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精神的牧放与规训：学术活动的制度化与学术人的生态》
【简单粗暴，于是，我没有用豆瓣笔记】
学术的原始追求本是终极意义上无功用的求真，由求真而达致价值关怀，由价值关怀再到现实批判，从而塑造了曾经在知识史和思想史上行无定踪甚至居无定所却名博天下的一代代知识人。在专业意义上的学术人尚未出现之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人类知识、思想发掘和传播的使命。他们中的很多人虽无赖一寄身的机构或组织的呵护，却在体制或机构之外以自由之身一次次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掀起波澜，推动人类文明的进度，并最终影响了知识组织形式的转变（25）。
学术人的活动目的取向由满足个体的自我精神偏好、社会价值关怀，逐渐转向体制内同行的认可、地位的获取甚至利益的谋求。学术成为一种职业，学者和专家成为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受雇者（25-26）。
在从知识分子到职业性的学者和专家的角色转换中，他一边酌饮着愈来愈散淡的文化乡愁，一边在被动或主动之中配合和参与着工具理性色彩浓厚的制度建构，甚至寄望于以制度化手段来解除制度之于自身的约束。
专业化是推动学术活动体制化的内在力量，而外部政治和经济介入以及社会职业分工格局是体制化的外在力量。制度化过程是一个与人类学术活动肇始的原生态渐行渐远的过程，是一个工具理性逐渐僭越和取代价值理性的过程，该过程不仅折射了现代学术人正在逐渐失去其原始精神皈依的命运，也意味着即使传统价值有些许存留，也唯有通过制度化的路径才能实现（26）。
在葛兰西看来，所谓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教师、教士和行政管理这样代代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们；另外一种即是有机知识分子，如工程技术人员、法律人员、经济政治学者等因为参与了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因而成为社会通知和利益集团的共谋者（27）。
“专业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意味着学术的职业化和学术人对组织和机构愈来愈强的依附性。尽管萨义德认为，人们不应该谴责大学，至少在现代社会，是大学收留了独立的左派，大学依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准乌托邦空间（28）。
雅各比（Russel Jacoby）对“学院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左派其实也已经被学术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所吸纳，这其实意味着左派作为公共角色和反抗力量被剥削”（28）。
也许就是监狱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境遇和生态，如果引用富里迪（Frank Furedi）关于知识分子的特征分析，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要像“知识分子”一样地行动，“至少需要再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压力保持距离”，而关注终极价值，“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并坚守“意志自由”；要成为“知识分子”就意味着社会参与，即不仅参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而且还要担负社会责任，“选取一种政治立场”（29）。
如艾而曼（R. Eyerman）所言：“那些传统上对知识分子的发展有利的机构和程序——大学、文学和政治的公共领域… …在现代社会后期越来越制度化、职业化和商业化了。社会批评家这一角色曾经位于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想形象的核心，现在制度化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知识分子’成了电视脱口秀和较严肃报纸‘文化’专栏中的一个固定节目”（29）。
鲍曼（Zygmunt Bauman）结合西方社会当下的后现代语境…指出：“现在，‘知识分子’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文化之担纲者，他不仅与未受教育的、无知的、原始的或其他没有教养的人相区分，而且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艺术家相区分”（29）。【不能苟同】
“一个处在充斥科学、技术和艺术的世界中的异乡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扮演着传统的文化立法者角色的知识分子，必然是一个悲剧式的无家可归者。在相互隔绝而孤立的理智世界的诸专业领域中，没有一个有可能欢迎他的回归，没有一个有可能把他当做被错误地忽视了的引路人”（29）。
所谓漂泊中的异乡人，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是他失去了共同体的认可，甚至失去了收纳他、允许他躬身于其中并为他提供基本生活之需的如大学这样的机构。由此，知识分子不得不实现从立法者到诠释者的身份转换，寄身于大学等学术机构之中，虽然依旧冠之以学者和专家的名头，但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和批判性的行动，在职业、专业和学术意义上虽然有家可归，然而思想和独立精神一旦被流放，知识分子的内涵也不复存在（29-30）。
科学、道德和审美三种话语的分离，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正是这三者间的分离，开始导致知识分子内部群体的分裂和相互间的沟通障碍（30）。
博格斯所谓的“像官僚一样思考”其实意味着，置身于大学中的人们，基于“效率”和“功用”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学术生活中的精神满足和价值关怀；而“专家”行动则表明学者的“专业”行为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普世关怀和社会责任担当愈行愈远。如此，即使是人文知识分子，或许他们并没有被逐出校园，毋宁说为大学所收留，但在职业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学术体制中，他们仅仅被塑造成学员中的“左派”或者“右派”。尽管对社会现实偶尔也不乏愤世嫉俗的批判冲动，但是，其批判取向和风格追求却带有浓厚的学院习气——专业化、理论化和抽象化（31）。
抽象的理论和玄奥的概念工具，或许让大学的人们获得了“学者”的地位之尊和专业圈子内的声望，但他们却失去了公众的理解和信赖，在主动或被动中沦落于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边缘（31）。
如爱默生在其《美国学者》中所描述的形象：有个性、独立、自信、自由、勇敢和有创造力的思想者和行动者… …讲究体面、悠闲与谦恭。独立的思想是他们批判现实、创造知识的利器，而果敢的行动体现了他们的社会关怀乃至人类关怀。
我们常关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间的冲突，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行政权力更偏重于一种刚醒、刻板和理性的制度安排，而学术权力更偏向于一种带有温情的、柔性的“文化”… …实际上，学术权力的运行也带有一定的规范性、程序化甚至刻板化的色彩… …如果没有规范的制度约束，柔性化的学术权力同样可能带来严重的有损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学术的原始追求本是终极意义上无功用的求真，由求真而达致价值关怀，由价值关怀再到现实批判，从而塑造了曾经在知识史和思想史上行无定踪甚至居无定所却名博天下的一代代知识人。在专业意义上的学术人尚未出现之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人类知识、思想发掘和传播的使命。他们中的很多人虽无赖一寄身的机构或组织的呵护，却在体制或机构之外以自由之身一次次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掀起波澜，推动人类文明的进度，并最终影响了知识组织形式的转变（25）。
学术人的活动目的取向由满足个体的自我精神偏好、社会价值关怀，逐渐转向体制内同行的认可、地位的获取甚至利益的谋求。学术成为一种职业，学者和专家成为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受雇者（25-26）。
在从知识分子到职业性的学者和专家的角色转换中，他一边酌饮着愈来愈散淡的文化乡愁，一边在被动或主动之中配合和参与着工具理性色彩浓厚的制度建构，甚至寄望于以制度化手段来解除制度之于自身的约束。
专业化是推动学术活动体制化的内在力量，而外部政治和经济介入以及社会职业分工格局是体制化的外在力量。制度化过程是一个与人类学术活动肇始的原生态渐行渐远的过程，是一个工具理性逐渐僭越和取代价值理性的过程，该过程不仅折射了现代学术人正在逐渐失去其原始精神皈依的命运，也意味着即使传统价值有些许存留，也唯有通过制度化的路径才能实现（26）。
在葛兰西看来，所谓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教师、教士和行政管理这样代代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们；另外一种即是有机知识分子，如工程技术人员、法律人员、经济政治学者等因为参与了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因而成为社会通知和利益集团的共谋者（27）。
“专业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意味着学术的职业化和学术人对组织和机构愈来愈强的依附性。尽管萨义德认为，人们不应该谴责大学，至少在现代社会，是大学收留了独立的左派，大学依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准乌托邦空间（28）。
雅各比（Russel Jacoby）对“学院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左派其实也已经被学术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所吸纳，这其实意味着左派作为公共角色和反抗力量被剥削”（28）。
也许就是监狱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境遇和生态，如果引用富里迪（Frank Furedi）关于知识分子的特征分析，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要像“知识分子”一样地行动，“至少需要再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压力保持距离”，而关注终极价值，“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并坚守“意志自由”；要成为“知识分子”就意味着社会参与，即不仅参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而且还要担负社会责任，“选取一种政治立场”（29）。
如艾而曼（R. Eyerman）所言：“那些传统上对知识分子的发展有利的机构和程序——大学、文学和政治的公共领域… …在现代社会后期越来越制度化、职业化和商业化了。社会批评家这一角色曾经位于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想形象的核心，现在制度化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知识分子’成了电视脱口秀和较严肃报纸‘文化’专栏中的一个固定节目”（29）。
鲍曼（Zygmunt Bauman）结合西方社会当下的后现代语境…指出：“现在，‘知识分子’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文化之担纲者，他不仅与未受教育的、无知的、原始的或其他没有教养的人相区分，而且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艺术家相区分”（29）。【不能苟同】
“一个处在充斥科学、技术和艺术的世界中的异乡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扮演着传统的文化立法者角色的知识分子，必然是一个悲剧式的无家可归者。在相互隔绝而孤立的理智世界的诸专业领域中，没有一个有可能欢迎他的回归，没有一个有可能把他当做被错误地忽视了的引路人”（29）。
所谓漂泊中的异乡人，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是他失去了共同体的认可，甚至失去了收纳他、允许他躬身于其中并为他提供基本生活之需的如大学这样的机构。由此，知识分子不得不实现从立法者到诠释者的身份转换，寄身于大学等学术机构之中，虽然依旧冠之以学者和专家的名头，但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和批判性的行动，在职业、专业和学术意义上虽然有家可归，然而思想和独立精神一旦被流放，知识分子的内涵也不复存在（29-30）。
科学、道德和审美三种话语的分离，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正是这三者间的分离，开始导致知识分子内部群体的分裂和相互间的沟通障碍（30）。
博格斯所谓的“像官僚一样思考”其实意味着，置身于大学中的人们，基于“效率”和“功用”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学术生活中的精神满足和价值关怀；而“专家”行动则表明学者的“专业”行为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普世关怀和社会责任担当愈行愈远。如此，即使是人文知识分子，或许他们并没有被逐出校园，毋宁说为大学所收留，但在职业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学术体制中，他们仅仅被塑造成学员中的“左派”或者“右派”。尽管对社会现实偶尔也不乏愤世嫉俗的批判冲动，但是，其批判取向和风格追求却带有浓厚的学院习气——专业化、理论化和抽象化（31）。
抽象的理论和玄奥的概念工具，或许让大学的人们获得了“学者”的地位之尊和专业圈子内的声望，但他们却失去了公众的理解和信赖，在主动或被动中沦落于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边缘（31）。
如爱默生在其《美国学者》中所描述的形象：有个性、独立、自信、自由、勇敢和有创造力的思想者和行动者… …讲究体面、悠闲与谦恭。独立的思想是他们批判现实、创造知识的利器，而果敢的行动体现了他们的社会关怀乃至人类关怀。
我们常关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间的冲突，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行政权力更偏重于一种刚醒、刻板和理性的制度安排，而学术权力更偏向于一种带有温情的、柔性的“文化”… …实际上，学术权力的运行也带有一定的规范性、程序化甚至刻板化的色彩… …如果没有规范的制度约束，柔性化的学术权力同样可能带来严重的有损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