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生意
讲几个故事。
1990年12月3日，一位72岁的气候学家使用观察潮汐的方法，预测在New Madrid断层将会发生17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迅速公布给媒体。果不其然，这一消息被几乎所有媒体疯狂转载。一时间St. Louis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体育比赛纷纷推迟，超过15万名学生停课。但是几天过去了，一切风平浪静。地震并没有发生。
事实上，几乎在这位气候学家公布预测的同时，就有很多科学家对他的研究提出质疑。因为他所用的方法很久之前便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更可怕的是，这位气候学家从未接受过任何地震学，甚至是地理学的训练。但媒体并没有理会这些争议的声音。因为在媒体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把地震新闻摆上头条更加重要。
无独有偶，1989年3月23日，两位颇具盛名的化学家，B. Stanley Pons和Martin Fleischmann，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制造出的原子融合物，可以永久性地解决全世界的能源问题。媒体大肆报道，这两位科学家因此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但是就在不久之后，其他科学家发现他们的研究存在着致命问题，其结论并不成立。只是这两位科学家害怕自己的工作成果外泄，太过急于公布结果，于是闹了“诈和”的笑话。这件事情被其他研究者称为“为了十五分钟的出镜”，损毁了一世声名。
学术研究者并非闲云野鹤的圣贤，当然，没有人能逃脱这“十五分钟出镜”的诱惑。为了迎合媒体的口味，每个人都明白，没有什么比的吸引眼球的研究结论更能帮助他们上镜——这也被称为“科学的生意”（Business of Science）。因为没有媒体，也没有公众，在乎你的研究方法与过程多么的复杂、精密，他们在乎的也只有“十五秒钟的兴奋”，认为他们所信赖的人，为他们改变了世界。
另一个故事更加一波三折。一名叫做维卡瑞的研究者，在美国新泽西北部的一家电影院做了一次实验。他让老板准备了一部特制的放映机，在电影放映时，这部特制的放映机与电影同时工作，而它所承担的任务，只是在荧幕上，用很弱的光线，每隔5秒钟，以1/3000秒的长度打出“请喝可口可乐”与“请吃爆米花”两句话。
单纯使用肉眼，电影院的观众根本无法意识到广告的存在。但在1957年的整个夏天，可口可乐的销量提高了1/6，爆米花比往常多出了一半销量。维卡瑞得出结论：诉求人们的潜意识，同样可以为广告获益。
这一研究引起了众多恐慌，因为如果这一技术一旦被用在阴暗处，将对民主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正当人们纷纷对这一研究的结果进行热烈讨论时，维卡瑞迫于压力站出来承认，自己的研究数据其实造假了。
这些例子全部来自美国。例子中的学者为了追求媒体的曝光和文化资本的累积，往往忽略了科学的严谨性，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同样的道理在中国依旧适用，学术研究者同样被赋予了公众的信任。他们的研究结论被诉诸报端，有些则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媒体喜欢报道吸引眼球的研究成果，学者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开始拼命提供吸引眼球的数字。比如前几天，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这一数字让大家觉得啼笑皆非。争议过了几天，这位专家实在觉得丢面子，于是出来澄清，这一数字是根据“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其中的三级指标达到了29项。
但这并不能够说明研究结论的效度。因为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即使是看起来可笑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也必须通过精确的研究方法得出。作为一项国家项目，更有义务像民众公布研究数据，而不仅仅是说一个欢欣鼓舞的结论和基本的参照指标。
换言之，他的研究应该被公开，以接受研究者与公众的拷问。这是避免垃圾科学（junk science）误导公众的最好方法。
我想这既是学者的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也同样需要警惕任何具有轰动效应的研究成果。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基本的学术知识，所以看到这些花里胡哨的结论，我们除了选择信服或者无视，其实能做的并不算多。但至少，我们应该对此表示起码的质疑，尤其是当研究结论看起来就像是为“新闻”量身裁定的模板一样时。
因为若不这样，便可能造成灾难——
一名叫Michael H. West的法医喜欢使用一种特别的方法验尸，他认为自己发明的这种方法独一无二，并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线索。但在1996年，他的方法被另一位叫做M. Hansen的科学家批评，因为在科学上它并不成立。结果呢，这位法医并没有因此罢休，他继续处理了55桩案件，有一半是杀人案。
我想你一定同意：就算这为West先生发明的方法如何精彩，给法医鉴定的未来描绘得如何绚烂，如果它经不起科学的论证，也一样不能被简单地公之于众，更不能被应用到法庭之上。因为——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他用自己的方法把将近30名被告送进了监狱。很多人是无期徒刑。其中，还有两人被判死刑。
P.S. 部分案例引自 Lawrence R. Frey, Carl H. Botan & Gary L. Kreps (1999), Investigating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ethods, 2nd Edition
（mlln的微博 http://weibo.com/2797792320）
1990年12月3日，一位72岁的气候学家使用观察潮汐的方法，预测在New Madrid断层将会发生17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迅速公布给媒体。果不其然，这一消息被几乎所有媒体疯狂转载。一时间St. Louis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体育比赛纷纷推迟，超过15万名学生停课。但是几天过去了，一切风平浪静。地震并没有发生。
事实上，几乎在这位气候学家公布预测的同时，就有很多科学家对他的研究提出质疑。因为他所用的方法很久之前便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更可怕的是，这位气候学家从未接受过任何地震学，甚至是地理学的训练。但媒体并没有理会这些争议的声音。因为在媒体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把地震新闻摆上头条更加重要。
无独有偶，1989年3月23日，两位颇具盛名的化学家，B. Stanley Pons和Martin Fleischmann，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制造出的原子融合物，可以永久性地解决全世界的能源问题。媒体大肆报道，这两位科学家因此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但是就在不久之后，其他科学家发现他们的研究存在着致命问题，其结论并不成立。只是这两位科学家害怕自己的工作成果外泄，太过急于公布结果，于是闹了“诈和”的笑话。这件事情被其他研究者称为“为了十五分钟的出镜”，损毁了一世声名。
学术研究者并非闲云野鹤的圣贤，当然，没有人能逃脱这“十五分钟出镜”的诱惑。为了迎合媒体的口味，每个人都明白，没有什么比的吸引眼球的研究结论更能帮助他们上镜——这也被称为“科学的生意”（Business of Science）。因为没有媒体，也没有公众，在乎你的研究方法与过程多么的复杂、精密，他们在乎的也只有“十五秒钟的兴奋”，认为他们所信赖的人，为他们改变了世界。
另一个故事更加一波三折。一名叫做维卡瑞的研究者，在美国新泽西北部的一家电影院做了一次实验。他让老板准备了一部特制的放映机，在电影放映时，这部特制的放映机与电影同时工作，而它所承担的任务，只是在荧幕上，用很弱的光线，每隔5秒钟，以1/3000秒的长度打出“请喝可口可乐”与“请吃爆米花”两句话。
单纯使用肉眼，电影院的观众根本无法意识到广告的存在。但在1957年的整个夏天，可口可乐的销量提高了1/6，爆米花比往常多出了一半销量。维卡瑞得出结论：诉求人们的潜意识，同样可以为广告获益。
这一研究引起了众多恐慌，因为如果这一技术一旦被用在阴暗处，将对民主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正当人们纷纷对这一研究的结果进行热烈讨论时，维卡瑞迫于压力站出来承认，自己的研究数据其实造假了。
这些例子全部来自美国。例子中的学者为了追求媒体的曝光和文化资本的累积，往往忽略了科学的严谨性，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同样的道理在中国依旧适用，学术研究者同样被赋予了公众的信任。他们的研究结论被诉诸报端，有些则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媒体喜欢报道吸引眼球的研究成果，学者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开始拼命提供吸引眼球的数字。比如前几天，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这一数字让大家觉得啼笑皆非。争议过了几天，这位专家实在觉得丢面子，于是出来澄清，这一数字是根据“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其中的三级指标达到了29项。
但这并不能够说明研究结论的效度。因为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即使是看起来可笑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也必须通过精确的研究方法得出。作为一项国家项目，更有义务像民众公布研究数据，而不仅仅是说一个欢欣鼓舞的结论和基本的参照指标。
换言之，他的研究应该被公开，以接受研究者与公众的拷问。这是避免垃圾科学（junk science）误导公众的最好方法。
我想这既是学者的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也同样需要警惕任何具有轰动效应的研究成果。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基本的学术知识，所以看到这些花里胡哨的结论，我们除了选择信服或者无视，其实能做的并不算多。但至少，我们应该对此表示起码的质疑，尤其是当研究结论看起来就像是为“新闻”量身裁定的模板一样时。
因为若不这样，便可能造成灾难——
一名叫Michael H. West的法医喜欢使用一种特别的方法验尸，他认为自己发明的这种方法独一无二，并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线索。但在1996年，他的方法被另一位叫做M. Hansen的科学家批评，因为在科学上它并不成立。结果呢，这位法医并没有因此罢休，他继续处理了55桩案件，有一半是杀人案。
我想你一定同意：就算这为West先生发明的方法如何精彩，给法医鉴定的未来描绘得如何绚烂，如果它经不起科学的论证，也一样不能被简单地公之于众，更不能被应用到法庭之上。因为——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他用自己的方法把将近30名被告送进了监狱。很多人是无期徒刑。其中，还有两人被判死刑。
P.S. 部分案例引自 Lawrence R. Frey, Carl H. Botan & Gary L. Kreps (1999), Investigating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ethods, 2nd Edition
（mlln的微博 http://weibo.com/2797792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