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伦理道德发展的关键期
记者朱自奋报道
两部由教育部长江学者、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特聘教授樊和平领衔的该校伦理学团队，以及江苏省二十多位著名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近日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在京举行“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状况调研报告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
这两部报告是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首批重大招标课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思想道德与和谐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06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两大课题研究为依托，历时5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集中呈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变和激变之后，在伦理道德建设与大众社会意识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准确地把握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走向，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变、多样化的特点及其规律，便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两本书分别对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当前我国伦理关系、道德生活、伦理道德素质、伦理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调查，并对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大众社会意识呈现的“中国问题”寻找“中国解释”或“中国理论”，进而提出“中国战略”。两书以六大群体即政府公务员群体、企业家与企业员工群体、青少年群体、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弱势群体为调查对象，以江苏、广东、广西、新疆四省区为重点，分别代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采用问卷、座谈、访谈等形式，每个调查投放的问卷都近万份，可称“万人大调查”。
两书提供了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发现与新解释：
一是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元素、结构和形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在展开为多元、多样、多变的总体镜像的同时，在不少方面已经开始向二元聚集，呈现为二元对峙，在许多重大问题的认知与判断，如德性与公正、义与利、善恶与祸福、经济发展与幸福感的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一种“二元体制”。二元体制既是一种高度的共识，也是一种截然对峙，它标志着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是进入十字路口的重要征兆。在这个关键而敏感的时期，意识形态的能动引领，卓越成效的伦理道德干预，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是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中国问题”。
伦理道德的“中国问题”是伦理-道德悖论，即道德上基本满意，伦理上不满意。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在伦理上仍守望传统，但道德上已经基本解构了传统而走向现代。伦理与道德的变化趋势呈现反向运动。伦理道德发展的新问题是集团行为的伦理-道德悖论即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公民道德素质中的最突出问题是知行脱节，或“良能缺场”。
思想文化领域最突出的“中国问题”：由信任危机而导致的思想领域的缺场。调查发现，知识精英是当今对人们思想行为影响最大的群体，而由于官员腐败和分配不公两大问题的严重存在，在政治和经济上掌握话语权力的群体，恰恰是伦理道德上被认为最不满意的群体。这种状况动摇和消解了社会对于伦理存在的文化信心和文化信念。
两书对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和大众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作出三大哲学诊断：独生子女、“后单位制”、全球化对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冲击导致的“伦理”退隐；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导致的“精神”缺场；文化同一性危机导致的精神“家园”的动摇。基于这三大诊断，提出三大理念和口号：保卫“伦理”、蓬勃“精神”、回归“家园”。
转载自：http://roll.sohu.com/20120420/n341109110.shtml
两部由教育部长江学者、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特聘教授樊和平领衔的该校伦理学团队，以及江苏省二十多位著名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近日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在京举行“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状况调研报告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
这两部报告是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首批重大招标课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思想道德与和谐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06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两大课题研究为依托，历时5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集中呈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变和激变之后，在伦理道德建设与大众社会意识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准确地把握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走向，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变、多样化的特点及其规律，便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两本书分别对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当前我国伦理关系、道德生活、伦理道德素质、伦理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调查，并对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大众社会意识呈现的“中国问题”寻找“中国解释”或“中国理论”，进而提出“中国战略”。两书以六大群体即政府公务员群体、企业家与企业员工群体、青少年群体、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弱势群体为调查对象，以江苏、广东、广西、新疆四省区为重点，分别代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采用问卷、座谈、访谈等形式，每个调查投放的问卷都近万份，可称“万人大调查”。
两书提供了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发现与新解释：
一是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元素、结构和形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在展开为多元、多样、多变的总体镜像的同时，在不少方面已经开始向二元聚集，呈现为二元对峙，在许多重大问题的认知与判断，如德性与公正、义与利、善恶与祸福、经济发展与幸福感的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一种“二元体制”。二元体制既是一种高度的共识，也是一种截然对峙，它标志着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是进入十字路口的重要征兆。在这个关键而敏感的时期，意识形态的能动引领，卓越成效的伦理道德干预，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是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中国问题”。
伦理道德的“中国问题”是伦理-道德悖论，即道德上基本满意，伦理上不满意。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在伦理上仍守望传统，但道德上已经基本解构了传统而走向现代。伦理与道德的变化趋势呈现反向运动。伦理道德发展的新问题是集团行为的伦理-道德悖论即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公民道德素质中的最突出问题是知行脱节，或“良能缺场”。
思想文化领域最突出的“中国问题”：由信任危机而导致的思想领域的缺场。调查发现，知识精英是当今对人们思想行为影响最大的群体，而由于官员腐败和分配不公两大问题的严重存在，在政治和经济上掌握话语权力的群体，恰恰是伦理道德上被认为最不满意的群体。这种状况动摇和消解了社会对于伦理存在的文化信心和文化信念。
两书对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和大众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作出三大哲学诊断：独生子女、“后单位制”、全球化对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冲击导致的“伦理”退隐；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导致的“精神”缺场；文化同一性危机导致的精神“家园”的动摇。基于这三大诊断，提出三大理念和口号：保卫“伦理”、蓬勃“精神”、回归“家园”。
转载自：http://roll.sohu.com/20120420/n34110911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