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第一层《杜伊诺哀歌》（三）——不靠谱的范畴
我认为，仅仅从文学史家的立场出发，或者以形式美学的范畴为视点（把里尔克看作诗人或艺术家），这样探讨里尔克，绝不可能真正揭示关键点。
……
把里尔克套入一个明确的无矛盾的公式，是根本不行的。不仅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他与感性和超感性的此在之强力的相遇及较量没有获得同样的结果，就是在同一个阶段，问题的了结也不无矛盾。他也并不是一本天衣无缝的书，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矛盾的人。
——勒塞
勒塞的这一人物认识观可以应用到很多人身上。带“后现代”称号的人似乎都与范畴学不对付，当然这是后人的介评与总结，并非这些人的亲身声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对福柯的评价是“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卡夫卡就更“惨”了点，德国评论家龚德尔.安德尔如是评价他：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范畴在失效，范畴继续生效。因为公式是一种证明，为我们理解里尔克提供进路，尽管进路不是沿着公式直接指名的方向，它起码在起着后盾的作用，告诉我们哪条路是歧途。
现阶段对里尔克的认识也只能遵循这一路径衍思下去。承认里尔克是矛盾体的论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态度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首先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祈祷集》（又译《时辰的书》）中里尔克所持的一个重要观点——“上帝‘正在形成’，这个上帝有待于造就”在《杜伊诺哀歌》中完全不再被坚持。《杜伊诺哀歌》中“几乎不再称呼上帝，只是顺便提到他。……是因为他现在觉得上帝太伟大，使他不敢再称呼上帝，于是保持沉默。”这完全不同于他在《祈祷集》里屡用渎神之词的态度。这种反常性是我所想追问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将答案置于人本身的天性中去，许多天问就可以找到很简单的解释途径了。事实上我还没有找到让他矛盾的原因，或者说看到他为何转变的合理的能够令自己信服的解释。
里尔克于1901年脱离（天主教）教会。在自己的遗嘱中，他恳求朋友们不让任何僧侣到他的墓地。他坚定不移地拒绝了教会和基督教。勒塞将里尔克的这一态度归结为他少年时期的痛苦——里尔克“母亲的伪善”。“她（里尔克的母亲）的虔敬不真实，是沿袭下来的，她以这种”虔敬堵死了儿子走向基督教和任何天主教的路。由于母亲的缘故，他在一种失真的光照下看待这两者。……虽然他发誓从内心“了结”童年的负重，但他从未摆脱出来，因而他始终有一种逆反心理，从那以后，凡是要求他终生不渝的事情，他一概反对。”保利的这段文本似乎可以解释里尔克矛盾的由来——母亲的伪善所造成的他心灵的逆反性，因而会在信仰上出现转折。但我相信，逆反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因为逆反的终极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如果将逆反与顺从都放入人的自然性中来，很少有人乐于去选择逆反，或者说一贯的逆反。因为逆反太劳累，开始有人喜欢逆反更多的是为了贪一时新鲜，好奇心一过必然回归本位。就像里尔克一直歌颂的“恋人”概念，这个概念代表一种暂时性，所以才显得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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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里尔克套入一个明确的无矛盾的公式，是根本不行的。不仅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他与感性和超感性的此在之强力的相遇及较量没有获得同样的结果，就是在同一个阶段，问题的了结也不无矛盾。他也并不是一本天衣无缝的书，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矛盾的人。
——勒塞
勒塞的这一人物认识观可以应用到很多人身上。带“后现代”称号的人似乎都与范畴学不对付，当然这是后人的介评与总结，并非这些人的亲身声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对福柯的评价是“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卡夫卡就更“惨”了点，德国评论家龚德尔.安德尔如是评价他：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范畴在失效，范畴继续生效。因为公式是一种证明，为我们理解里尔克提供进路，尽管进路不是沿着公式直接指名的方向，它起码在起着后盾的作用，告诉我们哪条路是歧途。
现阶段对里尔克的认识也只能遵循这一路径衍思下去。承认里尔克是矛盾体的论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态度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首先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祈祷集》（又译《时辰的书》）中里尔克所持的一个重要观点——“上帝‘正在形成’，这个上帝有待于造就”在《杜伊诺哀歌》中完全不再被坚持。《杜伊诺哀歌》中“几乎不再称呼上帝，只是顺便提到他。……是因为他现在觉得上帝太伟大，使他不敢再称呼上帝，于是保持沉默。”这完全不同于他在《祈祷集》里屡用渎神之词的态度。这种反常性是我所想追问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将答案置于人本身的天性中去，许多天问就可以找到很简单的解释途径了。事实上我还没有找到让他矛盾的原因，或者说看到他为何转变的合理的能够令自己信服的解释。
里尔克于1901年脱离（天主教）教会。在自己的遗嘱中，他恳求朋友们不让任何僧侣到他的墓地。他坚定不移地拒绝了教会和基督教。勒塞将里尔克的这一态度归结为他少年时期的痛苦——里尔克“母亲的伪善”。“她（里尔克的母亲）的虔敬不真实，是沿袭下来的，她以这种”虔敬堵死了儿子走向基督教和任何天主教的路。由于母亲的缘故，他在一种失真的光照下看待这两者。……虽然他发誓从内心“了结”童年的负重，但他从未摆脱出来，因而他始终有一种逆反心理，从那以后，凡是要求他终生不渝的事情，他一概反对。”保利的这段文本似乎可以解释里尔克矛盾的由来——母亲的伪善所造成的他心灵的逆反性，因而会在信仰上出现转折。但我相信，逆反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因为逆反的终极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如果将逆反与顺从都放入人的自然性中来，很少有人乐于去选择逆反，或者说一贯的逆反。因为逆反太劳累，开始有人喜欢逆反更多的是为了贪一时新鲜，好奇心一过必然回归本位。就像里尔克一直歌颂的“恋人”概念，这个概念代表一种暂时性，所以才显得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