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弃婴引发的思考
法国经院哲学家Johannes Buridan讲过一个道德哲学的寓言故事：假如一头驴于处在同样距离的两堆同样大同样香的青草之间，如果这驴子没有自由意志作抉择，老是作不出决定，岂不会饿死？
阿伦特为我们作出了解释：驴子之所以没有饿死，恰恰是因为他不考虑选择的理由、放弃了自由选择，相信自己的欲望，取得了触手可及的东西。
尼采问：一头驴子可能是悲剧性的吗？并断言：这是哲学家的事件。
据说有一个老生常谈的关于先救老婆还是先救老妈的问题最近在现实中发生了，儿子想都没想先救了靠得近的老婆，结果被老爸批评了。——看来想都不想就行动是会遭致批评的。但我却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老婆。我要讨论一个看起来不需要想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看起来无可争议而不必导致哲学家驴子之悲剧的问题。也许，看起来而已。
这是一个关于弃婴的问题。这还是一个关于杀婴的问题，尽管没有杀死，而是被一群热情的好心分子救活了。据说，人们正怒不可遏地要找出凶手。找出凶手来干嘛？
弃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杀婴在历史上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我们想也不想地把那婴儿救活了。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卢梭作为教师，这个婴儿该如何面对世界，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婴儿呢？
这个婴儿长大了，他该感谢救助他的社会呢，还是该仇恨抛弃甚至想杀死他的父母呢？
被抛弃的婴儿，如果按照洛克的理论，只享有免除赡养父母的义务的权利；被杀而未遂的婴儿，享有复仇的权利吗？按我们的传统，生命来自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但我们是文明人了，或者说，西方文明人了，所以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因为这生命来自上帝，或者说来自自然权利，说得更直接一点，生命权是一种最基本的自然权利。那么，即便是父母，也无权杀死婴儿，即便那个长大的婴儿不复仇，法律也会提起公诉。但我问的不是法律，而是那个婴儿。他有仇恨的权利吗？如果有一个上帝，上帝会说，不要抵抗邪恶，抵抗邪恶也是一种恶。如果没有了劝诫”不要抵抗邪恶“的上帝，复仇还是一种恶吗？
复仇这个问题太过刺眼，所以最好还是讨论温和一点的方面，例如成长的困难。
首先，这些人出于什么心态救助了这个婴儿，怜悯吗?女性主义者会说，对女人的同情也是一种歧视。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个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把这种救助看成一种歧视呢？爱吗？一般来说，爱是不需要回报的。但我们对忘恩负义是如此地鄙夷，放佛我们的内心是完全地依赖于对回报的企盼才去爱的。在一种感恩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婴儿会不会把这种爱看成一种付出与回报的交易呢？如果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他能满足社会所企盼的回报，那么设想他是一个乐于回报的人，也不是不可能。但如果他并非那么成功，以至于他觉得他没有能力承担这种感恩教育所培养出的如此沉重的责任，那么，由此而确证了他把爱与感恩看成付出与回报的交易，也不是不可能。而一种本质是交易的爱则让人作呕。
其次，他该如何面对他自己？他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一出生就被抛弃、被残杀，然后被救助，被歧视，被施加各种他难以承受的肉体和心灵的负担？如果这样，似乎完全不出生来得还要好些。但他能选择他的出生与不出生吗？但他至少能选择他的死？也许死也是不能选择的，因为别人还等着你的感恩呢。如果他是一个对痛苦足够敏感的人，也许他会成为一个佛教徒；如果他是一个对罪足够敏感的人，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对力量和本能足够敏感，他会成为什么呢？
最后，他该如何面对他的父母？他会想，这样的人还算父母吗？但他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该受诅咒的印记——血缘。如果他接受了非常有道德的教育，仿佛大舜一般，甚至孝顺其抛弃他和想要杀死他的人来，那么，他难道能一点也不受我们这个时代各种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影响吗？他难道一点也不心存芥蒂吗？他的这种心存芥蒂难道一点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影响到他父母眼中的他的行为，影响到他眼中的他的父母对他的行为的看法吗？稍有差池，他就不可能成为大舜，那么他会滑向多深的深渊呢？
我实在看不出，这种救助是不是不比那抛弃和杀害更残忍。如果是我，也许就会像那头驴子一样，在犹疑之间任其自身自灭？但这却也是一种选择了。无论如何，人难以选择不遇到已经遇到的事。也许，人能掩耳盗铃地选择忘却这件事。
“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
决心的赤热的光彩，
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
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
也会逆流而退，
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也许，行动的坚决本身就是高贵。那么，纳粹运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运动，因为它的震撼所带来的美是难以言表的。这种美更甚于一切悲剧。正如我们在不能算是悲剧的电影，如《沉默的羔羊》、《七宗罪》中看到的那种美一样，尽管那显然是一种残忍的美。美也不禁染上了邪恶，正如纳粹运动本身是彻头彻尾的邪恶一样。
阿伦特为我们作出了解释：驴子之所以没有饿死，恰恰是因为他不考虑选择的理由、放弃了自由选择，相信自己的欲望，取得了触手可及的东西。
尼采问：一头驴子可能是悲剧性的吗？并断言：这是哲学家的事件。
据说有一个老生常谈的关于先救老婆还是先救老妈的问题最近在现实中发生了，儿子想都没想先救了靠得近的老婆，结果被老爸批评了。——看来想都不想就行动是会遭致批评的。但我却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老婆。我要讨论一个看起来不需要想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看起来无可争议而不必导致哲学家驴子之悲剧的问题。也许，看起来而已。
这是一个关于弃婴的问题。这还是一个关于杀婴的问题，尽管没有杀死，而是被一群热情的好心分子救活了。据说，人们正怒不可遏地要找出凶手。找出凶手来干嘛？
弃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杀婴在历史上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我们想也不想地把那婴儿救活了。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卢梭作为教师，这个婴儿该如何面对世界，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婴儿呢？
这个婴儿长大了，他该感谢救助他的社会呢，还是该仇恨抛弃甚至想杀死他的父母呢？
被抛弃的婴儿，如果按照洛克的理论，只享有免除赡养父母的义务的权利；被杀而未遂的婴儿，享有复仇的权利吗？按我们的传统，生命来自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但我们是文明人了，或者说，西方文明人了，所以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因为这生命来自上帝，或者说来自自然权利，说得更直接一点，生命权是一种最基本的自然权利。那么，即便是父母，也无权杀死婴儿，即便那个长大的婴儿不复仇，法律也会提起公诉。但我问的不是法律，而是那个婴儿。他有仇恨的权利吗？如果有一个上帝，上帝会说，不要抵抗邪恶，抵抗邪恶也是一种恶。如果没有了劝诫”不要抵抗邪恶“的上帝，复仇还是一种恶吗？
复仇这个问题太过刺眼，所以最好还是讨论温和一点的方面，例如成长的困难。
首先，这些人出于什么心态救助了这个婴儿，怜悯吗?女性主义者会说，对女人的同情也是一种歧视。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个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把这种救助看成一种歧视呢？爱吗？一般来说，爱是不需要回报的。但我们对忘恩负义是如此地鄙夷，放佛我们的内心是完全地依赖于对回报的企盼才去爱的。在一种感恩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婴儿会不会把这种爱看成一种付出与回报的交易呢？如果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他能满足社会所企盼的回报，那么设想他是一个乐于回报的人，也不是不可能。但如果他并非那么成功，以至于他觉得他没有能力承担这种感恩教育所培养出的如此沉重的责任，那么，由此而确证了他把爱与感恩看成付出与回报的交易，也不是不可能。而一种本质是交易的爱则让人作呕。
其次，他该如何面对他自己？他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一出生就被抛弃、被残杀，然后被救助，被歧视，被施加各种他难以承受的肉体和心灵的负担？如果这样，似乎完全不出生来得还要好些。但他能选择他的出生与不出生吗？但他至少能选择他的死？也许死也是不能选择的，因为别人还等着你的感恩呢。如果他是一个对痛苦足够敏感的人，也许他会成为一个佛教徒；如果他是一个对罪足够敏感的人，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对力量和本能足够敏感，他会成为什么呢？
最后，他该如何面对他的父母？他会想，这样的人还算父母吗？但他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该受诅咒的印记——血缘。如果他接受了非常有道德的教育，仿佛大舜一般，甚至孝顺其抛弃他和想要杀死他的人来，那么，他难道能一点也不受我们这个时代各种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影响吗？他难道一点也不心存芥蒂吗？他的这种心存芥蒂难道一点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影响到他父母眼中的他的行为，影响到他眼中的他的父母对他的行为的看法吗？稍有差池，他就不可能成为大舜，那么他会滑向多深的深渊呢？
我实在看不出，这种救助是不是不比那抛弃和杀害更残忍。如果是我，也许就会像那头驴子一样，在犹疑之间任其自身自灭？但这却也是一种选择了。无论如何，人难以选择不遇到已经遇到的事。也许，人能掩耳盗铃地选择忘却这件事。
“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
决心的赤热的光彩，
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
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
也会逆流而退，
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也许，行动的坚决本身就是高贵。那么，纳粹运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运动，因为它的震撼所带来的美是难以言表的。这种美更甚于一切悲剧。正如我们在不能算是悲剧的电影，如《沉默的羔羊》、《七宗罪》中看到的那种美一样，尽管那显然是一种残忍的美。美也不禁染上了邪恶，正如纳粹运动本身是彻头彻尾的邪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