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诗歌的树上即便添一叶，也非常难

颜亮 　　颜亮：你在写诗的同时，同时还在《大公报》做英语新闻翻译，每年也翻译很多重要英文著作。你是怎么调配这三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的？更看重自己哪个身份？ 　　黄灿然：不管是翻译还是写文章丶评论丶散文，所有非诗歌类的东西都可以定量丶定时。诗歌则完全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你根本没办法控制它，你不能说天天不干活，就坐在那里等着诗。人要是整天想着诗，很容易变成一种心魔。所以我就把主要时间用来做翻译的工作。翻译是非常苦的，需要非常大的知识面，真的要吃苦耐劳，要非常认真。它有点像你经营一个企业，你必须要应付各方面的事情。 　　虽然翻译耗费了我大量时间，但我对翻译并没有太大野心，只是认认真真地在做，我主要的目标还是写诗。翻译是非常繁琐的工作，永远在解决问题，整天要查人名丶地名，虽然这些东西不需要用头脑，但却要特别多的时间，很考验人的耐力。虽然很劳苦，但当你真正专心在干一件事情时，事实上你得到放松，就和静坐的效果一样，因为你的头脑只专注在一点上，你不再动了，也就不会被别的事情干扰了。这可能就是翻译给我的一种好处，它让我根本没时间去烦恼诗歌。那么等我稍微有空闲时，很自然就会想写诗了。当有时间让你来烦恼的时候，当你开始要动丶要想的时候，这些就全部变成诗了。 　　颜亮 ：就《我的灵魂》而言，你的诗产量其实并不多。 　　黄灿然：《我的灵魂》主体那部分，也就是1998至2005年那部分，产量很少。但那个时候质量也是很高的，都是比较精雕细琢的。以前我的诗比较注重抒情，想象的内容比较多，后来开始关心比较实在的叙述，写的都是客观世界看到的人丶事。用实在的叙述来写诗，其实非常难，这些过去都是小说丶散文丶谈话的题材，这种困难自然也就导致产量的下降。我原来是想象世界，现在是在观察这个世界，也会有你会不会观察，能不能抓到重点的问题。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全新的，所以写诗就很慢了。 　　我感觉这样慢工其实也非常好，我已经很满足了。有时也会很担心，一年写的十来首诗，可能两个月，或者是一个夏天就全写完了，其他的时间完全没诗写。有时候也会担心翻译会不会影响我写诗，不过后来也越来越认识到，翻译给我的东西非常多，它让我一直在做些实际的事情。这比较重要，让你一直在行动，而不是乱思考。 　　颜亮 ：这有点像在等待诗的到来？ 　　黄灿然：对，事实上读书也好，做翻译也好，做人也好，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好，就是为了诗，但这并不是说你整天都要想着诗。因为反正你整个生活都是为了诗，那么你根本就无所谓想不想了，反而应该去多做点其他事情，不让诗歌变成强迫性的东西。 　　我写的诗的质量丶数量，往往要比我自己预期的好很多。所以我安心什么也不去想，更加集中于做我的翻译，诗的方面看老天什么时候愿意给我。这样我就变得很放松了，也不需要去担心什么，我已经努力了，有一点时间我就用来做翻译，我整个人就是诗人，别的事情就渐渐整合到这个诗人身上。 　　颜亮 ：您更愿意被别人认为是一个诗人？ 黄灿然：这个倒不重要，因为我原来一直写诗。我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都是诗友。如果有人说我是通过你的翻译，然后又看到你的诗，那我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一开始就读你的诗了，后来我也读你的翻译，我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不会感到有什么差别，不过我自己的重心还是写诗，主要是一个诗人，因为一开始就是一个诗人。 　　颜亮 ：你在《我的灵魂》中提到，1998年到2005年期间，你的转变非常大。这种转变具体指的什么呢？ 　　黄灿然：比较明显能感到的是，之前我比较主观丶情绪化，写作的时候会强调某一段时期的状态，靠这种状态写东西。对于文字或者实实在在我要表达的具体的东西，并不太关注。就像你觉得自己很开心的时候，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开心的。那么你并没有写某一个具体的事务，就是你要求更客观的东西，你可以围绕着它，动用你所有的技术丶感情。 　　到1998年，我写《我的灵魂》的主体时，明显对眼睛看到的丶平时在生活周围的东西更关注了，这种东西肯定调动了我原来很多生活经验，这是我以前所没有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他站在街头，我对他有感觉，他的某个表情让我想起某个情景，这其中融合了很多我虚构的东西。比如说我写茶餐厅有一个男人在照顾小孩，因为我是个男人，我也有小孩，我就会动用我自己的生活感受来描写这个人。我写出来的场面，感到非常“真实”，但其实它属于那一刻的东西可能非常少。但我把这些写出来，哪怕那个人自己看到，他可能不知道写他，但他却会有相同的感受。 　　这个画面是很真实的，问题是你能动用多少的理智丶感情丶生活经历丶想象来把这样一个人和这个场面讲出来，包括把你对人生价值的判断都融进去。所以我写一首是往往要花很多时间，从草稿到可以发表的时候，期间过程非常长。 　　颜亮 ：你刚才提到茶餐厅里面的那首诗，大概花了多久？ 　　黄灿然：最起码半个月，当然也有一气写下来丶修改不多的也有，但是很多诗，包括茶餐厅这首诗，都是经过一改再改的，而且我经常是用繁体字丶简体字以及不同的字号来产生那种陌生感。那个时候虽然写诗写得少，但还在状态中。写这种诗的难度在于，你有一个对象，但又不是完全像拍照那样把场景描述下来，你必须调动很多东西，做一些价值判断，这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人是好的丶坏的，或者说他这种状态是好的丶坏的，或者说是庸俗的也好，或者说是值得同情的也好，无论你怎么说，你说出来要刚刚好，不轻不重，那是很困难的。 　　颜亮 ：是什么原因促成你这样的转变呢？ 　　黄灿然：我想应该是诗歌本身的某种要求。对于任何人都一样，变化是非常困难的。很多人即便年纪很大了，但写的东西还是原来那一路，这也有可能，也无所谓好坏。我写了十多年，读的东西也那么多，你的经验是会让你有不同的看法丶感受的。当你对诗的要求可能是越来越清晰丶也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按照原来的方式写下来，你应该有某种不满意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你要用某种“调”来写东西，虽然你的文字用了不同的高低，但是有时候“调”还是停留在某一个层面上。比如说比较抒情的“调”，即便你可以用题材来变化，但是事实上那个“调”还是一样。但如果你突然从一个比较主观变成比较客观时，你的“调”就慢了下来，它更诉诸于你控制节奏的能力，而不是说如何畅快丶如何抒情的能力。我们经常说诗歌有音乐的一部分，有文字的一部分，还有画面的一部分。无论是音乐方面停留久了还是画面方面停留久了，或者文字方面的东西停留久了，有一定敏感度的诗人都会寻求改变。 　　诗歌的这三个部分，它们是很难分离的，你的音乐改变了，画面和文字都会跟着变。当你从主观世界迈向客观世界时，这三个方面也都会跟着发生变化。 　　颜亮 ：也就是说，1998年的转变是你在技术上的提高。是什么事情直接促动了？ 　　黄灿然：我的世界观一直在不断改变。1991年，我生了一场病，也不是特别的病，有一点神经衰弱丶抑郁症，那个时候我非常主观丶非常猛。我一直都有自杀倾向，但真正病了以后，变得特别爱惜生命，非常注意身体了。人一旦病了的时候，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和健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场病让我从不爱惜生命到很爱惜生命，我开始追求一个光明的世界，开始关注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要吃东西，要注意身体，要做运动，都是很实在的东西，因为有一个很实在的身体要求你关注它。应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转变了，真正踏进了另外一张地图里。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不是自己要求要变。 　　颜亮 ：就是顺其自然的感觉。 　　黄灿然：它自己就这样了。但是在变之中，比如说我喜欢的一些诗人，你可能非常期待能有一天像他们一样，能够用这些东西，用他们那样的方式来说话。 　　比如杜甫，我在1989年开始读他的诗，他写很多身边的事情，我之前以为自己很难写出这样的东西。但突然有一天也拥有这种能力，也能够写现实中的丶身边的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自己原来最讨厌的东西，现在却发现是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无论是讨厌的还是想要的，我们都没办法硬要求自己做出来。有一天你自然而然就会做出来，那又变成一种解放了。 　　颜亮 ：看得出来，你非常满意自己的这种转变。 　　黄灿然：对，每年十多首诗，写到2005年，当时写的诗已经比较理性了，很多作品背后都有某种理性的控制。当时也想往更高理性的方向去写，无论是出于虚荣也好丶羡慕也好，当时都想做得更抽象一点，更理性一点，一直在期待。但很奇怪，我不但没有往那个方向走，2006年一年就写出了70多首，像是全部一下就涌出来了一样。虽然背后有抽象的理性，尤其是宗教和哲学的东西，但具体在一首首诗中发表出现却是比较感性的。 　　三年下来，一共写了100多首，最后还出了一本诗集，这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原来十年中是很克制丶很严谨地在写诗，里面有很多技术丶耐性丶能量，功夫都修到了，但是没有用上，突然间这些都跑出来了，有一个感觉直接就写出来了，不用再重新定一个位。 颜亮 ：前面将近10年的时间，就是在这里培训了这种能力。 黄灿然：对，能力就在这里飞洒而下，再也不用慢慢写，根本来不及了。 颜亮 ：那应该非常开心。 黄灿然：很多人很喜欢这本诗集，我的感觉这本诗集不是一本诗选，而是当作一本书，希望能够让人家一口气看完，因为如果一本诗选你要一口气看完倒不容易的，比如说《我的灵魂》一鼓作气的看，那是不大容易的，因为它的覆盖面较大的，任何一个读诗的欣赏者他都是在某个角度来看，就像你没办法同时欣赏很多音乐家或一个音乐家的全部作品。 颜亮 ：里面并不是一个人。 黄灿然：因为它是有过程的，跨度20年。但《奇迹集》有不少朋友能够一口气把它看完，因为它的风格也比较一致，它不求每一首诗都去到一定的高度，但它是一个整体，它有些写得很短，有些写得很长，有些去照顾一个细节，有时候它又是很宽泛的，里面有人生的丶有宗教的，它是一本书，自成一个宇宙。 颜亮 ：您觉得这么多不同时期，您自己比较珍视的是哪一段时间？ 黄灿然：当我开始写《我的灵魂》这个主体写作的时候，我倒是有一点对早期的东西持否定的态度的。现在回过头来我看我早期的诗，实际上我最近发展的东西早期都已经开始了丶都已经有了，所以回过头来我又能够接受它们，我对第一本诗集里面那种否定态度反而没有早几年那样严重，很奇怪，实际上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比如说我自己当时写的时候，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你再回过头的时候，我会恢复我原来的东西，只不过从更复杂的层面或者更高的境界，再重写原来的一些东西而已。 颜亮 ：就能跳出来看以前。 黄灿然：原来的出发点还是在，所以我就想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不必否定。你对自己的过去很释怀，最初还不想让人家知道，后来你发现这也没什么，实际上是应该的，所以我对过去的否定态度反而不像十年前那样强烈了，实际上我倾向于接受了。事实上以前很多东西跟现在是颇一致的，而且如果一个诗人真正能够变成传世的诗人的时候，根本就不由你，你的任何东西都等着被挖出来，没办法，英国的诗人拉金，他生前只有三本诗集，都非常薄，每一本诗集只有一二十首诗，就靠这样的三本诗集，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英国最重要的诗人。他对自己的诗控制很严，但是他其实写很多诗。他死后，没结集的诗丶没发表的诗都收在一块，也有四五百页。我非常喜欢的诗人沃尔科特，他看到拉金诗全集之后说，很高兴，他跟我们一样勤快。最近拉金一个更全面的诗全集出来了。 颜亮 ：就是说他也不是像以前感觉的那样写那么少。 黄灿然：对。虽然他生前严格控制发表与出版，但死后就由不得他了。所以说你根本就没办法管得住。 另外是卡瓦菲斯，是一个希腊诗人，他生前基本上没发东西，是打印过丶修改过丶整理过的，没有正式出版，弄成一个小册子给朋友。他钦定的诗一共有150首。早期的一些诗明确说是他放弃的诗，包括发表的东西。另有一些诗未确定。也就是说他没有肯定，但也没有否定。现在的整个画面是这样，除了这150首之外，还有另外的130首，他也逃不过，反正这些就是他的，无论做研究还是什么，因为人家都想知道一个全貌，当然他还有更聪明的一招，听说他一年写70首，只留下3—5首，哪怕这3—5首里面还有很多不满意，我们原来以为他是150首，但是事实上整个画面是他差不多也有300首诗，也是一大本。 颜亮 ：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刚买了哈金那本书，然后我就有翻他前面的一些内容，让我联想起他里面提到他自己是怎么放弃母语写作，就是对于艺术的追求，把以前那种自己对于故土的情感抛弃，只是说对于文学这种艺术的追求，我感觉您好像也是这种过程。 黄灿然：我想作为一个移民，你要么灭亡丶要么兴起，就这么两条路，既然你想要站起来，那么每一步你都要自己去走，因为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他最晚才起步的，比如说他是20岁才学英文，他以前最为重要的那些情感的东西，被迫要放弃了，有时候等于说连传统基因里面坏的东西也没有了，现在你是清清白白重新来。有些人还是适合从这种角度来，好像我自己学英文，我中学里面学两三年，我真的是26个字母都没记全，一个字也没学，这很奇怪，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假如我当时英文很好，甚至名列前茅，那么我会变成什么？我可能会考进外语系，我现在是一个外语教师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学英语很好的话，那么我是可以被人家评价，我拿第一名不就行了嘛，假如我每学期都拿第一，那我就够了嘛。我是20岁才学，基本上全部都是自学，上了两年夜校，大学有大学英语，主要还是自学。自己学的时候你永远知道自己的不足，如果还是一个优等生，老师给你一个奖，或者说你的英语是考得最好的，那就没有人向你提出更高的要求了，那你就变成了一个英语老师而已，因为你不再长进。 但是自学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很不够，当我考进《大公报》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像得到宝一样，我完全不知道，感觉自己很不足。你想想一个自学的人学了八年英语，然后考进了《大公报》，他能够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东西吗？原来自己已经学了满身了，但是自己不知道，因为你觉得那些人都应该这样。后来发现其实还不是这样，也还是很浅的，事实上连那个程度很多人都没有达到。我全部是靠查辞典的，我发现现在年轻一辈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没有查词典的习惯，或者说，不懂得查词典。 学一门外语是要适应它的整个语言传统，另外我本身也是一个移民，移民的很多东西也是深有体验，原来的很多东西是用不上的。但事实上当你坚持到一定程度，都可以用得上，就像哈金，我想他也是这样，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跟过去合起来，又可以调动以前的东西，所以很多事情是不能一时丶一地来看的，主要是看你，如果你自己开发自己，放手让自己变化的话，很多事情实际上兜个圈又回来了，然后又把自己重新改造，重新整合。但很多人没有给自己这样的机会，所以变成碎片化了。 我小时候在山村的时候就在想，人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后来写诗了，就把很多艺术追求投入到诗里面，反正你自己是为艺术，与人生没关系，但走到一定程度，这个老问题又回来了，再配合我当时对客观世界丶外部世界东西的感觉，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那么就会融入到我的诗里面，重新整合。 现在我没有人生丶艺术这种二分法的考虑，事实上我这个时候完全靠感觉丶完全靠直觉，不必再去思考那些问题，只是对一切充满好奇。 比如说我在学英语的过程中，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好奇的在学，作为一个诗人也是一样，我对这个世界太好奇了。比如说阅读，读得越多就感到自己越无知，可读的书不断地增加，随便你开一个小洞，你就发现全部被人家占领了，只要你有一个小小爱好，比如说我喜欢古典音乐，然后我就发现周围都是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有一天你写诗，你发现周围都是写诗的人，然后你去搞语言学，语言学是最没人搞的，然后你会发现到处被人家占领了，你去做考古，是最没人做的，然后你发现全部被占满了。 阅读也是这样，我想你读得越多，发现需要读的更多，但正是因为这样，你发现自己整个人是出于很天真丶好奇的状态，这个状态到一定的程度，事实上你并不是要吸取什么知识，好像我现在看书，我发现我在阅读的时候这个气跟我完全是接通了，我的营养完全就从这里吸取，我看完一本书根本说不出我到底知道了什么东西，读的时候是那样的投入，纯粹是某个气在里面，然后你进入了人家的这个气，这个气可能通天地的，因为仅仅是文字显然不可能，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就发现，纯粹就是读，只要能够让你读进去的东西，你完全是跟作者，跟着一股气运转，这种气可能比他的任何知识都还重要，因为那是他真正的东西，实际上直接就通进去了，不再去想我学了什么东西，直接就接了一个气，然后就住在里面了。 事实上诗歌是有很多限制的，就像我们看世界，我们给自己很多限制，然后不断的打开，你打开一层，你再看书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对现实的理解全部要洗牌，你洗完牌之后你看的书就增加了，增加了之后它回过头来又把你原来的观念又洗了一层，你又升了一级，所以没完没了，人是不断的老了，兴趣却越来越年轻了。 颜亮 ：您刚刚讲到古典音乐，我又想起前不久看过BBC的一个纪录片，是讲指挥大师的，回顾了逝去的很多指挥大师，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就讲艺术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丶自闭的，不管是绘画丶文学丶音乐，它存在的重要理由就是它能够让人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就是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想的，可能这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可能也是相通的。 黄灿然：事实上我作为一个诗人也是这样，我基本上是一个自闭者，足不出户，你只能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充满着一种气。你之所以想写，是因为你受到别人的感动，那么你能够受到人家感动的时候，肯定是你自己孤独的时刻，不会有别的时刻了，因为阅读肯定是个人的，听音乐事实上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尤其在现代，听唱片。你感受到了这一点，然后你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你要参与其中，参与写作，做同样的事，当你写某个人的时候丶某种感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看到了，这个人一定也是孤独的，因为只要他阅读，他就是孤独的，只要他思考，他又是孤独的。事实上你做的是同一件事，是不是这气必须不断更新呢？更新就需要有不断的参与，只要参与其中，你会感到既孤独，同时接通那种气所贯穿的中外古今的一切，又会感到很热闹，但是任何时刻只要你进入那个状态，就是孤独的，这是肯定的。我相信音乐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差别。你不知不觉地做一个参与和更新那气的角色，这就是传承，你不知不觉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了。 世界就充满神秘，因为最简单的事情你想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就像我们说的，仅仅是音乐欣赏，或者说想到诗歌的阅读或者诗歌的写作，你都感到一种神秘的东西，这跟早期的写作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早期的时候是你表达出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现在我想去捕捉这种神秘的东西，因为整个世界真的就是神秘的，经不起你想。以前你把所有的这些当成很自然的，我回家了，我家里有父母丶有兄弟姐妹，我有有朋友丶有同事，但是现在就不能想，一想就全部是不可思议的。一首诗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不可思议的。诗人在写诗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关系，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说清，没有人可以说出你到底向谁负责，你可以说是写给朋友看，写给读者看，写给自己看，但实际上这些都不对，都是说到了一点儿。当你要写的时候，你可能有写的状态，但是你真正写出那种感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这中间有灵的那一小部分，能够让整首诗活过来，它不在你的预期中，它不在文字中，也不在你的意识中，但它在你写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存在了。就像你突然感到幸福的时候，它到底来源哪里你事实上不知道，你会给它很多证据，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根本不是最重要的，它是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 颜亮 ：我之前看到您的《亲密的时刻》，就是写您和您父亲的事情，我当时看了就非常感动，那首诗应该也触动了很多人。 黄灿然：确实是这样，整首诗的过程虽然是很写实的，但是它能够成为一首诗事实上是说不通的，那属灵的部分是怎样不知不觉地存在其中，你说不清。所以诗真的是很奇怪的，最后我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诗，真的。 颜亮 ：我其实读完整本诗集，我脑海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它里面的画面感非常强，感觉整本书是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小的世界，作者是融会在里面，我就很想问一下你，因为我感觉里面很像电影的一些片断，电影对您有没有影响？ 黄灿然：我想它应该是一种画面感，比如我们古代的诗歌都是画面。这跟我早期的诗比是明显不一样的东西，早期你看到很多文字，它可以让你想到一些东西，但是很快就掠过。现在的诗，你看时，就能进入画面。它是怎么来的？我想还是跟你有某个出发点有关系，因为某件事情也是某个画面的，诗人在写的时候应该是进入到那个场景里面去，应该是在里面的。他心里面有一个场面，它也像一幅画，它凝结起来，或者说我们现在有电脑技术，现在我们人眼看到一小幅画，是模糊的，一首诗的出发点，也可能是模糊的，但是它能够被感到。就像有时候你要回忆起一件事，它是一团模糊的东西，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你是不清楚的，但是你可以进一步往这个形象里面慢慢去思考，然后解开画面。有时候一个概念也能够这样。我想一首诗也是这样，有一天偶尔你的眼睛掠过去，但是暂时留在你的记忆中，你当场并没有很深刻的感动，而是事后想起来。诗人的眼睛都是摄影机，他不一定专注于一个人，和这个人聊天，然后再拍一张照，然后回去就解开来看。有时候就像一张画，然后你再近一点你就发现更细了，把某个形象丶某个感觉的出发点慢慢解开，解开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成分，但是你最终会把整个画面都看清了。大概相是这样一个过程。还有那个语调，那个语调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口气有没有说服力？这个很重要，就像我们听音乐一样，音乐不诉诸于什么东西，还是先听那个音乐你就喜欢了。人家被那个语调说服，被你引入画面。语调无论是平易近人也好丶还是紧张也好，只要是有说服力的语调，我想就能够引人进入画面。 我想诗人需要非常精通分寸感，他有各方面的分寸感，不同程度上他自己觉得该下结论了，他就下结论了，不该下结论的时候他就不该下结论。它的说服力事实上真的在他那种说话的语调里面。就像有时候一个人跟你说同样的一句话，你放到另外一个人丶另外一种语调丶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它就变成让人讨厌，而且很空洞，原因在哪里？你搞不清楚。 我在改变的时候，最初的一两首诗，我给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孙泽看，他经常会给我一两句非常有启发的话，他说是应该这样写，他说诗就是言志。诗言志我自己也说了不少丶也听了不少，但只有在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诗言志是什么，到现在我又不知道了，但我真的在那一刻突然明白那句话的全部意义，那句话影响了我大批的诗。他无非是随口这样说，无意中说的，就让你听进去了，然后你整个人就解开了自己，到现在你让我解解诗言志，我又说不清楚了，它是非常神奇的，突然间感觉所有的信息全部接收到了。 　　颜亮 ：读完《我的灵魂》整本诗集，感觉就像一本小说，它像是把这个城市的工薪阶层都白描了一遍，也把城市的独特气息展露出来了，但也给人感觉一个个孤独的个体。 　　黄灿然：你合上诗集，可以感觉一个世界在里面，比如说你来香港感受到一个世界，但我们一旦谈话，我们就孤独了，变成两个人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我只是对着每个个体在写诗，每个个体都会有一些共同的感觉。很简单，我并不需要特别去照顾，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只要我认为是真实的，对别人肯定是真实的。只要你深感自己绝对有感觉，它能感动另一个人，那它就可以传染给很多人。基本上诗歌还是靠口碑的。 　　颜亮 ：这种“本土化”的感觉是你想要的吗？ 　　黄灿然：如果你想要，是要不到的，根本不在你的操控下。当我要从比较主观过渡到比较客观时，我的世界就是香港。事实上，香港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努力写香港本地的诗歌。我最初看到这类作品，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慢慢发现他们这种努力还是很重要丶很感人的。你看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在干什么？在搞“口号”，台湾在搞现代主义运动，香港很奇怪，他们在努力写自己这块地方的风景丶变化，他们整体上给我这样的感觉，对我很有启发。 　　你要写客观的东西，就必须写自己看到的东西，这其实很难。写法并不缺，有很多这一类的外国诗，关键还是自己心中那个坎。你要是迈过去了，对这方面的内容产生兴趣，很快就会精通，之后就能调动所有的资源去强化这方面的东西。 　　香港是非常都市化的地方，我并不排斥城市，因为我在乡村呆过，我知道大自然确实很美，但我也知道乡村实在太闷了。又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关系，终日不见阳光，能在阳光下是我特别羡慕的。所以当我一旦开始真正去感受这个客观世界，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眼睛所见的都市都是很感人的景象。因为长期在黑夜里工作，我对白天任何东西都非常好奇，那种视觉上的冲击非常大。到现有阳光，我的身体很自然就知道了，只要情绪好，我就知道今天的阳光好，如果情绪有一点问题，就知道阴天了，完全和外面的世界一同了，心情好坏完全靠老天。 　　颜亮 ：你诗中表达的情感，会不会受到香港城市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它的市民化丶环境的拥挤？ 　　黄灿然：香港的影响肯定会有。我没有特别“香港”的概念，只是对我居住的地方丶我周边的环境有感觉。就像我说的，我只要相信我自己，敢说真的，把那些真正感动自己的地方表达出来，然后又真的有人承认我哪一点是对的，并且有所触动，那我这感受又得到另一层肯定了。 　　写某个地方或者拿某种东西来对抗另外某种东西，甚至对抗原来的自己，我没有这种情况。我没有试过有意反抗过去的自己，你根本没办法按自己计划的那样进行下去。很多东西就是一下就变了，你自己都来不及应付。 　　颜亮 ：你有很多诗是写给家人和朋友的，我很想知道，他们会有怎样的反馈？ 　　黄灿然：我写茶餐厅丶写家人，都是个人的感受。我希望在任何场合，如果有机会都可以写诗。家庭丶朋友都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写。 　　我有一首诗是写我太太和小孩的，内容是我太太回娘家，家里小孩感觉特别自由。我一个朋友看了，就对我说，这样对你太太不好，不应该这样写。但我觉得艺术就是艺术，当你把一件事写成诗时，它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你是一个诗人，你在这方面有顾忌，你想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就会觉得诗人的感情不能暴露。实际上你写任何东西都有限制，你不要写爱情诗，因为爱情是陈腔滥调。你不应该写哲理诗，因为哲理诗枯燥。不要写叙述诗，因为叙述诗都是繁琐的。接着人家说抒情诗也是主观的，也不好，那你还有什么可以写的？对我来说恰恰相反，我基本没什么顾忌，还是刚才所说的，你一旦针对自己写诗，事实上你就是在针对任何人。也只有当你把自己禁忌的某个东西打开，别人才会有所触动。 　　我一直都是这样，没什么顾忌，相信自己写的感受。但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写诗丶做人都有很多顾忌。我做人也没什么顾忌，有话就直说，这样就变成别人来适应你了，我写文章丶做翻译都是这样。我做翻译就坚持不用太汉化的东西，让读者来适应我的译文。你坚持自己的东西，必然要放弃另外的东西，或者被人说不好，那都无所谓了。关键是我读了，然后很喜欢，我就按照这个样子表达出来。 我们写完诗之后，可能会想到有没有人喜欢，但是真正写的诗时，你是不受控制的，所以我就是自然而然的，相信自己，对这方面我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人。 还有就是判断，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读者，你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什么，有很多人各有看法，我在考虑自己的诗的时候，实际上我会反过来看别人，比如说我很喜欢很多古典的诗人或者某几个诗人，那么我就会虚心向他们看齐，你是我的朋友，你对他们的诗不感冒，那你看到我的诗不感冒，这不奇怪的，那么如果他说不好，我不能相信他的。既然他没有我看某些大师的那种眼界，而假如我却有跟那些大师一样的眼界，那我怎能相信他呢？所以最后只能相信自己。 我经常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反过来看做出反应的人，对什么是好诗，我那篇得奖感言谈的全部是不同的感受，实际上是我对诗的看法，我写过好几首关于诗的诗，因为我也想不出该写什么受奖词，我就专门谈这方面。 　　颜亮 ：《我的灵魂》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踏实，对于现实生活非常细腻。我很想知道，你通过诗歌想追寻一种怎样的生活？ 　　黄灿然：我大概是这样一个人，我倾向或适合这样一种生活，有一份本职的工作，这份工作很忙，跟任何其他小职员没什么差别，然后同时还是个不错的诗人，甚至是个可以传世的诗人。这样的生活，初看上去好像不可思议，尤其是在香港，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写诗的地方。但我始终相信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什么都不是按某个模式来的，诗歌尤其如此。 　　诗歌排斥重复的东西，它一定要多样化。一个诗人对整体的诗歌或传统必须要有完整的了解，但同时你又不能重复原来的东西，就像一棵树的叶子，表面看都是一样，但它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要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以前看到沃尔科特说：“只要我们能够在诗歌的树上添一叶，那就非常了不起了。”我还在想，这会不会太小了？现在再来想这个问题，即便是添一片叶子，都是非常非常难，因为你必须又跟前人一模一样，他们有的东西你都要有，然后你必须还是独一无二丶不重复的。 　　但既然我相信自己丶相信我的状态丶相信我的工作，到最后有一天你真的就会相信了。人就是这样的，即便你写的诗一塌糊涂，但你坚信自己是个诗人，那么终有一天，你真的就成为诗人了，你相信，你就成了你相信的东西了。 　颜亮 ：那需不需要有一些固执呢？ 黄灿然：肯定的，诗歌不计算，它不能让你计算任何东西，后来我发现实际上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计算，包括我们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你怎么计算呢？比如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了50年，结果发现是亲兄弟，你怎么计算？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看到了一种变化，苏联是怎么崩溃的？你怎么知道？谁也想不到，它最大的敌人联合起来都不敢设想这样的事情，它就崩溃了。你想想香港这么一个殖民地，还留着一个台湾丶澳门，原来都是我们的耻辱，在文革之后中国已经快完了，如果没有这些原本是耻辱的东西，它会怎么样？这些是你不能计算的，它们像戏院的太平门，然后整个戏院着火了，它们全成了后路。整个文化丶经济各方面都靠这些小小的地方，你最耻辱的地方。原来是你扔掉了丶不要了丶卖掉的孩子，后来就回过来成为你整个家族的命脉。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起码还是从你自己的相信这一点开始，应该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自己相信自己就行了，别的都可以不用考虑。 颜亮 ：您刚刚讲的这些让我想到我之前搜您这些资料的时候，看到王德威一段话，就是说“在繁华至极的物质主义环境里，偏有人蜗居高楼一角，街肆深处，从事字字句句的手工业，而且居然能串成一个传统”，这句话讲得非常贴切。 黄灿然：香港诗歌也是这样，他说的应该是香港的小说丶文学。 颜亮 ：广州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被人说是文化沙漠。 黄灿然：但有时候可能真正的人才就在这里出来，因为我们在评说当代的作品的时候往往是从文化中心的角度，所有人都往文化中心里面涌。但是仅仅从古典诗歌来说，所有的诗人写好诗都是在出了京城之后，有些是被贬，有些是失望，然后就走了，好诗全部是他们远离了文化中心之后才产生的，这并不奇怪。当然在现在这种社会，比如说香港人最初还是比较着重于写自己，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小传统，他们有自己的言说方式丶自己地方的亲切感在起作用。这种东西一旦超出香港的话，现在我们从非文化中心来说，哪怕他们不是这样，哪怕用的语言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障碍的话，它要引起注意也非常困难，何况现在还是这样。但是某个时候潮流可能也会慢慢走向欣赏这些香港本土的东西。 颜亮 ：我去年年底有去长沙采访过钟淑河，他现在也跟您一样，他只读经典，就是以前的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讲原因，你现在去看唐人选的唐诗，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推崇杜甫丶李白这些人，其实在里面占的比例很少，有些人基本上没有。你看到里面的人都只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些诗人，但是过了几百年之后就没有了，留下的可能是当时别人根本不在意的一些人，现在诗歌也是这样的吗？ 黄灿然：诗歌就是这样，像陶渊明，我在受奖词里就提到过，陶渊明死后100年，后人在诗评里面他只是“中”品。 有些人说杜甫生前是有名气的，但是事实上他生前基本上是完全没名的，当时唐诗的几个选集都没有他的诗，死后40年之后元稹就写了他的墓志铭，非常赞赏杜甫，但是还要经过几百年，杜甫作为最伟大的诗人的终极定位才奠定下来。文学史从来是没有谱可以让你摸的。 像李白丶王维当时是很有名气的，在现代社会也是这样，很多人死了，然后作品才开始发表出来，但是有些人一开始就是伟大的人，不得了，一直就是了不起，死后还是那么了不起。但是另外一些人确实是流行了一下，然后就没有了，所以文学史完全没谱，比如说你也不能说你作为一个孤独者就能写好诗，这样所有人都是关起门来了，你也不能说你不能有公众生活，不能说你不能有名气，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要死后才能有名，就是不能计算，就这么简单。剩下来的是什么呢？就诗人来说，从普通读者的层面来说，他们事实上也不大关心这些，但是就诗人来说只能做自己份内事，别的你根本不能管，如果你去计算丶去管这些，说明你就有问题。 颜亮 ：就还是不要计算。 黄灿然：你可能就完全算错，因为天永远让你算错的，所以你只能是先管好自己，按照你自己最应该的去做，但是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你真的自己呢？因为我也是不断在变化，你原来还是想当一个诗人，最好是能够当一个名诗人，但是事实上从98年的时候，我再也不想和这些有关系了，实际上我差不多要退出诗坛了。这样的话你就感到自由了，是完全的自由，在行动上我再也不参加任何的邀请丶会议，好像和诗坛没什么关系了。 这是一种行动，是看得见的，按照自己需要的来感觉自己应该这样。但你自己是很狡猾的东西，你说的话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最真实的。自己是可疑的，你必须不断的清除自己丶扩大自己，不要自我中心，我比较讨厌自恋丶自我中心。 颜亮 ：您觉得像这种诗歌究竟应该跟我们的读者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我去年有去佛山参加过当时他们在那边搞的先锋诗歌30年的纪念活动，当时有人讲到当下最优秀的丶和时代脉搏贴得最近的这些诗歌没有办法和读者产生关系，然后我们的读者读的都是80年代或者更早以前的诗歌，他就觉得这种情况很不好，他说应该让最鲜活的诗歌和读者产生关系，才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诗歌的活力。 黄灿然：新闻报道丶电影丶电视，现在已经在做这些事了，如果这个时代是假的，那么你的诗歌反映时代，就不假吗？这是很简单的。文革的时候反映的都是时代，但那时代是假的，那诗歌就是假的，所以那个时代就没有诗歌。那个时代真正的诗歌是什么？是私底下抄的，没几个人知道，如果一个诗人按当时所谓时代精神去写，他是不能留下来的。 我们再拿杜甫做例子，我们知道杜甫是反映了现实，我们看杜甫的诗比看唐代的所有人加起来还现实，但是问题是既然杜甫默默无闻，不被接受，就是说他不反映现实，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他同代人眼中的现实是假的，杜甫才是真的。问题是要等到我们后来认为是真的时候，那是千百年后，我们如何来说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呢？我刚才说文学史是没谱的，有些人就可以这样，然后他们就变成时代的诗人，我们现在看陶渊明那个时代，我们主要还是看陶渊明，陶渊明当年也没有这种东西，意思就是说在他们同代人眼中的现实和他眼中的现实是不一样的，他们眼中的诗歌也和他眼中的诗歌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谈论诗歌。 颜亮 ：刚刚听您谈了这么多，我觉得里面您讲到的这些案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其实就是这本书的诠释，您前面一直在讲国外诗人对您的影响，之后又谈了很多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诗人，您觉得在您整个的诗歌生涯的过程中，还是说两者都很重要？ 黄灿然：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比较重要，我是从山村出来的，是在福建泉州的一个山村长大的，所以我当时的生活完全是在大自然的怀抱，生活特别穷，是山明水秀，但是人并不简单，我们那个小山村只有几十个人，但是已经是一个社会，回想起来很吃惊，为什么呢？有抑郁症患者丶有自杀的丶有白痴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真的是个复杂的世界。我身上有很多东西是很典型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人。最初只是喜欢一些中国的文字，事实上我的成长比较有意思，我们很多同行直接从朦胧诗和西方诗歌直接跳过来，实际上我是从新文学开始的，就是五四到49年这一段的，这一段的卞之琳丶冯至丶闻一多丶穆旦丶戴望舒等等。我为什么要做诗？变成一个诗人丶翻译家，实际上就是接了这个传统，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作为最开始的文学爱好者，还没写诗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还有香港的若干诗人丶作家，他们也是跟着五四这个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还有台湾的黄春明丶陈映真丶痖弦，我没写诗之前都喜欢这些，这些都属于新文学的传统，包括冯至丶卞之琳他们跟古典文学都有很大丶很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我是拿着一本新文学史，香港当时有一个司马长风，我刚来的时候他刚出版一本《中国新文学史》，还有萧红，端木蕻良，那个时候实际上对西方诗歌一窍不通，完全是一个文学青年，到了真正写诗的时候，就开始读西方诗歌，这个时候西方的影响力非常重要。然后开始做翻译。 这些都是成长期，因为成长期挺重要的，比如大学的时候喜欢较传统的中国作家，比如说杨绛丶阿成丶汪曾祺丶沈从文，他们又是现代作家，汪曾祺又喜欢明清的笔记小说。 如果你追溯的更早的话，中学的时候没什么书看，中学的时候好像有一本很小的书叫《唐诗一百首》，但是读这些和我后来的东西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完全忘了，现在偶尔想起来，比如说会读唐诗一百首丶会背唐诗一百首，但是只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 比如说很喜欢读那些笔记小说，当然那些很重要的诗人像李白丶王维，就是比较家喻户晓的那些诗人，我也会去看，后来碰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杜甫，李白的东西你读起来就会心惊肉跳，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写得那么好，相比之下小时候看杜甫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在大学课本里读杜甫写诸葛亮的诗还是很感人，但是不知道杜甫的伟大在哪里，真的是不懂。 89年的时候才真正读杜甫，这又不是没有来历的，冯至一直是我很喜欢的诗人丶翻译家，他的散文我也很喜欢看，有一次就看到他的《杜甫传》，89年的时候所有人都阴阴沉沉的，当时就感觉到不得了，那个时候看杜甫的诗感觉实在厉害，杜甫就变成长期不断在想的丶不断在学习的诗人，这样我就慢慢开始读中国传统的文学。 精神上主要还是西方的多，但我一直还是觉得我们古代的诗人要学习的有很多，那时候的诗人都是能够写到老，像杜甫丶陶渊明他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简单，有些民族当它有了翻译的时候，或者说大批人都在学习西方或者西方诗歌，它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要结果的，我绝对相信是这样的。人家说你们在学西方丶崇洋媚外，或者说你们根本就是学西方的那一套，比如说我写诗，我学西方，但人家会说，西方才不看这些诗呢。但我可没想过要西方人读我的诗，我完全没有这个打算。还有，你追溯到里面的时候，所有这些文化都是互相影响的，整个西方诗歌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读中国古典诗的英译，西方诗歌意味着什么？全世界都在读中国古典诗的英译，通过英译也好丶法译也好丶德译也好，反正就是通过这些。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现在的诗没价值，因为我们没有传统丶古典的精神。他们喜欢中国古典诗，希望我们写回去。而对我们现在这些受翻译影响的诗歌，觉得不对胃口。可是他们最喜欢的中国古典诗人是谁呢？第一个外国人心目中的大诗人不是李白杜甫或屈原或陶渊明，而是白居易。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在约一百年前翻译的白居易太好了。好在哪里呢？我非常喜欢韦利的白居易，我也非常清楚他好在哪里。我们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诗人，关心社会现实。但韦利的白居易是一个禅味家居的白居易，就是说，韦利选译的是白易居轻松日常的部分。那么白居易的禅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佛教的翻译著作呀。另一个在外国人心目中非常重要的诗人是王维，这倒是与我们中国人观点一致的。但王维的魅力又是什么？又是禅味。来源又是佛教翻译著作。另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大诗人是苏东坡，苏东坡魅力又在哪里？很大成分又是佛教的东西，又是翻译的东西。但他们不喜欢我们现在的诗，因为我们现在的诗是受了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跟他们同源，被他们看不起。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人不重要。我说过，播了种一定要收获。一方面是，谁知道再过一百年两百年五百年，美国或德国或法国是什么弱国，甚至还有没有美国，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时期（也许是一个辉煌时期）的读者，可能是全世界。也可能是很多“新西方”，新强国。好了，那时他们珍惜我们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因为现代主义最强劲的东西在西方被耗尽了，但在我们这里开花结果，就像佛教在印度衰微甚至灭亡了，在中国开花结果。也可能是我们继承了西方古典的东西，那种追求真实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被西方人自己放弃了，又被我们发挥光大。也可能是两种。再加上我们自己伟大传统的东西。全部被我们一代人丶两代人丶三代人综合起来，吸取消化了。也就是说，西方诗歌的影响，又是不能计算的，谁知道这不是开了另一道后门，来拯救和继承西方诗歌呢？ 回到交叉影响，中国古典诗歌也影响了当代丶现代很多美国诗人，然后他们又被我们翻译过来，实际上我们又在间接接受我们传统的影响。 我想传统的东西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去接触的，因为它太强大了，比如说你一读它，写作就容易变得文言化了，但是我相信应该逐步这而全面接触。但西方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和写的语言有关系。因为他们诗人太多了，他们可以让我们吸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说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丶为什么那样？回头说杜甫，杜甫我也想了很多，包括什么是现实？我们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是什么？如果那种现实是现实，如果我们要像杜甫那样反映我们的现实，杜甫肯定是我们看不到的，他写的东西可能是我们认为不现实的，假如现在有一个杜甫，就在我们中间，那么他反映现实就是因为他不反映现实，因为他们当时的现实是假的，他整个人是在整个王朝的背后写东西，他并不是去参加战争，他是逃丶在往后，是在背后写东西的，当他真正在京城里面做一个小官的时候，不到一年他就闷坏了，就跑了，而且往往写的都是很颓废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个时代，所以说他基本上就在时代的背后。 文学是从来不给你有机可乘了，没有轨道可以让你追踪的，没有谱，文学史不是让你说诗人能够接上一个时代才是一个诗人，人们的诉求我也可以理解，但是真的不可以说应该这样，我对反映时代的这种东西思考过很多，包括杜甫我也思考过很多，我认为结论刚好相反，在他的时代背后，他看得更清楚，他不是迎面的。 颜亮 ：那你自己也会朝这个方向吗？ 黄灿然：不能计算，我一计算肯定错，如果我觉得我应该这样，然后我得到预期的效果，我心里得到预期的效果了，可能是你几个朋友或者是当代读者的预期效果，那么你追逐些什么呢？我只能说诗歌没办法计算，那么你只能按照自己最为真实丶最有感触的那一方面，而且你还要警惕你这个自己是假的，因为自己欺骗自己是最容易的，这个自我太狡猾了，比谁都狡猾，所以还得怀疑自己，又得相信自己。唯一的方式就是勤快一点，因为你只要多看丶多读丶多工作，那么这个自己就会少一点，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越想越多这个自我越大，因为这个自己就是要骗人的，你开动脑筋，它就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说要多读书，多跟过去丶远古丶远方的灵魂交流，这样你的这个自己就可以减少。一方面忠于自己，另一方面又要提防自己狭窄。 颜亮 ：就是不断的跟自己自我在做搏斗。 黄灿然：对。 颜亮 ：您说您之前实际上也有抑郁症，自杀倾向非常浓，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您觉得支撑您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黄灿然：是比较大的问题，人生你永远解不开，所以会不断的想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想自己的意义呢？我们的自我很的，想要占用，因为人是自私的。但最终就是要做该做的事情，告诉自己：让我为别人而活吧！比如说翻译可以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因为翻译的稿费实在太低了，我那是赔本的生意，你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你做了实实在在的事情，尽可能不再考虑自己，遇到东西就做。我不可以说为诗歌而活，不至于这么严重，因为诗歌等于是我的生命，我不能说我为生命而活。且别说我如何撑下去，我感叹的是人类能够支撑下去实在太伟大了，我曾经有一首诗说，这个人能够这样站着，还能够这样跑动，然后有这么多的重压，包括心理的丶思想的，然后他还不倒下去，这真是不得了，人确实是很渺小的，但是人也让自己受了很多苦，互相残杀，但是你想到渺小的生命还能这样，基本上都能活到甚至五六十岁丶七八十岁，真是了不起，包括人都要自杀了，那多痛苦啊？但是竟然还活过来或者还挺住了，甚至他自杀了你也感到勇气真的不得了，这个人真了不起，这也变成了活下来的动力，就是好奇，然后还是感觉人很伟大，就因为他这么渺小，你才感到他这么伟大，就是随时有可能被灭了或者自己灭了，在漫长的生命里面，他被自我吞没了多少次，竟然没有吞掉，最后他还撑着，还活到七八十岁，经历多少生老病死丶多少悲哀丶多少生离死别，然后他还活着，他看到阳光还会靠过去，任何一点都让你感到这个人很伟大。 你看着这些人，然后你赞叹丶然后你又想加入他们，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份子，然后你就跟他们一起，让那些也感到这些东西的人又可以和你一起体验，你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理由，当然理由可能很多，可能没说中最后一点，而且你不知道最后一点是什么。 　　颜亮 ：小职员的身份，日常生活的琐碎会不会消磨掉韧性？ 　　黄灿然：反而更能培养出诗人的锐气。我的生活非常枯燥，这种枯燥让我哪怕休息片刻都会觉得特别美妙。有人说我现在翻译这么多，如果少译一点，拿来创作的时间不就多很多。我说不能计算，因为很多既不翻译也不读书的人丶也不工作的人，他们的产量还是少得吓人，而且质量也非常低，所以不足为训。所以你不能去计算这些，你一计算就错，谁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现在在什么位置上，就在什么位置上，去接受它，并发挥它丶拥有它丶消化它。 　　要改变的时候就会改变，因为外面的世界也在不断变化，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对现实的感觉，每天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到茶餐厅喝一杯咖啡，待个15分钟，有时候坐在阳光下，看看马路对面，然后走路上班，现实就是那么一点点，但仍然让人觉得每天都不一样。 　　我现在能做新闻翻译丶文学翻译，我同时还能写诗。但我知道我不能天天去写诗丶想诗，工作能够让我像一般人一样去生活，这里有同事丶有简单的人际关系，这些对我都非常重要。 我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从山村来到香港，想起来也是很奇怪的，命运要变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而且这也不是我选择的，我爸爸来了，我爸爸来了是因为我祖母来了，当时家里人给我申请，然后我就来了。 比如说我当时在工厂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怎么办呢？不能一直做工厂的工作吧？有一次我回老家，我的舅舅是一个右派，他说广州有一个暨南大学，专收华侨子弟，你应该去继续读书，我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然后回来就去夜校学英语，从第一天开始就喜欢上了，因为他改变命运，一句话就改变了。 所以要变的时候很快就会变，两年之后就真的去暨南大学了，而且中间的任何环节都少不了，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我的舅舅一句话，我刚好回去几天的时候他来我们家，如果他不来呢？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我当时是每天看很多份报纸，其中有一份是《明报》，《明报》我必看的是中国消息版，当我读了两年英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考试，什么事情还没想到，我看到有一条很小的消息，说广州有一个华侨师生补习学校正在招生，学生可以直接从这里考上暨南大学，所以我就写信给他们，他们说你可以来。如果我不是一直读《明报》，一直读中国消息版，那一天如果我刚好没买报纸就不会进入暨南大学，如果那一小段消息没有被我抓住了，说不定命运一拐就拐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补习了三个月就考进去了，进大学的时候我带了不少书，我有一个同学叫陈培生，比较喜欢文艺，他看到那些书就跟我套近乎，然后他说我们班主任是在二楼，有一个诗人跟他同一间房，这个人是沈宏菲（就是后来的沈宏非），他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诗人，读了很多诗，但是从来不知道诗人是什么样的。 有一天深夜就上去找他，然后聊到凌晨，他说我给你报名，他当时创办了一个红土诗社，他办了一期他就要走了，他为什么还没走呢？他是最后一个毕业分配的，他是到了我们入学一个月之后才拿到分配。他说我给你报名了，红土诗社我交给中文系的两个人负责。又有一个学校里面的杂志很大的，叫《大学时代》，他也向我约稿，他说你可否给他们写一个稿？我当时写了侯德健，是写音乐的。 冥冥之中让沈宏菲多呆了一个月，回顾起来是这样的，把我接上诗歌的道路，很有意思。 你一切都具备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个机会被你抓住了，而且刚好听到人家一句话，我完全已经准备好了，等着某一个时刻把那句话说到我的心上，我完全懂了。 我当时进《大公报》也是通过这个陈培生同学，他已经进《大公报》了，我毕业后因为妻子怀孕，一年有几个月回泉州，另几个月回工厂打工。毕业后两年都这样过，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想到《大公报》做翻译，他说我帮你问一下，很快他就说，他们让你投简历过来，然后我就立刻写简历，投了简历之后他们就让我过去考试，整个过程大概只有一个星期，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生命中有很多东西都很神奇，就是一个小环节是不能错过的。 颜亮 ：就一直到现在？ 黄灿然：对。 颜亮 ：一天大概能翻译多少呢？ 黄灿然：文学翻译一天只能是几百字。新闻翻译约四千字。 颜亮 ：像现在翻译一本书大概能给多少稿费呢？ 黄灿然：现在翻译的稿费真的只有几十块。 颜亮 ：一千字只有几十块？ 黄灿然：对，现在还有六十块丶七十块丶八十块。 颜亮 ：这个钱很难挣。 黄灿然：根本都不够抽烟。 颜亮 ：但您还是要译。 黄灿然：因为翻译给我种种好处，刚才说过了。它还给我带来约束，必须利用一切空档来做翻译。他们说你真的少了很多娱乐的机会丶游玩的机会丶饭局的机会丶聊天的机会，反过来你也会说这些都会让一个人把自己弄坏的。比如说你抽烟，没得抽的时候，你会感到很难受，但是如果你戒了烟了，你会觉得抽不抽烟都无所谓，如果你对于这些东西变成一种隔断了，它就完全不起作用了，你看起来这种东西忍受不了，那是你自己忍受不了，别人并不是这样的，人确实非常有意思，人的适应力特别强，如果你让自己过最简单的生活，你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但生活的各方面并不差，并且你坚持久了还让人家羡慕，我这十多年生活很简单，变成传奇一样。 颜亮 ：就连电话都不用。 黄灿然：事实上没有什么损失，比如说我这十年来没有手机，那我有什么损失呢？任何一个人能够向我证明他因为有手机，他比我更怎么样吗？没有啊！因为如果真的有人找我，他们一定能够找到我，实际上我没缺少什么东西。 颜亮 ：您对自己还是蛮严格的。 黄灿然：因为你怕烦，因为事情太多了，所以我就以不变应万变丶用简单来应付复杂，这样才能集中精神。因为我们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你只要看我翻译的数量，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还在不断的内疚，因为实际上我还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在别人看来你已经是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