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三姐夫沈二哥
 |
图片选自豆瓣。 |
//张充和
我家“外子”逼我写点关于沈二哥同三姐的事，他说：“海外就是你一个亲人与他们过去相处最久，还不写！”我呢，同他们相别三十一年，听不完、也说不完的话，哪还有功夫执笔！虽回去过一次，从早到晚，亲友不断往来，也不过只见到他们三四次，一半还是在人群中见到的。
如何开始呢？虽是三十一年的点滴，倒也鲜明。关于沈二哥的独白情书的故事，似乎中外都已熟悉，有的加了些善意的佐料，于人情无不合之处，既无伤大雅，又能增加读者兴趣，就不在此加注加考，做煞风景的事了。
一九三三年暑假，三姐在中国公学毕了业回苏州，同姐妹兄弟相聚，我父亲与继母那时住在上海。有一天，九如巷三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家中并没有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未通知三姐。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他写了很多信给三姐，大家早都知道了。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说：“三妹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进来坐坐等着。”他怎么也不肯，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二姐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至今仍然如此。等三姐回来，二姐便劝她去看沈二哥。三姐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二姐又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于是三姐到了旅馆，站在门外（据沈二哥的形容），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一字不改的如小学生背书似的：“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一同回到家中。
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三姐觉得礼太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象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第二次来苏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子。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的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象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会见后，爸爸同他很谈得来。这次的相会，的确有被相亲的意思。在此略叙叙我爸爸。
祖父给爸爸取名“武令”，字“绳进”。爸爸嫌这名字封建味太重，自改名“冀牖”，又名“吉友”，望名思义，的确做到自锡嘉名的程度。他接受“五四”的新思潮。他一生追求曙光，惜人才，爱朋友。他在苏州曾独资创办男校“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已多，女校尚待发展，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女中。贫穷人家的女孩，工人们的女儿，都不收学费。乐益学生中有几个贫寒的，后都成为了社会上极有用的人。老师中也有几位真正革命家，有的为革命贡献了他们可贵的生命，有的现在已成为当代有名的教育家或党的领导人。爸爸既是脑筋开明，对儿女教育，亦让其自由发展。儿女婚姻恋爱，他从不干涉，不过问。你告诉他，他笑嘻嘻的接受，绝不会去查问对方的如何如何。更不门户了。记得有一位“芳邻”曾遣媒来向爸爸求我家大姐，爸爸哈哈一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便无人向我家提亲事。所以我家那些妈妈们向外人说“张家儿女婚姻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说爸爸与沈二哥谈得十分相投，亦彼此心照不宣。在此之前，沈二哥曾函请二姐允和询爸爸意见，并向三姐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二姐给他拍发一个电报，简约的用了她自己名字“允”。三姐去电报中却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三姐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于是从第一封只仅一页、寥寥数语而份量极重的情书，到此时为止，算是告一大段落。
一九三三年初他们订婚同去青岛。那时沈二哥在青岛大学教书，写作。暑中杨振声先生约沈二哥编中小学教科用书，与三姐又同到北平，暂寄住杨家。一天杨家大司务送沈二哥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一张当票，即刻交给杨先生。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杨先生于是预支了五十元薪水给沈二哥。后来杨先生告诉我这件事，并说：“人家订婚都送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沈二哥三姐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三姐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 ，沈二哥穿件蓝色毛葛的夹袍，是大姐在上海为他们缝制的。客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朋友。家中除大姐元和，大弟宗和与我之外，还有晴江三叔一家。沈家有沈二哥的表弟黄村生和他的九妹岳萌。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小院落，有一枣一槐。正屋三间，有一厢，厢房便是沈二哥的书房兼客厅。记得他们结婚前，刚把几件东西搬进房那天夜晚，我发现有小偷在院中解网篮。便大声叫：“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二哥亦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亦大声答话，虚张一阵声势 。及至开门赶贼，早一阵脚步，爬树上屋走了。后来发现沈二哥手中紧紧了件武器——牙刷。
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四壁空空，不象后来到处塞满书籍与瓷器漆器。也无一般新婚气象。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锻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的气氛，是梁思成，林徽音送的。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困穷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使家中所剩无多余，总是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为“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记得有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定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来告急，沈二哥便向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地，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一回头四十多年，靳以与宗和都已先后过世了。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我同九小姐住一间，中隔一大帷幕。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坐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我坐在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我们的伙食饭帐。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或来吃饭，或来聊天。院中养个大公鸡，是金岳霖寄养的，一到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
那时沈二哥除了教书、写作之外，仍继续兼编教科用书，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沈二哥、汪和宗与我经常在那小楼上。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释，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和我是整工。后来日机频来，我们疏散在呈贡县的龙街。我同三姐一家又同在杨家大院住前后。周末沈二哥回龙街，上课编书仍在城中。
由龙街望出去，一片平野，远接滇池，风景极美，附近多果园，野花四季不断地开放。常有家村妇女穿着褪色桃红的袄子，滚着宽黑边，拉一道窄黑条子，点映在连天的新绿秧田中，艳丽之极。农村女孩子，小媳妇，在溪边树上拴了长长的秋千索，在水上来回荡漾。在龙街还有查阜西一家，杨荫浏一家，呈贡城内有吴文藻、冰心一家。我们自题的名胜有：“白鹭林”、“画眉坪”、“马缨桥”等。
一九四一年后，我去重庆。胜利后我回苏州他们回北平。四七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住他家甩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书籍漆盒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及至到手后，又怕三姐埋怨，有时劝我收买，有时他买了送我。所以我还有一些旧纸和青花瓷器，是那么来的，但也丢了不少。
在那宿舍院中，还住着朱光潜先生，他最喜欢同沈二哥外出看古董，也无伤大雅的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我想邀孟实陪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同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比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他虽喜欢收集，却不据为己有，往往是送了人；送了，再买。后来又收集锦锻丝绸，也无处不钻，从正统《大藏经》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他把一切图案颜色及其相关处印在脑子里，却不象守财者一样，守住古董不放。大批大批的文物，如漆盒旧纸，都送给博物馆，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他脑子里。
这次见面后，不谈则已，无论谈什么题目，总归根到文物考古方面去。他谈得生动，快乐，一切死的材料，经他一说便活了，便有感情了。这种触类旁通，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象，又敢于想象，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他说他不想再写小说，实际上他那有工夫去写！有人说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深夜
（《海内外》第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