理指数】这一存货调整的过程以及上下游企业的存货转移，也可在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得到证实。这一指数中的原材料存货分项，自2007年初以来一直高位徘徊，在今年雪灾后的3-4月份则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其后逐渐回落，而最近2个月则出现了暴跌。与此同时，这一指数中的产成品存货分项，最近数月则是节节攀升，与原材料存货分项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货的转移过程。
【Vinod Khosla】, MBA '80, confidently predicts that biofuels made from agricultural waste (he's the backer of a startup that will do just that) will push the price of oil down to $35 a barrel by 2030. ... "Anything that requires people to change their habits has a low probability of success," he said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arrel Duffie】A redesign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driven by weaknesses revealed during the credit crisis, will be based largely on the go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Most of us thought we had it, but we did not. The financial sector intermediates wealth across the real sector. When the financial sector freezes up, as it did this year,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do not get efficient levels of financing for their activities. Even worse, they understand the notion of 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 If I assume that others will cut back o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then I should as well. This is how financial instability led us into a significant recession.
【James C. VanHorne】As the ultimate safeguard to stem a financial panic,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in place the apparatus that will allow it to curtail speculative excesses in advance of their triggering a financial panic. “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 if you will. A number of things are in ord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dealing with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broadly defined should be consolidated. There are too many of them, often with conflicting objectives,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m—relics of the past. More specifically, I would have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esponsible only fo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 on new and existing securities, together with oversight of mutual funds. No regulation of investment banks and others, for which it has proven to be inept. The FDIC should continue its present role, as should the Fed under its now expanded mandate.
I would consolidate all other regulatory agencies into a new agency with broad powers to regulate investment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mortgage companies, hedge funds, finance companies, thrifts, credit unions, commodity firms, brokerage firms, prime brokers, derivative and futures markets dealers, and banks not regulated by the Fed and FDIC. Any U.S. or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at operates in U.S. financial markets would fall under the agency’s purview. For other tha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however, I would establish size thresholds for inclusion in regulatory oversight; say, above $10 billion in assets and/or $40 billion in derivative positions (notional amount) for a single institution or collective institutions under interlocking ownership. Supervisory and regulatory oversight would embrace asset quality, leverage, and counterparty risk, as well as overall risk with full power of the agency to curtail overly risky activities. The governing board should be independent and appointed by the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for, say, 10-year terms on a staggered basis
【朱大可】一个叫做“2008”的黑暗幽灵，从今年春节大雪中升现，向中国人奉献了五种史无前例的“大礼”：1、天灾（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南方洪水）；2、人祸（胶济铁路火车相撞、襄汾溃坝、龙岗火灾）；3、骚乱（瓮安民变、西藏和新疆骚乱、杨佳杀警、陇南民变、重庆的士司机罢工）；4、健康危机（手足口病疫情、三鹿毒奶事件、广元橘灾）；5、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狂泻、房地产危机、出口企业倒闭危机）。此前所长期积蓄的负面能量，在360多天里急剧释放出来，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灾难群”。这是年魔的慷慨馈赠，在一个被浓缩的时空里，中国人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黑色幽默，而它的严重程度，超过了被认为是史上第一的“一九七六”。
学者余世存曾这样描述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
【棹元】而姚遥此刻呆着的这家金台宾馆，前身叫厂桥招待所。昔日的招待所，破旧，只有三层。但就是在这个破旧的招待所里，政研室的年轻人却起草了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政研室二三十人，多是一些30多岁的年轻人，在1986年那个红叶飘落的深秋，受命在此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拿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先后成立了七个专题研讨小组，即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则研讨小组。经过总体研讨、专题研究和政策决策三个阶段，研讨小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改措施。而这些政改措施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并写进了十三大报告。
随着赵紫阳的下台，他一手组建的政研室解散。因为时势所需，一批年轻人聚在了一起，厂桥，而还是时局所致，他们最终又各奔东西。20年之后，一位靠近当时的决策层人士表示，赵紫阳是一个在体制内孤独的奋斗者，当时整个社会的健康力量还没有给予高层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撑。
但80这一代，中学时传阅最多的还是《读者》，只有极个别的学生阅读的是《读书》。《读书》与《读者》，一字之差，阅读的旨趣也带来了这一代人随后的分化。而当时间移动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奥运会等大事件把这一代人推到了前台。不管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世界的灯光已经开始打在了他们的身上。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几十万80后奔向灾区。有人称，他们在大悲大难之上巍然站立，完成了这一代人的成人礼。
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毕业就面对类似的严峻现实，一部分嫉世愤俗诉诸于不满情绪，一部分则靠着犬儒哲学自我安慰。也正因此，也有人把他们命名为最不知责任为何物的一代，称之为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有人忧伤惆怅左右奔突，有人满怀信念阔步向前；有人彷徨辛酸躲进小院，有人沉静思索走向未来。这一代人的分化如此多元，而在这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相背后，总有人在建筑“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而这道大墙将构成中国深入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坚固的社会基础。
【Jess Norman】从最深层次原因来说，如果人和市场不按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方式行事，危机就会发生。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借入大量资金购买房屋，然后进行再抵押去购买其它东西。自由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当银行向轻信的公众大肆推销125%的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产品时，市场对信用进行了错误定价；然后，当批发市场陷入瘫痪，而不是以可能有问题的资产为抵押进行放贷时，市场再次定错了价。最后，构思粗糙的政策和设计拙劣的制度就可能失败。监管体系和政府对经济的监督中就存在严重的制度失败。
根本问题在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和人民的经济学知识丰富了很多。但他们形成了对经济学本质和经济人完全理性和利己的错误理解。这产生了两大灾难性的影响。第一种是政治方面的：它大大鼓励了政府内部的中央集权、复杂性和微观管理。其后果是政府将税收和福利体系扩展至涵盖近70%的成年人；人们沉迷于制定和监测业绩目标；无休止地瞎搞一些应对新倡议或政治压力的项目；以及大量浪费人力和财务资源。
但事实上，用数学方法修正纯理论，以反映人类的真正本质：人性曲木（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源自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有多元主义的含义——译注），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做法。保守派人士应理解这点，并且主张对这些思想的所有权。
【Martin Wolfe】沃尔夫的观点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在自身相对贫穷时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面对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国所处的境地很糟糕，因为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都在减弱。中国错过了应对巨额贸易盈余与让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机。
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在国家还相对贫穷的时候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如果进展顺利，印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以及印度的未来几代人所承担的责任将远远超出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同国家的水平。这种结果是由其规模造成的，中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由于中国在全球所占据的份额和影响力远超其发展水平—— 仅仅因为其规模如此庞大——世界会不可避免地要求中国有所作为和承担责任。这是数字的绝对力量。当然，它也有好处，意味着中国可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可以比其它国家更多地主导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明显难题是，它正在融入的全球体系是西方创建的，这个全球体系是西式的，而非中式的。
它不是中国自己发展创造的世界体系，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历史、规范和价值观相抵触。因此，这个超级大国既要适应自身，又要适应一个并非自己所创的体系，这种境地是尴尬的。中国不可能将现存的全球体系转化为自身可能创造的体系，这是一个现实。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并不知道自己会创建一个怎样的体系。我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相对封闭，及其政治文化立场，中国以前从来不必考虑创建一个全球体系。在近代之前，中国很少与他国平等交往，而只与附属国打交道。因此，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上面临一个根本问题，这不是它自创的体系，融入其中对中国来说是一 次全新体验。
我认为，在发达世界正陷于深度衰退、其中部分国家处于萧条边缘的情况下，如果拥有全球最大经常账户盈余的中国还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那会被视为一种带有强烈敌意的行为。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
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0%，储蓄为60%。因此，它的经常账户盈余约为GDP的10%，而消费占GDP比重大致为40%。对一个国家来说，更合理的均衡状态应为：投资占GDP比重的40%，储蓄占GDP比重为40%，消费占GDP比重为60%。也就是说，消费应当在经济没有任何增长的情况下增长50%。家庭储蓄可能略有降低，但总体经济增长可能不会降低，而是与目前相同，经常账户也不会积累下毫无用处的巨额储备。
【孙明英】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0%，储蓄为60%。因此，它的经常账户盈余约为GDP的10%，而消费占GDP比重大致为40%。对一个国家来说，更合理的均衡状态应为：投资占GDP比重的40%，储蓄占GDP比重为40%，消费占GDP比重为60%。也就是说，消费应当在经济没有任何增长的情况下增长50%。家庭储蓄可能略有降低，但总体经济增长可能不会降低，而是与目前相同，经常账户也不会积累下毫无用处的巨额储备。
自2002年三季度到2006年底，按上述两种方法计算的GDP 增长率都相当接近。但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生产法计算出的GDP 增长率一直大大高出按支出法计算的增长率。换句话说，国内的生产供应一直远远大于经济中的最终需求，其差额反映了存货的积累。
【关于inventory的很好论述】这是因为一旦发现存货已经过多或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势头一旦停滞，企业就会停止购买新的原材料，而通过减少原材料库存来应对生产需要。这一存货调整的行为降低了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使得存货积累从下游企业的原材料存货转移到上游企业的产成品存货。这正是为什么以前上游企业一直脱销的产品在短短数月内就变为无人问津。实际上，一旦原材料价格开始下跌，下游企业还会变本加厉，尽可能地压低原材料存货，因为此时越晚购置原材料，则可越多的节省成本——从而令存货调整的过程变得更长更剧烈。这正是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剧烈的存货调整过程。
【采购经理指数】这一存货调整的过程以及上下游企业的存货转移，也可在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得到证实。这一指数中的原材料存货分项，自2007年初以来一直高位徘徊，在今年雪灾后的3-4月份则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其后逐渐回落，而最近2个月则出现了暴跌。与此同时，这一指数中的产成品存货分项，最近数月则是节节攀升，与原材料存货分项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货的转移过程。
【Vinod Khosla】, MBA '80, confidently predicts that biofuels made from agricultural waste (he's the backer of a startup that will do just that) will push the price of oil down to $35 a barrel by 2030. ... "Anything that requires people to change their habits has a low probability of success," he said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arrel Duffie】A redesign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driven by weaknesses revealed during the credit crisis, will be based largely on the go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Most of us thought we had it, but we did not. The financial sector intermediates wealth across the real sector. When the financial sector freezes up, as it did this year,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do not get efficient levels of financing for their activities. Even worse, they understand the notion of 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 If I assume that others will cut back o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then I should as well. This is how financial instability led us into a significant recession.
【James C. VanHorne】As the ultimate safeguard to stem a financial panic,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in place the apparatus that will allow it to curtail speculative excesses in advance of their triggering a financial panic. “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 if you will. A number of things are in ord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dealing with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broadly defined should be consolidated. There are too many of them, often with conflicting objectives,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m—relics of the past. More specifically, I would have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esponsible only fo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 on new and existing securities, together with oversight of mutual funds. No regulation of investment banks and others, for which it has proven to be inept. The FDIC should continue its present role, as should the Fed under its now expanded mandate.
I would consolidate all other regulatory agencies into a new agency with broad powers to regulate investment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mortgage companies, hedge funds, finance companies, thrifts, credit unions, commodity firms, brokerage firms, prime brokers, derivative and futures markets dealers, and banks not regulated by the Fed and FDIC. Any U.S. or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at operates in U.S. financial markets would fall under the agency’s purview. For other tha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however, I would establish size thresholds for inclusion in regulatory oversight; say, above $10 billion in assets and/or $40 billion in derivative positions (notional amount) for a single institution or collective institutions under interlocking ownership. Supervisory and regulatory oversight would embrace asset quality, leverage, and counterparty risk, as well as overall risk with full power of the agency to curtail overly risky activities. The governing board should be independent and appointed by the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for, say, 10-year terms on a staggered basis
【朱大可】一个叫做“2008”的黑暗幽灵，从今年春节大雪中升现，向中国人奉献了五种史无前例的“大礼”：1、天灾（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南方洪水）；2、人祸（胶济铁路火车相撞、襄汾溃坝、龙岗火灾）；3、骚乱（瓮安民变、西藏和新疆骚乱、杨佳杀警、陇南民变、重庆的士司机罢工）；4、健康危机（手足口病疫情、三鹿毒奶事件、广元橘灾）；5、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狂泻、房地产危机、出口企业倒闭危机）。此前所长期积蓄的负面能量，在360多天里急剧释放出来，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灾难群”。这是年魔的慷慨馈赠，在一个被浓缩的时空里，中国人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黑色幽默，而它的严重程度，超过了被认为是史上第一的“一九七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