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讀宋史范仲淹傳對中國傳統和現代文官制的認識
讀宋史范仲淹傳對中國傳統和現代文官制的認識
唐德剛
（上）
記得抗戰中期筆者在重慶讀大學時，教我們中國通史的老師是繆鳳林先生。抗戰是個有關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決死戰，而繆老師又是個心如火熱的民族主義者，因此他在課堂中有句口頭禅叫做“漢唐明之往史可證”。繆老師講中國通史，特別著重漢唐明三朝。因為这三朝的文治武功，都是最值得我們驕傲的。所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也是有“漢唐明之往史可證”的。
等到抗戰勝利了，我們這批戰時大學生，也逐漸進入大中學的課室，教起中國通史來。這時我們中國已是全世界的“四強之一”，不但日本帝國主義不存在了，縱是歐美帝國主義，也一個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可是戰後中國那一片靡爛的現場，和“五子登科”的政壇，以及極權政治的黨爭，在在都怵目驚心。民族主義顯然不再是治病的良藥，沒有繼續提倡的必要了。但是針對我國戰後所有的沉疴，我們當務之急，顯然是集中於“政治民主、經濟平等和軍隊國家化”等等新的概念之上了。因此面向此一新的時代、新的觀念和新的改革，我們那批新出爐的青年史學教師，難免不期而然地，對繆老師那項老的教授法，就發生不同的反思和修正了。
就以筆者個人來說吧，我倒覺得繆老師所贬抑的宋元清三朝，也頗有其可取之處呢。若論武功，世界史上哪個國家能比得上我們的元朝?若論文治武功的雙重成就，則滿清又豈在漢唐明之下呢?繆老師著重漢唐明，而貶抑元清，主要是因為後者是“異族入主”。其實我們的“漢族”（現在該叫“中華民族”了），哪裡又是個純種民族呢?我們是數千年來，數千種民族（蒙古種各族之外还有南洋族群、閃米特族群、印歐族群，甚至若干非裔族群）大家融和在一起，有教無類的混合體，現在美國史家叫做民族“大熔爐”（a melting pot）。數千年來寄生在中國邊疆的數十百種少數民族，原是我們“大熔爐”裡還有待完全融和的基本成員，哪是什麼“異族”呢?
我個人在課室裡，甚至對那個被繆老師所贬抑的宋朝，也頗感不平。
宋朝誠然在武功上說是個衰世，衰到向鄰國統治者叫大爺、叫叔叔的糟糕程度，但是它在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里和中央政府裡的君相關係的政治運作上，乃至在物资生產和商業貿易的經濟成就上，在學術文化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史績上，也自有其突出之處，非其他朝代、其他國家所能及。誠然宋朝在武功上落後，但是，朋友，所謂武功，實在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以殺人掠奪為光榮的畸形現象。在道德上說，並不是特別值得歌頌的成就，甚或是人類好殺好鬥的習性中可恥的一環呢。我們中國傳統的思想家、文學家，從老子、孔子開始，到李杜蘇黃，乃至現代的胡適、魯迅就沒有一個不是反戰的，尤其是反對使用暴力欺凌弱小的“武功”。所謂“善戰者服上刑”。當然我們也有孔子所說的“不教民戰，是棄之也”的儒家教條。教民武裝自衛，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搞西方式的民族擴張主義，就不是我們傳統中的仲尼之道了。所以那個以弭兵為首要的宋朝，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實在也是咱中國人大可自覺驕傲的一個朝代呢。
◆北宋的君相文官制
再者，我們縱使撇開北宋在文化和經濟上的成就（諸如文藝、科學、外贸，乃至人民經濟生活水平之普遍提高等等）不談，只談談北宋中央政府之內的君相關係，乃至傳統文官制度在北宋一朝之高度的發展和完滿的運作，以及這些成就對當代中國所謂“體制改革”的程序上，顯然亦有其借鑑之處，則北宋歷史經驗之可取者，也就說不完的了。
筆者個人對制度史就有畢生的興趣。深信我國政治制度，在將來體制改革完成之時，我們新的“定型”，必然是個兼採中西之長，和社會國家相互平衡的制度。這一理想中的新制度，我們在“漢唐明”的盛世中所能發掘的藍本，恐怕就遠不如在北宋盛世中的模式為多呢。簡言之，在一部中國通史裡，漢唐元明清，乃至民國時代的國共兩黨的政權，往往都是君權太盛的專制模式。縱是昏君當朝，像東漢的桓、靈、獻三帝（一四七--二二○），和從萬曆開始的明末諸帝（一五七四--一六四四），其君雖“昏”，其“權”不減也。只是君權旁落，淪入宵小阉宦之手罷了。因此，我們如要在中國歷史上找出若干君相之間有其相互“制衡”（Check-&-balance）底開明王朝的模式，則北宋的政制，可能就是很少有的先例了。
且看，北宋盛世的真宗、仁宗、神宗三朝（九九八--一○八五）。这三個皇帝並不專橫，但也並不昏庸，皇帝大權牢牢在握，三朝也从无大权旁落的现象，而三朝则相权極重。全國政治的通盤運作，實是宰相主之，亞相（副宰相，參知政事）輔之，全朝文武百官，共同形成一個職業管理集團（a corps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在这項龐大的職業管理官員之上，作其通盤調度，和依法治國的“最高領導”便是皇帝。換言之，皇帝只是一個享有政治否決權（veto power）的首席文官（head-administrator），而不是個可以胡作非為和胡亂殺人的寡頭暴君（despot）。而宰相便是這位首席文官的幕僚長。因此您如把北宋和漢唐元明清，甚至我們及身而見的國共兩朝相比，則極權暴君誅殺大臣的惡政，在宋朝的例子，就遠比其他的朝代少得太多了。事實上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立國之初，即有“不殺大臣”的鐵券保證。立有“誓碑”，當朝宰相，官高而位不險，所以他們才敢於諍諫，敢於興革，有時甚至不惜出奇制勝。像范仲淹所推動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所搞的變法，都是最突出的例子。就以目前中國政治為例，搞新政，搞變法，搞體制改革，都必然會引起滿朝文武之中，新舊兩派的分裂，手握有“最後決定權”的皇帝、主席、總統，為著他一己私心私利，甚或單純的政治偏見（像朱元璋就要禁絕主張“民貴君輕”的“孟子”），往往不惜自清君側，誅殺大臣，而人頭亂滾。朋友，這種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血淋淋的政治鬥爭，我辈及身而见的实人实事，还算少吗？
奇怪的是，這種因改革開放、變法維新的新舊左右之爭，而搞到家破人亡程度的，在專制王朝的北宋，反而絕無僅有。北宋朝廷中新舊兩派，都不致因政爭殺頭。中央政府中的政治鬥爭，只是勝者當國，敗者下放，像保守派的司馬光，政見不得行，竟然“奉旨著書”，用公费國帑，組織一個“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來闡述他保守派的政治哲學。一下放，放了十九年，歷經兩朝，終於搞出一套傳統中國最保守的歷史哲學教科書的《資治通鑑》來。當時朝士也就各以己見，在新舊左右之間，分別作其擁護與反對的選擇，則朝政便有其現代化底政黨輪替的意味了。
同時由於宰相權重，當政者有機會發揮其政治理想，則北宋的名相，也遠比其他朝代為多。再者，北宋朝廷中的“朋黨之禍”，也與其他朝代（包括國共兩黨的政權）中的類似鬥爭，也有其性質上的區別。例如漢朝的黨錮之禍，明朝對東林黨的誅殺，至於民國時代的黨爭，那就更是一言難盡了。把這些我們及身而見的現代政治，與北宋時代的政爭方式相比較，那就真是今不如古，“共和不如帝制”了。
所以吾人如大膽的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後，就再次復古回潮了。元朝的集權專制，不用說了。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皇權竟然回潮到連宰相和內閣也一道廢除的程度。這就是“正常”的歷史文化發展中的倒流和“反常”的現象了。
這種皇帝廢除內閣，而集大權於一身的寡頭制度，是在明初才開始的倒流現象。三百年後，滿族入主中原，而加以仿效和延續，就變本加厲了。到了民國時代，由於革命無成，而中原板蕩，夷狄交侵，國人為求救國之速效，經過極權政黨的黨魁--孫、蔣、毛三公之一意推行，和學術思想界領袖陳獨秀、蔣廷黻、繆鳳林諸先生之大力認可，我們這一搞極權政治的歷史包袱，終與二十世紀在歐洲盛行的兩派極權思潮合流，而搞出個空前絕後的所謂“東方專制主義”來。
記得筆者於半個世紀前來美留學時，為著打工上學，曾在美籍德裔漢學家魏復古（Karl A.Wittfogel）教授所主持的“漢史研究室”做副研究員。魏公原是國際共產黨員，也是“共產國際”（Comintern）的主要理論權威之一，並經常為《真理報》撰寫專欄。後因鄙棄極權主義而脫黨來美，由哥大協助，完成其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Yale Univ.Press,1957）。魏氏就認為從秦始皇到毛主席，“專制主義”原是東方固有的特產。當魏氏囑余校其全稿時，筆者不學，當時即嘗據宋代史例，向魏氏進言，認為他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雖由秦皇發其端，然經蕭曹而後的歷代賢相之不斷制衡，至北宋中期幾已退潮到底，嗣後由於邊疆少數民族之入主中原，以少御眾，缺乏安全感，皇權在中國始漸次復熾。因此秦始皇與毛澤東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兩頭高的“馬鞍型”的發展。作者不可以偏概全，一竿打翻一條船也。然人微言輕而不為魏氏之普魯士性格所能接納也。筆者曾有另篇紀其事。
因此從當代中國政治社會轉型的宏觀大勢來看，現代的極權專制主義只是“歷史三峽”中江流回潮，一個猛烈的漩渦，人亡政息的短期現象而已，不足深憂也。筆者教書讀史數十年，個人始終認為，今後中國歷史之轉型，逐漸走向民主代議制的定型，實是個歷史的“必然”，無人可以逆轉之也。縱在北宋時代，這一極權制度已開始退潮，君相之間的相互制衡的現代意味已十分明顯。一千年後，“東方專制主義”之徹底消滅，不是政治哲學家的幻想也。正如佛語所說，“時候未到”而已。
◆且看范仲淹這個宰相
以上的故事，也是筆者多年來講授中國通史和編撰講義上的內容，並且時時想遴選專題，舉出若干具體事例來加以印證。真是無巧不成書，就在今年年初，香港慈善家、長輩老友范止安先生忽然有電傳給我，問我能否寫一篇有關宋代名相范仲淹--范文正公的文章，因為止安兄是文正公十七世的嫡傳子孫。他現在為著幫助祖國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曾撥私財數千萬港元，設立了一個“景范教育基金”，在大陸農村裡推行一項規模可觀的“希望工程”。“景范”一詞的意義，便是景仰他范門遠祖范仲淹興學的歷史。因為文正公幼年便因家貧苦學，而艱苦備嘗。等到他苦學有成，中了進士，最後竟然做了宰相。他回味幼年的艱苦，推己及人，不但在政府政策之中，大力推動教育之普及，他甚至也捐其私囊私宅，創辦義倉、義學和書院（也就是今日的私立大學）。同時為著紀念這位遠祖政治家，止安還要編一本文集，希望集思廣益，讓讀史者與治史者來共同深入研討一番。
范仲淹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有名的宰相。在我們這個即將到來的民主新時代，用現代史學的新觀點和新法則，來加以檢討，以為當前國家的體制改革作參考，則可寫和應該寫的地方正多也。拙文上段所提，“舉幾個實例”來加以印證，則范仲淹便是個最好的例子。因此當止安兄徵文及於下走時，我正為美東流行性感冒所苦，而臥床呻吟。內子將范兄的電傳拿給我看，問我還可寫此文否?以便電覆。因為止安兄早年曾是先岳吳開先先生的好友，內子之父執也。我二人對范公歷年捐鉅資興學，固亦“景范”有年矣。撰文響應，固有宿諾。因我輩亦嘗參預一些小型的希望工程，知其在祖國農村有其急需也。因此今次雖在病中，我竟未加考慮，立即昏昏然答之曰，可。第一固然是為老友興學義舉，我輩支援，義不容辭，再則范仲淹實在也是個現代史學上的好題目，海峽兩岸的史學界，近年都曾集合宋史專才，舉行過國際研討會，深入討論之久矣。筆者不學，宋史雖非所長，然群賢之作，固亦早在拜讀之列也。
筆者附註：個人手邊即有一九九○年台灣大學文學院編印《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都一六六一頁。與會專家一三七人，中西論文五十八篇，真是欹歟盛哉。研討范仲淹在近年大陸，亦成顯學。不但著述如林，范氏手書真跡，和宋元明清學者（乃至毛澤東手書）有關范氏的書畫原件，也甚多發現，美不勝收。複製品也隨手可得。見周鴻度等編著《范仲淹史料新編》，一九八九年，瀋陽出版社出版，有複製圖片及書目附錄。余友楊濬泉君近月在紐約古文物拍賣市場，竟亦於無意中購得一幅[范]文正書院原藏范氏父子（仲淹、純仁）畫像，極為難得。畫師與年代尚待考。
不才基於學術性的好奇心，也曾翻閱各家專著，初期印象便是深覺各篇類多從微觀史學入手。大家幾乎一致強調范氏個人之建樹。范文正原為一位很全面的歷史人物，在政績、軍功和文學各方面，都有其突出的成就，每行都可發揮成各該行的專集。可是筆者個人的興趣，則想從治制度史的宏觀史學入手，在我國傳統的文官制，尤其是在開明的帝王與宰相相互制衡的關係中，發掘其運作的史例，以反窺在世界史上有其不磨之影響力的中國文官制運作之實情。在這方面的深入了解，或可有肋於目前海峽兩岸的體制改革和政治轉型，亦未可知也。傳統制度中的社會流動性
蓋我國政治傳統究係東方的“絕對專制”（Absolutism），一如魏復古教授之所闡述者，抑或在“絕對專制”之外，亦有其內在的制衡制度（built-in check-&-balance），存乎其間，而能“千載猶行”也。不才治史，心頭有此疙瘩，數十年矣。今遍讀諸大家“景范”宏文，因此自覺尚有空間，可以插隊學習，而附驥於群賢之末，以乞教於方家也。
今即承止安先生之囑，試看范仲淹以一貧苦孤兒，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體制的培訓之下，力爭上游，竟能平步青雲，位至相國，而造福國族，影響深遠。這固然是一個有志青年個人的成就，然培訓他底傳統中國的制度與文明，亦有足多者。吾友何炳棣教授即嘗纂集明清兩朝進士萬餘人的家庭背景，而綜合分析之。固知我國明清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之可驚。將相無種，而貴賤易位程序之合理，固亦有其獨到之處也。[見Ping-ti Ho（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Press,1962.]
其實，這一社會流動性，漢唐以來即已如此。至北宋則尤然。說穿了，北宋的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實是直承西漢公孫弘（前二○○-前一二一）的老傳統。所謂“布衣宰相”是也。漢制向以列侯為丞相，至武帝，公孫弘以一布衣而平步青雲，就打破此一由王公貴族和高幹子弟獨霸的封建殘餘的傳統了。自公孫弘以後，兩千年中，此一社會流動性未嘗有其本質上之變化也。“千載猶行秦制度”，豈偶然哉？
拙篇便是想以止安兄的這位遠祖--范文正公為實例，來看看在這一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孕育和培訓之中，一個力爭上游的社會個體，有志於“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成長的經過，以及他在成長和成功的過程之中，對家庭、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文明的整體的回馈和反哺。再掉句文，那也就是我們東方政治哲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底概念，在傳統中國，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實際運作之中的一個“個案研究”（case study）。
再補充一句：范仲淹這個“個案”，不是限於范氏一人。他只是個“模式”（model）。范氏之外，從西漢的張良、陳平、蕭何、曹參算起，到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唐朝的魏徵、房玄齡、杜如晦；宋朝的趙普、范仲淹、文彥博、王安石、司馬光；明朝的劉基、張居正；清初的多爾衮，清末的曾國藩、李鴻章；直到民國的周恩來和朱鎔基，兩千年來，我國的“總管家”（周恩來生前的稱謂），對中國政治史所發生方向性作用的所謂“名相”、“賢相”，大致只有五六十人左右。這五六十個政治家，對我們東方政治和政治學的發展，影響實在太大了。歷史家如能把這五六十人的傳記，分別作出詳細的研究，再綜合分析之，則一部東方政治學和政治史的精華，便盡在其中矣。在行將到來的“後西方時代”（Post-Western Era），我們固有的那些經過現代化處理的政治哲學和社會觀念，而能向西方倒流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朋友，若談超人類文明在政治生活上的成就和貢獻，我們東西兩方，應該是五十五十，平分天下吧。研究政治學，哪能死守著“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打滾呢?我們也有我們的貢獻嘛。記得若干年前，那位舊式中國家庭出身，經過新式英國法律訓練的律師、商人、政治家李光耀，曾在新加坡大力提倡儒教。李氏顯然是只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還有待於現代學術修養的儒者，漸次深入探索之也。
◆明君賢相與宏觀歷史
話說回頭，我們搞中國政治史，總歡喜說什麼“明君賢相”。其實“明君”，除少數的開國之君以外，都是一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藍血”小動物而已，無啥足述也!而所謂開國之君，十九又都是流氓和無賴。所以古人有所謂“自古帝王多無賴”和“劉項從來不讀書”的評語。而“賢相”則往往是一些極其可敬的、有學問、有原則、苦學成名的學者和君子。他們對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的認識，就不是與他們同時的皇帝所能望其項背了。試看宋朝的賢相范仲淹，我老友范止安兄的江南一世祖，就是個極好的例子。我們談談范仲淹這個模式，也好讓我們現代的政治家和黨人們了解一下，我們底固有文明，並不像偏激的革命領袖們和日耳曼裔的魏復古教授，下意識裡所想像的全是些封建專制和醬缸裡的糟粕也。
不過，我們既然搞的是宏觀史學，我們還得把我國的傳統的政治和社會所具有的中國性（Chineseness）和它發展的經過，稍微“宏觀”一下，做個底子，再談在這個背景上表演的范仲淹型的五六十位宰相底事功和興革，才能說得清楚。至於拙見是否有其愚者之一得，就有待於通人之不吝匡正矣。
◆從封建制轉型到帝國文官制
請先把傳統中國的文官制複習一下。數十年來，筆者由於服膺以社會科學治史的法則，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理論，就一直認為馬克思史學派中的五段論（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對中國歷史不盡吻合，因為古代中國實在是有奴隸（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而原始公社和封建社會，則是初民部落主義（tribalism）自然成長的結果。兩者之間的社會模式與性質，直接承傳，未嘗“轉型”也。是為我五千年綿延不斷底國史上的“第一階段”。
可是這個封建階段，發展至戰國末期，由於列國之間的強烈兼併（由傳說中的萬國，到西周的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代的二百餘國，到戰國末年的七國），列國的政治社會模式乃開始“轉型”。此一轉型運動，歷時數百年，直至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六國，“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之後，封建諸侯為職業官吏所代替，中國社會和國家政體，就轉型進入土地私有、強本抑末、重農輕商底統一大帝國的“第二階段”了。
這個第二階段，是由一個一家一姓、男性嫡長相傳的皇帝，和一個“職業官僚階層”（Professional Bureaucracy），所共同管理的宇宙大帝國（Universal Empire）。帝國之內的人民，按他們底職業性質，被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級。這就和封建社會中封建主和農奴（serf）的關係完全不一樣了。在這個帝國最上層“士”的階級，也就是這個“職業官僚”的基礎階級的成員，他們入朝，則為“官吏”；在野則為“士紳”、“地主”；在學則為文化的延續者、創造者和傳播者。這一階級的上層分子，則自我尊稱曰“士大夫”；一般成員，至少也是個不平凡的，在全人口中大致只占四分之一的“讀書人”；用個現代名詞，則叫做“知識分子”（literati）。
須知，在生產力全靠勞動者的一雙手的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社會裡，至少需要三個勞動力，才能養活一個脫離生產的閒人（官吏、地主、商人、文化人、藝術家等等）。脫離生產的“士大夫”和“讀書人”，自然有別於未受教育的勞動者。但是他們也是民族文化發展中不可或缺之人，因此他們也就變成享有特權的“四民之首”了。不過在傳統的中華帝國裡，這個特權階級是個開放的階級。四民之中，其他三個階級的成員，如果三代之內，沒有特殊“賤民”（如娼優盜賊）的家庭背景（注意：縱是今日已高度現代化了的日本社會裡，也還有個“賤民階級”存乎其間，印度就更不用說了），則階級成分是可以隨時轉移的，不像古印度的貴賤階級之永遠不能變換也。
這個“皇帝與上大夫共治”（宋代名相文彥博的名言）的中華帝國的政治架構，也就是所謂“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通常是分成朝廷中央和地方郡縣，三級管理的。這也就是當今人民政府強調的所謂“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的制度。這一三級文官制，從兩千年前的秦始皇開始，一直到今天的江澤民主席治下，在形式上和性質上，都沒有重大的改變（近年李登輝在台灣搞“凍省”，便是為著另設的政治目的，企圖變換這個傳統的三級制）。所以已故的毛澤東主席就說過：“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話也確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帝國政府為操作這個“文官制度”的管理大機器，而遴選管理員的官（政務宮）和吏（事務官），隋唐之前實行的是“薦舉制”（由朝中親貴或地方官保薦）；隋唐而下，則靠“科舉”（考試）取士。到國共兩黨政權時期，則靠黨的遴選，所謂入黨做官是也。雖然我們立國的政治哲學，由法（秦代）轉儒（漢興以後兩千年），最後和最近轉入馬列主義（人民政權），但是不管我們是“霸王道雜治”（漢宣帝的教條），或是“陽儒陰法”（諸葛亮、王安石模式），甚或“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思想），我們在大陸上的國家體制和文官制下的政治社會結構，基本上是兩千年未變也。近年港澳台灣在轉型末期所發展出來的另樣模式，自當別論。
這個中國傳統中，所特有底“文官制”的運作，既然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樣中央政府的權力就特別大了。所以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就把這一國家體制，按其性質，說成為“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如此則社會上一切的設施和風俗習慣，也就逐漸的和這一中央集權制度相配合。兩千年發展下來，人民就被當作牛羊，官吏就是牛羊的牧人。牛羊的禍福，就有賴於牧人的善惡了。所以中國古代的地方官，都被視為“親民之官”（連宋楚瑜今日在台灣組黨，都還要借用這個名詞）或“牧民之吏”。因此國中的有志青年最大的志願，也就是通過十年寒窗的苦學，參加科學考試，以圖一舉成名，然後為官為府。這在當代，則是“重在表現”、“入黨提幹”，庶幾從牛羊變成牧人；最高最大的牧人，也就是所謂“出將入相”了。
朋友，我們這個“國家強於社會”，以做官為至上之職業的傳統制度，當然算不得是个太好的制度。但是不怕不識货，只怕货比货。我們如從比較史學的觀點，把傳統中國的制度和其他任何民族的傳統制度相比，還找不出有哪一個民族，曾搞出一個比我們更好的制度呢。且看：中古歐美非拉四洲中的各民族，乃至亞洲的印度、日本。相形之下，搞得最為成績斐然的，還是我們中國呢。我們的傳統制度縱不是個好制度，但至少是個較好的和可行的制度，所以它才能行之千載，而沒有結構上和性質上的變化。
筆者附註：我們在海外的國際大學裡，教授世界史的教師，最能為學生信服的課題便是“比較史學”。試看世界各民族史，在“現代前期”（Pre-Modern Era）其成就能和傳統中國相提並論的，西羅馬帝國可算是一枝獨秀了。但是它底中央政權就一直沒有穩定過。中葉以後，羅馬的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的可怕的紀錄。羅馬盛世的地方政權，也是一種藩鎮跋扈的政權。上述那三十個皇帝，多半也都是安祿山、史思明同一類型的人物。他們篡弒無已時，才把個中央政府也攪得稀巴爛。“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可以把這些史實，一條條地寫在黑板上，比比看嘛。相形之下，朋友，你能動不動就亂罵我們自己的祖宗，說他們“家天下”、“封建反動”、“專制暴虐”……“醬缸”，一無是處。和諸外族的歷史相比，我倒覺得咱們的“文官制”（civil service system）十分開明和有條有理呢。當然這種比較，只是中古比中古，近古比近古。但是要現代比現代，那我們就落伍多了。所以我們才要搞什麼“西化”、“現代化”、“四化”、“五化”和“第二次歷史（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嘛，好漢專說當年勇，就是阿Q了。當然我們既有的成就，在當代的體制改革中，也不是可以全當垃圾、玉石不分地丟掉的。若如此，就是崇洋媚外的洋奴大班了。把精華留下來、糟粕丟出去，這才是我們走向“世界化”的新方向嘛，我們底中華文明，現在就正是亦步亦趨底，向這個正確的方向移動呢。但是要找到個可以安定下來的終極目標，或一個“定型”來，那至少恐怕還需要四五十年，不斷底摸索和試驗呢。但是水到渠成，它自然會出現。這是急不得的，同時也是個任誰也逆轉不了的歷史的“必然”。
當然上述這一“千載猶行”的“秦制度”，到鴉片戰後，在現代西方文明的挑戰之下（需著重“現代”二字），就維持不下去了。我們被迫向西化和現代化“轉型”，如今也已轉了一百六十年了。根據今日的各種現象來推測，我們歷史上第二次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筆者個人曾一再把它比喻為“歷史三峽”），再有半個世紀，或許就可以大功告成，揚帆出峽了。出峽之後，我們歷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便正式結束，也就是中華民族整個的民族“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轉型，轉入一個與兩千年來的傳統方式幾乎完全不同的嶄新的模式。那也就是中華民族史進入“第三個階段”了。這第三階段和“第三個千禧年”同時開始，也算是個很巧的巧合吧。
可是胡適先生說得好，沒有哪一個民族，能把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所謂固有文化）完全丟掉不要的。老實說，這個文化包袱，你再想丟，也是丟不掉的。君不見印度和日本，現在不都是實行西方式的代議政府的民主國家了。但是印度和日本民主模式之懸隔霄壤，還需要我們多加解釋嗎?
那麼我們這個即將到來的，經過徹底體制改革過的，新的政治社會體制，又是怎樣的一個模式哩?我們今日可以絕對肯定的，大致只有兩點，第一，它一定是個真正的民主代議制的政府。這是個歷史的必然，任誰也逆轉不了的歷史的必然。第二，這個新的“定型”，必然具有其與傳統相延續的民族特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r Chineseness）。因為民主政治原來也是花樣繁多的。不同的文化傳統會鑄造出不同的民主制度來。不用說，上述二戰後印度和日本，在民主制度上有其霄壤之別。縱是二戰前老的民主國，英、美、法、瑞等國也各異其趣。因此將來中國式的民主制度為何，我們今日也只能略見其端倪，而不能預見其具體之實況也。可是今日我們如回頭探索探索我國古代，尤其是北宋時代搞開明專制的一些明君賢相，像范仲淹那樣的歷史人物，或許也可在目前體制改革的氣氛中，提供點有用的參考史料呢。所以我們把范止安先生這位老祖宗，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范文正公請出來，作點“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還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艱苦的童年，完滿的教育
他們范家原來也是北方士族，由於戰亂而落戶江南。仲淹兩歲喪父，家計顯然貧困到無以存活的程度，寡母才被迫改嫁長山（山東淄川）朱氏。她底年方兩歲的孤兒，也就只好隨繼父之姓，取名朱說（讀悅）。這繼父顯然待他不錯，小朱說幼年隨朱家兄弟讀書，原不知自己是個異姓孤兒。及長，某次因勸阻朱氏兄弟，胡亂花錢，“浪費不節”，而被反譏說：“我自用朱氏錢，何預爾事?”這樣，青年朱說，才逐漸發現自己原來的孤兒身世，而時感痛苦，因此他就更為發憤苦學，力圖上進，好為可憐的寡母孤雛，爭一口閒氣。
這個可憐孤兒的童年，對我們將來宰相的賢明，顯然有其不磨的影響，推己及人，宰相治下類似的寡婦孤兒，豈不是隨地皆有?做一個親民之官，牧民之吏，對所牧之民的艱難困苦，有過親身的體驗，這就與對書本上知識的感受不一樣了。這也就是馬克思哲學裡所說的“階級意識”吧。
幼年朱說所受的基礎教育，我們如用個現代名詞來幫助解釋，那就是一種“人文主義”（這在今日美國的教育制度中便叫做Humanities）的國民教育，目的是教育青少年長大了，不特要做個正正堂堂的“人”。有原則，有思想的人。在日常生活上也具有若干品質高尚的，文學藝術和人生哲學的陶冶。同時也是一種很嚴格的“倫理教育”（Ethical Education），這在傳統中國裡，那就是儒家的從五經、四書開始的所謂六藝（易詩書禮樂春秋，或禮樂射御書數）的教育。訓練青少年成長之後，在儒教社會中，做個有高尚品質，輕財重義的“君子”，鄙棄那無所不為，見利忘義的“小人”。
一般教育家都知道，在一個青少年的成長期（Formative Age）中，這項倫理教育是極其重要的。它雖未必能把所有的小人，都改造成君子，但是一個君子的逐漸成長，最後走入社會，而真能公忠體國，為人民服務，則這種倫理教育，卻是個不可或缺的培訓，朋友，關於這一點，不論您是儒家，佛家，或基督徒，穆斯林教徒，或共產黨員，民主黨員，或是工農商學兵，任何一行裡的職業人士，有個正正堂堂的道德教育，不論古今中外，其原則都是一樣的呢。至於傳統中國所特有的儒家教育，就更是如此。凡是受過這種倫理教育的華裔老輩（包括打倒孔家店的胡適之；胡適本质上是個標準的儒家君子），沒有不為此教育而感到滿足和自豪的。那位原由英國訓練出來的華裔律師，最後變成新加坡執政的李光耀之所以要大力提倡儒教，就是有感於他父執輩，一些老商人們，在這方面，都具有很不平凡底道德表現的影響。
筆者個人也記得，當年掌握“江浙財團”的大銀行家，張公權和陳光甫兩先生，都曾感慨的向我說過：“我們都是讀經書出身的businessmen，和他們搞買辦出身的不盡相同。”他兩位分別向我所說的相同的話，可說是深得我心，對我個人治近現代史和當代史，也都有極大的啟發。當然我也記得胡適當年反駁一些讀經派冬烘遺老和軍閥的話。胡適說：“我們今日（指二三十年代）還未到提倡讀經的時候”，也是深得我心的。因為儒家的經書，畢竟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要儒家的倫理哲學走向“世界化”，來適應今天“科學化”、“民主化”的社會生活，那它就還有一大段“現代化”和艱苦的修正工作要做呢。儒家哲學原是封建社會裡的產品，少不了有其封建色彩和封建殘餘。在我們文化轉型期中，留精華、去糟粕的工程大著呢。整個社會在搞四化五化之不暇的階段，這項希望工程，哪是一些冬烘遺老和民國軍閥們所能勝任的呢?所以胡適才有若斯之感言。
但是在兩千年未變的中華帝國裡，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那個時代，讀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第二個“千禧年”的初期，距今整整一千年的所謂“中古時代”。中國之外，其他所有民族的國民教育，都還圍繞著“神道設教”的宗教概念在打轉的時候，我們底有教無類，不談鬼神，而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理想的人文主義的倫理教育，相形之下，其“現代”意味，就遠比其他民族，先進多矣。范仲淹幼年時代所受的啟蒙教育，就正是這一種。
◆青年朱說的進士學位
以上所述，還只是一班國民的基礎教育。一個“讀書人”要晉升作“牧民之吏”，或“親民之官”，那就还得接受更高一級的教育和職業訓練，然後再取得他為官為吏的“執照”（license）--進士學位，才能參加政府，“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有十年寒窗，下苦功自我學習和鍛鍊，並參加公平競爭的科學考試，才能取得執照。專靠吹牛拍馬，取媚上級，或靠鬥爭清算，打砸搶來奪權，那就是強盜和小偷的行為了，哪還能真正的“為人民服務”呢?范仲淹就是個苦學青年，從“正途出身”，參加科舉，考中進士，然後再勤勤懇懇，來為官作吏，“為人民服務”，最標準的例子。
仲淹究竟受了什麼樣的職業訓練，和高等教育呢?欲知其詳，那就得翻閱宋史選舉志，以及許多相關的著作，始能道其梗概。但是要三言兩語說個大略，那就去背誦背誦南宋進士王應麟（一二二--一二九六）所編的小學教科書《三字經》，也可略窺門徑。《三字經》就把宋朝的教育制度，從國民教育到博士後的學習程序說得很清楚。且讓我們這輩老學究，把這本古老的小學教科書，節錄一段：（有志於研究漢學的青年，不妨也循聲朗誦一遍。）
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
诗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
五子者，有苟揚，文中子，及老莊。經子通，讀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十七史，全在茲，载治亂，知盛衰；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
這兒作者所說，“為學者，必有初”的啟蒙讀物的《小學》，指的是一些幼兒啟蒙的識字之書，如《說文解字》的“部首”，和能多識昆蟲草木鳥獸之名的《爾雅》。認識了足夠的單字之後，就可以开始讀孔學的基本讀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所謂“四書”和“孝經”。讀熟了“四書”和“孝經”，就可以升級，讀中級的“五經”（詩，書，易，禮記，春秋；樂經已失傳）。“四書”、“五經”都讀得滾瓜爛熟了，就可以涉獵“子書”了。在諸子百家之中，一個有求知慾的青年，應先摸熟所謂“五子”之書：《荀子》、《揚子》、《文中子》和《老子》、《莊子》。“五子”之中，除隋朝王通（五八四-六一七）所著的《文中子》之外，都是與孔孟同時代的古典文學。一個青年學子，如能精通“五子”之學，然後有興趣潛心自修，自能博覽群家。有這樣經子粗通的漢學基本功，一個學人就可以遍讀古今各朝的史籍了。
我們現代已經有了標點本《二十四史》和白話本《資治通鑑》，以及制度史的所謂“三通”、“九通”和文學史、藝術史和科學史……了。范仲淹那個時代沒有那麼多，但是“正史”也已有十七部了。對傳統中國裡的政治家和政客官吏來說，五經四書就是他們的政治哲學；十七史到二十四史，和通鑑、三通、九通等史書，就是他們最實用的政治學教科書了。史書之中不特有千百種實人實事的政治故事和成敗興衰的舊例，可供你學習和參考。其中更大有令讀者流汗流淚的政治道德教育。一朝從政，你是要做個流芳千古、為國為民的君子，還是要做个遺臭万年，贪赃枉法的小人。何擇何從，史書上實例斑斑，足使讀者驚心動魄也。《三字經》雖然只是南宋時代的小學教科書，但是它所傳授的教學內容和原則，不特是北宋，縱是隋唐五代甚或更早的朝代，下及元明清三朝，大致都是差不多的。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的意思了。
在傳統的中華宇宙帝國裡，一個“讀書人”，把史書讀得愈多愈熟，他底政治智慧，自然也就隨之升級，以至於到治國平天下的階層了。你如工作努力，又敬業樂群，機運也好，那就青雲直上，像老范那樣，做了宰相，或參知政事。那麼，得志當為天下雨，就福國利民了。胡適說，“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你為國家盡忠，為人民服務，國家和人民對你的報酬，蔭及三代，是說不盡的了。您如機運不好，或無心從政，退隱林泉，有上述那樣的教育底子（似乎比二十世紀中的漢學博士後，甚或漢學教授和院士的基本功，還要深一點呢。）您潛心為學，或致力於文學藝術、科技醫藥的研究，或設館授徒，教授子弟，都不失為正當職業。縱使啥事不做，只做個規規矩矩的地主、紳糧；做個可敬的排難解紛的社區領袖，也未始不可安身立命。在那傳統社會裡，做個脫離生產的農村知識分子，擁有若干動產和不動產，未必就一定是個土豪劣紳嘛。在一個正常發展的文明社會裡，它自有相對的、潛存的社會公平（social justice），所謂天理，國法，人情，良心和社會公論，所謂民意來加以調節。如果政治社會結構（socio-political structure）和社會秩序徹底崩潰了，那麼不管你改革家、革命家口號叫得如何的響亮，社會公平往往卻隨之腐爛到底，不堪聞問也。說一句痛心的話，在我國封建王朝的所謂“治世”之中（從文景、貞觀而下，以至於滿清康熙一朝六十年）其社會公平程度，應遠比國共兩黨政權的亂搞時代，要公平得多嘛。筆者這一輩都是過來人，說這話，不算是厚古薄今吧。
話再說回頭，我老友范止安先生的江南一世祖，范文正公范仲淹，便是在這樣一個宏觀歷史的潮流之下，二十歲與他底朱氏兄弟，同舉秀才（當時由禮部策試叫做“學究一經”科名就叫做“學究”）。但是在眾兄弟中，青年朱說卻不甘只做到“學究”为止，他还要繼續升學。因此隻身寄住於一佛教寺廟之內，繼續其苦讀。有時貧困到無米為炊，經常食粥的絕境，歷經三載，亦未嘗氣羸。真是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其後他又曾數度拜訪海内大儒和一些名教授，虛心受業請益，一連苦學了七年。至此他已經把自己訓練成一個難得的學問家、作家、詩人和書法家了。
在學術上和見識上有了充分的準備，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一○一五年，青年朱說便在北宋首都汴梁（開封，也就是《清明上河圖》所畫的那個當時東方的第一大都會），參加了全國性的高考，果然金榜題名，高中禮部策試，進士第一。自此脫青衫，換紅袍，一生盛名不衰。這時小朱說才二十七歲，正是毛主席所說的“九點鐘的出山太陽”也。
筆者附註：仲淹的散文那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岳陽樓記》，早被選入《古文觀止》。所填之詞，雖僅餘五闋，然也是膾炙人口的宋詞名作。其中竟有三首被選入《白香詞譜》作為初學者的典範。那闐“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蘇幕遮》，筆者在三十年代作初中學生時，曾是音樂課的教材，至今還能引吭歌之。毛澤東那一代的中學生，顯然也會唱，所以毛氏曾把它寫成條幅，變成博物館內的“毛主常墨寶”。另闋《漁家傲》中的“將軍白髮征夫淚”，也是中國近千年來，愛國詩詞的典範。范氏遺留下來的書法真跡，亦大有帖意。凡此成就都是他在考中進士之前，苦學的成績。中進士後，從政做官，就再沒時間來學習這種文藝“餘事”了。
◆新進士初入宦途
仲淹在進士及第之後，就一直循“學而優則仕”底儒家的意蒂牢結，步入仕途，加入政府，從卑微小吏做起，累積經驗，再慢慢地升遷。且用一句現代名詞來解釋古人。范仲淹在取得從政執照的進士學位之後，經政府分發至江南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做個司理參軍。“軍”在宋時是州縣級的地方政府。司理參軍是一種所謂“幕職官”，“掌訟獄勘鞫之事”（見《送宋史．職官七》）；略同於民國時代的縣法院的推事，或典獄長。是在國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中，最起碼的，初入品流的牧民小吏。官雖小，管理獄訟，職責卻是挺大的。這也就是他為官作宰的“正途”之始。何炳棣教授所謂“成功的階梯”（Ladder of Success）之第一級也。
北宋盛時的官俸是相當優厚的。仲淹原是個三餐不繼的寒士貧儒，一旦做了呂秀蓮下面的“幕職官”，立刻就“脫貧”了。這時他可憐的母親可能已再作寡婦。他乃迎母上任歸養；不久之後他自己也向政府申請，改回范姓，取名仲淹。他之前的范家還有位長兄，名仲溫（一說仲淹從朱氏姓凡四十年，顯係傳聞失實）。
范仲淹這個寒士脫貧出仕的小故事，也可使我們認識到，我國傳統的文官制度的不平凡之處。范仲淹以進士及第，出任縣級小吏，來實習法政。用現代話來說，就是要一個政治學博士來擔任縣法院推事。這在民國時代，可以想像嗎?但是這在北宋，卻是視為當然的常規啊。縱在明清兩朝，進士外放，至多也只能做個“知事”（縣長）。哪像我們民國時代入黨做官的幹法，把個略識之無的人，在“幹訓班”中，稍息立正了三個月，就可以“提幹”去做縣級領導了。對上級再服侍得好，更可搭直升機，進入朝廷為卿作宰，向下屬頤指氣使了。這也就是我們認為，要把“帝制”轉換成“民治”，非兩三百年的艱苦轉型，不能見功的原因之一也。把范仲淹轉成陳永貴，究竟不成個章法，不足為訓嘛。
◆“成功階梯”與“職業官僚體系”
仲淹在地方法院累積了一些可貴的經驗之後，越年便升遷為積慶軍節度推官。積慶軍在今安徽亳縣。從地缘上說，是很接近首都汴梁了。在那個交通不便的中古時期，離首都愈近，則訊息愈靈通，對一個做官從政的政治人物來說，這種資訊是太重要了。所謂推官，雖然還是一種州牧郡守之下的，民政司法兼管，較高一級的幕職官。小郡通常是推官判官合一。大郡如積慶軍則推判分置。但是這一升遷，對一個有學問，有文才的進士，就有更多的活動空間了。
古代中國政治上的人際關係，“進士及第”是個極大的關鍵。政治圈中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他們在為學和治事的習慣上，都有其可以心照不宣的共同語言，也可說他們之間有其共同的次文化（subculture）。彼此交往共事，易於合作。彼此也信任得過。（顯然是受了中古期中國的傳染，現代西方的學術圈、科技圈中的Ph．D．學位也是一模一樣的。）在這個自命不凡的進士圈中，尤其是所謂“同寅”（同科及第）。同寅之間，簡直就每每有通家之好，親如弟兄。中國俗語所說，貴易交，富易妻，正是這一傳統社會行為的反映。一旦進士及第，他底社交圈，立刻就從極小的鄉土社區，擴大到全國性的知識階層的範圍之內了。所謂“十年窗下無人間，一舉成名天下知”，所說也是這個事實。尤其文筆超人的名進士（像范仲淹那樣，見下節），機緣巧合，文筆生花，往往一夕之間，就可以像鄭板橋、康有為和胡適那樣“暴得大名”，從此就飛上枝頭做凤凰了。（郑板橋原名鄭燮，只是個灰溜溜的農村墊師，成進士暴得大名之後，人爭逢迎，索書畫者塞途，他乃取個藝名曰“板橋”，意思是他還是“二十年前舊板橋”也。）
再者，他們底進士圈，最重要的还是一種利害關係和幫會關係。在利害上他們也自有個不成文的工會組織（Trade Union or Guild），彼此聲氣相通，情報互換，一有職業機會，更會相互提攜，得食相喚，擴大規模，擴大影響。這也就形成了一個把持政府職務的職業性的大幫會了。非我幫中人，就多少要受些歧視了。縱能分爾一杯羹，你也只能算是個所謂“非科甲出身”底灰溜溜的二等官僚。
我們中國傳統史學家對這一現象，由於身在此山中，見怪不怪，視為當然。外族觀察家（像明末清初東來的耶穌會士），初來中國，就見而奇之了。他們說中國這個一業（科第出身）獨大的社會，是個“單軌社會”（one-career society）；國中青年的“晋身之階”，就只此一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社會上導致“成功的梯子”，在整個中國，也只此一條。從這條梯子爬上去，和皇帝“共治天下”的進士爺們，也就很自然的，自我形成了一個洋專家們所說的“Professional Bureaucracy”（職業官僚體系）了。而進士及第，則是這個職業官僚體系的山門，一旦進入山門，再勤勤懇懇，敬業樂群，有才有德者，按部就班，循梯而爬之，人才是不會埋沒的。范仲淹成功的道路，正是如此。
◆監督鹽政，管轄糧道
仲淹從廣德轉入積慶時，雖然還是個起碼的小吏，在新職上他就逐漸脫穎而出了。顯然是由於朋輩間的相互推薦，他底主職雖仍在毫州，我們發現他在開封已有許多名義職稱，什麼校書郎、文林郎一時俱來。這種只有個榮譽頭銜的“文職散官”，在國民政府治下就是所謂“顧，參，諮”了。今日台灣便叫做無給職吧。在大陸就是什麼文史編纂、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了。但是莫小看這些名義職稱，退休者居此，固然只是個養老院；有潛力者居此，那就是候補待位了。因為那些都是打“知名度”、“拉關係”底最有效的社交市場。君不見現居美國和我們一樣灰溜溜的教授老公丘宏達、高英茂諸博士，在台灣不都兼了些這樣那樣的委員和主任什麼的，拿點車馬費的賠錢職稱，一旦時來運轉，高英茂進士不就當上了外交部長了。毛主席說得好，“千載猶行秦法政”，這是咱漢家官場的老香火，沒啥稀奇也。
朋友，莫看范仲淹博士這時還在我們安徽毫州，做個不起眼的小推官，你在《清明上河圖》裡的衣冠人物中，已經可以找到他的身影了。他此時在汴梁的政治圈內，已是個小有名氣的候補人才。國有要務，朝中求才，他就隨時在候補名單之上了。朋友，我們不要只看人求官，那種每每令人不堪入目的卑劣劇照；我們有時也要看看官位求人啊。清末中日甲午戰前，朝鮮問題緊張，李鴻章就想找個人才去朝鮮，應付那個複雜的局面，就是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最後只好強迫一個二十六歲的，並不願去的袁世凱去勉為其難。國家建設需要多少人才啊；你如自覺是個人才，自有其用武之地。台灣之有今日，還不是當年大陸上撤往寶島，人才集中的結果。
一個國家如處於亂世，多數人才往往為少數奸臣所壓制。但是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裡，多數的膿包政客，卻不能埋沒少數有用的人才。在現代的工商業的正常社會中，有一種現象被社會科學家概念化之為“彼得法則”（Peter's Law），那就是在現代工商管理上，每一階層的長任主管，往往都是些庸材。因為他如果不是個庸材，必然早被提拔升級了。因為他是個庸材，所以才滯留在本級，而不被上調。（亂世、文化大革命胡搞一通，自當別論。）
范仲淹所處的北宋中期，國家政局相當穩定。仲淹顯然是一個不世出的政治人才，所以他在本單位就不會滯留太久，而不斷被遷調升級。積慶三年任滿之後，三十三歲的范仲淹就被選拔，调往泰州監督西溪鎮鹽倉；越年更增一個“大理寺丞”散官頭銜。由於母病，乃請調“閒職”，以便就近侍疾（時仲淹已除興化縣令，督修攔潮大壩，見下文），乃自泰州調任楚州（今蘇北鹽城一帶）糧科院。
在千年的傳統中国，以農業和手工業為生產主體的社會裡，鹽糧兩項的生產和管理，實最為重要。它們不徒是民以食為天的萬業之本，也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管理鹽糧，在傳統的腐敗的官場裡，也被認為是貪官污吏最熱中爭逐的所謂“肥缺”。居其位者，無須大力貪污，平時但憑坐收的，也是官定的所謂“折耗”，就不得了也。所謂折耗者，官倉內的存糧存鹽，鼠咬蟲傷，自然霉爛，按時間長短，運輸遠近，都有其十分寬大底官定折耗的。身為糧官鹽官，足下無須特別貪污也。一任清糧道，十萬雪花銀，可坐收也。若要認真貪起污來，則子孫跟著享清福，就更不得了也。
這種“肥缺”，雖是一般官僚爭逐的對象，也不知道千古以來，多少英雄豪傑、正人君子被它腐化了而不能自拔，但是中國的官場，不一定全是“醬缸”。也有一些所謂有志青年，卻能身在醬缸而纖塵不染。真能如此，則這個醬缸就是最好的政改訓練班了，它能讓你知道一個政府之中，最腐爛的地方是什麼回事。你一旦做了包拯、海瑞或朱鎔基，才知道反貪反腐，從何下手，如何下手。（今日朱的地位在包、海之上，把他三人同列，歷史家對朱青天具有至高之期許也。千載流芳，正是考驗之時）當年的范仲淹（和歷史上許多“名相”）也正是如此。
范氏在泰州的經驗，還不止於此。泰州近海，產鹽之外，也是魚米之鄉。只是海潮氾濫，近海之地，農作物無法生長。因此早年中國政府，都築有“攔潮大壩”，每每長至數百里。這種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之興建與維修，就有賴於廉潔而有效的政府了。宋興至此六十餘年了，原先的有效政府，至此已逐漸癱瘓，而“攔潮大壩”，也隨之失修，以致千萬平方里的農場，亦因之廢棄。這便使當地的一位名叫范仲淹的鹽倉監督，雖事不關己，卻難甘緘默，他乃“越職”上書，諫修大壩，以保民增產。但是在那個中古時期，器械有限，興修如此鉅大的水利工程，全憑徵調民間“無償搖役”（現代人權辭典中所謂Forced Labor或Corvee Labor，甚或叫做“奴工”Slave Labor），以千萬農民的血肉之軀，去和凶險的大自然相搏鬥，往往為之傷亡枕籍。因此要捲入這種無私利可圖的凶險工程，聰明的政客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范監督既然上書力言之，地方上級乃順水推舟，保薦范某升任興化縣知事（縣長），徵集民夫，重修此防潮大壩。這是個天大難題，但也是一項官職的升遷（從幕職官升任為縣級主管的所謂正印官），這對一個有才氣、有魄力的青年政客，也是一項挑戰（challenge）。仲淹接受了這項挑戰，出知興化縣，主持這項艱鉅工程。在初期工程中，曾有民夫傷亡數百人的可怕的挫折，可是范縣長未為此氣羸，不幸范母謝夫人也於是年逝世，在那傳統時代，父母死亡，一般官員都得辭職返鄉守孝三年，謂之“丁憂”。但是三年服除，仲淹還是官復原職，完成了這座攔潮大壩，農民直接受惠者數千家。糧食增產，自更不在話下也。為紀念范知事這項德政和勞績，後人乃名此大壩為“氾公壩”，以誌不忘。千年以還，如今雖環保條件不同，我想這范公大壩的遺址，歷史家還是不難尋覓也。
《传记文学》第七十七卷第一期
（下）
◆退居教授，長領風騷
上面所說的是在傳統中國裡，一個進士出身的高知，進入“仕途”，為人民，為國家服務，所累積經驗的實人實事。他們先從幕職小吏做起。有了實際經驗，再晉升縣長，再從縣級，累積經驗，以後慢慢遞升為“封疆大吏”。有了封疆大吏的磨練，然後進入中央，以至“出將入相”，主持國家大政，成竹在胸，才能游刃有餘。這兒我們所研究的只是范仲淹這一“個案”。其實我國歷代名相的個體經驗，都是大同小異的。吾人細讀史書便知道，我們歷史上所謂“治世”裡，政府的運作，是有他一套規矩繩墨的。把這一秩序打亂了，則汉唐宋元明清等偉大的朝代，也就進入周期性的末世，等著農民大起義來加以推翻了。
現在再讓我們繼續看看范仲淹的經驗。范氏還不止是一位有實際經驗的、慢慢循梯上爬的政務官，他很早便成為一位執輿論牛耳的政論家和急進的改革派。仲淹在三十八歲（公元一○二六，宋仁宗天聖四年）丁憂辭職之後，暫居南京。官是三年之內不能再做了。但是按禮，丁憂可以教書，可以當教授。仲淹的學歷原已是個博士後，頗有文名，這時乃應晏殊（九九一-一○五五）丞相之邀，出掌“應天府學”（省立南京大學校長）。晏殊是當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名詞人，官至“同平章事”（丞相）的下放大官。他之所以能夠看中范仲淹這個縣級小吏的道理，顯然是范氏有名進士的出身之外，也是一位名滿天下的“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詞人縣太爺。官是沒有晏丞相做得大，但在其他方面，他們卻是同一種動物，有其共同的“次文化”，彼此可以阿兄阿弟的。到後來范氏變成右派大嘴巴（見下節）以“越位進言”而闖禍，晏殊曾訓其不是，仲淹竟直言反駁，說晏丞相名滿天下，見義不為，不當右派，才不是呢?晏殊竟自覺理屈，还連連道歉呢。於此我們也可看出北宋時代，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朋友關係。官場之外，他們之間还另有他們共同的次文化之間的社交關係呢。
當時的這所“應天府學”（省立南京大學）可能還是仲淹底母校，是有其崇高的學術地位的。如今范氏自己，以名詞人、名進士，也當起大學校長和教授來，在國內是有其極高的清望的。學術界的生活比較簡單，沒有官場的案牘鞅掌，他就不但可以著書論學，也可以為文論政，大寫其政論文章了。仲淹既是個筆端常帶感情的優秀的文章家，如今有學問、有經驗、有題目、有感慨，下筆千言，他底政論文章，也就擲地有聲，遍傳海內了。
古代中國沒有現代的媒體，但是古代自有古代訊息傳播的系統。它是圍繞著若干有名望、有學問、有政治（在朝）和社會（在野）地位，而又有煽動性文筆的詩文作家，和（言之有物的）政论家打圈圈的。這一文化傳統自秦漢而後，歷朝如此，甚至到民國初年而不稍衰。且看民初的名士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人，文名之顯赫，影響力之大之深，便可思過半矣。胡適那時每撰小文，尚未出籠，就每每自許“此篇將有一千萬人閱读”。乖乖，何等聲勢?北宋時代，那批知名文士，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王安石等人也正是如此，所謂“各領風騷數十年”是也。
試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和《嚴先生祠堂記》說，“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把個五月披裘的嚴子陵當成“雷鋒”來標榜、來提倡氣節。其實這都是名士才人一時靈感大發的即興之作，但是它文筆鏗鏘感人，就長領風騷，傳誦千古了。其實漢光武，這個大殺功臣的暴君，“大”在何處?嚴子陵這位夏天穿皮袍裝模作樣的文人，又“高”在哪裡?但是經過范大名士的一篇傳誦千古的名作一宣揚，他二人就錦上添花，勳章加禮服，高大無比了。【筆者附註：范仲淹這兩篇名作，筆者在范氏之後一千年當小學生，讀《古文觀止》，還能朗朗上口的背誦，至今不忘。其在宋朝當時的傳誦一時，就不必說了。筆桿的力量，真不可低估。】
◆搞改革開放，作最大右派
在傳統中國寫政論文章，從漢初開始往往就由皇帝自己出題目，要有學識的博士們來“對策”。這種對策的結果，有時會弄得朝政改硨，甚至歷史也為之改變方向。董仲舒博士說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崇儒術”，就獨崇了兩千年，便是這次偶然對策的結果。總之，我國古代雖無媒體，文化資訊並不閉塞，尤其是時至北宋，不但雕版印刷大盛，活字版亦隨之俱來。今日吾人所見“宋版書”印刷之精美，有時竟嘆為觀止。因此您有好文章，亦不愁沒有讀者也。文化班首，長領風騷，也自會水到渠成。
再者，北宋自陳橋以後，至此已六十餘年，政體如人體，任何優良有效的政治制度，搞了六十多年，生老病死的自然演變，至此也百病叢生，有待更新改革了。例如北宋懲唐制藩鎮跋扈之失，大搞其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政策，宋初在杯酒釋兵權之後，頗有一時之效，但是“時變而法不變”，到范仲淹時代，人口大增，社會繁榮而複雜，問題就層出不窮了。斯時宋朝的地方州郡，往往連本地防盜治安，最起碼的武裝警察也沒有多少。一旦有憤民聚眾滋事，官府束手無策，有時竟滑稽到地方官躬請盜魁吃飯，企圖以情感說服草莽英雄，停止打家劫舍的可笑程度。
再如，宋初地方郡縣區劃，都是按當時的人口和經濟條件制定的，三十年河東轉河西，如今六十年過去了，人口和社會經濟狀況，有時就變化得面目全非，不加調整，有些衙門就治安無力，有如上述，有的則臃腫癱瘓，官員老化颟顸，問題就更是書之不盡了。
總之，一個制度一行六十年，現在已到需要改弦更張的時候了。目擊時弊如斯，那些學優而仕底科甲出身的年輕幹部，像范仲淹、王安石、康有為、譚嗣同、李銳、李慎之一樣的人，就要聲嘶力竭來要求政府整頓官場，搞體制改革了。在那個時代，要求政治改革的方式，第一便是應召作被動的“對策”，提出自己的主張來；第二便是主動的向當政者上書了。范仲淹目擊時弊，而居喪有暇，他就要以他底高度專業化的政治經驗和煽動性的文筆，來上書議論朝政得失了。直言疾諫的結果，後來居然把范氏變成北宋當時第一個“右派大嘴巴”、“反政府集團”的幫首。
◆越位諫言賈禍，輿論清流班首
仲淹居喪三年，這三年也是他底文學多產期。在其多產的作品中，最能引起全國矚目的莫過於他上執政書、上時相（當時的宰相）書，痛論時政興革了。上節已言之，在傳統中國裡，因為沒有像今日的媒體，一般知識分子要發表政治主張，就得向上級，尤其是宰相，甚至皇帝直接寫信。在近代中國，此風不衰，康有為就是個代表，孫中山也曾寫過上李鴻章書。李宰相如果接受了中山上書，孫國父可能也就不搞革命了。
北宋的范仲淹也是个上书专家。上节已言之，他在當鹽卡小官時，就已開始向上級寫信。在南京當大學教授時，那就升級向宰相上書了。宋制凡在中央“同平章事”（在當代中國那就是政治局常委），位在中樞參與決策者，統有宰相級別。所以仲淹凡對國家大事有建設或批評的意見，他就向中央決策人寫信了。因為文筆好、見解高、清望著，又因有實際經驗，言之有物，有時就為當朝有“下士”之心的宰相們所称賞。縱是宰相爺，不願多事，這類名士，論國家大政的上書，在社會上，被當成文學作品来讀，也會傳誦天下的，清末的“廣东名士”康有為，弄得名滿天下，就是中國传统歷史上最近的例子。
仲淹四十歲時，居喪期滿，服除，乃再度被晏丞相薦往汴京，做個“秘閣校理”。這個位置，大致也和清末康有為、譚嗣同等的什麼四五品“章京”、“行走”等等的位置相若，是個在政治設計和決策上沒有發言權的“小京官”。近人有言曰：“不到北京不知官小。”范教授到了北京，雖旨知官小，但是他學者從政，不甘雌伏，信还是要照寫的。這次他可不但上書宰相，他并且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這時北宋的仁宗皇帝尚在童年，由旁太后垂簾聽政，而太后這種老太太當政（且看清末的慈禧太后就知道），總歸是保守的、颟顸的、親貴包圍、反對改革的，為全朝乃至全國有改革思想的臣民所不滿。不特此也，這時兒皇帝為表示孝心（可能也是太后自己的主意，或諂媚的親貴承懿旨為之），還要親率群臣，“北面”向太后朝拜，恭祝萬壽，范教授骨鲠在喉就認為有乖於漢官舊儀了。仲淹因此乃上書皇帝說：“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國事家事要分開，不可有乖祖制。范教授並且認為根據先聖典章，皇帝既已近弱冠之年，就應由大臣輔佐試行親政。母后臨朝有違聖教。因此范氏不但反對兒皇帝親率群臣，北面向太后磕頭，他還要籲請母后，即時歸政，好讓幼主早日臨朝，以安天下。
范仲淹這一大膽直諫，在當時是弄得滿朝震動的。好權好位，自古以來，男女無殊。遠古的呂后、武后不談了，且看離我們最近的、清末的西太后，她最怕的就是臣民或洋人要逼她“歸政”。中國近代史上鬧得人頭滾滾的“戊戌政變”和“八國聯軍”，就是為這兩個字鬧起來的。清太后如此，宋太后亦然也。上節已言之，北宋的朝政雖遠比漢唐元明清，甚至國共兩黨的政权，都要開明得多。但是宋王朝，畢竟也是個專制王朝，太后垂簾，還是有生殺之權的。老太后真的震怒了，雌威大發，范老二不做譚嗣同、康廣仁，也要做做馬寅初、梁漱溟。因此范書一上，全國士大夫、知識分子，乃至《清明上河圖》裡，那許多茶樓酒肆中的茶客酒徒，也都在屏息以待，看范某這個“右派大嘴巴”、“顛覆分子”，如何下台?果然“疏入不報”，范某的親友故舊，就緊張起來了。
晏殊這位原薦舉人，更為之急得鬍鬚亂飄。你這個范仲淹，四五品小京官算老幾，竟然不知自己位卑職小，胡亂地“越位”上書，闖下滔天大禍，連累親友。那位曾被范仲淹批評過的（台灣政治術語叫“修理過的”）當朝宰相呂夷簡，這時對這個造反派的小部屬，當然更是怒不可遏。因為下屬犯法，上級也有失察之罪。保守派親貴之要食其肉而寢其皮，就更不用說了。
可是北宋王朝至此，由盛轉衰，全國問題多多，改革之聲，響遍朝野。面對此一全國性的改革浪潮，呂夷簡宰相卻是個有名的“和稀泥”的圓滑政客，為清流所不直，更為年輕一輩的改革派如歐陽修、富弼等所疾視，而晏殊一類的詞人文士，又畏首畏尾，也早已令人失望。誰知禮失求諸野，無名小吏中，忽然冒出個大嘴巴范仲淹來。順風一呼，居然春雷乍起，四野震動，竟使當朝宰相、名公巨卿都顯得灰溜溜，不堪卒睹。范仲淹是闖了言禍了。但是他那響亮的大嘴巴，不但引起全國有改革思想的士大夫一致喝彩，旦夕之間，竟把這位不怕死的無名小吏，弄成個無冕之王和清流班首【清末的老童生康有為就是如此的，詳見拙著《解剖康有為》，載《晚清七十年》，“戊戌政變”分冊】；他在街談巷議中和茶寓酒肆裡，也是販夫走卒中的傳奇英雄，而名揚黑白兩社會。名聲大了，清望高了，像晏殊丞相那樣不痛不癢的大政客、小詞人，反而顯得黯然無光。因此在晏氏以老資格薦舉人向仲淹責備，訓其不應“越位進言”，辜負薦舉，亂闖言禍時，仲淹竟反唇責以大義，認為士君子對國脈民命，自有言責。他之越位進言，正是為不辜負薦舉，才當仁不讓也。在全國輿論清流，眾目睽睽之下，晏丞相竟自覺理屈，而折節致歉焉。
至於被范氏修理過的和稀泥宰相呂夷簡，在無辭以對的情況之下，只好反劾仲淹在朝野中組織朋黨干政。呂宰相這一反劾也確非無的放矢。吾人試以康有為的故事，來比較一下，就可知道。康聖人一輩子只做過一次五品小京官，但是他卻在不斷的（向內閣、軍機和皇帝）上書，而暴得大名之後，竟能領導朝中公卿和在野名流來組織起“強學會”、“保國會”來，一時全國風從，朝野人士，都以結交為榮。失位宰相、世界名人的李鴻章，曾奉上白銀五千兩，想申請做一普通會員，康老大竟拒收捐款，退還李鴻章的會員申請書，乖乖，是何等氣燄?你如批評康梁當年是“組織朋黨，干預朝政”，恐伯还是小說了點呢【詳見上引論康拙著】。范仲淹這位四五品小京官，在汴京當年雖然沒有像“康聖人”那樣的發燒，但是朝野風從，聲勢顯然也是十分嚇人的。所以呂宰相要在皇帝面前告他的“御狀”。睹此，我們也就不難想像范某當時的聲望了。不用說，當時初露頭角的小名士--富弼、歐陽修，和尚在讀書的蘇軾兄弟，和他們的爸爸老泉，都是他底崇拜者和群眾，縱是官高一品，而有改革傾向底在朝的公卿大夫，也都望風嚮慕。甚至連小皇帝本人也暗中默默地欣賞呢。
◆值得歌頌的“貶謫”制度
不過話說回頭，北宋王朝確比滿清王朝要開明得多。太后和皇帝也比晚清那對母子更為通達。范仲淹也沒有康有為那樣驕橫。雙方忍讓為國。范氏“上疏不報”之後，就自請下放，一場政潮，便迅速化解於無形。不像戊戌政變搞得那樣人頭滾滾。也不像人民中國，一闖言禍，就要去坐牛棚、洗廁所、勞改、失蹤。范右派只是被下放到地方州府中去做個“通判”小官，磨練磨練而已。
通判是僅次於州牧、郡守，而握有實權的二三級地方官。只是我國唐宋兩朝的職業官僚，因為種種原因，他們做官，都喜歡作京官。一旦下放為地方官，就被認為是一種“貶謫”。吾人所最熟悉的例子，如唐朝的韓愈，也因為右派大嘴巴反佛，“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在潮州“謫居”，他老人家曾大祭過鱷魚。詩人白居易也因言闖禍，被“貶”到九江，和一位善彈琵琶的老妓女相濡以沫，互嘆不幸身世，而弄得“江州司馬青衫濕”。宋朝大文豪蘇東坡，也因大嘴巴橫議朝政，被眨到黃州，由於思念汴京，而望月懷人，“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竟使當朝皇帝，自作多情，以為蘇老大忠君愛國，在想念他呢。
范仲淹被下放到陳州等地做通判，當然也更自視是一種“貶謫”。他後來寫那篇有名的散文詩（我輩老朽，幼年時都被迫背誦過的）《岳陽樓記》，一開頭就說，“慶曆四年（一○四四），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滕子京（范氏的“同年”好友）下放做了巴陵郡的郡守大人，還算是“謫守”，幹個通判，豈非謫居之謫居耶?
我們中國古代這個“贬謫”制度，十分有趣，也十分不平凡，因為它對中華文化之傳播，和對中央政令之推行，都功莫大焉。為什麼呢?可笑的是，在傳統王朝裡，遇有國家危機大事，敢於犯顏、忤旨、直言得禍，而遭到貶謫的中央官吏，往往都是一些有為有守、有能力、有原則的正人君子，像彭德懷那樣的人。而善於逢迎的佞倖小人在相同情况之下，就取巧避祸，甚或助纣为虐了。像上述韓愈、白居易和蘇東坡，都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例子。至於離我們最近的例子，像林則徐禁鴉片禁出了樓子，被貶到新疆去，明朝的王陽明，被貶到貴州少數民族的苗區去做地方官，他們對被贬地區的開發，都是有極大匠貢獻的。
范仲淹被下放去各州府當通判，也正是如此。他所到之處，辦教育、減賦稅、免徭役，開善良風氣，作清官的德政，就言之不盡了。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裡，親民之官和牧民之吏的個人操守和政治行為，對他治下老百姓的福祉，關係實在太大了。我國近代的革命政權，都牛皮通天也。如細查他們地方幹部的政績，朋友，您能找到幾個韓愈、蘇東坡、范仲淹、林則徐那樣水平的人?我們千載猶行秦制度，千載以來，我們的制度，如真像現代批評家所罵的那麼壞，朋友，我們早就亡國滅種了，哪還等得到今天?
◆作王者之師，Teach the Ruler
范仲淹因言禍被下放了四年，至宋仁宗明道二年（一○三三），劉太后死亡，仁宗親政，仲淹四十五歲，乃奉召還都，官拜“右司諫”。北宋的諫院，便是漢唐明清的御史台的分部，各有所司，而台諫並列。也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國民政府中的監察委員，國史上所謂“言官”是也，掌諷諭規諫，屬三公中的門下省。宋司諫有左右之分，以右為大。用個現代名詞，那應該是“司長級”的“首席監察委員”了。這個御史的位置，真是量材器使，對個上書成癖的摘帽右派來說，那真是如魚得水，天造地設了。如今放言高論，既是官定職守，那末對皇帝上書，也是理所當然，不再是什麼“越位進言”了。
劉太后原非仁宗生母，垂簾亂政，早為敢怒而不敢言的臣民所輕。如今老太雖已倒斃，然后黨猶存，餘威猶在。太后且留有“遺詔”，扶正先帝之妾楊太妃，為“大行太后”的接班人，繼續“參決朝政”。皇帝沖年仁孝，太后雖非生母，然母子之間，初無惡感，對執行遺詔亦無異言。舉朝公卿，因此也噤若寒蟬，未敢說半個不字。不意新任范司諫應召返京，下車伊始，即不以為然，乃上疏公開反對。他告訴皇帝說：“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仁宗大悟，然實行遺詔，奉楊妃為繼任太后如儀，只刪去“參決朝政”一條。詔出，陰霾全掃，朝野大悅。范仲淹敢言之名，因也隨之更上層樓。
再者，此時因太后崩逝，后黨親貴逐漸斂跡，人心輕鬆，朝臣論政，動不動就以太后時代如何如何為戒，成為一時言論風氣。新任范御史雖也是太后垂簾的受害人，為維護朝廷尊嚴，卻認為此風不可長。乃再度面奏幼主說，太后保佑聖躬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聞言感悟，乃降詔要一般臣民向前看，對垂簾舊事，“毋輒以言”。吾人細讀宋史至此，對仲淹此一諫言是否正確，雖然不疑處有疑，然以范氏在中央作“諫官”，對朝政得失，言之成理，使小皇帝聽話，作“王者師”，所發生的正面影響，實在是可驚的，唐太宗說魏徵是他的鏡子，不正是如此?
筆者附註：吾人細讀這段宋史，再看看清末的“戊戌政變史”，便頗有今不如古之感。宋代的劉后與仁宗，實非清朝的西后和光緒，可以望其項背。劉后平和納諫母子之間無惡感，而仁宗亦有其政治家氣度，主持國家大事，不搞無把握的冒進，都有足多者；若以康有為與范仲淹相比，則康氏之橫蠻自大，較諸范氏之老成謀國，直豚犬而已。言之可嘆，我國傳統史學，有作“王者師”的古訓。西方史學，亦有Teach the Ruler一派。范仲淹幼年苦學成名進士。再以十餘年從基層行政做起的實際經驗，至此已培訓出一個足為“王者之師”的宰相之材，漢朝的張良、陳平，唐朝的魏徵，房、杜都有其大同小異之處也，搞政治要Teach the Ruler，怎能不熟讀歷史?
◆政黨政治的萌芽
總之范仲淹這次奉詔還京，已是個足以與皇帝對面說話的高官，非復吳下阿蒙了。他雖然沒有參預中樞要政同平章事的決策權，但是有決定性的发言權、建議權，和批評權。而又往往說得切中肯綮，極有說服力。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中央政府裡的各階層官員，乃至社會街坊人民，難免就要出現各是所是，各非所非的兩個陣營了。但是這時的皇帝是有最後決定權的最高決策人，兩個陣營難免就要相互競爭，來影響皇帝的決定了。范黨一直是個改革派，對當朝宰相呂夷簡和稀泥的作風，往往提出最激烈的批評。而呂宰相本人則自認為是老成謀國的穩健派。范氏之徒，結黨干政，搞的是冒進，對國家有害无益。
朋友，知否?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史上，這個兩派對政治決策的競爭，就是現代政黨政治的起源啊。這時原是一黨獨大的呂宰相就以“組織朋黨，離間君臣”來譴責范氏之徒。後來范黨執政，仁宗亦嘗以朋黨之戒，質詢范氏，仲淹答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這不正是近五百年來，政黨政治的最基本的哲學要義嗎?且看我們眼前台灣三黨的競選，和美國為著中國加入世貿，兩黨各派把經濟利害和人權多寡，列為議題的選前舌戰（台灣叫做“口水戰”），不都是以此為言嗎?
再者，在十七世紀，搞出民主政黨最早雛型的，英國議會中的“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也就是這麼搞起來的。Whig和Tory原都是當年英倫三島上強盜和流氓的名字，後來就變成“自由黨”和“保守黨”的譯名了。因為早期政黨的名字，都是反對派咒罵出來的。君不見國民黨中的“CC派”，連它底最高黨魁陳立夫先生都不知道CC它這個洋名字是如何出現的。但是您如理解到“輝格”、“托利”之何從出，就思過半矣。
只是這種現代型的民主政黨，在早期的帝制政府中出現，卻有個先決條件，這位最高決策人的皇帝，一定要是個開明的皇帝。宋仁宗就是個史所寡有的開明君主。群臣在御座前辯論，個性急躁，大聲說話，往往弄得唾沫橫飛，有時竟然飛到皇帝脸上都是，我的老鄉包拯（電視連續劇裡的包青天包老爺，大船王包玉剛的祖宗），在諫院任職時，同宋仁宗說話，就出過這樣的烏龍，據說他，“音吐激憤，唾濺帝面”【見宋人筆記，朱弁著《曲洧舊聞》】。這種事，慢說是在其他朝代的皇帝面前，縱是在蔣總統、毛主席面前，你敢?（這兒有個真實的故事：某次某君在老蔣總統面前多說了幾句，蔣臉色一變，罵他“強辯”。某君立刻跪下乞命，因為他把蔣公的寧波話，聽成“槍斃”了。非某公膽小也，槍斃事有可能也。）蔣公如此，毛公還要說嗎?在這種生性横蠻，動不動就殺人罵人的獨裁者治下，你還能搞什麼民主政治呢?但是這也不能專怪獨裁者個人。他們底下的豬狗奴才也實在太多了。足下如久與豬狗奴才同列，也就作豬狗奴才而不自知了，悲夫？！這也就是現代激進派所說的，我們的傳統習俗是“醬缸文化”嘛。所以我們文化要經過兩百年的長期轉型，才能徹底擺脫這個自我作踐的醬缸傳統。
可是我們在一千年前的北宋王朝，尤其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一○二三一一○八五）的朝政，倒頗有些現代化的跡象呢。其所以然者，可能是經濟高度發展，由農業經濟逐漸進入都市化工商業經濟的影響。下節再略述之。
◆從朋黨政治到政黨政治
在北宋仁宗時代，當以范仲淹為首的“朋黨”，逐漸向政黨發展的中途，開明而年輕的仁宗皇帝趙禎，顯然偏袒了以呂夷簡為首的穩健派（托利黨?），“輝格流氓”因而見黜，黨魁范仲淹難免就再度外放了。但是范氏此次出京，可不是貶謫，而是調虎離山。為免他在京城之內吵架，甚或搞肢體抗爭，才下放出京去做封疆大吏，作“江淮體量安撫使”的高級地方官，專職是替天子安撫江淮。這也就是明清兩朝，替天子巡撫四方的職位。在民國初年，就是（“辮帥”張勳曾做過的）什麼“長江巡閱使”一類的大官。不久安撫事畢，又內遷回京任職，返京之後，仲淹的右派大嘴巴，對朝政的批評竟變本加厲。呂宰相乃再薦其另任要職，以龍圖閣直學士榮銜，領開封府尹（也就是後來包青天所出任的職位，在人民中國，彭真和陳希同所幹的也是相同的職位）。當了首都市長，位尊、權重、事忙、應酬多，大嘴巴放砲的機會，應該就相對減少了吧。誰知事有不然，范黨和執政的呂黨，不久又為另一宮闱事件，齟齬了起來。而這次齟齬，范黨不幸又站在下風。
他們又為啥事吵了起來呢?說來可笑，這次卻是由於皇帝夫妻吵架，正在鬧離婚而鬧到他們頭上來的。原因是皇后郭氏因和妃子們爭風吃醋，打了皇帝丈夫的耳光，並且把丈夫皇帝的臉上抓出條條的“爪痕”，丈夫生氣了，要鬧離婚“廢后”，群臣入勸，皇帝乃將臉上被抓的“爪痕”，伸給呂宰相看，宰相看後，也認為當老婆的人，不該如此潑辣，因此同情當丈夫的仁宗皇帝，和這種不講理的女人分居。可是事為范仲淹的反對黨所知，范氏和他們黨中的御史、司諫等大官，則堅決反對皇帝離婚。他們反對的理由，可以御史中丞孔道輔的話，作為典型。孔說：“人臣之與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但是這群兒子卻管不了父母的婚姻大事，老子關閉宮門，拒絕納諫，仲淹、道輔等乃率台諫群臣，在宮門之外，拍門上銅環大鬧，硬是不許“父母離婚”。皇帝發誓非離婚不可，被鬧火了，乃把鬧事者的頭頭范老二，再次貶謫下去，庶幾在京城之中，落個耳根清淨。
仲淹這次是下放至睦州（今浙江建德）當個知州，後來又轉調蘇州、饒州（今江西鄱陽）、潤州（今江蘇鎮江）、杭州、越州（紹興）諸名郡。其實時至北宋，江南一帶，已十分繁榮，人文荟萃，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已膾炙人口，被“謫”到那兒去做郡守、知州，實在是一方的土皇帝。在那個中古的農業大帝國裡，時值太平無事，衙署之內又小吏如雲，各有專責。郡守知州，平時也十分清閒，因此有文學訓練的小土皇帝們，平時交結文士，吟詩作賦，遊山玩水，頗得其“在郡之樂”。筆者這輩子老朽，幼年就曾背誦過許多篇唐宋兩朝的詩賦名作，多半都是這一類的所謂“謫居文學”。且看：《藤王閣序》（王勃）、《琵琶行》（白居易）、《祭鱷魚文》（韓愈）、《醉翁亭記》（歐陽修）、《前後赤壁賦》（蘇軾）等等。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嚴先生祠堂記》等名篇，也都是他這時的謫居之作。
范仲淹在下放期中，除文學多產以外，還為他自己家鄉蘇州，興修水利，在各郡普及過教育，都很有建樹，遺澤無窮，母須備述。
◆討伐西夏，文臣將兵
就在仲淹下放東南期間，西北邊疆忽然烽火頻傳，原來西北河套地區，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這時忽然宣布獨立，國號大夏，不但自外於中國，還要叩邊作亂。
這個西夏王國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個大題目。最近數年來，不特海峽兩岸史家都曾有專著專篇細論之，在去歲哈佛大學出版的牟復禮（Frederick W.Mote）教授的千頁鉅著《公元九○○至一八○○年間的中華帝国》（Imperial China, 900-1800. Harvard Press, 1999．）中，亦列有專章細論之。牟教授曾評兩岸之書，未脫大漢族中心主義的舊框框。筆者細讀牟著，覺得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而帶有一般歐美學者治漢學不自覺的成見。雖然牟君還是我們華族的東床快婿（牟夫人是華裔）。牟把夏宋之爭說成羌漢兩民族的對立，也是一種帶著西方眼鏡的似是而非之論。其實漢民族（我們今日叫中華民族）自始就不是一個純種的民族。它是千萬個蒙古民族和無數個其他民族的小部落，滾雪球，滾在一起的文化整體而已。這個雪球至今还在滾。用個當今美國民族學的術語，這個大文化雪球，就叫做Mainstream（主流）。環繞它底無數周邊小民族，不斷加入“主流”，便形成個Melting Pot（大熔爐）。美國今日這個熔爐，的確把所有白種民族，都已融於一爐了。非白種民族的全融，恐怕還要再等一兩個世紀呢。中國那個大熔爐，熔了數千年，時至北宋，則紅黃藍白黑各種民族，都早已不露形跡的全部融化了。
因此，北宋帝國當時並不是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北宋帝國和今日北美大帝國一樣，本身只是個民族“大熔爐”（包括開封府裡的猶太人）。西夏當時，也不是個如牟教授所說的，“黨項族”（Tangut）的民族國家。它也是個雜糅當地漢化了和半漢化了的數百十種少數民族的部落，所建成的一個中國式朝廷（Chinese state）的小雪球，與宋朝這個大雪球來彼此競爭而已。【筆者附註：縱在一千年後的今天，中國西北地區，還遺留有五十餘種少數民族，沒有全部融合，則一千年前部落之多，就不難想像了。】他最後的目標，只是想“入主中原”取趙氏而代之罷了。所以西夏國主李元昊（又叫趙元昊），事實上只是個“少數民族講漢話”，和安祿山一樣的，有野心、有能力的地方軍閥而已。他和民國時代的西北諸馬（馬步芳、馬鴻達等回教領袖），和雲南的龍雲（彝族）一樣，原先都只是一種小部落的酋長，轉化為唐宋帝國裡的地方藩鎮的軍閥而已。
李元昊的祖先在唐朝，事唐有功，被“賜姓”李氏，是一種唐朝的“國姓爺”。入宋，他們又改姓趙氏，还是保持其“國姓爺”的身分。迨野心勃勃的青年李元昊逐漸長大，乃慫恿乃父造反，叛宋自立（唐朝的李世民就是慫恿他父親叛隋自立，創立了唐朝的；這在民國初年軍閥時代，便叫做某省某省向北京中央“宣布獨立”；孫中山於一九一七年在廣東宣布獨立，也是一樣的）。其父不願也不敢。父死元昊乃於宋仁宗寶元元年（一○三八），叛宋建國，自稱大夏皇帝。四向兼併，竟然囊括了今陝北、甘肅、青海、內蒙各一部地區，共二十二州，蔚成大國。
李元昊和他千年後的遠宗李登輝一樣，要搞獨立，不願做中國人，不願姓李，更不願姓趙，但他家族漢化了數百年，又沒個自己的姓，乾脆就只用元昊二字，而不姓了。他也和李登輝一樣，要廢漢語、漢服，造西夏語、製胡服，也都搞得非牛非馬，一事無成。其獨立情況，和今日的台獨十分類似，只是他的疆土比台灣要大上數十倍罷了。
元昊精明強悍，窮兵黷武，他志在南下長安，東趨洛陽，要和大宋帝國搶奪天下，一時西北烽火頻傳，汴梁震動。仁宗皇帝自然就要下令討伐了。不幸的是，自趙匡胤搞“杯酒釋兵權”之後，實行強幹弱枝政策，北宋王朝便沒個“邊防軍”。地方州郡，都没有自卫武力，一旦有邊釁，朝廷只好從中央调兵，臨時登台點將，再由新將領，不遠千里跋涉，率大軍往邊疆禦敵。而北宋早廢武考，沒有職業軍官。臨時點將帶兵，都是從文臣之中選拔之，號稱儒將。這時西夏作亂，朝廷要從有聲望的文臣之中選擇武將。范仲淹就首蒙拔擢了。第一是他身為改革派、反對黨的領袖，聲名赫赫。第二是在他無數篇的論政文章中，恢復武考，重整軍備，振興國防，原是他底口頭禪。如今邊釁乍起，國家多難，正是英雄用武之時。仲淹很自然的就名列榜首了。
此時范氏在江南越州當知州，正在辦書院，監科考，大搞其文教建設，忽奉旨調西北，知永興軍（今西安市），旋升任“陝西都轉運史”。再以龍圖閣直學士榮銜，與韓琦同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仲淹並兼任延州（今延安市）的知州，軍令政令一把抓，權傾西北，主持對西夏用兵，時稱韓范。這項連升三級的職務調動，在當時是個震驚朝野的“超遷”。用句現代話來說，那就是范仲淹從個國民政府時代的縣長專員（今日大陸地委書記）一類的地方中級官吏，一年之內，調升“上將衔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西安事變前張少帥的位置），不能說不是“不次之遷”了。據說范氏這項超遷，還是他的老政敵，呂宰相背後向皇帝特別推薦的。仁宗且為呂宰相之不念舊惡，而“外舉不避怨”的大臣風度，深為感動呢。迨仲淹入朝陛見時，仁宗竟以自己的感受直告之，使释前嫌。而仲淹也說：“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私人）何憾也。”凡此，也令我們今世讀史者感到，北宋時代的政黨政治，確有其現代意義，幾乎為今日兩岸所不能及也。是耶?非耶?
◆出將入相，一身兼備
其實呂之薦范，大臣風度之外，也未免不是故出難題，讓仲淹身當其衝也。蓋以五十二歲的之乎者也，對軍事毫無經驗的蘇州才子、文臣，驟領重兵，遠赴荒涼的大漠邊緣，與驃悍的遊牧民族的騎兵作戰，也是在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呢。那時另支宋軍就全軍覆沒，主帥陣亡，敗溃之慘，不堪設想呢。呂之薦范，可能也是不懷好意，有心要看這個大嘴巴、大右派底笑話的。所幸仲淹雖是文人，他對軍事也有天才，有興趣，更有信心（中國近代史上曾左李胡，和袁世凱、毛澤東、陳毅、鄧小平等人，也都是文人將兵的好例子）。因此呂宰相對他的推薦，不論動機如何，卻歪打正著。仲淹一旦身臨前線，敵我兩方都為之耳目一新。非前主帥范雍（時稱老范）所能及。那時廷議本是五路出師，一舉對叛軍來個犁庭掃穴。但是范總司令盱衡全局，認為大漠之外，廣闊無邊，深入敵境，進易退難（漢朝李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大漠，陷入重圍，便是歷史上最早的例子）。所以范氏改變戰略，主張移民實邊，堅壁清野，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長期抗戰，拖垮根基淺薄、有利於速戰速決的強敵。老范這項戰略改變，結果證明是正確的。元昊那個只圖急功近利的暴發戶軍閥，一朝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淖，疲於應付，自覺窺邊無望，終於仁宗慶曆三年（一○四三），接受了朝廷和平統一的號召，罷兵言和。
宋史中這段邊患，和恢復和平統一的故事，是十分複雜的，非三言兩語所可盡述。筆者於此但闡明老范的戰略是正確的，和其最後成功的結果而已，讓讀者知其大略經過，就不浪費篇幅了。
邊事粗了，范氏乃於慶曆三年（一○四三）奉詔還京，出任參知政事、同平章事，這在宋朝就是有宰相的級別了。同時呂夷簡奉詔罷相離休，保守黨人隨之一時俱去，代之而起者，如晏殊（同平章事）、富弼、韓琦（樞密副使）、蔡襄（知諫院）、余靖、歐陽修（左右司諫）等等，簡直是清一色的范黨舊人。再用一句現代政黨政治的術語，那也就是“政黨輪替”，“托利黨”黨魁下野；“輝格黨”負責組閣執政了。古代士子從政，最高願望所謂“出將入相”，范仲淹這時不但是兼而有之，更是當朝執政黨的“輝格黨魁”，文治武功都是當朝第一人，聲名之顯赫，地位之崇高，全國無兩。有范某這個崇高地位的，在兩千年的中華帝國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所以把老范當個中國宰相的標準模式，作個“個案研究”，也是對傳統文官制度的一項重要的發掘工作也。
◆政黨輪替與慶曆新政
范仲淹從做小吏時代開始，就嚷著要興利除弊、改革朝政，如今自己做了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權和責任遠在總理之上，獨蒙聖眷，主持大政，上下部是本黨同志，應該是隨心所欲，徹底從事朝政改革的時代了。范氏大志初伸，硬是準備大幹一番。這就是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所謂“慶曆新政”了。許多史家都認為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是為二十四年之後“王安石變法”的前奏曲。慶曆新政又是啥回事呢?長話短說，其關鍵還是繫於那位有心改革的開明皇帝宋仁宗。
宋仁宗在邊事初定，元昊恢復稱臣之時，顯然也感覺到呂宰相當朝太久，不死不活的和稀泥政治也和得太膩了。現在應該起用新黨，把朝政大事興革一番的時候了。他因此對范仲淹、富弼、韓琦等改革派，寄以厚望。某次竟仿漢唐古制，開天章閣，召對范、富等新黨領袖，賜坐、給筆札，使盡情條奏當世之務，以及應有的興革。其結果便是范執政上疏十事。這萬言長篇的《十事疏》，便是所謂“慶曆新政”的基本規劃了。十事疏的總綱目是：1、明黜陟，2、抑僥倖，3、精貢舉，4、擇官長，5、均公田，6、厚農桑，7、修武備，8、減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
事實上這十項改革計劃，早就是改革派向呂夷簡所領導的保守派長期挑戰的口號。現在是輪到改革派自己來加以全部實施了。在朝野一片彩聲裡，開明的仁宗皇帝把十事發交廷議，舉朝上下，除對范氏計劃的第七條修武備稍有保留之外，其餘九條舉朝主張立刻付之施行（范七條是主張恢復唐代府兵制，朝議認為目前無此條件，主張保留）。在他們君臣一致大力推動之下，仁宗對改革派之言聽計從，詔書十下，不在近千年後的光緒爺之“百日維新”也。誰知文章不與政事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君臣鬧了兩整年，結果一事無成。仲淹自慚求去，皇帝也深覺無望，乃下詔停止新政，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也是范仲淹一生的心血結晶，就煙消雲散了。至可悲也。
◆沒個中央政治學校
北宋時代的“慶曆新政”之發動，和它其後的徹底失敗，是中華政治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個極大的不解之謎。近年在海峽兩岸所舉行的大規模的有關范仲淹事蹟的研討會，對這件大事（也是范仲淹一生事業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似乎是諱莫如深，不愿多提。愚曾細翻一九九○年台灣大學出版的兩卷鉅著：《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其中也只宋晞教授一篇，提到范的經濟改革計劃。但對“慶曆新政”何以失敗?也只是一筆帶過，未作細論。
大陸上在一九九一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所出的近版李涵、劉經華合著的《范仲淹傳》，則認為慶曆失敗，有三種原因：一是仁宗皇帝對新政的支持，搖擺不定；二是舊勢力的阻力太大；三是改革派自身也有其缺點云云【見該書頁141-163，似乎也是大問題，小答案，未搔著癢處也。因為中國歷史上，從王莽、王安石到康有為，再到蔣中正、鄧小平的“改造”和“改制”，乃至最近的連戰和朱鎔基，正在進行中的“改革”和“整頓”，從宏觀的历史潮流，顺流而觀之，都是大同小異的。上面李劉兩教授的三點論，對他們似乎也都完全適合，也就是完全不盡適合了。
記得抗戰期間，筆者在重慶求學時，曾聽到蔣委員長對王安石變法的批評。蔣對當時“中央政治學校”的畢業班訓話說，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便是他沒有辦一所“中央政治學校”。沒有訓練足夠的“幹部”來實行他的政策，所以才失敗了。【筆者當時是聞之於在場恭聆蔣公訓話的一位政校畢業生。他深然此說，所以才向我轉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和蔣公顯然都是從莫斯科一個師父下山的，所以“幹部學校”辦得一個又一個，也是未能解決任何問題。讀史者，難免就覺得，事有蹊蹺了。
◆統治機器的自然鏽爛和報廢
吾人讀中華帝國史【包括上引一九九九年才出版的牟氏千頁鉅著】，再比較著試讀其他民族史，有時就發現我們自己的民族史有許多令人難解的問題。其一便是洋漢學家所加於我們的所謂“朝代循環論”（Dynastic Cycles），我們的主要朝代漢唐宋元明清，都是由極盛到極衰，而終於腐敗到無法挽救的程度（Corrupt beyond Repair），最後才自我滅亡而改朝換代。而且每當這個由盛轉衰的時代（就像北宋范仲淹這個時代），政治社會百病叢生之時，總有一些愛國愛民的仁人志士，要起來從事“體制改革”和“變法維新”。因此在各朝代的中葉和末期，可說是改革派不斷湧現，甚至前仆後繼。他們之苦心弧詣，從事改革的努力，都是可泣可歌的。但是從王莽而後，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卻沒有一次成功的先例。每一次改革都是像“慶曆新政”那樣，以最有信心、最樂觀的行動開始，而以最失望、最可悲的失敗告終。朋友，不信嗎？这是絕對的歷史事實呢?胡為乎而然呢?從古到今，從光緒皇帝到蔣委員長，到目前兩岸三地，學者、博士、政論家、無冕之王，正不知有多少籮筐的批評家和政論家，在尋求答案呢?但是他們之間，任誰也不能否認，兩千年來中華帝國史上這件冷冰冰的史實，那就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運動，都是以失敗告終的。聞善言則拜，我們歡迎任何學者史家，能提出相反的證據來。
何以如此呢?毛主席說：“千載猶行秦制度。”我們只可說，這個至今未改的“秦制度”--國家強於社會的中央集權的帝國文官制，從唯心主義的立場來看，是個有機體，有機體就必然有它底自然存在的生理時鐘。因此它也有生老病死的循環周期。等到它發展至老病將死的晚年，仙丹靈藥、華佗良醫，只能延長它的生命，而不能維持它不死，這就是改革派的極限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也說過，一個政黨也有其生老病死的自然程序嗎?
再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這個“秦制度”的本質，就是一部偉大的統治機器，一部偉大的機車。這部大機器、大機車，從出廠到報廢，也有它生老病死的時鐘。駕駛司機可以為它不斷的維修，但這維修，也有個極限。到它老人家鏽爛到無可維修的程度，您也只好將它報廢了。筆者這個窮教書匠，五十年來，就報廢過十部以上的私家老爺車。它老人家們，都對我服務有年，不忍棄之也，但是在它鏽爛到不能再作維修時，揮淚斬馬谡，就只好報廢了嘛。因為一部汽車，它是一萬個以上的零件組合起來的，等到它整體鏽爛到無法維修之時，光換掉十個八個主要的零件，也是不管用的。汽車如此，社會國家亦然也。等到一個社會腐爛到快要全部崩潰的時候，縱能換掉十個八個主要的零件，您可以維持這老爺車，再跑若干里，但您卻不能改變它老人家最後報廢的命運。朋友，這就是范仲淹這位修車匠的“十事疏”了。
朋友，恕我老朽再重複一下。我們那個“千載猶行”的“秦制度”，在世界政治制度發展史上，筆者不學，就曾不斷的替它老人家打抱不平，認為它是中世紀人類在政治科學上，所發明的一宗“較好的制度”（a better system）呢。吾儕教授世界通史的教師們，還未發現“現代前”（pre-Modern）其他民族史中有任何制度，比它更為持久、更為“科學”呢?但是它畢竟是個“中世紀的制度”（Medieval Institution），一個“現代前的制度”。縱行之於中世紀，它也有它底周期性的極限呢。范仲淹慶曆新政失敗的道理，就是被這個客觀實在所限制，而不得不失敗也。
◆向現代化發展的萌芽期
再者，吾人讀宋史，如按照西洋史學的分期，發現北宋顯然是中國“現代文明階段”的開始。此話怎說呢?因為人類文明的進化，是作直線條向前發展的。在中世紀文明結束之後，人類的文化生活已走上“現代階段”。什麼是現代文明底主要的內涵呢?長話短說，那就是五四時代的啟蒙大師們喊破喉嚨的所謂“科學”和“民主”。抽象口號之外，再加點具體事實，那就是“工商業經濟”、“個體生產力的提高”和“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的出現。一個豐田汽車廠的日本工人，每人每年可以生產汽車九十部，這就叫做大規模生產。一個國家的個人的生產力尚未達到這一水平，就不能叫做“已發展的現代國家”。它至多只能算是個停滯在“中世紀”和“現代”之間的“發展中國家”，根據這一現象來分析，則我國歷史上的北宋文明，已經進入了這個“現代階段”的萌芽期。
從科學、民主兩方面來看，北宋仁宗、神宗諸朝當然無真正的民主之可言，但是它是兩千年中華帝國史中唯一可以承擔“開明專制”四個字的一個朝代。上節曾提到，他們君臣之間為政策而辯論，大臣大聲叫嚷，往往口水橫飛，有時竟弄得“唾濺帝面”。在其他任何朝代，“面聖”時，“佇視”（兩眼向皇帝直視）都是犯“大不敬”罪的。在明朝，大臣有時在朝廷上，當眾脫褲子打屁股，而“廷杖”至死的。你还敢唾沬橫飛?開明專制，是從“君主”轉“民主”的起步。搞微觀史學，一葉知秋，從小可以看大也。
至於科學上的成就，限於篇幅，我們就姑且以經濟生產為例吧。
在經濟生產上說，北宋至少已有兩三種工業：絲綢染織、製瓷和造紙已達到、甚或超過二十世紀的水平。此事科學史家論著甚多，例如宋代製瓷、製絲的極高的技術秘密，我國工業界至今尚未能完全“揭秘”呢。再說我們安徽出產“宣紙”吧，在宋朝已達到最高水平，老實說沒“宣紙”，就沒有“宋畫”。這項造紙技術，日本人至今還在偷學而未得其秘。這些也都毋須細述了。北宋的工商業經濟的管理技術也已進入市場經濟、貨幣經濟（人類經濟史上第一個使用紙幣的社會）的階層，以工商業為主體的現代都市也正在成長，一個具有無限政治影響力的“城市中產階級”（現代所謂布爾喬亞bourgeoisie或urban middle class），也已在地平線上隱然出現。國內的商業貿易，和中國對海外高度出超的國際貿易，也都在迅速成長。國家歲入（national revenue）亦遠邁漢唐。這些都是中國經濟史上的常識。上述仁宗、神宗皇帝的開明專制的作風，和文彥博所說的“陞下與士大夫共治”的政治哲學，可能都是這一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產物。要照當時的趨勢發展下去，一個具有現代化文明的中國之出現，可能要比歐洲早個兩三百年而有餘。……促使歐洲現代文明出現的“文藝復興”，是十四世紀以後的事。
◆文化發展失去平衡
但是北宋向現代文明發展的趨勢，為什麼忽然煞了車，我們的政治社會生活，其後又大開其倒車，終於走回中世紀前期的“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呢?大致說來，文化的不平衡發展，應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當時的東亞大陸上，宋王朝文明社會的超級發展領袖亞洲，甚或全球，是不在話下了。但是我們周邊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寄居北方草原和大漠南北的遊牧民族，他們雖然也在迅速漢化的過程之中，但是他們除掉深深地掌握了中國傳統政治組織的技術之外，在文化整體上，連最起碼的使用文字，都还感到困難呢。至於一般生活之沒有完全脫離遊牧民族的野蠻狀況，和好鬥成性的尚武傳統，自更不待言。因此那個被高度文明生活所軟化了宋王朝的臣民，和他們打鬥起來，難免就相形見絀了。再加上宋王朝立國時的“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的影響，在抵抗北方蠻族入侵的國際戰爭上，也就經常的力有不敵了。在不停的國際戰爭中，經常做個戰敗者，則雅典就必然要向斯巴達稱臣；羅馬就要被蠻族占領了。蠻族毀滅了羅馬，搞出個大黑暗時代來，則啥民主、科學的幼苗，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北宋有個大天文學家叫蘇頌（一○二○--一一○一），他利用水力，在開封建造了一座“水運儀象台”，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美的第一座自鳴鐘。它按標準時刻自動報時，使開封市民都能掌握正確作息時間。當年凡訪問過開封的華夷官商，無不稱羡。可是等到金人侵宋，打下了開封，俘虜了徽欽二帝，大水鐘也就被他們搬到熱河的黃龍府去了。可是這座大水鐘有氣節，一旦被俘，它也就從此不再自鳴報時了。朋友，強悍的大金帝國這時還沒個工程師可以開動這座水鐘呢。水鐘尚且如此，則開明專制、民主科學、布爾喬亞、工商管理之一去不返，也就不必多費筆墨了。
◆國營企業和國營農場的先例
以上所述還是蠻族入侵等等的外在原因。宋王朝這點小小的現代主義的萌芽，終於難免中途枯萎者，還有它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那就是所謂科學、民主、大規模生產，和所謂“經濟起飛”等現代文明的內涵，原都是城市中產階級出現的副產品。它與我們“千載猶行”的“秦制度”也是水火不相容的。筆者在許多篇拙作裡都曾一再強調過，我國千年不變的國家強於社會的“秦制度”，卻是個中產階級的剋星和死敵。它底歷史任務，原是：㈠預防“城市中產階級”，於其出生之前；㈡誅鋤“城市中產階級”，於其萌芽之期；㈢摧毀“城市中產階級”，於其成長之後。【參見拙作《论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載《晚清七十年》，卷一，頁一○五。】因此我們這個以“主觀意志”來抵銷“客觀實在”的、根深柢固的“社會政治傳統”（Socio-Political Tradition），對中古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也就是從君主政治轉民主政治，從人治轉法治，從農業經濟轉工商業經濟，從農村社會生活轉都市社會生活的包袱，都太沉重了。勉力為之，則非三兩百年不為功也。
我們要知道，宋朝范仲淹時代所發生的種種政治和社會問題，除掉上述“歷史周期性”的毛病之外，有許多也是中世紀社會經濟向現代化社會經濟轉型的問題。他那有現代化氣息的都市和工商業，在古老的土壤中剛一萌芽，在內外交煎的不利的條件之下，很快的就枯萎，而消滅於無形了。千載以後，我們從比較史學的觀點來看，這種轉型夭折的現象並沒啥難解之處。但是在范仲淹、王安石那個“近古期”（Late MedievalEra）改革派的腦海中，卻沒啥“轉型”的概念。因而他們只能以醫治農業社會的老藥，來治療農業社會之老病的方式，而大搞其“新政”和“變法”，永遠不能從“秦制度”破繭而出，藥不對症，所以就病無起色，有時甚至於越醫越重了。
且举北宋農工業中若干轉型的小例子，以概其餘。上節已約略言之。我國有三千年以上壟斷史的絲綢染織工業，至北宋已發展到二十世紀的技術水平。但是宋政府對這項工商業的產銷與管理，卻仍然停滯在秦漢時代“重士農，輕工商”的老傳統裡。在全國農村都生產粗絲、粗帛供一般民用之外，高級絲綢的生產和染織，則由政府特設的“織造”官府，加以壟斷，使它變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且用一句現代的話來說）一種“國營企業”。這企業內的高級“技工”（Skilled labor），事實上都是當時世界第一流的染織工程師），都是由中央政府中的“少府”（清朝叫內務府）直接控制“不入州縣”的變相奴工。換言之，就是他們沒有地方州縣的“戶口”，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子孫也永遠不能改變身分。因此這種以半奴工方式所經營的“國企”之永遠不能發展成一種現代工業；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現代文明”之遲遲不能出現，就不需詳加解釋了。製絲工業如此，製瓷工業亦然。宋瓷成品的技術水平之高，至今還沒有完全揭秘。世界製瓷工業史上，登峰造極的官七窯、汝窯、鈞窯、定窯、哥窯，嚴格講起來，都是一種“國企”。它底資金來源、產銷管理，乃至其中工匠之受少府管制，永不翻身，亦均如上述。更有不幸者，宋瓷中之最優秀產品，往往都為製造它的工匠所毀，未能流傳。蓋燒製這種超級產品，工序都十分繁複，得來不易，如為監工幹部，或朝廷欽差所知，要增多生產，實难應命也。如此則不如在出爐之時，就隱瞞上級，毀之棄之為愈也。因此要想這種製瓷工業，能逐漸演變成為一種現代企業，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在上述國營工廠之外，北宋還有一種國營茶場，其運作失常，就更足驚人。蓋飲茶習俗，在我國史上雖由來已久，但茶葉之成為一種日用必需品，乃至國際貿易的主要商品，卻始自北宋。西北產金地區，回羌等少數民族，對飲茶更有偏好，而茶葉之來源，亦完全仰賴於中國。因此西北邊區，茶葉貿易量之大，更有茶磚與金磚同價的美譽。加以宋王朝本土不產馬，軍用和運輸所用之馬匹，幾乎全靠以茶換馬的邊區貿易。這樣一來，茶葉的產銷，就成為國家的國防經濟命脈所繫了，朝廷乃特設官署名曰“茶馬司”，專司其事。因此茶葉也就成為國家壟斷的專賣品，由政府特頒執照（茶引）由領照茶商運銷之。無照販茶，便是私茶，在嚴禁之列。然茶利太大，累禁不絕，乃有所謂“茶梟”、“茶匪”之出現。政府失控，乃漸成社會中的心腹之患。
不特此也，宋政府對茶葉生產，亦實行一種國營茶場制，而全部壟斷之。茶農不得私營茶場，甚至私人農場中之茶樹、茶苗，均被移植於官營茶場之內，雖深山大壑中的野生茶樹，亦在逐棵點驗的管制之列。筆者不學，曾以電腦引得，對宋室茶政，試加檢索，竟發現宋政府對茶葉產銷管制之嚴密，竟不下於現代毛某所製造之茶葉公社也。真是匪夷所思。而宋代茶政之腐敗，官茶之霉爛，為禍社會之大，亦不下於今日之國企，讀史者，實不勝感慨係之。因知從上而下，謀求社會改革的慶曆新政，與二十四年後王安石的變法，都还是以傳統的農村社會，與農業經濟為對象，而未及於新興的工商業，以及其與生俱來的現代前期的社會問題，以至改革難顯膚功，而終於失敗，在現代以社會科學治史之新法則的檢索之下，固亦沒啥費解也。
◆突破秦制度，尋找新規律
所以我國自王莽以後，經過范仲淹、王安石，到康有為等等無數的開明政治家和改革派，直至今日的朱鎔基總理，他們所從事改革的基本性質，都還是在毛主席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的老框框之中兜圈圈。這種國家強於社會的“秦制度”，是個從上而下的以人治為本的制度。在這個老框框裡，管理農業經濟，農業社會，雖然也有其無可救藥底生老病死的周期，已如上述。但是農業社會具有耐性和韌性（durableness），改革不成，他老人家还可以帶病延年，老兵不死，一拖數十年，才慢慢的凋謝，慢慢的枯萎下去。但是這種靠“青天大人”來防腐治國的人治哲學，就斷不能行之於現代化的都市經濟（Urban Economy）和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了。說句老話，這也就是“王道”與“霸道”之別。管理那地球不轉的農業社會，可以由明君賢相、包青天、范老子（陝北邊區華夷群眾對仲淹的尊稱）以王道新政來治之足矣。實行絕對的法制（absolute rule of Law），往往還是多餘的呢。縱使搞出像“慶曆新政”那樣失敗的結果，主持者抱憾求去，找一個“閑郡”去吟詩、飲酒，作半退休打算，像范仲淹晚年那樣，反正天還是掉不下來的，沒啥嚴重的後遺症也。
可是在現代化的都市經濟、都市社會裡，搞工商業管理，卻是個“霸道”的運作，也是個絕對的法制運作。青天大老爺式的人治方式，就沒有生存的空間了。例如在今日二十一世紀的開端，中國就要加入“世貿組織”（WTO），搞“中國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y）了，在“全球化”的國際社會裡，那就是個絕對法制的天下了。法律之前，國國平等，也人人平等。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裡，朋友，您就要面對民主，這個躲避不了的政治流氓了。因為人人平等的法制，和人人平等的政治，二者是互為因果的。防貪防腐，完全變成法制上的問題。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裡，還要靠包青天和海瑞大人，來打虎、打狼、打蒼蠅，那就太落伍了。以農立國無傷也，以工商立國，就是另一問題了。
一言以蔽之，衝不出秦制度的框框，那我們就得服從秦制度的客觀規律：改革開放、變法維新，只能帶病延年，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沒有成功，但也不算是失敗，因為它對北宋的朝政多少也起了些帶病延年、老兵不死的功效。但是要把這個千载未變的秦制度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體制，就有待於吸收更多的現代智慧了。吾人細讀范仲淹傳，只能慨乎言之。海內外專家，惠教為幸。（二○○○、六、十三）
更正和抱歉：在今次阿扁總統“變天”之初，海外紛傳，外長一職，原屬我們哥大小友張旭成博士。嗣又傳聞旭成因人小勁大，為美台權要所嫉，外長改屬高英茂博士。筆者因此在拙文前篇裡，曾向英茂兄略表賀忱，不期最後竟是田宏茂教授雀屏中選。筆者落筆過早，張冠李戴，甚是不該，特此更正，並向兩兄致歉。高英茂博士，數十年老友，槃槃大才，學優不仕，在朝在野，影響力固无軒輊也。
唐德剛拜啟
二○○○、七、廿五
《传记文学》第七十七卷第二期
唐德剛
（上）
記得抗戰中期筆者在重慶讀大學時，教我們中國通史的老師是繆鳳林先生。抗戰是個有關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決死戰，而繆老師又是個心如火熱的民族主義者，因此他在課堂中有句口頭禅叫做“漢唐明之往史可證”。繆老師講中國通史，特別著重漢唐明三朝。因為这三朝的文治武功，都是最值得我們驕傲的。所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也是有“漢唐明之往史可證”的。
等到抗戰勝利了，我們這批戰時大學生，也逐漸進入大中學的課室，教起中國通史來。這時我們中國已是全世界的“四強之一”，不但日本帝國主義不存在了，縱是歐美帝國主義，也一個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可是戰後中國那一片靡爛的現場，和“五子登科”的政壇，以及極權政治的黨爭，在在都怵目驚心。民族主義顯然不再是治病的良藥，沒有繼續提倡的必要了。但是針對我國戰後所有的沉疴，我們當務之急，顯然是集中於“政治民主、經濟平等和軍隊國家化”等等新的概念之上了。因此面向此一新的時代、新的觀念和新的改革，我們那批新出爐的青年史學教師，難免不期而然地，對繆老師那項老的教授法，就發生不同的反思和修正了。
就以筆者個人來說吧，我倒覺得繆老師所贬抑的宋元清三朝，也頗有其可取之處呢。若論武功，世界史上哪個國家能比得上我們的元朝?若論文治武功的雙重成就，則滿清又豈在漢唐明之下呢?繆老師著重漢唐明，而貶抑元清，主要是因為後者是“異族入主”。其實我們的“漢族”（現在該叫“中華民族”了），哪裡又是個純種民族呢?我們是數千年來，數千種民族（蒙古種各族之外还有南洋族群、閃米特族群、印歐族群，甚至若干非裔族群）大家融和在一起，有教無類的混合體，現在美國史家叫做民族“大熔爐”（a melting pot）。數千年來寄生在中國邊疆的數十百種少數民族，原是我們“大熔爐”裡還有待完全融和的基本成員，哪是什麼“異族”呢?
我個人在課室裡，甚至對那個被繆老師所贬抑的宋朝，也頗感不平。
宋朝誠然在武功上說是個衰世，衰到向鄰國統治者叫大爺、叫叔叔的糟糕程度，但是它在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里和中央政府裡的君相關係的政治運作上，乃至在物资生產和商業貿易的經濟成就上，在學術文化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史績上，也自有其突出之處，非其他朝代、其他國家所能及。誠然宋朝在武功上落後，但是，朋友，所謂武功，實在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以殺人掠奪為光榮的畸形現象。在道德上說，並不是特別值得歌頌的成就，甚或是人類好殺好鬥的習性中可恥的一環呢。我們中國傳統的思想家、文學家，從老子、孔子開始，到李杜蘇黃，乃至現代的胡適、魯迅就沒有一個不是反戰的，尤其是反對使用暴力欺凌弱小的“武功”。所謂“善戰者服上刑”。當然我們也有孔子所說的“不教民戰，是棄之也”的儒家教條。教民武裝自衛，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搞西方式的民族擴張主義，就不是我們傳統中的仲尼之道了。所以那個以弭兵為首要的宋朝，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實在也是咱中國人大可自覺驕傲的一個朝代呢。
◆北宋的君相文官制
再者，我們縱使撇開北宋在文化和經濟上的成就（諸如文藝、科學、外贸，乃至人民經濟生活水平之普遍提高等等）不談，只談談北宋中央政府之內的君相關係，乃至傳統文官制度在北宋一朝之高度的發展和完滿的運作，以及這些成就對當代中國所謂“體制改革”的程序上，顯然亦有其借鑑之處，則北宋歷史經驗之可取者，也就說不完的了。
筆者個人對制度史就有畢生的興趣。深信我國政治制度，在將來體制改革完成之時，我們新的“定型”，必然是個兼採中西之長，和社會國家相互平衡的制度。這一理想中的新制度，我們在“漢唐明”的盛世中所能發掘的藍本，恐怕就遠不如在北宋盛世中的模式為多呢。簡言之，在一部中國通史裡，漢唐元明清，乃至民國時代的國共兩黨的政權，往往都是君權太盛的專制模式。縱是昏君當朝，像東漢的桓、靈、獻三帝（一四七--二二○），和從萬曆開始的明末諸帝（一五七四--一六四四），其君雖“昏”，其“權”不減也。只是君權旁落，淪入宵小阉宦之手罷了。因此，我們如要在中國歷史上找出若干君相之間有其相互“制衡”（Check-&-balance）底開明王朝的模式，則北宋的政制，可能就是很少有的先例了。
且看，北宋盛世的真宗、仁宗、神宗三朝（九九八--一○八五）。这三個皇帝並不專橫，但也並不昏庸，皇帝大權牢牢在握，三朝也从无大权旁落的现象，而三朝则相权極重。全國政治的通盤運作，實是宰相主之，亞相（副宰相，參知政事）輔之，全朝文武百官，共同形成一個職業管理集團（a corps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在这項龐大的職業管理官員之上，作其通盤調度，和依法治國的“最高領導”便是皇帝。換言之，皇帝只是一個享有政治否決權（veto power）的首席文官（head-administrator），而不是個可以胡作非為和胡亂殺人的寡頭暴君（despot）。而宰相便是這位首席文官的幕僚長。因此您如把北宋和漢唐元明清，甚至我們及身而見的國共兩朝相比，則極權暴君誅殺大臣的惡政，在宋朝的例子，就遠比其他的朝代少得太多了。事實上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立國之初，即有“不殺大臣”的鐵券保證。立有“誓碑”，當朝宰相，官高而位不險，所以他們才敢於諍諫，敢於興革，有時甚至不惜出奇制勝。像范仲淹所推動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所搞的變法，都是最突出的例子。就以目前中國政治為例，搞新政，搞變法，搞體制改革，都必然會引起滿朝文武之中，新舊兩派的分裂，手握有“最後決定權”的皇帝、主席、總統，為著他一己私心私利，甚或單純的政治偏見（像朱元璋就要禁絕主張“民貴君輕”的“孟子”），往往不惜自清君側，誅殺大臣，而人頭亂滾。朋友，這種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血淋淋的政治鬥爭，我辈及身而见的实人实事，还算少吗？
奇怪的是，這種因改革開放、變法維新的新舊左右之爭，而搞到家破人亡程度的，在專制王朝的北宋，反而絕無僅有。北宋朝廷中新舊兩派，都不致因政爭殺頭。中央政府中的政治鬥爭，只是勝者當國，敗者下放，像保守派的司馬光，政見不得行，竟然“奉旨著書”，用公费國帑，組織一個“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來闡述他保守派的政治哲學。一下放，放了十九年，歷經兩朝，終於搞出一套傳統中國最保守的歷史哲學教科書的《資治通鑑》來。當時朝士也就各以己見，在新舊左右之間，分別作其擁護與反對的選擇，則朝政便有其現代化底政黨輪替的意味了。
同時由於宰相權重，當政者有機會發揮其政治理想，則北宋的名相，也遠比其他朝代為多。再者，北宋朝廷中的“朋黨之禍”，也與其他朝代（包括國共兩黨的政權）中的類似鬥爭，也有其性質上的區別。例如漢朝的黨錮之禍，明朝對東林黨的誅殺，至於民國時代的黨爭，那就更是一言難盡了。把這些我們及身而見的現代政治，與北宋時代的政爭方式相比較，那就真是今不如古，“共和不如帝制”了。
所以吾人如大膽的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後，就再次復古回潮了。元朝的集權專制，不用說了。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皇權竟然回潮到連宰相和內閣也一道廢除的程度。這就是“正常”的歷史文化發展中的倒流和“反常”的現象了。
這種皇帝廢除內閣，而集大權於一身的寡頭制度，是在明初才開始的倒流現象。三百年後，滿族入主中原，而加以仿效和延續，就變本加厲了。到了民國時代，由於革命無成，而中原板蕩，夷狄交侵，國人為求救國之速效，經過極權政黨的黨魁--孫、蔣、毛三公之一意推行，和學術思想界領袖陳獨秀、蔣廷黻、繆鳳林諸先生之大力認可，我們這一搞極權政治的歷史包袱，終與二十世紀在歐洲盛行的兩派極權思潮合流，而搞出個空前絕後的所謂“東方專制主義”來。
記得筆者於半個世紀前來美留學時，為著打工上學，曾在美籍德裔漢學家魏復古（Karl A.Wittfogel）教授所主持的“漢史研究室”做副研究員。魏公原是國際共產黨員，也是“共產國際”（Comintern）的主要理論權威之一，並經常為《真理報》撰寫專欄。後因鄙棄極權主義而脫黨來美，由哥大協助，完成其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Yale Univ.Press,1957）。魏氏就認為從秦始皇到毛主席，“專制主義”原是東方固有的特產。當魏氏囑余校其全稿時，筆者不學，當時即嘗據宋代史例，向魏氏進言，認為他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雖由秦皇發其端，然經蕭曹而後的歷代賢相之不斷制衡，至北宋中期幾已退潮到底，嗣後由於邊疆少數民族之入主中原，以少御眾，缺乏安全感，皇權在中國始漸次復熾。因此秦始皇與毛澤東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兩頭高的“馬鞍型”的發展。作者不可以偏概全，一竿打翻一條船也。然人微言輕而不為魏氏之普魯士性格所能接納也。筆者曾有另篇紀其事。
因此從當代中國政治社會轉型的宏觀大勢來看，現代的極權專制主義只是“歷史三峽”中江流回潮，一個猛烈的漩渦，人亡政息的短期現象而已，不足深憂也。筆者教書讀史數十年，個人始終認為，今後中國歷史之轉型，逐漸走向民主代議制的定型，實是個歷史的“必然”，無人可以逆轉之也。縱在北宋時代，這一極權制度已開始退潮，君相之間的相互制衡的現代意味已十分明顯。一千年後，“東方專制主義”之徹底消滅，不是政治哲學家的幻想也。正如佛語所說，“時候未到”而已。
◆且看范仲淹這個宰相
以上的故事，也是筆者多年來講授中國通史和編撰講義上的內容，並且時時想遴選專題，舉出若干具體事例來加以印證。真是無巧不成書，就在今年年初，香港慈善家、長輩老友范止安先生忽然有電傳給我，問我能否寫一篇有關宋代名相范仲淹--范文正公的文章，因為止安兄是文正公十七世的嫡傳子孫。他現在為著幫助祖國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曾撥私財數千萬港元，設立了一個“景范教育基金”，在大陸農村裡推行一項規模可觀的“希望工程”。“景范”一詞的意義，便是景仰他范門遠祖范仲淹興學的歷史。因為文正公幼年便因家貧苦學，而艱苦備嘗。等到他苦學有成，中了進士，最後竟然做了宰相。他回味幼年的艱苦，推己及人，不但在政府政策之中，大力推動教育之普及，他甚至也捐其私囊私宅，創辦義倉、義學和書院（也就是今日的私立大學）。同時為著紀念這位遠祖政治家，止安還要編一本文集，希望集思廣益，讓讀史者與治史者來共同深入研討一番。
范仲淹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有名的宰相。在我們這個即將到來的民主新時代，用現代史學的新觀點和新法則，來加以檢討，以為當前國家的體制改革作參考，則可寫和應該寫的地方正多也。拙文上段所提，“舉幾個實例”來加以印證，則范仲淹便是個最好的例子。因此當止安兄徵文及於下走時，我正為美東流行性感冒所苦，而臥床呻吟。內子將范兄的電傳拿給我看，問我還可寫此文否?以便電覆。因為止安兄早年曾是先岳吳開先先生的好友，內子之父執也。我二人對范公歷年捐鉅資興學，固亦“景范”有年矣。撰文響應，固有宿諾。因我輩亦嘗參預一些小型的希望工程，知其在祖國農村有其急需也。因此今次雖在病中，我竟未加考慮，立即昏昏然答之曰，可。第一固然是為老友興學義舉，我輩支援，義不容辭，再則范仲淹實在也是個現代史學上的好題目，海峽兩岸的史學界，近年都曾集合宋史專才，舉行過國際研討會，深入討論之久矣。筆者不學，宋史雖非所長，然群賢之作，固亦早在拜讀之列也。
筆者附註：個人手邊即有一九九○年台灣大學文學院編印《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都一六六一頁。與會專家一三七人，中西論文五十八篇，真是欹歟盛哉。研討范仲淹在近年大陸，亦成顯學。不但著述如林，范氏手書真跡，和宋元明清學者（乃至毛澤東手書）有關范氏的書畫原件，也甚多發現，美不勝收。複製品也隨手可得。見周鴻度等編著《范仲淹史料新編》，一九八九年，瀋陽出版社出版，有複製圖片及書目附錄。余友楊濬泉君近月在紐約古文物拍賣市場，竟亦於無意中購得一幅[范]文正書院原藏范氏父子（仲淹、純仁）畫像，極為難得。畫師與年代尚待考。
不才基於學術性的好奇心，也曾翻閱各家專著，初期印象便是深覺各篇類多從微觀史學入手。大家幾乎一致強調范氏個人之建樹。范文正原為一位很全面的歷史人物，在政績、軍功和文學各方面，都有其突出的成就，每行都可發揮成各該行的專集。可是筆者個人的興趣，則想從治制度史的宏觀史學入手，在我國傳統的文官制，尤其是在開明的帝王與宰相相互制衡的關係中，發掘其運作的史例，以反窺在世界史上有其不磨之影響力的中國文官制運作之實情。在這方面的深入了解，或可有肋於目前海峽兩岸的體制改革和政治轉型，亦未可知也。傳統制度中的社會流動性
蓋我國政治傳統究係東方的“絕對專制”（Absolutism），一如魏復古教授之所闡述者，抑或在“絕對專制”之外，亦有其內在的制衡制度（built-in check-&-balance），存乎其間，而能“千載猶行”也。不才治史，心頭有此疙瘩，數十年矣。今遍讀諸大家“景范”宏文，因此自覺尚有空間，可以插隊學習，而附驥於群賢之末，以乞教於方家也。
今即承止安先生之囑，試看范仲淹以一貧苦孤兒，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體制的培訓之下，力爭上游，竟能平步青雲，位至相國，而造福國族，影響深遠。這固然是一個有志青年個人的成就，然培訓他底傳統中國的制度與文明，亦有足多者。吾友何炳棣教授即嘗纂集明清兩朝進士萬餘人的家庭背景，而綜合分析之。固知我國明清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之可驚。將相無種，而貴賤易位程序之合理，固亦有其獨到之處也。[見Ping-ti Ho（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Press,1962.]
其實，這一社會流動性，漢唐以來即已如此。至北宋則尤然。說穿了，北宋的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實是直承西漢公孫弘（前二○○-前一二一）的老傳統。所謂“布衣宰相”是也。漢制向以列侯為丞相，至武帝，公孫弘以一布衣而平步青雲，就打破此一由王公貴族和高幹子弟獨霸的封建殘餘的傳統了。自公孫弘以後，兩千年中，此一社會流動性未嘗有其本質上之變化也。“千載猶行秦制度”，豈偶然哉？
拙篇便是想以止安兄的這位遠祖--范文正公為實例，來看看在這一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孕育和培訓之中，一個力爭上游的社會個體，有志於“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成長的經過，以及他在成長和成功的過程之中，對家庭、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文明的整體的回馈和反哺。再掉句文，那也就是我們東方政治哲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底概念，在傳統中國，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實際運作之中的一個“個案研究”（case study）。
再補充一句：范仲淹這個“個案”，不是限於范氏一人。他只是個“模式”（model）。范氏之外，從西漢的張良、陳平、蕭何、曹參算起，到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唐朝的魏徵、房玄齡、杜如晦；宋朝的趙普、范仲淹、文彥博、王安石、司馬光；明朝的劉基、張居正；清初的多爾衮，清末的曾國藩、李鴻章；直到民國的周恩來和朱鎔基，兩千年來，我國的“總管家”（周恩來生前的稱謂），對中國政治史所發生方向性作用的所謂“名相”、“賢相”，大致只有五六十人左右。這五六十個政治家，對我們東方政治和政治學的發展，影響實在太大了。歷史家如能把這五六十人的傳記，分別作出詳細的研究，再綜合分析之，則一部東方政治學和政治史的精華，便盡在其中矣。在行將到來的“後西方時代”（Post-Western Era），我們固有的那些經過現代化處理的政治哲學和社會觀念，而能向西方倒流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朋友，若談超人類文明在政治生活上的成就和貢獻，我們東西兩方，應該是五十五十，平分天下吧。研究政治學，哪能死守著“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打滾呢?我們也有我們的貢獻嘛。記得若干年前，那位舊式中國家庭出身，經過新式英國法律訓練的律師、商人、政治家李光耀，曾在新加坡大力提倡儒教。李氏顯然是只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還有待於現代學術修養的儒者，漸次深入探索之也。
◆明君賢相與宏觀歷史
話說回頭，我們搞中國政治史，總歡喜說什麼“明君賢相”。其實“明君”，除少數的開國之君以外，都是一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藍血”小動物而已，無啥足述也!而所謂開國之君，十九又都是流氓和無賴。所以古人有所謂“自古帝王多無賴”和“劉項從來不讀書”的評語。而“賢相”則往往是一些極其可敬的、有學問、有原則、苦學成名的學者和君子。他們對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的認識，就不是與他們同時的皇帝所能望其項背了。試看宋朝的賢相范仲淹，我老友范止安兄的江南一世祖，就是個極好的例子。我們談談范仲淹這個模式，也好讓我們現代的政治家和黨人們了解一下，我們底固有文明，並不像偏激的革命領袖們和日耳曼裔的魏復古教授，下意識裡所想像的全是些封建專制和醬缸裡的糟粕也。
不過，我們既然搞的是宏觀史學，我們還得把我國的傳統的政治和社會所具有的中國性（Chineseness）和它發展的經過，稍微“宏觀”一下，做個底子，再談在這個背景上表演的范仲淹型的五六十位宰相底事功和興革，才能說得清楚。至於拙見是否有其愚者之一得，就有待於通人之不吝匡正矣。
◆從封建制轉型到帝國文官制
請先把傳統中國的文官制複習一下。數十年來，筆者由於服膺以社會科學治史的法則，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理論，就一直認為馬克思史學派中的五段論（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對中國歷史不盡吻合，因為古代中國實在是有奴隸（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而原始公社和封建社會，則是初民部落主義（tribalism）自然成長的結果。兩者之間的社會模式與性質，直接承傳，未嘗“轉型”也。是為我五千年綿延不斷底國史上的“第一階段”。
可是這個封建階段，發展至戰國末期，由於列國之間的強烈兼併（由傳說中的萬國，到西周的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代的二百餘國，到戰國末年的七國），列國的政治社會模式乃開始“轉型”。此一轉型運動，歷時數百年，直至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六國，“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之後，封建諸侯為職業官吏所代替，中國社會和國家政體，就轉型進入土地私有、強本抑末、重農輕商底統一大帝國的“第二階段”了。
這個第二階段，是由一個一家一姓、男性嫡長相傳的皇帝，和一個“職業官僚階層”（Professional Bureaucracy），所共同管理的宇宙大帝國（Universal Empire）。帝國之內的人民，按他們底職業性質，被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級。這就和封建社會中封建主和農奴（serf）的關係完全不一樣了。在這個帝國最上層“士”的階級，也就是這個“職業官僚”的基礎階級的成員，他們入朝，則為“官吏”；在野則為“士紳”、“地主”；在學則為文化的延續者、創造者和傳播者。這一階級的上層分子，則自我尊稱曰“士大夫”；一般成員，至少也是個不平凡的，在全人口中大致只占四分之一的“讀書人”；用個現代名詞，則叫做“知識分子”（literati）。
須知，在生產力全靠勞動者的一雙手的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社會裡，至少需要三個勞動力，才能養活一個脫離生產的閒人（官吏、地主、商人、文化人、藝術家等等）。脫離生產的“士大夫”和“讀書人”，自然有別於未受教育的勞動者。但是他們也是民族文化發展中不可或缺之人，因此他們也就變成享有特權的“四民之首”了。不過在傳統的中華帝國裡，這個特權階級是個開放的階級。四民之中，其他三個階級的成員，如果三代之內，沒有特殊“賤民”（如娼優盜賊）的家庭背景（注意：縱是今日已高度現代化了的日本社會裡，也還有個“賤民階級”存乎其間，印度就更不用說了），則階級成分是可以隨時轉移的，不像古印度的貴賤階級之永遠不能變換也。
這個“皇帝與上大夫共治”（宋代名相文彥博的名言）的中華帝國的政治架構，也就是所謂“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通常是分成朝廷中央和地方郡縣，三級管理的。這也就是當今人民政府強調的所謂“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的制度。這一三級文官制，從兩千年前的秦始皇開始，一直到今天的江澤民主席治下，在形式上和性質上，都沒有重大的改變（近年李登輝在台灣搞“凍省”，便是為著另設的政治目的，企圖變換這個傳統的三級制）。所以已故的毛澤東主席就說過：“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話也確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帝國政府為操作這個“文官制度”的管理大機器，而遴選管理員的官（政務宮）和吏（事務官），隋唐之前實行的是“薦舉制”（由朝中親貴或地方官保薦）；隋唐而下，則靠“科舉”（考試）取士。到國共兩黨政權時期，則靠黨的遴選，所謂入黨做官是也。雖然我們立國的政治哲學，由法（秦代）轉儒（漢興以後兩千年），最後和最近轉入馬列主義（人民政權），但是不管我們是“霸王道雜治”（漢宣帝的教條），或是“陽儒陰法”（諸葛亮、王安石模式），甚或“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思想），我們在大陸上的國家體制和文官制下的政治社會結構，基本上是兩千年未變也。近年港澳台灣在轉型末期所發展出來的另樣模式，自當別論。
這個中國傳統中，所特有底“文官制”的運作，既然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樣中央政府的權力就特別大了。所以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就把這一國家體制，按其性質，說成為“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如此則社會上一切的設施和風俗習慣，也就逐漸的和這一中央集權制度相配合。兩千年發展下來，人民就被當作牛羊，官吏就是牛羊的牧人。牛羊的禍福，就有賴於牧人的善惡了。所以中國古代的地方官，都被視為“親民之官”（連宋楚瑜今日在台灣組黨，都還要借用這個名詞）或“牧民之吏”。因此國中的有志青年最大的志願，也就是通過十年寒窗的苦學，參加科學考試，以圖一舉成名，然後為官為府。這在當代，則是“重在表現”、“入黨提幹”，庶幾從牛羊變成牧人；最高最大的牧人，也就是所謂“出將入相”了。
朋友，我們這個“國家強於社會”，以做官為至上之職業的傳統制度，當然算不得是个太好的制度。但是不怕不識货，只怕货比货。我們如從比較史學的觀點，把傳統中國的制度和其他任何民族的傳統制度相比，還找不出有哪一個民族，曾搞出一個比我們更好的制度呢。且看：中古歐美非拉四洲中的各民族，乃至亞洲的印度、日本。相形之下，搞得最為成績斐然的，還是我們中國呢。我們的傳統制度縱不是個好制度，但至少是個較好的和可行的制度，所以它才能行之千載，而沒有結構上和性質上的變化。
筆者附註：我們在海外的國際大學裡，教授世界史的教師，最能為學生信服的課題便是“比較史學”。試看世界各民族史，在“現代前期”（Pre-Modern Era）其成就能和傳統中國相提並論的，西羅馬帝國可算是一枝獨秀了。但是它底中央政權就一直沒有穩定過。中葉以後，羅馬的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的可怕的紀錄。羅馬盛世的地方政權，也是一種藩鎮跋扈的政權。上述那三十個皇帝，多半也都是安祿山、史思明同一類型的人物。他們篡弒無已時，才把個中央政府也攪得稀巴爛。“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可以把這些史實，一條條地寫在黑板上，比比看嘛。相形之下，朋友，你能動不動就亂罵我們自己的祖宗，說他們“家天下”、“封建反動”、“專制暴虐”……“醬缸”，一無是處。和諸外族的歷史相比，我倒覺得咱們的“文官制”（civil service system）十分開明和有條有理呢。當然這種比較，只是中古比中古，近古比近古。但是要現代比現代，那我們就落伍多了。所以我們才要搞什麼“西化”、“現代化”、“四化”、“五化”和“第二次歷史（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嘛，好漢專說當年勇，就是阿Q了。當然我們既有的成就，在當代的體制改革中，也不是可以全當垃圾、玉石不分地丟掉的。若如此，就是崇洋媚外的洋奴大班了。把精華留下來、糟粕丟出去，這才是我們走向“世界化”的新方向嘛，我們底中華文明，現在就正是亦步亦趨底，向這個正確的方向移動呢。但是要找到個可以安定下來的終極目標，或一個“定型”來，那至少恐怕還需要四五十年，不斷底摸索和試驗呢。但是水到渠成，它自然會出現。這是急不得的，同時也是個任誰也逆轉不了的歷史的“必然”。
當然上述這一“千載猶行”的“秦制度”，到鴉片戰後，在現代西方文明的挑戰之下（需著重“現代”二字），就維持不下去了。我們被迫向西化和現代化“轉型”，如今也已轉了一百六十年了。根據今日的各種現象來推測，我們歷史上第二次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筆者個人曾一再把它比喻為“歷史三峽”），再有半個世紀，或許就可以大功告成，揚帆出峽了。出峽之後，我們歷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便正式結束，也就是中華民族整個的民族“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轉型，轉入一個與兩千年來的傳統方式幾乎完全不同的嶄新的模式。那也就是中華民族史進入“第三個階段”了。這第三階段和“第三個千禧年”同時開始，也算是個很巧的巧合吧。
可是胡適先生說得好，沒有哪一個民族，能把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所謂固有文化）完全丟掉不要的。老實說，這個文化包袱，你再想丟，也是丟不掉的。君不見印度和日本，現在不都是實行西方式的代議政府的民主國家了。但是印度和日本民主模式之懸隔霄壤，還需要我們多加解釋嗎?
那麼我們這個即將到來的，經過徹底體制改革過的，新的政治社會體制，又是怎樣的一個模式哩?我們今日可以絕對肯定的，大致只有兩點，第一，它一定是個真正的民主代議制的政府。這是個歷史的必然，任誰也逆轉不了的歷史的必然。第二，這個新的“定型”，必然具有其與傳統相延續的民族特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r Chineseness）。因為民主政治原來也是花樣繁多的。不同的文化傳統會鑄造出不同的民主制度來。不用說，上述二戰後印度和日本，在民主制度上有其霄壤之別。縱是二戰前老的民主國，英、美、法、瑞等國也各異其趣。因此將來中國式的民主制度為何，我們今日也只能略見其端倪，而不能預見其具體之實況也。可是今日我們如回頭探索探索我國古代，尤其是北宋時代搞開明專制的一些明君賢相，像范仲淹那樣的歷史人物，或許也可在目前體制改革的氣氛中，提供點有用的參考史料呢。所以我們把范止安先生這位老祖宗，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范文正公請出來，作點“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還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艱苦的童年，完滿的教育
他們范家原來也是北方士族，由於戰亂而落戶江南。仲淹兩歲喪父，家計顯然貧困到無以存活的程度，寡母才被迫改嫁長山（山東淄川）朱氏。她底年方兩歲的孤兒，也就只好隨繼父之姓，取名朱說（讀悅）。這繼父顯然待他不錯，小朱說幼年隨朱家兄弟讀書，原不知自己是個異姓孤兒。及長，某次因勸阻朱氏兄弟，胡亂花錢，“浪費不節”，而被反譏說：“我自用朱氏錢，何預爾事?”這樣，青年朱說，才逐漸發現自己原來的孤兒身世，而時感痛苦，因此他就更為發憤苦學，力圖上進，好為可憐的寡母孤雛，爭一口閒氣。
這個可憐孤兒的童年，對我們將來宰相的賢明，顯然有其不磨的影響，推己及人，宰相治下類似的寡婦孤兒，豈不是隨地皆有?做一個親民之官，牧民之吏，對所牧之民的艱難困苦，有過親身的體驗，這就與對書本上知識的感受不一樣了。這也就是馬克思哲學裡所說的“階級意識”吧。
幼年朱說所受的基礎教育，我們如用個現代名詞來幫助解釋，那就是一種“人文主義”（這在今日美國的教育制度中便叫做Humanities）的國民教育，目的是教育青少年長大了，不特要做個正正堂堂的“人”。有原則，有思想的人。在日常生活上也具有若干品質高尚的，文學藝術和人生哲學的陶冶。同時也是一種很嚴格的“倫理教育”（Ethical Education），這在傳統中國裡，那就是儒家的從五經、四書開始的所謂六藝（易詩書禮樂春秋，或禮樂射御書數）的教育。訓練青少年成長之後，在儒教社會中，做個有高尚品質，輕財重義的“君子”，鄙棄那無所不為，見利忘義的“小人”。
一般教育家都知道，在一個青少年的成長期（Formative Age）中，這項倫理教育是極其重要的。它雖未必能把所有的小人，都改造成君子，但是一個君子的逐漸成長，最後走入社會，而真能公忠體國，為人民服務，則這種倫理教育，卻是個不可或缺的培訓，朋友，關於這一點，不論您是儒家，佛家，或基督徒，穆斯林教徒，或共產黨員，民主黨員，或是工農商學兵，任何一行裡的職業人士，有個正正堂堂的道德教育，不論古今中外，其原則都是一樣的呢。至於傳統中國所特有的儒家教育，就更是如此。凡是受過這種倫理教育的華裔老輩（包括打倒孔家店的胡適之；胡適本质上是個標準的儒家君子），沒有不為此教育而感到滿足和自豪的。那位原由英國訓練出來的華裔律師，最後變成新加坡執政的李光耀之所以要大力提倡儒教，就是有感於他父執輩，一些老商人們，在這方面，都具有很不平凡底道德表現的影響。
筆者個人也記得，當年掌握“江浙財團”的大銀行家，張公權和陳光甫兩先生，都曾感慨的向我說過：“我們都是讀經書出身的businessmen，和他們搞買辦出身的不盡相同。”他兩位分別向我所說的相同的話，可說是深得我心，對我個人治近現代史和當代史，也都有極大的啟發。當然我也記得胡適當年反駁一些讀經派冬烘遺老和軍閥的話。胡適說：“我們今日（指二三十年代）還未到提倡讀經的時候”，也是深得我心的。因為儒家的經書，畢竟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要儒家的倫理哲學走向“世界化”，來適應今天“科學化”、“民主化”的社會生活，那它就還有一大段“現代化”和艱苦的修正工作要做呢。儒家哲學原是封建社會裡的產品，少不了有其封建色彩和封建殘餘。在我們文化轉型期中，留精華、去糟粕的工程大著呢。整個社會在搞四化五化之不暇的階段，這項希望工程，哪是一些冬烘遺老和民國軍閥們所能勝任的呢?所以胡適才有若斯之感言。
但是在兩千年未變的中華帝國裡，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那個時代，讀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第二個“千禧年”的初期，距今整整一千年的所謂“中古時代”。中國之外，其他所有民族的國民教育，都還圍繞著“神道設教”的宗教概念在打轉的時候，我們底有教無類，不談鬼神，而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理想的人文主義的倫理教育，相形之下，其“現代”意味，就遠比其他民族，先進多矣。范仲淹幼年時代所受的啟蒙教育，就正是這一種。
◆青年朱說的進士學位
以上所述，還只是一班國民的基礎教育。一個“讀書人”要晉升作“牧民之吏”，或“親民之官”，那就还得接受更高一級的教育和職業訓練，然後再取得他為官為吏的“執照”（license）--進士學位，才能參加政府，“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有十年寒窗，下苦功自我學習和鍛鍊，並參加公平競爭的科學考試，才能取得執照。專靠吹牛拍馬，取媚上級，或靠鬥爭清算，打砸搶來奪權，那就是強盜和小偷的行為了，哪還能真正的“為人民服務”呢?范仲淹就是個苦學青年，從“正途出身”，參加科舉，考中進士，然後再勤勤懇懇，來為官作吏，“為人民服務”，最標準的例子。
仲淹究竟受了什麼樣的職業訓練，和高等教育呢?欲知其詳，那就得翻閱宋史選舉志，以及許多相關的著作，始能道其梗概。但是要三言兩語說個大略，那就去背誦背誦南宋進士王應麟（一二二--一二九六）所編的小學教科書《三字經》，也可略窺門徑。《三字經》就把宋朝的教育制度，從國民教育到博士後的學習程序說得很清楚。且讓我們這輩老學究，把這本古老的小學教科書，節錄一段：（有志於研究漢學的青年，不妨也循聲朗誦一遍。）
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
诗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
五子者，有苟揚，文中子，及老莊。經子通，讀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十七史，全在茲，载治亂，知盛衰；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
這兒作者所說，“為學者，必有初”的啟蒙讀物的《小學》，指的是一些幼兒啟蒙的識字之書，如《說文解字》的“部首”，和能多識昆蟲草木鳥獸之名的《爾雅》。認識了足夠的單字之後，就可以开始讀孔學的基本讀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所謂“四書”和“孝經”。讀熟了“四書”和“孝經”，就可以升級，讀中級的“五經”（詩，書，易，禮記，春秋；樂經已失傳）。“四書”、“五經”都讀得滾瓜爛熟了，就可以涉獵“子書”了。在諸子百家之中，一個有求知慾的青年，應先摸熟所謂“五子”之書：《荀子》、《揚子》、《文中子》和《老子》、《莊子》。“五子”之中，除隋朝王通（五八四-六一七）所著的《文中子》之外，都是與孔孟同時代的古典文學。一個青年學子，如能精通“五子”之學，然後有興趣潛心自修，自能博覽群家。有這樣經子粗通的漢學基本功，一個學人就可以遍讀古今各朝的史籍了。
我們現代已經有了標點本《二十四史》和白話本《資治通鑑》，以及制度史的所謂“三通”、“九通”和文學史、藝術史和科學史……了。范仲淹那個時代沒有那麼多，但是“正史”也已有十七部了。對傳統中國裡的政治家和政客官吏來說，五經四書就是他們的政治哲學；十七史到二十四史，和通鑑、三通、九通等史書，就是他們最實用的政治學教科書了。史書之中不特有千百種實人實事的政治故事和成敗興衰的舊例，可供你學習和參考。其中更大有令讀者流汗流淚的政治道德教育。一朝從政，你是要做個流芳千古、為國為民的君子，還是要做个遺臭万年，贪赃枉法的小人。何擇何從，史書上實例斑斑，足使讀者驚心動魄也。《三字經》雖然只是南宋時代的小學教科書，但是它所傳授的教學內容和原則，不特是北宋，縱是隋唐五代甚或更早的朝代，下及元明清三朝，大致都是差不多的。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的意思了。
在傳統的中華宇宙帝國裡，一個“讀書人”，把史書讀得愈多愈熟，他底政治智慧，自然也就隨之升級，以至於到治國平天下的階層了。你如工作努力，又敬業樂群，機運也好，那就青雲直上，像老范那樣，做了宰相，或參知政事。那麼，得志當為天下雨，就福國利民了。胡適說，“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你為國家盡忠，為人民服務，國家和人民對你的報酬，蔭及三代，是說不盡的了。您如機運不好，或無心從政，退隱林泉，有上述那樣的教育底子（似乎比二十世紀中的漢學博士後，甚或漢學教授和院士的基本功，還要深一點呢。）您潛心為學，或致力於文學藝術、科技醫藥的研究，或設館授徒，教授子弟，都不失為正當職業。縱使啥事不做，只做個規規矩矩的地主、紳糧；做個可敬的排難解紛的社區領袖，也未始不可安身立命。在那傳統社會裡，做個脫離生產的農村知識分子，擁有若干動產和不動產，未必就一定是個土豪劣紳嘛。在一個正常發展的文明社會裡，它自有相對的、潛存的社會公平（social justice），所謂天理，國法，人情，良心和社會公論，所謂民意來加以調節。如果政治社會結構（socio-political structure）和社會秩序徹底崩潰了，那麼不管你改革家、革命家口號叫得如何的響亮，社會公平往往卻隨之腐爛到底，不堪聞問也。說一句痛心的話，在我國封建王朝的所謂“治世”之中（從文景、貞觀而下，以至於滿清康熙一朝六十年）其社會公平程度，應遠比國共兩黨政權的亂搞時代，要公平得多嘛。筆者這一輩都是過來人，說這話，不算是厚古薄今吧。
話再說回頭，我老友范止安先生的江南一世祖，范文正公范仲淹，便是在這樣一個宏觀歷史的潮流之下，二十歲與他底朱氏兄弟，同舉秀才（當時由禮部策試叫做“學究一經”科名就叫做“學究”）。但是在眾兄弟中，青年朱說卻不甘只做到“學究”为止，他还要繼續升學。因此隻身寄住於一佛教寺廟之內，繼續其苦讀。有時貧困到無米為炊，經常食粥的絕境，歷經三載，亦未嘗氣羸。真是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其後他又曾數度拜訪海内大儒和一些名教授，虛心受業請益，一連苦學了七年。至此他已經把自己訓練成一個難得的學問家、作家、詩人和書法家了。
在學術上和見識上有了充分的準備，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一○一五年，青年朱說便在北宋首都汴梁（開封，也就是《清明上河圖》所畫的那個當時東方的第一大都會），參加了全國性的高考，果然金榜題名，高中禮部策試，進士第一。自此脫青衫，換紅袍，一生盛名不衰。這時小朱說才二十七歲，正是毛主席所說的“九點鐘的出山太陽”也。
筆者附註：仲淹的散文那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岳陽樓記》，早被選入《古文觀止》。所填之詞，雖僅餘五闋，然也是膾炙人口的宋詞名作。其中竟有三首被選入《白香詞譜》作為初學者的典範。那闐“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蘇幕遮》，筆者在三十年代作初中學生時，曾是音樂課的教材，至今還能引吭歌之。毛澤東那一代的中學生，顯然也會唱，所以毛氏曾把它寫成條幅，變成博物館內的“毛主常墨寶”。另闋《漁家傲》中的“將軍白髮征夫淚”，也是中國近千年來，愛國詩詞的典範。范氏遺留下來的書法真跡，亦大有帖意。凡此成就都是他在考中進士之前，苦學的成績。中進士後，從政做官，就再沒時間來學習這種文藝“餘事”了。
◆新進士初入宦途
仲淹在進士及第之後，就一直循“學而優則仕”底儒家的意蒂牢結，步入仕途，加入政府，從卑微小吏做起，累積經驗，再慢慢地升遷。且用一句現代名詞來解釋古人。范仲淹在取得從政執照的進士學位之後，經政府分發至江南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做個司理參軍。“軍”在宋時是州縣級的地方政府。司理參軍是一種所謂“幕職官”，“掌訟獄勘鞫之事”（見《送宋史．職官七》）；略同於民國時代的縣法院的推事，或典獄長。是在國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中，最起碼的，初入品流的牧民小吏。官雖小，管理獄訟，職責卻是挺大的。這也就是他為官作宰的“正途”之始。何炳棣教授所謂“成功的階梯”（Ladder of Success）之第一級也。
北宋盛時的官俸是相當優厚的。仲淹原是個三餐不繼的寒士貧儒，一旦做了呂秀蓮下面的“幕職官”，立刻就“脫貧”了。這時他可憐的母親可能已再作寡婦。他乃迎母上任歸養；不久之後他自己也向政府申請，改回范姓，取名仲淹。他之前的范家還有位長兄，名仲溫（一說仲淹從朱氏姓凡四十年，顯係傳聞失實）。
范仲淹這個寒士脫貧出仕的小故事，也可使我們認識到，我國傳統的文官制度的不平凡之處。范仲淹以進士及第，出任縣級小吏，來實習法政。用現代話來說，就是要一個政治學博士來擔任縣法院推事。這在民國時代，可以想像嗎?但是這在北宋，卻是視為當然的常規啊。縱在明清兩朝，進士外放，至多也只能做個“知事”（縣長）。哪像我們民國時代入黨做官的幹法，把個略識之無的人，在“幹訓班”中，稍息立正了三個月，就可以“提幹”去做縣級領導了。對上級再服侍得好，更可搭直升機，進入朝廷為卿作宰，向下屬頤指氣使了。這也就是我們認為，要把“帝制”轉換成“民治”，非兩三百年的艱苦轉型，不能見功的原因之一也。把范仲淹轉成陳永貴，究竟不成個章法，不足為訓嘛。
◆“成功階梯”與“職業官僚體系”
仲淹在地方法院累積了一些可貴的經驗之後，越年便升遷為積慶軍節度推官。積慶軍在今安徽亳縣。從地缘上說，是很接近首都汴梁了。在那個交通不便的中古時期，離首都愈近，則訊息愈靈通，對一個做官從政的政治人物來說，這種資訊是太重要了。所謂推官，雖然還是一種州牧郡守之下的，民政司法兼管，較高一級的幕職官。小郡通常是推官判官合一。大郡如積慶軍則推判分置。但是這一升遷，對一個有學問，有文才的進士，就有更多的活動空間了。
古代中國政治上的人際關係，“進士及第”是個極大的關鍵。政治圈中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他們在為學和治事的習慣上，都有其可以心照不宣的共同語言，也可說他們之間有其共同的次文化（subculture）。彼此交往共事，易於合作。彼此也信任得過。（顯然是受了中古期中國的傳染，現代西方的學術圈、科技圈中的Ph．D．學位也是一模一樣的。）在這個自命不凡的進士圈中，尤其是所謂“同寅”（同科及第）。同寅之間，簡直就每每有通家之好，親如弟兄。中國俗語所說，貴易交，富易妻，正是這一傳統社會行為的反映。一旦進士及第，他底社交圈，立刻就從極小的鄉土社區，擴大到全國性的知識階層的範圍之內了。所謂“十年窗下無人間，一舉成名天下知”，所說也是這個事實。尤其文筆超人的名進士（像范仲淹那樣，見下節），機緣巧合，文筆生花，往往一夕之間，就可以像鄭板橋、康有為和胡適那樣“暴得大名”，從此就飛上枝頭做凤凰了。（郑板橋原名鄭燮，只是個灰溜溜的農村墊師，成進士暴得大名之後，人爭逢迎，索書畫者塞途，他乃取個藝名曰“板橋”，意思是他還是“二十年前舊板橋”也。）
再者，他們底進士圈，最重要的还是一種利害關係和幫會關係。在利害上他們也自有個不成文的工會組織（Trade Union or Guild），彼此聲氣相通，情報互換，一有職業機會，更會相互提攜，得食相喚，擴大規模，擴大影響。這也就形成了一個把持政府職務的職業性的大幫會了。非我幫中人，就多少要受些歧視了。縱能分爾一杯羹，你也只能算是個所謂“非科甲出身”底灰溜溜的二等官僚。
我們中國傳統史學家對這一現象，由於身在此山中，見怪不怪，視為當然。外族觀察家（像明末清初東來的耶穌會士），初來中國，就見而奇之了。他們說中國這個一業（科第出身）獨大的社會，是個“單軌社會”（one-career society）；國中青年的“晋身之階”，就只此一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社會上導致“成功的梯子”，在整個中國，也只此一條。從這條梯子爬上去，和皇帝“共治天下”的進士爺們，也就很自然的，自我形成了一個洋專家們所說的“Professional Bureaucracy”（職業官僚體系）了。而進士及第，則是這個職業官僚體系的山門，一旦進入山門，再勤勤懇懇，敬業樂群，有才有德者，按部就班，循梯而爬之，人才是不會埋沒的。范仲淹成功的道路，正是如此。
◆監督鹽政，管轄糧道
仲淹從廣德轉入積慶時，雖然還是個起碼的小吏，在新職上他就逐漸脫穎而出了。顯然是由於朋輩間的相互推薦，他底主職雖仍在毫州，我們發現他在開封已有許多名義職稱，什麼校書郎、文林郎一時俱來。這種只有個榮譽頭銜的“文職散官”，在國民政府治下就是所謂“顧，參，諮”了。今日台灣便叫做無給職吧。在大陸就是什麼文史編纂、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了。但是莫小看這些名義職稱，退休者居此，固然只是個養老院；有潛力者居此，那就是候補待位了。因為那些都是打“知名度”、“拉關係”底最有效的社交市場。君不見現居美國和我們一樣灰溜溜的教授老公丘宏達、高英茂諸博士，在台灣不都兼了些這樣那樣的委員和主任什麼的，拿點車馬費的賠錢職稱，一旦時來運轉，高英茂進士不就當上了外交部長了。毛主席說得好，“千載猶行秦法政”，這是咱漢家官場的老香火，沒啥稀奇也。
朋友，莫看范仲淹博士這時還在我們安徽毫州，做個不起眼的小推官，你在《清明上河圖》裡的衣冠人物中，已經可以找到他的身影了。他此時在汴梁的政治圈內，已是個小有名氣的候補人才。國有要務，朝中求才，他就隨時在候補名單之上了。朋友，我們不要只看人求官，那種每每令人不堪入目的卑劣劇照；我們有時也要看看官位求人啊。清末中日甲午戰前，朝鮮問題緊張，李鴻章就想找個人才去朝鮮，應付那個複雜的局面，就是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最後只好強迫一個二十六歲的，並不願去的袁世凱去勉為其難。國家建設需要多少人才啊；你如自覺是個人才，自有其用武之地。台灣之有今日，還不是當年大陸上撤往寶島，人才集中的結果。
一個國家如處於亂世，多數人才往往為少數奸臣所壓制。但是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裡，多數的膿包政客，卻不能埋沒少數有用的人才。在現代的工商業的正常社會中，有一種現象被社會科學家概念化之為“彼得法則”（Peter's Law），那就是在現代工商管理上，每一階層的長任主管，往往都是些庸材。因為他如果不是個庸材，必然早被提拔升級了。因為他是個庸材，所以才滯留在本級，而不被上調。（亂世、文化大革命胡搞一通，自當別論。）
范仲淹所處的北宋中期，國家政局相當穩定。仲淹顯然是一個不世出的政治人才，所以他在本單位就不會滯留太久，而不斷被遷調升級。積慶三年任滿之後，三十三歲的范仲淹就被選拔，调往泰州監督西溪鎮鹽倉；越年更增一個“大理寺丞”散官頭銜。由於母病，乃請調“閒職”，以便就近侍疾（時仲淹已除興化縣令，督修攔潮大壩，見下文），乃自泰州調任楚州（今蘇北鹽城一帶）糧科院。
在千年的傳統中国，以農業和手工業為生產主體的社會裡，鹽糧兩項的生產和管理，實最為重要。它們不徒是民以食為天的萬業之本，也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管理鹽糧，在傳統的腐敗的官場裡，也被認為是貪官污吏最熱中爭逐的所謂“肥缺”。居其位者，無須大力貪污，平時但憑坐收的，也是官定的所謂“折耗”，就不得了也。所謂折耗者，官倉內的存糧存鹽，鼠咬蟲傷，自然霉爛，按時間長短，運輸遠近，都有其十分寬大底官定折耗的。身為糧官鹽官，足下無須特別貪污也。一任清糧道，十萬雪花銀，可坐收也。若要認真貪起污來，則子孫跟著享清福，就更不得了也。
這種“肥缺”，雖是一般官僚爭逐的對象，也不知道千古以來，多少英雄豪傑、正人君子被它腐化了而不能自拔，但是中國的官場，不一定全是“醬缸”。也有一些所謂有志青年，卻能身在醬缸而纖塵不染。真能如此，則這個醬缸就是最好的政改訓練班了，它能讓你知道一個政府之中，最腐爛的地方是什麼回事。你一旦做了包拯、海瑞或朱鎔基，才知道反貪反腐，從何下手，如何下手。（今日朱的地位在包、海之上，把他三人同列，歷史家對朱青天具有至高之期許也。千載流芳，正是考驗之時）當年的范仲淹（和歷史上許多“名相”）也正是如此。
范氏在泰州的經驗，還不止於此。泰州近海，產鹽之外，也是魚米之鄉。只是海潮氾濫，近海之地，農作物無法生長。因此早年中國政府，都築有“攔潮大壩”，每每長至數百里。這種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之興建與維修，就有賴於廉潔而有效的政府了。宋興至此六十餘年了，原先的有效政府，至此已逐漸癱瘓，而“攔潮大壩”，也隨之失修，以致千萬平方里的農場，亦因之廢棄。這便使當地的一位名叫范仲淹的鹽倉監督，雖事不關己，卻難甘緘默，他乃“越職”上書，諫修大壩，以保民增產。但是在那個中古時期，器械有限，興修如此鉅大的水利工程，全憑徵調民間“無償搖役”（現代人權辭典中所謂Forced Labor或Corvee Labor，甚或叫做“奴工”Slave Labor），以千萬農民的血肉之軀，去和凶險的大自然相搏鬥，往往為之傷亡枕籍。因此要捲入這種無私利可圖的凶險工程，聰明的政客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范監督既然上書力言之，地方上級乃順水推舟，保薦范某升任興化縣知事（縣長），徵集民夫，重修此防潮大壩。這是個天大難題，但也是一項官職的升遷（從幕職官升任為縣級主管的所謂正印官），這對一個有才氣、有魄力的青年政客，也是一項挑戰（challenge）。仲淹接受了這項挑戰，出知興化縣，主持這項艱鉅工程。在初期工程中，曾有民夫傷亡數百人的可怕的挫折，可是范縣長未為此氣羸，不幸范母謝夫人也於是年逝世，在那傳統時代，父母死亡，一般官員都得辭職返鄉守孝三年，謂之“丁憂”。但是三年服除，仲淹還是官復原職，完成了這座攔潮大壩，農民直接受惠者數千家。糧食增產，自更不在話下也。為紀念范知事這項德政和勞績，後人乃名此大壩為“氾公壩”，以誌不忘。千年以還，如今雖環保條件不同，我想這范公大壩的遺址，歷史家還是不難尋覓也。
《传记文学》第七十七卷第一期
（下）
◆退居教授，長領風騷
上面所說的是在傳統中國裡，一個進士出身的高知，進入“仕途”，為人民，為國家服務，所累積經驗的實人實事。他們先從幕職小吏做起。有了實際經驗，再晉升縣長，再從縣級，累積經驗，以後慢慢遞升為“封疆大吏”。有了封疆大吏的磨練，然後進入中央，以至“出將入相”，主持國家大政，成竹在胸，才能游刃有餘。這兒我們所研究的只是范仲淹這一“個案”。其實我國歷代名相的個體經驗，都是大同小異的。吾人細讀史書便知道，我們歷史上所謂“治世”裡，政府的運作，是有他一套規矩繩墨的。把這一秩序打亂了，則汉唐宋元明清等偉大的朝代，也就進入周期性的末世，等著農民大起義來加以推翻了。
現在再讓我們繼續看看范仲淹的經驗。范氏還不止是一位有實際經驗的、慢慢循梯上爬的政務官，他很早便成為一位執輿論牛耳的政論家和急進的改革派。仲淹在三十八歲（公元一○二六，宋仁宗天聖四年）丁憂辭職之後，暫居南京。官是三年之內不能再做了。但是按禮，丁憂可以教書，可以當教授。仲淹的學歷原已是個博士後，頗有文名，這時乃應晏殊（九九一-一○五五）丞相之邀，出掌“應天府學”（省立南京大學校長）。晏殊是當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名詞人，官至“同平章事”（丞相）的下放大官。他之所以能夠看中范仲淹這個縣級小吏的道理，顯然是范氏有名進士的出身之外，也是一位名滿天下的“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詞人縣太爺。官是沒有晏丞相做得大，但在其他方面，他們卻是同一種動物，有其共同的“次文化”，彼此可以阿兄阿弟的。到後來范氏變成右派大嘴巴（見下節）以“越位進言”而闖禍，晏殊曾訓其不是，仲淹竟直言反駁，說晏丞相名滿天下，見義不為，不當右派，才不是呢?晏殊竟自覺理屈，还連連道歉呢。於此我們也可看出北宋時代，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朋友關係。官場之外，他們之間还另有他們共同的次文化之間的社交關係呢。
當時的這所“應天府學”（省立南京大學）可能還是仲淹底母校，是有其崇高的學術地位的。如今范氏自己，以名詞人、名進士，也當起大學校長和教授來，在國內是有其極高的清望的。學術界的生活比較簡單，沒有官場的案牘鞅掌，他就不但可以著書論學，也可以為文論政，大寫其政論文章了。仲淹既是個筆端常帶感情的優秀的文章家，如今有學問、有經驗、有題目、有感慨，下筆千言，他底政論文章，也就擲地有聲，遍傳海內了。
古代中國沒有現代的媒體，但是古代自有古代訊息傳播的系統。它是圍繞著若干有名望、有學問、有政治（在朝）和社會（在野）地位，而又有煽動性文筆的詩文作家，和（言之有物的）政论家打圈圈的。這一文化傳統自秦漢而後，歷朝如此，甚至到民國初年而不稍衰。且看民初的名士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人，文名之顯赫，影響力之大之深，便可思過半矣。胡適那時每撰小文，尚未出籠，就每每自許“此篇將有一千萬人閱读”。乖乖，何等聲勢?北宋時代，那批知名文士，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王安石等人也正是如此，所謂“各領風騷數十年”是也。
試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和《嚴先生祠堂記》說，“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把個五月披裘的嚴子陵當成“雷鋒”來標榜、來提倡氣節。其實這都是名士才人一時靈感大發的即興之作，但是它文筆鏗鏘感人，就長領風騷，傳誦千古了。其實漢光武，這個大殺功臣的暴君，“大”在何處?嚴子陵這位夏天穿皮袍裝模作樣的文人，又“高”在哪裡?但是經過范大名士的一篇傳誦千古的名作一宣揚，他二人就錦上添花，勳章加禮服，高大無比了。【筆者附註：范仲淹這兩篇名作，筆者在范氏之後一千年當小學生，讀《古文觀止》，還能朗朗上口的背誦，至今不忘。其在宋朝當時的傳誦一時，就不必說了。筆桿的力量，真不可低估。】
◆搞改革開放，作最大右派
在傳統中國寫政論文章，從漢初開始往往就由皇帝自己出題目，要有學識的博士們來“對策”。這種對策的結果，有時會弄得朝政改硨，甚至歷史也為之改變方向。董仲舒博士說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崇儒術”，就獨崇了兩千年，便是這次偶然對策的結果。總之，我國古代雖無媒體，文化資訊並不閉塞，尤其是時至北宋，不但雕版印刷大盛，活字版亦隨之俱來。今日吾人所見“宋版書”印刷之精美，有時竟嘆為觀止。因此您有好文章，亦不愁沒有讀者也。文化班首，長領風騷，也自會水到渠成。
再者，北宋自陳橋以後，至此已六十餘年，政體如人體，任何優良有效的政治制度，搞了六十多年，生老病死的自然演變，至此也百病叢生，有待更新改革了。例如北宋懲唐制藩鎮跋扈之失，大搞其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政策，宋初在杯酒釋兵權之後，頗有一時之效，但是“時變而法不變”，到范仲淹時代，人口大增，社會繁榮而複雜，問題就層出不窮了。斯時宋朝的地方州郡，往往連本地防盜治安，最起碼的武裝警察也沒有多少。一旦有憤民聚眾滋事，官府束手無策，有時竟滑稽到地方官躬請盜魁吃飯，企圖以情感說服草莽英雄，停止打家劫舍的可笑程度。
再如，宋初地方郡縣區劃，都是按當時的人口和經濟條件制定的，三十年河東轉河西，如今六十年過去了，人口和社會經濟狀況，有時就變化得面目全非，不加調整，有些衙門就治安無力，有如上述，有的則臃腫癱瘓，官員老化颟顸，問題就更是書之不盡了。
總之，一個制度一行六十年，現在已到需要改弦更張的時候了。目擊時弊如斯，那些學優而仕底科甲出身的年輕幹部，像范仲淹、王安石、康有為、譚嗣同、李銳、李慎之一樣的人，就要聲嘶力竭來要求政府整頓官場，搞體制改革了。在那個時代，要求政治改革的方式，第一便是應召作被動的“對策”，提出自己的主張來；第二便是主動的向當政者上書了。范仲淹目擊時弊，而居喪有暇，他就要以他底高度專業化的政治經驗和煽動性的文筆，來上書議論朝政得失了。直言疾諫的結果，後來居然把范氏變成北宋當時第一個“右派大嘴巴”、“反政府集團”的幫首。
◆越位諫言賈禍，輿論清流班首
仲淹居喪三年，這三年也是他底文學多產期。在其多產的作品中，最能引起全國矚目的莫過於他上執政書、上時相（當時的宰相）書，痛論時政興革了。上節已言之，在傳統中國裡，因為沒有像今日的媒體，一般知識分子要發表政治主張，就得向上級，尤其是宰相，甚至皇帝直接寫信。在近代中國，此風不衰，康有為就是個代表，孫中山也曾寫過上李鴻章書。李宰相如果接受了中山上書，孫國父可能也就不搞革命了。
北宋的范仲淹也是个上书专家。上节已言之，他在當鹽卡小官時，就已開始向上級寫信。在南京當大學教授時，那就升級向宰相上書了。宋制凡在中央“同平章事”（在當代中國那就是政治局常委），位在中樞參與決策者，統有宰相級別。所以仲淹凡對國家大事有建設或批評的意見，他就向中央決策人寫信了。因為文筆好、見解高、清望著，又因有實際經驗，言之有物，有時就為當朝有“下士”之心的宰相們所称賞。縱是宰相爺，不願多事，這類名士，論國家大政的上書，在社會上，被當成文學作品来讀，也會傳誦天下的，清末的“廣东名士”康有為，弄得名滿天下，就是中國传统歷史上最近的例子。
仲淹四十歲時，居喪期滿，服除，乃再度被晏丞相薦往汴京，做個“秘閣校理”。這個位置，大致也和清末康有為、譚嗣同等的什麼四五品“章京”、“行走”等等的位置相若，是個在政治設計和決策上沒有發言權的“小京官”。近人有言曰：“不到北京不知官小。”范教授到了北京，雖旨知官小，但是他學者從政，不甘雌伏，信还是要照寫的。這次他可不但上書宰相，他并且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這時北宋的仁宗皇帝尚在童年，由旁太后垂簾聽政，而太后這種老太太當政（且看清末的慈禧太后就知道），總歸是保守的、颟顸的、親貴包圍、反對改革的，為全朝乃至全國有改革思想的臣民所不滿。不特此也，這時兒皇帝為表示孝心（可能也是太后自己的主意，或諂媚的親貴承懿旨為之），還要親率群臣，“北面”向太后朝拜，恭祝萬壽，范教授骨鲠在喉就認為有乖於漢官舊儀了。仲淹因此乃上書皇帝說：“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國事家事要分開，不可有乖祖制。范教授並且認為根據先聖典章，皇帝既已近弱冠之年，就應由大臣輔佐試行親政。母后臨朝有違聖教。因此范氏不但反對兒皇帝親率群臣，北面向太后磕頭，他還要籲請母后，即時歸政，好讓幼主早日臨朝，以安天下。
范仲淹這一大膽直諫，在當時是弄得滿朝震動的。好權好位，自古以來，男女無殊。遠古的呂后、武后不談了，且看離我們最近的、清末的西太后，她最怕的就是臣民或洋人要逼她“歸政”。中國近代史上鬧得人頭滾滾的“戊戌政變”和“八國聯軍”，就是為這兩個字鬧起來的。清太后如此，宋太后亦然也。上節已言之，北宋的朝政雖遠比漢唐元明清，甚至國共兩黨的政权，都要開明得多。但是宋王朝，畢竟也是個專制王朝，太后垂簾，還是有生殺之權的。老太后真的震怒了，雌威大發，范老二不做譚嗣同、康廣仁，也要做做馬寅初、梁漱溟。因此范書一上，全國士大夫、知識分子，乃至《清明上河圖》裡，那許多茶樓酒肆中的茶客酒徒，也都在屏息以待，看范某這個“右派大嘴巴”、“顛覆分子”，如何下台?果然“疏入不報”，范某的親友故舊，就緊張起來了。
晏殊這位原薦舉人，更為之急得鬍鬚亂飄。你這個范仲淹，四五品小京官算老幾，竟然不知自己位卑職小，胡亂地“越位”上書，闖下滔天大禍，連累親友。那位曾被范仲淹批評過的（台灣政治術語叫“修理過的”）當朝宰相呂夷簡，這時對這個造反派的小部屬，當然更是怒不可遏。因為下屬犯法，上級也有失察之罪。保守派親貴之要食其肉而寢其皮，就更不用說了。
可是北宋王朝至此，由盛轉衰，全國問題多多，改革之聲，響遍朝野。面對此一全國性的改革浪潮，呂夷簡宰相卻是個有名的“和稀泥”的圓滑政客，為清流所不直，更為年輕一輩的改革派如歐陽修、富弼等所疾視，而晏殊一類的詞人文士，又畏首畏尾，也早已令人失望。誰知禮失求諸野，無名小吏中，忽然冒出個大嘴巴范仲淹來。順風一呼，居然春雷乍起，四野震動，竟使當朝宰相、名公巨卿都顯得灰溜溜，不堪卒睹。范仲淹是闖了言禍了。但是他那響亮的大嘴巴，不但引起全國有改革思想的士大夫一致喝彩，旦夕之間，竟把這位不怕死的無名小吏，弄成個無冕之王和清流班首【清末的老童生康有為就是如此的，詳見拙著《解剖康有為》，載《晚清七十年》，“戊戌政變”分冊】；他在街談巷議中和茶寓酒肆裡，也是販夫走卒中的傳奇英雄，而名揚黑白兩社會。名聲大了，清望高了，像晏殊丞相那樣不痛不癢的大政客、小詞人，反而顯得黯然無光。因此在晏氏以老資格薦舉人向仲淹責備，訓其不應“越位進言”，辜負薦舉，亂闖言禍時，仲淹竟反唇責以大義，認為士君子對國脈民命，自有言責。他之越位進言，正是為不辜負薦舉，才當仁不讓也。在全國輿論清流，眾目睽睽之下，晏丞相竟自覺理屈，而折節致歉焉。
至於被范氏修理過的和稀泥宰相呂夷簡，在無辭以對的情況之下，只好反劾仲淹在朝野中組織朋黨干政。呂宰相這一反劾也確非無的放矢。吾人試以康有為的故事，來比較一下，就可知道。康聖人一輩子只做過一次五品小京官，但是他卻在不斷的（向內閣、軍機和皇帝）上書，而暴得大名之後，竟能領導朝中公卿和在野名流來組織起“強學會”、“保國會”來，一時全國風從，朝野人士，都以結交為榮。失位宰相、世界名人的李鴻章，曾奉上白銀五千兩，想申請做一普通會員，康老大竟拒收捐款，退還李鴻章的會員申請書，乖乖，是何等氣燄?你如批評康梁當年是“組織朋黨，干預朝政”，恐伯还是小說了點呢【詳見上引論康拙著】。范仲淹這位四五品小京官，在汴京當年雖然沒有像“康聖人”那樣的發燒，但是朝野風從，聲勢顯然也是十分嚇人的。所以呂宰相要在皇帝面前告他的“御狀”。睹此，我們也就不難想像范某當時的聲望了。不用說，當時初露頭角的小名士--富弼、歐陽修，和尚在讀書的蘇軾兄弟，和他們的爸爸老泉，都是他底崇拜者和群眾，縱是官高一品，而有改革傾向底在朝的公卿大夫，也都望風嚮慕。甚至連小皇帝本人也暗中默默地欣賞呢。
◆值得歌頌的“貶謫”制度
不過話說回頭，北宋王朝確比滿清王朝要開明得多。太后和皇帝也比晚清那對母子更為通達。范仲淹也沒有康有為那樣驕橫。雙方忍讓為國。范氏“上疏不報”之後，就自請下放，一場政潮，便迅速化解於無形。不像戊戌政變搞得那樣人頭滾滾。也不像人民中國，一闖言禍，就要去坐牛棚、洗廁所、勞改、失蹤。范右派只是被下放到地方州府中去做個“通判”小官，磨練磨練而已。
通判是僅次於州牧、郡守，而握有實權的二三級地方官。只是我國唐宋兩朝的職業官僚，因為種種原因，他們做官，都喜歡作京官。一旦下放為地方官，就被認為是一種“貶謫”。吾人所最熟悉的例子，如唐朝的韓愈，也因為右派大嘴巴反佛，“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在潮州“謫居”，他老人家曾大祭過鱷魚。詩人白居易也因言闖禍，被“貶”到九江，和一位善彈琵琶的老妓女相濡以沫，互嘆不幸身世，而弄得“江州司馬青衫濕”。宋朝大文豪蘇東坡，也因大嘴巴橫議朝政，被眨到黃州，由於思念汴京，而望月懷人，“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竟使當朝皇帝，自作多情，以為蘇老大忠君愛國，在想念他呢。
范仲淹被下放到陳州等地做通判，當然也更自視是一種“貶謫”。他後來寫那篇有名的散文詩（我輩老朽，幼年時都被迫背誦過的）《岳陽樓記》，一開頭就說，“慶曆四年（一○四四），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滕子京（范氏的“同年”好友）下放做了巴陵郡的郡守大人，還算是“謫守”，幹個通判，豈非謫居之謫居耶?
我們中國古代這個“贬謫”制度，十分有趣，也十分不平凡，因為它對中華文化之傳播，和對中央政令之推行，都功莫大焉。為什麼呢?可笑的是，在傳統王朝裡，遇有國家危機大事，敢於犯顏、忤旨、直言得禍，而遭到貶謫的中央官吏，往往都是一些有為有守、有能力、有原則的正人君子，像彭德懷那樣的人。而善於逢迎的佞倖小人在相同情况之下，就取巧避祸，甚或助纣为虐了。像上述韓愈、白居易和蘇東坡，都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例子。至於離我們最近的例子，像林則徐禁鴉片禁出了樓子，被貶到新疆去，明朝的王陽明，被貶到貴州少數民族的苗區去做地方官，他們對被贬地區的開發，都是有極大匠貢獻的。
范仲淹被下放去各州府當通判，也正是如此。他所到之處，辦教育、減賦稅、免徭役，開善良風氣，作清官的德政，就言之不盡了。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裡，親民之官和牧民之吏的個人操守和政治行為，對他治下老百姓的福祉，關係實在太大了。我國近代的革命政權，都牛皮通天也。如細查他們地方幹部的政績，朋友，您能找到幾個韓愈、蘇東坡、范仲淹、林則徐那樣水平的人?我們千載猶行秦制度，千載以來，我們的制度，如真像現代批評家所罵的那麼壞，朋友，我們早就亡國滅種了，哪還等得到今天?
◆作王者之師，Teach the Ruler
范仲淹因言禍被下放了四年，至宋仁宗明道二年（一○三三），劉太后死亡，仁宗親政，仲淹四十五歲，乃奉召還都，官拜“右司諫”。北宋的諫院，便是漢唐明清的御史台的分部，各有所司，而台諫並列。也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國民政府中的監察委員，國史上所謂“言官”是也，掌諷諭規諫，屬三公中的門下省。宋司諫有左右之分，以右為大。用個現代名詞，那應該是“司長級”的“首席監察委員”了。這個御史的位置，真是量材器使，對個上書成癖的摘帽右派來說，那真是如魚得水，天造地設了。如今放言高論，既是官定職守，那末對皇帝上書，也是理所當然，不再是什麼“越位進言”了。
劉太后原非仁宗生母，垂簾亂政，早為敢怒而不敢言的臣民所輕。如今老太雖已倒斃，然后黨猶存，餘威猶在。太后且留有“遺詔”，扶正先帝之妾楊太妃，為“大行太后”的接班人，繼續“參決朝政”。皇帝沖年仁孝，太后雖非生母，然母子之間，初無惡感，對執行遺詔亦無異言。舉朝公卿，因此也噤若寒蟬，未敢說半個不字。不意新任范司諫應召返京，下車伊始，即不以為然，乃上疏公開反對。他告訴皇帝說：“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仁宗大悟，然實行遺詔，奉楊妃為繼任太后如儀，只刪去“參決朝政”一條。詔出，陰霾全掃，朝野大悅。范仲淹敢言之名，因也隨之更上層樓。
再者，此時因太后崩逝，后黨親貴逐漸斂跡，人心輕鬆，朝臣論政，動不動就以太后時代如何如何為戒，成為一時言論風氣。新任范御史雖也是太后垂簾的受害人，為維護朝廷尊嚴，卻認為此風不可長。乃再度面奏幼主說，太后保佑聖躬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聞言感悟，乃降詔要一般臣民向前看，對垂簾舊事，“毋輒以言”。吾人細讀宋史至此，對仲淹此一諫言是否正確，雖然不疑處有疑，然以范氏在中央作“諫官”，對朝政得失，言之成理，使小皇帝聽話，作“王者師”，所發生的正面影響，實在是可驚的，唐太宗說魏徵是他的鏡子，不正是如此?
筆者附註：吾人細讀這段宋史，再看看清末的“戊戌政變史”，便頗有今不如古之感。宋代的劉后與仁宗，實非清朝的西后和光緒，可以望其項背。劉后平和納諫母子之間無惡感，而仁宗亦有其政治家氣度，主持國家大事，不搞無把握的冒進，都有足多者；若以康有為與范仲淹相比，則康氏之橫蠻自大，較諸范氏之老成謀國，直豚犬而已。言之可嘆，我國傳統史學，有作“王者師”的古訓。西方史學，亦有Teach the Ruler一派。范仲淹幼年苦學成名進士。再以十餘年從基層行政做起的實際經驗，至此已培訓出一個足為“王者之師”的宰相之材，漢朝的張良、陳平，唐朝的魏徵，房、杜都有其大同小異之處也，搞政治要Teach the Ruler，怎能不熟讀歷史?
◆政黨政治的萌芽
總之范仲淹這次奉詔還京，已是個足以與皇帝對面說話的高官，非復吳下阿蒙了。他雖然沒有參預中樞要政同平章事的決策權，但是有決定性的发言權、建議權，和批評權。而又往往說得切中肯綮，極有說服力。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中央政府裡的各階層官員，乃至社會街坊人民，難免就要出現各是所是，各非所非的兩個陣營了。但是這時的皇帝是有最後決定權的最高決策人，兩個陣營難免就要相互競爭，來影響皇帝的決定了。范黨一直是個改革派，對當朝宰相呂夷簡和稀泥的作風，往往提出最激烈的批評。而呂宰相本人則自認為是老成謀國的穩健派。范氏之徒，結黨干政，搞的是冒進，對國家有害无益。
朋友，知否?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史上，這個兩派對政治決策的競爭，就是現代政黨政治的起源啊。這時原是一黨獨大的呂宰相就以“組織朋黨，離間君臣”來譴責范氏之徒。後來范黨執政，仁宗亦嘗以朋黨之戒，質詢范氏，仲淹答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這不正是近五百年來，政黨政治的最基本的哲學要義嗎?且看我們眼前台灣三黨的競選，和美國為著中國加入世貿，兩黨各派把經濟利害和人權多寡，列為議題的選前舌戰（台灣叫做“口水戰”），不都是以此為言嗎?
再者，在十七世紀，搞出民主政黨最早雛型的，英國議會中的“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也就是這麼搞起來的。Whig和Tory原都是當年英倫三島上強盜和流氓的名字，後來就變成“自由黨”和“保守黨”的譯名了。因為早期政黨的名字，都是反對派咒罵出來的。君不見國民黨中的“CC派”，連它底最高黨魁陳立夫先生都不知道CC它這個洋名字是如何出現的。但是您如理解到“輝格”、“托利”之何從出，就思過半矣。
只是這種現代型的民主政黨，在早期的帝制政府中出現，卻有個先決條件，這位最高決策人的皇帝，一定要是個開明的皇帝。宋仁宗就是個史所寡有的開明君主。群臣在御座前辯論，個性急躁，大聲說話，往往弄得唾沫橫飛，有時竟然飛到皇帝脸上都是，我的老鄉包拯（電視連續劇裡的包青天包老爺，大船王包玉剛的祖宗），在諫院任職時，同宋仁宗說話，就出過這樣的烏龍，據說他，“音吐激憤，唾濺帝面”【見宋人筆記，朱弁著《曲洧舊聞》】。這種事，慢說是在其他朝代的皇帝面前，縱是在蔣總統、毛主席面前，你敢?（這兒有個真實的故事：某次某君在老蔣總統面前多說了幾句，蔣臉色一變，罵他“強辯”。某君立刻跪下乞命，因為他把蔣公的寧波話，聽成“槍斃”了。非某公膽小也，槍斃事有可能也。）蔣公如此，毛公還要說嗎?在這種生性横蠻，動不動就殺人罵人的獨裁者治下，你還能搞什麼民主政治呢?但是這也不能專怪獨裁者個人。他們底下的豬狗奴才也實在太多了。足下如久與豬狗奴才同列，也就作豬狗奴才而不自知了，悲夫？！這也就是現代激進派所說的，我們的傳統習俗是“醬缸文化”嘛。所以我們文化要經過兩百年的長期轉型，才能徹底擺脫這個自我作踐的醬缸傳統。
可是我們在一千年前的北宋王朝，尤其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一○二三一一○八五）的朝政，倒頗有些現代化的跡象呢。其所以然者，可能是經濟高度發展，由農業經濟逐漸進入都市化工商業經濟的影響。下節再略述之。
◆從朋黨政治到政黨政治
在北宋仁宗時代，當以范仲淹為首的“朋黨”，逐漸向政黨發展的中途，開明而年輕的仁宗皇帝趙禎，顯然偏袒了以呂夷簡為首的穩健派（托利黨?），“輝格流氓”因而見黜，黨魁范仲淹難免就再度外放了。但是范氏此次出京，可不是貶謫，而是調虎離山。為免他在京城之內吵架，甚或搞肢體抗爭，才下放出京去做封疆大吏，作“江淮體量安撫使”的高級地方官，專職是替天子安撫江淮。這也就是明清兩朝，替天子巡撫四方的職位。在民國初年，就是（“辮帥”張勳曾做過的）什麼“長江巡閱使”一類的大官。不久安撫事畢，又內遷回京任職，返京之後，仲淹的右派大嘴巴，對朝政的批評竟變本加厲。呂宰相乃再薦其另任要職，以龍圖閣直學士榮銜，領開封府尹（也就是後來包青天所出任的職位，在人民中國，彭真和陳希同所幹的也是相同的職位）。當了首都市長，位尊、權重、事忙、應酬多，大嘴巴放砲的機會，應該就相對減少了吧。誰知事有不然，范黨和執政的呂黨，不久又為另一宮闱事件，齟齬了起來。而這次齟齬，范黨不幸又站在下風。
他們又為啥事吵了起來呢?說來可笑，這次卻是由於皇帝夫妻吵架，正在鬧離婚而鬧到他們頭上來的。原因是皇后郭氏因和妃子們爭風吃醋，打了皇帝丈夫的耳光，並且把丈夫皇帝的臉上抓出條條的“爪痕”，丈夫生氣了，要鬧離婚“廢后”，群臣入勸，皇帝乃將臉上被抓的“爪痕”，伸給呂宰相看，宰相看後，也認為當老婆的人，不該如此潑辣，因此同情當丈夫的仁宗皇帝，和這種不講理的女人分居。可是事為范仲淹的反對黨所知，范氏和他們黨中的御史、司諫等大官，則堅決反對皇帝離婚。他們反對的理由，可以御史中丞孔道輔的話，作為典型。孔說：“人臣之與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但是這群兒子卻管不了父母的婚姻大事，老子關閉宮門，拒絕納諫，仲淹、道輔等乃率台諫群臣，在宮門之外，拍門上銅環大鬧，硬是不許“父母離婚”。皇帝發誓非離婚不可，被鬧火了，乃把鬧事者的頭頭范老二，再次貶謫下去，庶幾在京城之中，落個耳根清淨。
仲淹這次是下放至睦州（今浙江建德）當個知州，後來又轉調蘇州、饒州（今江西鄱陽）、潤州（今江蘇鎮江）、杭州、越州（紹興）諸名郡。其實時至北宋，江南一帶，已十分繁榮，人文荟萃，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已膾炙人口，被“謫”到那兒去做郡守、知州，實在是一方的土皇帝。在那個中古的農業大帝國裡，時值太平無事，衙署之內又小吏如雲，各有專責。郡守知州，平時也十分清閒，因此有文學訓練的小土皇帝們，平時交結文士，吟詩作賦，遊山玩水，頗得其“在郡之樂”。筆者這輩子老朽，幼年就曾背誦過許多篇唐宋兩朝的詩賦名作，多半都是這一類的所謂“謫居文學”。且看：《藤王閣序》（王勃）、《琵琶行》（白居易）、《祭鱷魚文》（韓愈）、《醉翁亭記》（歐陽修）、《前後赤壁賦》（蘇軾）等等。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嚴先生祠堂記》等名篇，也都是他這時的謫居之作。
范仲淹在下放期中，除文學多產以外，還為他自己家鄉蘇州，興修水利，在各郡普及過教育，都很有建樹，遺澤無窮，母須備述。
◆討伐西夏，文臣將兵
就在仲淹下放東南期間，西北邊疆忽然烽火頻傳，原來西北河套地區，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這時忽然宣布獨立，國號大夏，不但自外於中國，還要叩邊作亂。
這個西夏王國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個大題目。最近數年來，不特海峽兩岸史家都曾有專著專篇細論之，在去歲哈佛大學出版的牟復禮（Frederick W.Mote）教授的千頁鉅著《公元九○○至一八○○年間的中華帝国》（Imperial China, 900-1800. Harvard Press, 1999．）中，亦列有專章細論之。牟教授曾評兩岸之書，未脫大漢族中心主義的舊框框。筆者細讀牟著，覺得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而帶有一般歐美學者治漢學不自覺的成見。雖然牟君還是我們華族的東床快婿（牟夫人是華裔）。牟把夏宋之爭說成羌漢兩民族的對立，也是一種帶著西方眼鏡的似是而非之論。其實漢民族（我們今日叫中華民族）自始就不是一個純種的民族。它是千萬個蒙古民族和無數個其他民族的小部落，滾雪球，滾在一起的文化整體而已。這個雪球至今还在滾。用個當今美國民族學的術語，這個大文化雪球，就叫做Mainstream（主流）。環繞它底無數周邊小民族，不斷加入“主流”，便形成個Melting Pot（大熔爐）。美國今日這個熔爐，的確把所有白種民族，都已融於一爐了。非白種民族的全融，恐怕還要再等一兩個世紀呢。中國那個大熔爐，熔了數千年，時至北宋，則紅黃藍白黑各種民族，都早已不露形跡的全部融化了。
因此，北宋帝國當時並不是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北宋帝國和今日北美大帝國一樣，本身只是個民族“大熔爐”（包括開封府裡的猶太人）。西夏當時，也不是個如牟教授所說的，“黨項族”（Tangut）的民族國家。它也是個雜糅當地漢化了和半漢化了的數百十種少數民族的部落，所建成的一個中國式朝廷（Chinese state）的小雪球，與宋朝這個大雪球來彼此競爭而已。【筆者附註：縱在一千年後的今天，中國西北地區，還遺留有五十餘種少數民族，沒有全部融合，則一千年前部落之多，就不難想像了。】他最後的目標，只是想“入主中原”取趙氏而代之罷了。所以西夏國主李元昊（又叫趙元昊），事實上只是個“少數民族講漢話”，和安祿山一樣的，有野心、有能力的地方軍閥而已。他和民國時代的西北諸馬（馬步芳、馬鴻達等回教領袖），和雲南的龍雲（彝族）一樣，原先都只是一種小部落的酋長，轉化為唐宋帝國裡的地方藩鎮的軍閥而已。
李元昊的祖先在唐朝，事唐有功，被“賜姓”李氏，是一種唐朝的“國姓爺”。入宋，他們又改姓趙氏，还是保持其“國姓爺”的身分。迨野心勃勃的青年李元昊逐漸長大，乃慫恿乃父造反，叛宋自立（唐朝的李世民就是慫恿他父親叛隋自立，創立了唐朝的；這在民國初年軍閥時代，便叫做某省某省向北京中央“宣布獨立”；孫中山於一九一七年在廣東宣布獨立，也是一樣的）。其父不願也不敢。父死元昊乃於宋仁宗寶元元年（一○三八），叛宋建國，自稱大夏皇帝。四向兼併，竟然囊括了今陝北、甘肅、青海、內蒙各一部地區，共二十二州，蔚成大國。
李元昊和他千年後的遠宗李登輝一樣，要搞獨立，不願做中國人，不願姓李，更不願姓趙，但他家族漢化了數百年，又沒個自己的姓，乾脆就只用元昊二字，而不姓了。他也和李登輝一樣，要廢漢語、漢服，造西夏語、製胡服，也都搞得非牛非馬，一事無成。其獨立情況，和今日的台獨十分類似，只是他的疆土比台灣要大上數十倍罷了。
元昊精明強悍，窮兵黷武，他志在南下長安，東趨洛陽，要和大宋帝國搶奪天下，一時西北烽火頻傳，汴梁震動。仁宗皇帝自然就要下令討伐了。不幸的是，自趙匡胤搞“杯酒釋兵權”之後，實行強幹弱枝政策，北宋王朝便沒個“邊防軍”。地方州郡，都没有自卫武力，一旦有邊釁，朝廷只好從中央调兵，臨時登台點將，再由新將領，不遠千里跋涉，率大軍往邊疆禦敵。而北宋早廢武考，沒有職業軍官。臨時點將帶兵，都是從文臣之中選拔之，號稱儒將。這時西夏作亂，朝廷要從有聲望的文臣之中選擇武將。范仲淹就首蒙拔擢了。第一是他身為改革派、反對黨的領袖，聲名赫赫。第二是在他無數篇的論政文章中，恢復武考，重整軍備，振興國防，原是他底口頭禪。如今邊釁乍起，國家多難，正是英雄用武之時。仲淹很自然的就名列榜首了。
此時范氏在江南越州當知州，正在辦書院，監科考，大搞其文教建設，忽奉旨調西北，知永興軍（今西安市），旋升任“陝西都轉運史”。再以龍圖閣直學士榮銜，與韓琦同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仲淹並兼任延州（今延安市）的知州，軍令政令一把抓，權傾西北，主持對西夏用兵，時稱韓范。這項連升三級的職務調動，在當時是個震驚朝野的“超遷”。用句現代話來說，那就是范仲淹從個國民政府時代的縣長專員（今日大陸地委書記）一類的地方中級官吏，一年之內，調升“上將衔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西安事變前張少帥的位置），不能說不是“不次之遷”了。據說范氏這項超遷，還是他的老政敵，呂宰相背後向皇帝特別推薦的。仁宗且為呂宰相之不念舊惡，而“外舉不避怨”的大臣風度，深為感動呢。迨仲淹入朝陛見時，仁宗竟以自己的感受直告之，使释前嫌。而仲淹也說：“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私人）何憾也。”凡此，也令我們今世讀史者感到，北宋時代的政黨政治，確有其現代意義，幾乎為今日兩岸所不能及也。是耶?非耶?
◆出將入相，一身兼備
其實呂之薦范，大臣風度之外，也未免不是故出難題，讓仲淹身當其衝也。蓋以五十二歲的之乎者也，對軍事毫無經驗的蘇州才子、文臣，驟領重兵，遠赴荒涼的大漠邊緣，與驃悍的遊牧民族的騎兵作戰，也是在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呢。那時另支宋軍就全軍覆沒，主帥陣亡，敗溃之慘，不堪設想呢。呂之薦范，可能也是不懷好意，有心要看這個大嘴巴、大右派底笑話的。所幸仲淹雖是文人，他對軍事也有天才，有興趣，更有信心（中國近代史上曾左李胡，和袁世凱、毛澤東、陳毅、鄧小平等人，也都是文人將兵的好例子）。因此呂宰相對他的推薦，不論動機如何，卻歪打正著。仲淹一旦身臨前線，敵我兩方都為之耳目一新。非前主帥范雍（時稱老范）所能及。那時廷議本是五路出師，一舉對叛軍來個犁庭掃穴。但是范總司令盱衡全局，認為大漠之外，廣闊無邊，深入敵境，進易退難（漢朝李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大漠，陷入重圍，便是歷史上最早的例子）。所以范氏改變戰略，主張移民實邊，堅壁清野，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長期抗戰，拖垮根基淺薄、有利於速戰速決的強敵。老范這項戰略改變，結果證明是正確的。元昊那個只圖急功近利的暴發戶軍閥，一朝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淖，疲於應付，自覺窺邊無望，終於仁宗慶曆三年（一○四三），接受了朝廷和平統一的號召，罷兵言和。
宋史中這段邊患，和恢復和平統一的故事，是十分複雜的，非三言兩語所可盡述。筆者於此但闡明老范的戰略是正確的，和其最後成功的結果而已，讓讀者知其大略經過，就不浪費篇幅了。
邊事粗了，范氏乃於慶曆三年（一○四三）奉詔還京，出任參知政事、同平章事，這在宋朝就是有宰相的級別了。同時呂夷簡奉詔罷相離休，保守黨人隨之一時俱去，代之而起者，如晏殊（同平章事）、富弼、韓琦（樞密副使）、蔡襄（知諫院）、余靖、歐陽修（左右司諫）等等，簡直是清一色的范黨舊人。再用一句現代政黨政治的術語，那也就是“政黨輪替”，“托利黨”黨魁下野；“輝格黨”負責組閣執政了。古代士子從政，最高願望所謂“出將入相”，范仲淹這時不但是兼而有之，更是當朝執政黨的“輝格黨魁”，文治武功都是當朝第一人，聲名之顯赫，地位之崇高，全國無兩。有范某這個崇高地位的，在兩千年的中華帝國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所以把老范當個中國宰相的標準模式，作個“個案研究”，也是對傳統文官制度的一項重要的發掘工作也。
◆政黨輪替與慶曆新政
范仲淹從做小吏時代開始，就嚷著要興利除弊、改革朝政，如今自己做了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權和責任遠在總理之上，獨蒙聖眷，主持大政，上下部是本黨同志，應該是隨心所欲，徹底從事朝政改革的時代了。范氏大志初伸，硬是準備大幹一番。這就是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所謂“慶曆新政”了。許多史家都認為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是為二十四年之後“王安石變法”的前奏曲。慶曆新政又是啥回事呢?長話短說，其關鍵還是繫於那位有心改革的開明皇帝宋仁宗。
宋仁宗在邊事初定，元昊恢復稱臣之時，顯然也感覺到呂宰相當朝太久，不死不活的和稀泥政治也和得太膩了。現在應該起用新黨，把朝政大事興革一番的時候了。他因此對范仲淹、富弼、韓琦等改革派，寄以厚望。某次竟仿漢唐古制，開天章閣，召對范、富等新黨領袖，賜坐、給筆札，使盡情條奏當世之務，以及應有的興革。其結果便是范執政上疏十事。這萬言長篇的《十事疏》，便是所謂“慶曆新政”的基本規劃了。十事疏的總綱目是：1、明黜陟，2、抑僥倖，3、精貢舉，4、擇官長，5、均公田，6、厚農桑，7、修武備，8、減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
事實上這十項改革計劃，早就是改革派向呂夷簡所領導的保守派長期挑戰的口號。現在是輪到改革派自己來加以全部實施了。在朝野一片彩聲裡，開明的仁宗皇帝把十事發交廷議，舉朝上下，除對范氏計劃的第七條修武備稍有保留之外，其餘九條舉朝主張立刻付之施行（范七條是主張恢復唐代府兵制，朝議認為目前無此條件，主張保留）。在他們君臣一致大力推動之下，仁宗對改革派之言聽計從，詔書十下，不在近千年後的光緒爺之“百日維新”也。誰知文章不與政事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君臣鬧了兩整年，結果一事無成。仲淹自慚求去，皇帝也深覺無望，乃下詔停止新政，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也是范仲淹一生的心血結晶，就煙消雲散了。至可悲也。
◆沒個中央政治學校
北宋時代的“慶曆新政”之發動，和它其後的徹底失敗，是中華政治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個極大的不解之謎。近年在海峽兩岸所舉行的大規模的有關范仲淹事蹟的研討會，對這件大事（也是范仲淹一生事業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似乎是諱莫如深，不愿多提。愚曾細翻一九九○年台灣大學出版的兩卷鉅著：《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其中也只宋晞教授一篇，提到范的經濟改革計劃。但對“慶曆新政”何以失敗?也只是一筆帶過，未作細論。
大陸上在一九九一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所出的近版李涵、劉經華合著的《范仲淹傳》，則認為慶曆失敗，有三種原因：一是仁宗皇帝對新政的支持，搖擺不定；二是舊勢力的阻力太大；三是改革派自身也有其缺點云云【見該書頁141-163，似乎也是大問題，小答案，未搔著癢處也。因為中國歷史上，從王莽、王安石到康有為，再到蔣中正、鄧小平的“改造”和“改制”，乃至最近的連戰和朱鎔基，正在進行中的“改革”和“整頓”，從宏觀的历史潮流，顺流而觀之，都是大同小異的。上面李劉兩教授的三點論，對他們似乎也都完全適合，也就是完全不盡適合了。
記得抗戰期間，筆者在重慶求學時，曾聽到蔣委員長對王安石變法的批評。蔣對當時“中央政治學校”的畢業班訓話說，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便是他沒有辦一所“中央政治學校”。沒有訓練足夠的“幹部”來實行他的政策，所以才失敗了。【筆者當時是聞之於在場恭聆蔣公訓話的一位政校畢業生。他深然此說，所以才向我轉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和蔣公顯然都是從莫斯科一個師父下山的，所以“幹部學校”辦得一個又一個，也是未能解決任何問題。讀史者，難免就覺得，事有蹊蹺了。
◆統治機器的自然鏽爛和報廢
吾人讀中華帝國史【包括上引一九九九年才出版的牟氏千頁鉅著】，再比較著試讀其他民族史，有時就發現我們自己的民族史有許多令人難解的問題。其一便是洋漢學家所加於我們的所謂“朝代循環論”（Dynastic Cycles），我們的主要朝代漢唐宋元明清，都是由極盛到極衰，而終於腐敗到無法挽救的程度（Corrupt beyond Repair），最後才自我滅亡而改朝換代。而且每當這個由盛轉衰的時代（就像北宋范仲淹這個時代），政治社會百病叢生之時，總有一些愛國愛民的仁人志士，要起來從事“體制改革”和“變法維新”。因此在各朝代的中葉和末期，可說是改革派不斷湧現，甚至前仆後繼。他們之苦心弧詣，從事改革的努力，都是可泣可歌的。但是從王莽而後，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卻沒有一次成功的先例。每一次改革都是像“慶曆新政”那樣，以最有信心、最樂觀的行動開始，而以最失望、最可悲的失敗告終。朋友，不信嗎？这是絕對的歷史事實呢?胡為乎而然呢?從古到今，從光緒皇帝到蔣委員長，到目前兩岸三地，學者、博士、政論家、無冕之王，正不知有多少籮筐的批評家和政論家，在尋求答案呢?但是他們之間，任誰也不能否認，兩千年來中華帝國史上這件冷冰冰的史實，那就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運動，都是以失敗告終的。聞善言則拜，我們歡迎任何學者史家，能提出相反的證據來。
何以如此呢?毛主席說：“千載猶行秦制度。”我們只可說，這個至今未改的“秦制度”--國家強於社會的中央集權的帝國文官制，從唯心主義的立場來看，是個有機體，有機體就必然有它底自然存在的生理時鐘。因此它也有生老病死的循環周期。等到它發展至老病將死的晚年，仙丹靈藥、華佗良醫，只能延長它的生命，而不能維持它不死，這就是改革派的極限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也說過，一個政黨也有其生老病死的自然程序嗎?
再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這個“秦制度”的本質，就是一部偉大的統治機器，一部偉大的機車。這部大機器、大機車，從出廠到報廢，也有它生老病死的時鐘。駕駛司機可以為它不斷的維修，但這維修，也有個極限。到它老人家鏽爛到無可維修的程度，您也只好將它報廢了。筆者這個窮教書匠，五十年來，就報廢過十部以上的私家老爺車。它老人家們，都對我服務有年，不忍棄之也，但是在它鏽爛到不能再作維修時，揮淚斬馬谡，就只好報廢了嘛。因為一部汽車，它是一萬個以上的零件組合起來的，等到它整體鏽爛到無法維修之時，光換掉十個八個主要的零件，也是不管用的。汽車如此，社會國家亦然也。等到一個社會腐爛到快要全部崩潰的時候，縱能換掉十個八個主要的零件，您可以維持這老爺車，再跑若干里，但您卻不能改變它老人家最後報廢的命運。朋友，這就是范仲淹這位修車匠的“十事疏”了。
朋友，恕我老朽再重複一下。我們那個“千載猶行”的“秦制度”，在世界政治制度發展史上，筆者不學，就曾不斷的替它老人家打抱不平，認為它是中世紀人類在政治科學上，所發明的一宗“較好的制度”（a better system）呢。吾儕教授世界通史的教師們，還未發現“現代前”（pre-Modern）其他民族史中有任何制度，比它更為持久、更為“科學”呢?但是它畢竟是個“中世紀的制度”（Medieval Institution），一個“現代前的制度”。縱行之於中世紀，它也有它底周期性的極限呢。范仲淹慶曆新政失敗的道理，就是被這個客觀實在所限制，而不得不失敗也。
◆向現代化發展的萌芽期
再者，吾人讀宋史，如按照西洋史學的分期，發現北宋顯然是中國“現代文明階段”的開始。此話怎說呢?因為人類文明的進化，是作直線條向前發展的。在中世紀文明結束之後，人類的文化生活已走上“現代階段”。什麼是現代文明底主要的內涵呢?長話短說，那就是五四時代的啟蒙大師們喊破喉嚨的所謂“科學”和“民主”。抽象口號之外，再加點具體事實，那就是“工商業經濟”、“個體生產力的提高”和“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的出現。一個豐田汽車廠的日本工人，每人每年可以生產汽車九十部，這就叫做大規模生產。一個國家的個人的生產力尚未達到這一水平，就不能叫做“已發展的現代國家”。它至多只能算是個停滯在“中世紀”和“現代”之間的“發展中國家”，根據這一現象來分析，則我國歷史上的北宋文明，已經進入了這個“現代階段”的萌芽期。
從科學、民主兩方面來看，北宋仁宗、神宗諸朝當然無真正的民主之可言，但是它是兩千年中華帝國史中唯一可以承擔“開明專制”四個字的一個朝代。上節曾提到，他們君臣之間為政策而辯論，大臣大聲叫嚷，往往口水橫飛，有時竟弄得“唾濺帝面”。在其他任何朝代，“面聖”時，“佇視”（兩眼向皇帝直視）都是犯“大不敬”罪的。在明朝，大臣有時在朝廷上，當眾脫褲子打屁股，而“廷杖”至死的。你还敢唾沬橫飛?開明專制，是從“君主”轉“民主”的起步。搞微觀史學，一葉知秋，從小可以看大也。
至於科學上的成就，限於篇幅，我們就姑且以經濟生產為例吧。
在經濟生產上說，北宋至少已有兩三種工業：絲綢染織、製瓷和造紙已達到、甚或超過二十世紀的水平。此事科學史家論著甚多，例如宋代製瓷、製絲的極高的技術秘密，我國工業界至今尚未能完全“揭秘”呢。再說我們安徽出產“宣紙”吧，在宋朝已達到最高水平，老實說沒“宣紙”，就沒有“宋畫”。這項造紙技術，日本人至今還在偷學而未得其秘。這些也都毋須細述了。北宋的工商業經濟的管理技術也已進入市場經濟、貨幣經濟（人類經濟史上第一個使用紙幣的社會）的階層，以工商業為主體的現代都市也正在成長，一個具有無限政治影響力的“城市中產階級”（現代所謂布爾喬亞bourgeoisie或urban middle class），也已在地平線上隱然出現。國內的商業貿易，和中國對海外高度出超的國際貿易，也都在迅速成長。國家歲入（national revenue）亦遠邁漢唐。這些都是中國經濟史上的常識。上述仁宗、神宗皇帝的開明專制的作風，和文彥博所說的“陞下與士大夫共治”的政治哲學，可能都是這一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產物。要照當時的趨勢發展下去，一個具有現代化文明的中國之出現，可能要比歐洲早個兩三百年而有餘。……促使歐洲現代文明出現的“文藝復興”，是十四世紀以後的事。
◆文化發展失去平衡
但是北宋向現代文明發展的趨勢，為什麼忽然煞了車，我們的政治社會生活，其後又大開其倒車，終於走回中世紀前期的“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呢?大致說來，文化的不平衡發展，應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當時的東亞大陸上，宋王朝文明社會的超級發展領袖亞洲，甚或全球，是不在話下了。但是我們周邊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寄居北方草原和大漠南北的遊牧民族，他們雖然也在迅速漢化的過程之中，但是他們除掉深深地掌握了中國傳統政治組織的技術之外，在文化整體上，連最起碼的使用文字，都还感到困難呢。至於一般生活之沒有完全脫離遊牧民族的野蠻狀況，和好鬥成性的尚武傳統，自更不待言。因此那個被高度文明生活所軟化了宋王朝的臣民，和他們打鬥起來，難免就相形見絀了。再加上宋王朝立國時的“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的影響，在抵抗北方蠻族入侵的國際戰爭上，也就經常的力有不敵了。在不停的國際戰爭中，經常做個戰敗者，則雅典就必然要向斯巴達稱臣；羅馬就要被蠻族占領了。蠻族毀滅了羅馬，搞出個大黑暗時代來，則啥民主、科學的幼苗，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北宋有個大天文學家叫蘇頌（一○二○--一一○一），他利用水力，在開封建造了一座“水運儀象台”，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美的第一座自鳴鐘。它按標準時刻自動報時，使開封市民都能掌握正確作息時間。當年凡訪問過開封的華夷官商，無不稱羡。可是等到金人侵宋，打下了開封，俘虜了徽欽二帝，大水鐘也就被他們搬到熱河的黃龍府去了。可是這座大水鐘有氣節，一旦被俘，它也就從此不再自鳴報時了。朋友，強悍的大金帝國這時還沒個工程師可以開動這座水鐘呢。水鐘尚且如此，則開明專制、民主科學、布爾喬亞、工商管理之一去不返，也就不必多費筆墨了。
◆國營企業和國營農場的先例
以上所述還是蠻族入侵等等的外在原因。宋王朝這點小小的現代主義的萌芽，終於難免中途枯萎者，還有它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那就是所謂科學、民主、大規模生產，和所謂“經濟起飛”等現代文明的內涵，原都是城市中產階級出現的副產品。它與我們“千載猶行”的“秦制度”也是水火不相容的。筆者在許多篇拙作裡都曾一再強調過，我國千年不變的國家強於社會的“秦制度”，卻是個中產階級的剋星和死敵。它底歷史任務，原是：㈠預防“城市中產階級”，於其出生之前；㈡誅鋤“城市中產階級”，於其萌芽之期；㈢摧毀“城市中產階級”，於其成長之後。【參見拙作《论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載《晚清七十年》，卷一，頁一○五。】因此我們這個以“主觀意志”來抵銷“客觀實在”的、根深柢固的“社會政治傳統”（Socio-Political Tradition），對中古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也就是從君主政治轉民主政治，從人治轉法治，從農業經濟轉工商業經濟，從農村社會生活轉都市社會生活的包袱，都太沉重了。勉力為之，則非三兩百年不為功也。
我們要知道，宋朝范仲淹時代所發生的種種政治和社會問題，除掉上述“歷史周期性”的毛病之外，有許多也是中世紀社會經濟向現代化社會經濟轉型的問題。他那有現代化氣息的都市和工商業，在古老的土壤中剛一萌芽，在內外交煎的不利的條件之下，很快的就枯萎，而消滅於無形了。千載以後，我們從比較史學的觀點來看，這種轉型夭折的現象並沒啥難解之處。但是在范仲淹、王安石那個“近古期”（Late MedievalEra）改革派的腦海中，卻沒啥“轉型”的概念。因而他們只能以醫治農業社會的老藥，來治療農業社會之老病的方式，而大搞其“新政”和“變法”，永遠不能從“秦制度”破繭而出，藥不對症，所以就病無起色，有時甚至於越醫越重了。
且举北宋農工業中若干轉型的小例子，以概其餘。上節已約略言之。我國有三千年以上壟斷史的絲綢染織工業，至北宋已發展到二十世紀的技術水平。但是宋政府對這項工商業的產銷與管理，卻仍然停滯在秦漢時代“重士農，輕工商”的老傳統裡。在全國農村都生產粗絲、粗帛供一般民用之外，高級絲綢的生產和染織，則由政府特設的“織造”官府，加以壟斷，使它變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且用一句現代的話來說）一種“國營企業”。這企業內的高級“技工”（Skilled labor），事實上都是當時世界第一流的染織工程師），都是由中央政府中的“少府”（清朝叫內務府）直接控制“不入州縣”的變相奴工。換言之，就是他們沒有地方州縣的“戶口”，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子孫也永遠不能改變身分。因此這種以半奴工方式所經營的“國企”之永遠不能發展成一種現代工業；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現代文明”之遲遲不能出現，就不需詳加解釋了。製絲工業如此，製瓷工業亦然。宋瓷成品的技術水平之高，至今還沒有完全揭秘。世界製瓷工業史上，登峰造極的官七窯、汝窯、鈞窯、定窯、哥窯，嚴格講起來，都是一種“國企”。它底資金來源、產銷管理，乃至其中工匠之受少府管制，永不翻身，亦均如上述。更有不幸者，宋瓷中之最優秀產品，往往都為製造它的工匠所毀，未能流傳。蓋燒製這種超級產品，工序都十分繁複，得來不易，如為監工幹部，或朝廷欽差所知，要增多生產，實难應命也。如此則不如在出爐之時，就隱瞞上級，毀之棄之為愈也。因此要想這種製瓷工業，能逐漸演變成為一種現代企業，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在上述國營工廠之外，北宋還有一種國營茶場，其運作失常，就更足驚人。蓋飲茶習俗，在我國史上雖由來已久，但茶葉之成為一種日用必需品，乃至國際貿易的主要商品，卻始自北宋。西北產金地區，回羌等少數民族，對飲茶更有偏好，而茶葉之來源，亦完全仰賴於中國。因此西北邊區，茶葉貿易量之大，更有茶磚與金磚同價的美譽。加以宋王朝本土不產馬，軍用和運輸所用之馬匹，幾乎全靠以茶換馬的邊區貿易。這樣一來，茶葉的產銷，就成為國家的國防經濟命脈所繫了，朝廷乃特設官署名曰“茶馬司”，專司其事。因此茶葉也就成為國家壟斷的專賣品，由政府特頒執照（茶引）由領照茶商運銷之。無照販茶，便是私茶，在嚴禁之列。然茶利太大，累禁不絕，乃有所謂“茶梟”、“茶匪”之出現。政府失控，乃漸成社會中的心腹之患。
不特此也，宋政府對茶葉生產，亦實行一種國營茶場制，而全部壟斷之。茶農不得私營茶場，甚至私人農場中之茶樹、茶苗，均被移植於官營茶場之內，雖深山大壑中的野生茶樹，亦在逐棵點驗的管制之列。筆者不學，曾以電腦引得，對宋室茶政，試加檢索，竟發現宋政府對茶葉產銷管制之嚴密，竟不下於現代毛某所製造之茶葉公社也。真是匪夷所思。而宋代茶政之腐敗，官茶之霉爛，為禍社會之大，亦不下於今日之國企，讀史者，實不勝感慨係之。因知從上而下，謀求社會改革的慶曆新政，與二十四年後王安石的變法，都还是以傳統的農村社會，與農業經濟為對象，而未及於新興的工商業，以及其與生俱來的現代前期的社會問題，以至改革難顯膚功，而終於失敗，在現代以社會科學治史之新法則的檢索之下，固亦沒啥費解也。
◆突破秦制度，尋找新規律
所以我國自王莽以後，經過范仲淹、王安石，到康有為等等無數的開明政治家和改革派，直至今日的朱鎔基總理，他們所從事改革的基本性質，都還是在毛主席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的老框框之中兜圈圈。這種國家強於社會的“秦制度”，是個從上而下的以人治為本的制度。在這個老框框裡，管理農業經濟，農業社會，雖然也有其無可救藥底生老病死的周期，已如上述。但是農業社會具有耐性和韌性（durableness），改革不成，他老人家还可以帶病延年，老兵不死，一拖數十年，才慢慢的凋謝，慢慢的枯萎下去。但是這種靠“青天大人”來防腐治國的人治哲學，就斷不能行之於現代化的都市經濟（Urban Economy）和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了。說句老話，這也就是“王道”與“霸道”之別。管理那地球不轉的農業社會，可以由明君賢相、包青天、范老子（陝北邊區華夷群眾對仲淹的尊稱）以王道新政來治之足矣。實行絕對的法制（absolute rule of Law），往往還是多餘的呢。縱使搞出像“慶曆新政”那樣失敗的結果，主持者抱憾求去，找一個“閑郡”去吟詩、飲酒，作半退休打算，像范仲淹晚年那樣，反正天還是掉不下來的，沒啥嚴重的後遺症也。
可是在現代化的都市經濟、都市社會裡，搞工商業管理，卻是個“霸道”的運作，也是個絕對的法制運作。青天大老爺式的人治方式，就沒有生存的空間了。例如在今日二十一世紀的開端，中國就要加入“世貿組織”（WTO），搞“中國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y）了，在“全球化”的國際社會裡，那就是個絕對法制的天下了。法律之前，國國平等，也人人平等。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裡，朋友，您就要面對民主，這個躲避不了的政治流氓了。因為人人平等的法制，和人人平等的政治，二者是互為因果的。防貪防腐，完全變成法制上的問題。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裡，還要靠包青天和海瑞大人，來打虎、打狼、打蒼蠅，那就太落伍了。以農立國無傷也，以工商立國，就是另一問題了。
一言以蔽之，衝不出秦制度的框框，那我們就得服從秦制度的客觀規律：改革開放、變法維新，只能帶病延年，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沒有成功，但也不算是失敗，因為它對北宋的朝政多少也起了些帶病延年、老兵不死的功效。但是要把這個千载未變的秦制度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體制，就有待於吸收更多的現代智慧了。吾人細讀范仲淹傳，只能慨乎言之。海內外專家，惠教為幸。（二○○○、六、十三）
更正和抱歉：在今次阿扁總統“變天”之初，海外紛傳，外長一職，原屬我們哥大小友張旭成博士。嗣又傳聞旭成因人小勁大，為美台權要所嫉，外長改屬高英茂博士。筆者因此在拙文前篇裡，曾向英茂兄略表賀忱，不期最後竟是田宏茂教授雀屏中選。筆者落筆過早，張冠李戴，甚是不該，特此更正，並向兩兄致歉。高英茂博士，數十年老友，槃槃大才，學優不仕，在朝在野，影響力固无軒輊也。
唐德剛拜啟
二○○○、七、廿五
《传记文学》第七十七卷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