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王永年
这篇文章是09年上大学时写在校内上的，2012年7月21日他去世了，重贴旧文，纪念这位如牛一般默默耕耘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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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像我一样，喜好外国文学但是外文能力很差，那么就不得不去读译本，如果你读译本，就不得不跟那些翻译家们产生联系，你会为他们的某一句翻译的如此精当而喝彩，你会为他们某些地方文字的失误而感到困惑，你会高兴你会愤怒，但是你还是要不得不耐着性子看这些人的译作，因为你和我一样是个外文白痴，当然如果的话。
王永年这个名字最初接触是从博尔赫斯开始的，国内翻译博尔赫斯的寥寥无几，只有几个人，林之木王永年而已，而林之木是翻译博的诗作，我没读过太多他的诗，所以对于林我没什么好说的。博尔赫斯的小说我倒是读了不少，今天上午和下午一直停电、停水，我便拿着那本《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躺在床上翻看，我觉得这是长久以来我几乎遗失了的一种体验，感谢这次停电吧。
王永年翻译的很好，我觉得是这样的，读起来流畅通顺，没什么晦涩尖刻的东西，没有吃夹生饭的感觉。我从网上搜了一下王的相关资料，发现他已经80岁了，又看了一篇关于他的采访，发现此人虽然算不上文学大家，但是是一个尽心尽力办事的匠才。
王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曾经担任过云南盐务局的局长，所以家境殷实，从小生活在上海，因为家庭环境影响英语对于他简直是第二母语一般，大学是上海当时著名的圣约翰教会学校，当时和他同班的还有日后成为一代才女的张爱玲。王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所以他兼学了日语，原本想读医科的他又学习了德语，后来因为当时革命的原因又自学了俄语，总之王永年的外文能力十分过硬。解放后英语因为属于“资产阶级语言”所以不吃香了，德语就更不必说了，日语因为日本投降的缘故也用不上了，俄语后来因为跟苏联断交也不在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所以王又自学了西班牙语，后来被调到了北京新华社担任翻译编辑工作，每日里就是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等官方的报刊社论打交道，那时候翻译错了一个字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所以王在当时练就了非常精确、准确的翻译功力，这也为了日后他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起来翻译外国文学著作完全是当时为了养家糊口，新华社的待遇并不高，甚至比在上海的同等编辑部工作要低一级工资，所以王永年当时就用了三四个笔名不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填补家用，他说：“开始做翻译就是为了谋生，就这本事，不做这个做什么？那时候是业余时间干，有的稿子能用，有的稿子还不能用。你别以为翻译，以前翻译还是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批的啊，不是很光彩的事情。我就偷偷摸摸地干，有些作品署笔名，像王仲年用得比较多，而雷怡是西班牙文国王的“王”字的发音，还用过杨绮，杨是我去世的老伴的姓，绮是我一个同事的名字。有时《世界文学》一期里有我四五篇文章，这时候就不能都署一个名，否则别人会有意见，认为你们搞小圈子，专门用自己的翻译，不用外面人的稿子。唉，做人很累的，各方各面都要考虑。”
后来他退休了，应邀为《在路上》原版做翻译，弄了10个月，那已经是年近80岁的时候了。王永年本身并不喜欢“垮掉的一代”，但是作为工作也就接下了，他说：“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
王这一代翻译家大都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但是秉性坚定而稳重，对于翻译都非常认真，这是现在所缺少的一种风气，虽然不可能成为一代大家，但能给人们带来一种平常人的感受，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翻译总是会受很多因素的制约，不但要精通外文文学更重要的是还要精通本国文学，鲁迅曾经取笑一个翻译家将“milkway”翻译为“牛奶路”，这就是对于外文能力不足的体现。王小波说他的文学启蒙来自于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他读的是查良铮先生的译本，他说他后来又读了其他人的译作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好的文字。查良铮曾经当过诗人，所以中国文学的功力十分深厚，王道乾所译的《情人》也被世所称赞就是一个道理，翻译能力是双向的。
读外国文学若如我一般那么真的是要好好选择译本啊，否则一场本来应该是美好的盛宴就会变成一场糟糕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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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像我一样，喜好外国文学但是外文能力很差，那么就不得不去读译本，如果你读译本，就不得不跟那些翻译家们产生联系，你会为他们的某一句翻译的如此精当而喝彩，你会为他们某些地方文字的失误而感到困惑，你会高兴你会愤怒，但是你还是要不得不耐着性子看这些人的译作，因为你和我一样是个外文白痴，当然如果的话。
王永年这个名字最初接触是从博尔赫斯开始的，国内翻译博尔赫斯的寥寥无几，只有几个人，林之木王永年而已，而林之木是翻译博的诗作，我没读过太多他的诗，所以对于林我没什么好说的。博尔赫斯的小说我倒是读了不少，今天上午和下午一直停电、停水，我便拿着那本《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躺在床上翻看，我觉得这是长久以来我几乎遗失了的一种体验，感谢这次停电吧。
王永年翻译的很好，我觉得是这样的，读起来流畅通顺，没什么晦涩尖刻的东西，没有吃夹生饭的感觉。我从网上搜了一下王的相关资料，发现他已经80岁了，又看了一篇关于他的采访，发现此人虽然算不上文学大家，但是是一个尽心尽力办事的匠才。
王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曾经担任过云南盐务局的局长，所以家境殷实，从小生活在上海，因为家庭环境影响英语对于他简直是第二母语一般，大学是上海当时著名的圣约翰教会学校，当时和他同班的还有日后成为一代才女的张爱玲。王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所以他兼学了日语，原本想读医科的他又学习了德语，后来因为当时革命的原因又自学了俄语，总之王永年的外文能力十分过硬。解放后英语因为属于“资产阶级语言”所以不吃香了，德语就更不必说了，日语因为日本投降的缘故也用不上了，俄语后来因为跟苏联断交也不在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所以王又自学了西班牙语，后来被调到了北京新华社担任翻译编辑工作，每日里就是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等官方的报刊社论打交道，那时候翻译错了一个字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所以王在当时练就了非常精确、准确的翻译功力，这也为了日后他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起来翻译外国文学著作完全是当时为了养家糊口，新华社的待遇并不高，甚至比在上海的同等编辑部工作要低一级工资，所以王永年当时就用了三四个笔名不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填补家用，他说：“开始做翻译就是为了谋生，就这本事，不做这个做什么？那时候是业余时间干，有的稿子能用，有的稿子还不能用。你别以为翻译，以前翻译还是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批的啊，不是很光彩的事情。我就偷偷摸摸地干，有些作品署笔名，像王仲年用得比较多，而雷怡是西班牙文国王的“王”字的发音，还用过杨绮，杨是我去世的老伴的姓，绮是我一个同事的名字。有时《世界文学》一期里有我四五篇文章，这时候就不能都署一个名，否则别人会有意见，认为你们搞小圈子，专门用自己的翻译，不用外面人的稿子。唉，做人很累的，各方各面都要考虑。”
后来他退休了，应邀为《在路上》原版做翻译，弄了10个月，那已经是年近80岁的时候了。王永年本身并不喜欢“垮掉的一代”，但是作为工作也就接下了，他说：“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
王这一代翻译家大都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但是秉性坚定而稳重，对于翻译都非常认真，这是现在所缺少的一种风气，虽然不可能成为一代大家，但能给人们带来一种平常人的感受，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翻译总是会受很多因素的制约，不但要精通外文文学更重要的是还要精通本国文学，鲁迅曾经取笑一个翻译家将“milkway”翻译为“牛奶路”，这就是对于外文能力不足的体现。王小波说他的文学启蒙来自于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他读的是查良铮先生的译本，他说他后来又读了其他人的译作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好的文字。查良铮曾经当过诗人，所以中国文学的功力十分深厚，王道乾所译的《情人》也被世所称赞就是一个道理，翻译能力是双向的。
读外国文学若如我一般那么真的是要好好选择译本啊，否则一场本来应该是美好的盛宴就会变成一场糟糕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