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型政府中的税收均衡
经纪型政府的税率均衡
一、完全市场化国家中的税率均衡
假设有这么一个国家：国内经济完全市场化、没有腐败、禁止资本外移，且它的政府像一家公司一样——致力于使得总收入最大化（经纪型政府），它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税收策略？
提高税率一方面会增加政府的收入，但是同时会抑制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的减少同时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来源。因此，该政府会谋求税率和投资达到这样一个均衡点（A）：税率降低一分，则国家总收入减少；税率增加一分，则民间投资的减少足以使国家总税收减少。
航空公司在给机票定价时也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单次飞行成本固定的情况下，机票价格越高，空座率越高，航空公司谋求机票价格和空座率之间的均衡，以使得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卖出去的机票被降价作为条件苛刻的廉价机票，以尽可能多地增加收益。
即使政府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税收收益，它仍然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它对高利润行业征收更高的税收，补贴有潜在价值但是当前回报低的行业（新能源、高新技术、基础设施等），甚至直接投资于能提高整个经济体社会资本、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的部门（教育、环境等），这些行为终将促进国家的长期税收收益增加。
二、引入高利润率垄断国企后的税收均衡
但是，当政府直接投资的经济部门，不仅不需要各种补贴，利润水平还超过了民间投资带来的纳税回报时，政府就变得更加倾向于直接投资，而不是加大对税收的依赖了。（由于政府效率总是低于私营部门，国营高利润率行业除非实行垄断，否则无法与民营竞争。）
至此，原先的税率均衡被打破：提高税率虽然会降低民间投资，但多收的税可以用于新的政府投资，而这个收益会更高。
在此基础上，作为组织的政府意志会倾向于加税。多收的税款用于增加政府投资，直到政府投资日渐填满了回报率高的行业、直到国有资本的脱税回报率低至这样一个均衡点（B）：此时，税率上调或下调，均会导致政府收益（投资回报与税收回报的总和）降低——增加的税收如果进行国有投资，给政府带来的回报增加，无法弥补民间投资减少带来的税收损失。
（由于国家进行投资的资本消耗在短期内会造成收益减少，所以均衡点B的计算方式须考虑时间因素。）
三、引入国有投资中特殊获益者后的税收均衡
在一个不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国有资本可以利用垄断地位和制度不平等来获取更高的利润率。
并且，在腐败存在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的特殊获益者，会进一步扭曲这种均衡——因为，政府的组织利益和他们自身的收益并不直接相关。（特殊获益是指：通过政府内权力获取与政府组织利益相冲突的经济利益。）
换句话说，因垄断等因素而获得特殊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会致力于推动政府在达到均衡点B后，不顾政府组织的整体经济利益，进一步打压民间投资、提高税率。
此举终将导致整个经济体衰退，最终达到第三个均衡点（C）——此时，国有资本带给这些超额收益者的直接回报总额，也因着整个国有投资利润空间的减少而开始降低。至此，国有资本的扩张才会停止。
但是，这个均衡点不同于A和B，它不是用来描述政府组织的整体经济收益，而是经纪型政府里特殊受益者的彼此不同的利益均衡点（c）博弈后的结果。影响衡点C的因素包括：
1.作为组织的政府收益下降。从B到C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组织的政府，它的收益其实是在下降。与政府组织整体收益直接相关者（如执政顶层），无法容忍这个进程。事实上，在均衡点B附近，执政顶层就会试图阻止针对民营部门税率增加、限制国有资本垄断权力的扩大。
2.国有资本特殊受益者利益均衡点（c）的不同。在国有资本的经纪型扩张过程中，利润率较低、受经济规模影响较大、产品需求富有弹性的国有企业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早于利润率高、受经济规模影响较小、产品需求缺乏弹性的国有企业，彼此的均衡点c差异悬殊。前一类国有经济部门更早会与民营资本达成相近的诉求，并致力于推动经纪型政府终止增税。
3.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特殊受益者并不是泾渭分明。一方面，国有资本的特殊受益者占领了自己可以染指的高利润领域后，会将个人收益投资于民营领域；另一方面，民营资本会通过与经纪型政府中握有权力寻租机会的人合作，从国有资本的超额特殊收益中分一杯羹。每个在国有垄断部门和民营行业中均有收益的投资者，因为收益分布的不同，他的个人整体收益受损点（均衡点d）要早于他在国有资本中特殊收益的部分开始受损的均衡点（c）。在他的均衡点c抵达之前，他就会试图阻止税率增加。（纯粹的国有资本特殊受益者，c和d重合。）
综上三个因素，在税率增加的整个过程中，那些特殊收益更早开始受损（抵达税率均衡点d）的人会站出来阻止税率增加。
（注：以上均未考虑因道德等因素产生的利他行为。）
四、引入资本外移后的税率均衡
上文中，假设该经济体完全禁止对外投资。但如果投资者支付一定成本便可以将个人资本转移至其他经济体，情况将更加复杂。
只要经济衰退中个人的预期损失高于他转移资本的预期成本，他就会选择转移资本（均衡点e）。对纯粹的民营投资者，e和A、B、c无必然区间关系，取决于资本流通的规律。纯粹的国有资本受益者没有均衡点e（贪官总是在罪行暴露前夕才外逃）。在国有垄断部门和民营行业中均有收益的投资者，选择资本转移的税率节点（e），取决于计算了资本外移预期成本因素后的个人总收益均衡点（d）。
当资本转移的预期成本较高时（转移资本的行为本身会造成极大损失），投资者会倾向于更晚进行资本转移，例如：在经济体内拥有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民营投资者往往在亏损很难弥补后才选择转移；当资本转移的预期成本较低时、其他经济体资本收益预期更高时，投资者会更早选择转移，如手持大量现金者。
对于在国有垄断部门和民营行业中均有收益的投资者，情况较为复杂：在国有资本中特殊收益比例较高者，由于特殊获益多来自于制度特权，均衡点e较高；通过民营资本获益较多者，均衡点e较低。
民营资本的向外转移加剧经济衰退，导致均衡点C降低。
五、影响上述各均衡点的其他因素
1.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不会是一个彻底的经纪型国家（除非他的管理者都是外国人）。出于对统治合法性等因素的考虑，政府组织的非人格意志会倾向于在税率达到均衡点B之前就阻止税率增加。
2.当政府及其特殊获益者收益增加时，其统治成本也将增加。均衡点B和C须计算这项成本。
3.并不存在一个人格化的政府组织意志，正如政府组织中每个特殊收益者的利益均不一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政府中的某个管理者完全代表了政府组织的整体利益。
4.由于技术限制和有限理性，所有人都不可能掌握关于经济状况的全部的准确信息，所有人对各个税率均衡点的判断都不可能完全准确。
5.税率不是影响民营资本投资回报的唯一因素。上文只考虑了这一因素。
6.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政府组织成员出于道德感而采取的利他行为。
一、完全市场化国家中的税率均衡
假设有这么一个国家：国内经济完全市场化、没有腐败、禁止资本外移，且它的政府像一家公司一样——致力于使得总收入最大化（经纪型政府），它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税收策略？
提高税率一方面会增加政府的收入，但是同时会抑制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的减少同时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来源。因此，该政府会谋求税率和投资达到这样一个均衡点（A）：税率降低一分，则国家总收入减少；税率增加一分，则民间投资的减少足以使国家总税收减少。
航空公司在给机票定价时也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单次飞行成本固定的情况下，机票价格越高，空座率越高，航空公司谋求机票价格和空座率之间的均衡，以使得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卖出去的机票被降价作为条件苛刻的廉价机票，以尽可能多地增加收益。
即使政府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税收收益，它仍然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它对高利润行业征收更高的税收，补贴有潜在价值但是当前回报低的行业（新能源、高新技术、基础设施等），甚至直接投资于能提高整个经济体社会资本、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的部门（教育、环境等），这些行为终将促进国家的长期税收收益增加。
二、引入高利润率垄断国企后的税收均衡
但是，当政府直接投资的经济部门，不仅不需要各种补贴，利润水平还超过了民间投资带来的纳税回报时，政府就变得更加倾向于直接投资，而不是加大对税收的依赖了。（由于政府效率总是低于私营部门，国营高利润率行业除非实行垄断，否则无法与民营竞争。）
至此，原先的税率均衡被打破：提高税率虽然会降低民间投资，但多收的税可以用于新的政府投资，而这个收益会更高。
在此基础上，作为组织的政府意志会倾向于加税。多收的税款用于增加政府投资，直到政府投资日渐填满了回报率高的行业、直到国有资本的脱税回报率低至这样一个均衡点（B）：此时，税率上调或下调，均会导致政府收益（投资回报与税收回报的总和）降低——增加的税收如果进行国有投资，给政府带来的回报增加，无法弥补民间投资减少带来的税收损失。
（由于国家进行投资的资本消耗在短期内会造成收益减少，所以均衡点B的计算方式须考虑时间因素。）
三、引入国有投资中特殊获益者后的税收均衡
在一个不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国有资本可以利用垄断地位和制度不平等来获取更高的利润率。
并且，在腐败存在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的特殊获益者，会进一步扭曲这种均衡——因为，政府的组织利益和他们自身的收益并不直接相关。（特殊获益是指：通过政府内权力获取与政府组织利益相冲突的经济利益。）
换句话说，因垄断等因素而获得特殊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会致力于推动政府在达到均衡点B后，不顾政府组织的整体经济利益，进一步打压民间投资、提高税率。
此举终将导致整个经济体衰退，最终达到第三个均衡点（C）——此时，国有资本带给这些超额收益者的直接回报总额，也因着整个国有投资利润空间的减少而开始降低。至此，国有资本的扩张才会停止。
但是，这个均衡点不同于A和B，它不是用来描述政府组织的整体经济收益，而是经纪型政府里特殊受益者的彼此不同的利益均衡点（c）博弈后的结果。影响衡点C的因素包括：
1.作为组织的政府收益下降。从B到C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组织的政府，它的收益其实是在下降。与政府组织整体收益直接相关者（如执政顶层），无法容忍这个进程。事实上，在均衡点B附近，执政顶层就会试图阻止针对民营部门税率增加、限制国有资本垄断权力的扩大。
2.国有资本特殊受益者利益均衡点（c）的不同。在国有资本的经纪型扩张过程中，利润率较低、受经济规模影响较大、产品需求富有弹性的国有企业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早于利润率高、受经济规模影响较小、产品需求缺乏弹性的国有企业，彼此的均衡点c差异悬殊。前一类国有经济部门更早会与民营资本达成相近的诉求，并致力于推动经纪型政府终止增税。
3.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特殊受益者并不是泾渭分明。一方面，国有资本的特殊受益者占领了自己可以染指的高利润领域后，会将个人收益投资于民营领域；另一方面，民营资本会通过与经纪型政府中握有权力寻租机会的人合作，从国有资本的超额特殊收益中分一杯羹。每个在国有垄断部门和民营行业中均有收益的投资者，因为收益分布的不同，他的个人整体收益受损点（均衡点d）要早于他在国有资本中特殊收益的部分开始受损的均衡点（c）。在他的均衡点c抵达之前，他就会试图阻止税率增加。（纯粹的国有资本特殊受益者，c和d重合。）
综上三个因素，在税率增加的整个过程中，那些特殊收益更早开始受损（抵达税率均衡点d）的人会站出来阻止税率增加。
（注：以上均未考虑因道德等因素产生的利他行为。）
四、引入资本外移后的税率均衡
上文中，假设该经济体完全禁止对外投资。但如果投资者支付一定成本便可以将个人资本转移至其他经济体，情况将更加复杂。
只要经济衰退中个人的预期损失高于他转移资本的预期成本，他就会选择转移资本（均衡点e）。对纯粹的民营投资者，e和A、B、c无必然区间关系，取决于资本流通的规律。纯粹的国有资本受益者没有均衡点e（贪官总是在罪行暴露前夕才外逃）。在国有垄断部门和民营行业中均有收益的投资者，选择资本转移的税率节点（e），取决于计算了资本外移预期成本因素后的个人总收益均衡点（d）。
当资本转移的预期成本较高时（转移资本的行为本身会造成极大损失），投资者会倾向于更晚进行资本转移，例如：在经济体内拥有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民营投资者往往在亏损很难弥补后才选择转移；当资本转移的预期成本较低时、其他经济体资本收益预期更高时，投资者会更早选择转移，如手持大量现金者。
对于在国有垄断部门和民营行业中均有收益的投资者，情况较为复杂：在国有资本中特殊收益比例较高者，由于特殊获益多来自于制度特权，均衡点e较高；通过民营资本获益较多者，均衡点e较低。
民营资本的向外转移加剧经济衰退，导致均衡点C降低。
五、影响上述各均衡点的其他因素
1.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不会是一个彻底的经纪型国家（除非他的管理者都是外国人）。出于对统治合法性等因素的考虑，政府组织的非人格意志会倾向于在税率达到均衡点B之前就阻止税率增加。
2.当政府及其特殊获益者收益增加时，其统治成本也将增加。均衡点B和C须计算这项成本。
3.并不存在一个人格化的政府组织意志，正如政府组织中每个特殊收益者的利益均不一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政府中的某个管理者完全代表了政府组织的整体利益。
4.由于技术限制和有限理性，所有人都不可能掌握关于经济状况的全部的准确信息，所有人对各个税率均衡点的判断都不可能完全准确。
5.税率不是影响民营资本投资回报的唯一因素。上文只考虑了这一因素。
6.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政府组织成员出于道德感而采取的利他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