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布、炮弹规划和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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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尔的人民啊，我们在高速公路上，100米高的公路，以最快的速度驾驶， 俯瞰一片壮美的景观！（因为我们看到它，征服它，建造它）我不是在欺骗自己。我要告诉你们，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的公民，当世界上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摩登城市时，你是多么自豪而并快乐！”（柯布西耶）
在介绍北非城市阿尔及尔的炮弹计划（Obus）时，柯布西耶狂热地描绘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式的场景。这个计划充满了现代派的梦想或野心，却没有提到任何与该城市的历史或文化有关的信息。似乎在大规模住房、高速公路和商圈中，一切与本土文化有关的居住形式都成了落后的象征。于是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现代”？什么是“传统”？这些概念是怎样影响和操纵空间设计的？
设计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设计者的主观性的制约。从柯布早些年在欧洲提出的高层高密度的“三百万城市”、“radiant city”等设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建筑的现代主义的信仰是如何被运用到城市规划的实践。柯布西耶歌颂新的建筑意象和1920年的国际风格的文体宣言，同时批评工业化所造成的城市的混乱状况。他对这种不受控制的城市发展非常不满，因为在他看来看，一个城市或一个镇的空间应该像机器那样有条不紊地履行其功能：“人们应该高效率地吃喝、睡觉、工作、游乐，一切不相干的障碍都应该清除。”
并未能在欧洲城市实现建筑野心的柯布把他对速度、效率和秩序的热情又投向了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城市阿尔及尔。1930年的A项目和1933年的B项目提出在圣尤金郊区和市中心之间建造高100米的高速公路。这条公路跟随着多山的海岸线的优雅曲线，其下部结构为180,000人的大规模住房。在皇帝堡城区附近的高架站点，另一个复杂的弯曲公寓楼也即将开发，可提供为220,000人提供住房。对政府当局提出计划时，柯布西耶特别强调这项项目的经济收益： “如果一个普通家庭由6人组成，住在300平米的房子里，这房子价值22500法郎，那么22万人：220000 / 6 = 36000家庭* 22,500法郎 = 8.1亿法郎。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让人放心的致富方法（阿尔及尔梦寐以求的最奇妙的方法），让目前荒无人烟、一文不值的皇帝堡城区马上变成价值8.1亿法郎的繁华社区!”
                
                
在炮弹计划破灭后，这些宣布其伟大人文和商业价值的修辞难免变成纸上谈兵和数字游戏。为了调查问题的实质，我们转向现代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那些不容置疑的概念。如果一些东西被认为是“现代”的，那么就会由另外一些东西被视作“传统”的。如果在阿尔及尔这个地方柯布式的城市景观是“现代化”的模板，那么当地的伊斯兰的居住部落——卡斯巴（ Casbah），便是对立中的“传统”版本。如果我们从传统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在罗伊（Ananya Roy）的“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下，我们将重新审视与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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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代建筑的模型是文化的有机发展，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操作或字面上的定义，那么历史和物质上处于优越地位的文化就有绝对的自主权参与和挑战另一个社会的城市系统和经济系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罗伊（Ananya Roy）提出的“多元现代性”颠覆了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而这些观点一直以来占据了欧洲和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主导地位。罗伊认为，现代和传统之间的长期斗争标记着的地缘政治秩序和话语的合法性，“通过驯服传统现代主义得到巩固，在现代主义的骨灰中让传统复兴”。换句话说，在“多元现代性”的前提下，一边是欧洲人民的现代化，另一边是伊斯兰人民的现代化。 如果炮弹计划能够把阿尔及亚改造成使豪斯曼伯爵自豪的现代化城市，它是否在伊斯兰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相同的意义？
法国殖民主义明显把阿尔及尔的城市空间组织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鲜明的欧洲和非洲的人口之间的分裂。城市的殖民区部分座落于海边的平地，按照欧洲的生活方式精心策划，林荫大道，广场，摩尔和拜占庭风格的大教堂和清真寺错落有致。攀上海滨的陡峭山坡，便可以看到老城区卡斯巴，重重叠叠的房子和迷宫般的小径形成一个庞大的居住群。柯布西耶对卡斯巴特别感兴趣，他的改造计划也没有干扰老城区的任何部分。汽车高速公路将建在卡斯巴的上方，连接城市的商业中心和欧洲郊区，这样下面的卡斯巴便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在空间的分隔上，高速公路把这个城市分成了两个部分：卡斯巴和处于主导地位的欧洲共同体。
然而对当地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来说，柯布西耶和政府当局标榜的“现代化”并没有独立战争值得关心，因为两种文化一直处于长期的冲突中。在电影《阿尔及尔之战》（ 导演Gillo Pontevorco，1965）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几次暴乱和恐怖爆炸后，卡斯巴和殖民区间的关卡全部被迫关闭。为了民族革命和保护卡斯巴的贫民窟，阿尔及利亚武装分子伪装成欧洲人得以通过障碍进入殖民区：
“摘下面纱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姿态像一条西部海域的鱼。法国巡逻的士兵都对她微笑，纷纷赞赏她的容貌，但没有一个人想到，她藏在手提包中的自动手枪，将马上把巡逻小队中的一人撂倒。”
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中，“现代”和“传统”的符号被操纵、交换和转化成一种伪装技术。当阿尔及利亚妇女摘下面纱，身着现代服饰，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伊斯兰身份接受欧洲现代化，而是为了维护传统。这是个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伪造。在同样的逻辑，被柯布西耶作为现代性的图标的高架公路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地道的现代乌托邦阿尔及尔市， 而是一个殖民主义的设备，在乌托邦的幌子下以示现代化力量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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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在炮弹计划中为现代化的城市创造了无可挑剔的设想和富有远见的图纸。该计划的现代和进步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逻辑上是令人费解的：原有的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架构，成为现代派机械的实验和观测站。柯布眼中的落后而原始的生活方式是当地居民一直争取“liberté toujours”，他认为的现代和创新却是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压迫和侵犯。柯布把阿尔及尔作为一项现代主义的实验，想要创造充满活力，健康，高效，运动和工作为中心的理想城市，却没有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或城市独特的文化环境任何考虑。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界定或划定建筑领域的空间，就像设计架构的连接一样？它是炫耀技术能力的现代化产物，还是传播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巨大的文化呢？ 借鉴当代批判理论，要通过横切二分法得到一个替代的中间位置，不仅要提供一个全面的架构本身的条件，也需要复杂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因为它们直接或者批判性地影响建筑。和柯布不同的是，后现代建筑师，如文丘里(Robert Venturi）和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并没有寻找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一个可以解决所有的居住问题的主题，而是企图重新思考关于某个城市和环境的特别情况，以及如何重新配置已有的空间。现代主义建筑师，深受二十世纪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尝试通过建立一个标准化的乌托邦形式的上层建筑从而获得完美的社会与政治体系，一个现实的环境以外的理想化设计，最终得到与现代建筑梦想相抵触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