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读鲁迅演讲杂文《娜拉走后怎样》
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读鲁迅演讲杂文《娜拉走后怎样》
这篇文章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演上发言的演讲稿。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著名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楚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郑重的宣称“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着做一个人”之后，毅然决然的走出家门。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的欧洲，亦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至此，娜拉“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的效仿对象。
人们高呼着“自由”、“解放”，为娜拉的出走欢呼雀跃，以为毅然的走出家门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可是在别人看来问题解决的地方，在鲁迅看来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出现。于是，他发出旷世的一个质问：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的回答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除此之外那就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饿死，但是既然已经死了，那便是离开了生活，也就无所谓路可言了。鲁迅有一个比喻，譬如说有一只小鸟，在笼子里面关着当然不自由，但是如果外面很危险，有鹰又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你出去之后有着生命之虞，又找不到食物，那你还得回到笼子里来，笼子里虽然没有自由，但是也没有这些危险和担心。如果娜拉真的不愿意回来，又没有谋生的手段，那就只有堕落，沦为妓女或者别的什么。
到这里，鲁迅已经用短短的几段文字很清晰深刻的揭示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但是他没有立刻的给出他的解决办法。而是又转到“梦”的论述中。
他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美满富足，但是现在梦醒后猛地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只玩弄于丈夫手中的玩偶，一直关在笼中的小雀。可是梦醒了又该怎么办呢？倘若寻不到出路，鲁迅说倒还不如继续做梦的好，因为做梦的人毕竟还是幸福的。你叫醒了他们，又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改变现实的出路，无非也是让他们更加痛苦的感受到自己的现状罢了。但是做梦也只能做现在的梦，不能做将来的梦，因为为了将来的梦想，必将唤醒千千万万的人起来受苦，你把美好的黄金世界都许给子孙后代了，那你那什么东西给自己呢？那就只有将来的希望了，但是这代价也太大了，为了将来的希望，你让那么多人更加敏感而深切的感到了自己现在的苦痛，就像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一样。所以，鲁迅以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的关怀说：“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是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这不禁让人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面的那段经典比喻：
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里面熟睡了很多人，不久就要闷死，然而这时从熟睡中死去的，并不会感到多少痛苦，但是你现在呐喊几声，把他们都叫醒，让他们清醒过来，在没有出路的的绝望状态下痛苦的死去，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然而娜拉既然梦醒了，就不容易回去了，总的想出解决的办法。
鲁迅写到，其实一个娜拉出走还好，她也许不会碰到什么困难，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很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但是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如果一百个一千个娜拉出走呢？那便连同情和帮助也会减少，倘若有更多的娜拉出走，那就会感到厌恶了。所以妇女出走家门“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妇女拥有经济权，说白了，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因为你出走家门获取的自由固然不是钱能买来的，但是你这自由迟早会为了钱而重新卖掉。人类常常要饥饿，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你才能谈自由，平等，妇女解放之类的东西。那些认为谈钱就很俗的人，往往是当下衣食无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如果饿他们个几天，他们的看法肯定就要发生变化。如果要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那就必须要使得妇女拥有经济权，第一：在家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经济权力，第二，在社会上应该是男女获得相等的势力。可是这种权利在男女之间的平等分配如何才能实现呢？鲁迅说他也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要坚持战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深刻的，也是坦诚的。他从不会简简单的给人指出一条路：革命去吧！然后就有了鲜花，有了面包。不是这样的，这样就成不了鲁迅了。他只是告诉了你问题的所在，但并没有告诉你解决的办法。钱理群说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导师，从古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导师”和“国师”情节，但是鲁迅对这种导师情节是持质疑和挑战态度的。鲁迅从不自我标榜为导师，他自己也在探路呢！他怎么能就随随便便的跟人指路呢？最好的办法是让鲁迅教我们更加深刻的去认识现实，让他的思想给我们以启迪，和我们一起去“寻路”，而不是把他的话当做“行动的指南”，这才是真正的鲁迅。至于对待革命，鲁迅本身也是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他这种怀疑和批判，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赞成或者反对，鲁迅是早早的跳出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和缠绕的分析的态度。你看不是明明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都赶跑皇帝改天换地了吗，但是革命阵营里面又混进了黎元洪这种封建旧官僚和阿Q这样的愚昧国民，中华民国就果真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了吗？中国经历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运动，但就真的改变了北洋政府暗无天日的统治了吗？没有！有人问鲁迅，革命胜利后他可能去做啥？他回答道可能去穿着黄马甲去扫大街。看来鲁迅对革命也是不抱有太多希望和幻想的。起起伏伏，潮涨潮落，他见的太多了。但是正是这样一种于一切有中看到无的近乎绝望的态度，才使得他始终清醒的不被各种琳琅的所谓的希望蒙蔽双眼，才使得他是永远深刻和彻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导师”。
鲁迅没有告诉你怎么去获得妇女的经历权力，但是却充分的估计到了其中的困难程度。他很辩证的指出，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他打了一个比喻，比如说现在是冬天，我只有一件棉袄，有一个没有衣服穿快要冻死的苦人在我面前，我是把这件棉袄脱给他穿让自己冻死呢，还是自己穿着这件棉袄去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呢？救一个人和普度一切人类，大小实在想去太远，但是叫我来选，我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免得脱下这件唯一的棉袄把自己给冻杀了。什么都不做的冥想家和只会光喊未来的口号不懂得分析现状的空想家都是容易做的，但是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苦工” 却是千难万难的。在鲁迅看来，获得经济权就好比是就一个快要冻死的人这样的“小作为”，获得参政权以及争取女性的解放就好比是普度众生这样的“大作为”，可“小作为”却比“大作为”要难得多。
然而鲁迅进一步提出，如果妇女获得了经济权力就得到了自由了么，就不是傀儡了么。你掌握了经济权力，那你被奴役的可能性就小了，但是你还可以去奴役他人。在这个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为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做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可见妇女的自由和解放不是仅仅获得经济权力这么简单的就完了。有不平等的政治权力，那就总会导致有被压迫者，有压迫者，有主人和傀儡。但是生存总是很急切的第一步，人们总不能饿着肚子等待理想世界的到来。
但是他始终认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便这第一步也很困难，难就难在中国人太难改变了。群众是这样的麻木，很难觉醒，很难动员。“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看了仁人志士的牺牲，其中的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也无非像看杀羊宰牛一样获得暂时的愉快，况且这种愉快也很快的忘记了。所以对待这样群众，最好是让他们无戏可看。
所以在中国，要做成什么事情是困难的，获得经济权力也好，获得政治权力也好，获得妇女解放也好，莫不如此，鲁迅充分的估计到了其中的复杂性。因此，面对这样的群众，鲁迅最后提出“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鲁迅永远是怀疑的，他的批判是永远指向自身的，因而也是彻底的。别人的结论是他怀疑的起点，他自己的结论又成为他自我批判的起点，永不满足。当大家都为娜拉出走欢呼的时候，他冷静的提出娜拉出走之后结果会怎么样？——不是堕落就是回去。所以出走绝不是一个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不用出走，自己掌握着经济权力，但是即使是妇女有了经济权力，那果真就会有自由了么，果真就不在当“玩偶”和傀儡了么？没那么简单。但是这也是很值得争取的，这毕竟是较为急切的，是妇女自由解放的第一步。然而就是这第一步也是极其困难的，难就难在一群的愚弱的、只会充当看客的群众。因为任何的社会变革总需要群众的参与，否则便是一小群先知先觉的志士们做无谓的牺牲。我们需要的不单是经济革命，平等分配经济权，也要进行政治革命，使得不再有压迫和傀儡，还需要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国民愚弱麻木的精神。何其艰巨，何其复杂！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当然不需要志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做这种震骇一时的牺牲，倒不如深沉的坚韧的战斗下去。
——读鲁迅演讲杂文《娜拉走后怎样》
这篇文章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演上发言的演讲稿。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著名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楚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郑重的宣称“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着做一个人”之后，毅然决然的走出家门。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的欧洲，亦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至此，娜拉“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的效仿对象。
人们高呼着“自由”、“解放”，为娜拉的出走欢呼雀跃，以为毅然的走出家门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可是在别人看来问题解决的地方，在鲁迅看来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出现。于是，他发出旷世的一个质问：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的回答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除此之外那就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饿死，但是既然已经死了，那便是离开了生活，也就无所谓路可言了。鲁迅有一个比喻，譬如说有一只小鸟，在笼子里面关着当然不自由，但是如果外面很危险，有鹰又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你出去之后有着生命之虞，又找不到食物，那你还得回到笼子里来，笼子里虽然没有自由，但是也没有这些危险和担心。如果娜拉真的不愿意回来，又没有谋生的手段，那就只有堕落，沦为妓女或者别的什么。
到这里，鲁迅已经用短短的几段文字很清晰深刻的揭示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但是他没有立刻的给出他的解决办法。而是又转到“梦”的论述中。
他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美满富足，但是现在梦醒后猛地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只玩弄于丈夫手中的玩偶，一直关在笼中的小雀。可是梦醒了又该怎么办呢？倘若寻不到出路，鲁迅说倒还不如继续做梦的好，因为做梦的人毕竟还是幸福的。你叫醒了他们，又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改变现实的出路，无非也是让他们更加痛苦的感受到自己的现状罢了。但是做梦也只能做现在的梦，不能做将来的梦，因为为了将来的梦想，必将唤醒千千万万的人起来受苦，你把美好的黄金世界都许给子孙后代了，那你那什么东西给自己呢？那就只有将来的希望了，但是这代价也太大了，为了将来的希望，你让那么多人更加敏感而深切的感到了自己现在的苦痛，就像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一样。所以，鲁迅以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的关怀说：“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是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这不禁让人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面的那段经典比喻：
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里面熟睡了很多人，不久就要闷死，然而这时从熟睡中死去的，并不会感到多少痛苦，但是你现在呐喊几声，把他们都叫醒，让他们清醒过来，在没有出路的的绝望状态下痛苦的死去，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然而娜拉既然梦醒了，就不容易回去了，总的想出解决的办法。
鲁迅写到，其实一个娜拉出走还好，她也许不会碰到什么困难，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很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但是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如果一百个一千个娜拉出走呢？那便连同情和帮助也会减少，倘若有更多的娜拉出走，那就会感到厌恶了。所以妇女出走家门“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妇女拥有经济权，说白了，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因为你出走家门获取的自由固然不是钱能买来的，但是你这自由迟早会为了钱而重新卖掉。人类常常要饥饿，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你才能谈自由，平等，妇女解放之类的东西。那些认为谈钱就很俗的人，往往是当下衣食无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如果饿他们个几天，他们的看法肯定就要发生变化。如果要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那就必须要使得妇女拥有经济权，第一：在家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经济权力，第二，在社会上应该是男女获得相等的势力。可是这种权利在男女之间的平等分配如何才能实现呢？鲁迅说他也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要坚持战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深刻的，也是坦诚的。他从不会简简单的给人指出一条路：革命去吧！然后就有了鲜花，有了面包。不是这样的，这样就成不了鲁迅了。他只是告诉了你问题的所在，但并没有告诉你解决的办法。钱理群说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导师，从古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导师”和“国师”情节，但是鲁迅对这种导师情节是持质疑和挑战态度的。鲁迅从不自我标榜为导师，他自己也在探路呢！他怎么能就随随便便的跟人指路呢？最好的办法是让鲁迅教我们更加深刻的去认识现实，让他的思想给我们以启迪，和我们一起去“寻路”，而不是把他的话当做“行动的指南”，这才是真正的鲁迅。至于对待革命，鲁迅本身也是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他这种怀疑和批判，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赞成或者反对，鲁迅是早早的跳出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和缠绕的分析的态度。你看不是明明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都赶跑皇帝改天换地了吗，但是革命阵营里面又混进了黎元洪这种封建旧官僚和阿Q这样的愚昧国民，中华民国就果真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了吗？中国经历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运动，但就真的改变了北洋政府暗无天日的统治了吗？没有！有人问鲁迅，革命胜利后他可能去做啥？他回答道可能去穿着黄马甲去扫大街。看来鲁迅对革命也是不抱有太多希望和幻想的。起起伏伏，潮涨潮落，他见的太多了。但是正是这样一种于一切有中看到无的近乎绝望的态度，才使得他始终清醒的不被各种琳琅的所谓的希望蒙蔽双眼，才使得他是永远深刻和彻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导师”。
鲁迅没有告诉你怎么去获得妇女的经历权力，但是却充分的估计到了其中的困难程度。他很辩证的指出，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他打了一个比喻，比如说现在是冬天，我只有一件棉袄，有一个没有衣服穿快要冻死的苦人在我面前，我是把这件棉袄脱给他穿让自己冻死呢，还是自己穿着这件棉袄去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呢？救一个人和普度一切人类，大小实在想去太远，但是叫我来选，我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免得脱下这件唯一的棉袄把自己给冻杀了。什么都不做的冥想家和只会光喊未来的口号不懂得分析现状的空想家都是容易做的，但是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苦工” 却是千难万难的。在鲁迅看来，获得经济权就好比是就一个快要冻死的人这样的“小作为”，获得参政权以及争取女性的解放就好比是普度众生这样的“大作为”，可“小作为”却比“大作为”要难得多。
然而鲁迅进一步提出，如果妇女获得了经济权力就得到了自由了么，就不是傀儡了么。你掌握了经济权力，那你被奴役的可能性就小了，但是你还可以去奴役他人。在这个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为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做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可见妇女的自由和解放不是仅仅获得经济权力这么简单的就完了。有不平等的政治权力，那就总会导致有被压迫者，有压迫者，有主人和傀儡。但是生存总是很急切的第一步，人们总不能饿着肚子等待理想世界的到来。
但是他始终认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便这第一步也很困难，难就难在中国人太难改变了。群众是这样的麻木，很难觉醒，很难动员。“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看了仁人志士的牺牲，其中的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也无非像看杀羊宰牛一样获得暂时的愉快，况且这种愉快也很快的忘记了。所以对待这样群众，最好是让他们无戏可看。
所以在中国，要做成什么事情是困难的，获得经济权力也好，获得政治权力也好，获得妇女解放也好，莫不如此，鲁迅充分的估计到了其中的复杂性。因此，面对这样的群众，鲁迅最后提出“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鲁迅永远是怀疑的，他的批判是永远指向自身的，因而也是彻底的。别人的结论是他怀疑的起点，他自己的结论又成为他自我批判的起点，永不满足。当大家都为娜拉出走欢呼的时候，他冷静的提出娜拉出走之后结果会怎么样？——不是堕落就是回去。所以出走绝不是一个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不用出走，自己掌握着经济权力，但是即使是妇女有了经济权力，那果真就会有自由了么，果真就不在当“玩偶”和傀儡了么？没那么简单。但是这也是很值得争取的，这毕竟是较为急切的，是妇女自由解放的第一步。然而就是这第一步也是极其困难的，难就难在一群的愚弱的、只会充当看客的群众。因为任何的社会变革总需要群众的参与，否则便是一小群先知先觉的志士们做无谓的牺牲。我们需要的不单是经济革命，平等分配经济权，也要进行政治革命，使得不再有压迫和傀儡，还需要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国民愚弱麻木的精神。何其艰巨，何其复杂！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当然不需要志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做这种震骇一时的牺牲，倒不如深沉的坚韧的战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