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Nicole Gelina：导致金融危机的是政府干预，而非自由市场
来源：译言网，荣耀归于译者hanningyuan，转文为段落节选，想读全文请进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88118/254472
转此文是因为它的观点跟我前段时间在广播中分析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不谋而合：美国政府赋予某些GSE（政府支持的企业）公司过多特权，用纳税人的税金为这些公司的债务（或其它金融衍生工具）做担保，这是用公权力破坏市场秩序的政策，因为这种做法破坏了市场决定投资风险的机制，从而导致金融业在某些特定领域，如房屋抵押贷款领域集中了太多的风险——直白地说，这些被担保的GSE公司借了太多的钱，连锁反应导致大量金融公司也借了太多的钱，整个市场的金融风险在不断堆高。如果不是国会为其担保，所有这些公司本不会借这么多钱的，他们会按照市场机制行事。而这一切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监管者认为：抵押贷款比其它形式的投资更加安全，以至在这个领域可以刻意用法律增加金融风险。注意，是监管者，而不是市场，代替分立投资者的群体决策决定了投资的风险有多大，这就是我们称为“扭曲市场机制”的那种事态。分散在金融市场各个角落的投资者，他们的决策错误本来是可以互相抵消的，这就是自由市场分散金融风险的方法。
即此文所说的：“ 如果一个“具有体系性重要意义”的机构倒了，监管者有巨大且专断的权利来保护其部分投资者；例如，他们可以使用纳税人的钱为这个公司的短期债务或者其衍生品博弈做担保。在必要的时候，根据Dodd-Frank法案，政府可以挑选并偏好那些“过大而不能倒闭”的公司。最终会胜出的公司将不是那些由市场选择的，而是那些由政客和监管者选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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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开始，管理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规则崩溃了，这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然而西方并不是通过修正这些规则以回应这些危机，而是强烈的批判市场经济学，这种批判甚至延续到了今天。通过他们的行动——这最近几乎包括市场上的一切，从欧洲债务，到美国金融体系，到英国房价，全世界的政府官员似乎在暗示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设：他们对资源的配置可以做的比市场更好。似乎，西方政府不再根据投资者的信号作为评估其政策是否有效的反馈；相反，他们无视这些信号而坚持“摸石头过河”式的政策制定方式，全然不顾这种方式在发展路线上导致的混乱。通常，事实上，公务员们通常为了贯彻自己的经济主张而采取一种徒劳却具有破坏性的方式来削弱市场信号。
对市场的抵制可以用来解释2011年全球经济的离奇惰性。在整个自由世界，这一年走的时候和它来的时候没有差别。12月，德国总理Angela Merkel和法国总统Nicolas Sarkozy召开了一个突破性的峰会来挽救欧洲的单一货币和观察家眼中已经被债务拖垮的国家——而讽刺的是，整整一年前他们也开了这么一个会。Obama的2011则是在与国会争吵促进经济复苏的短期刺激措施中结束的。嗯，他2010年底也在干这件事。英国首相David Cameron总结2011时说：这一年银行家们本可以不要再给自己发那么多奖金而同时又拒绝将钱借给购房者和小企业主——我怀疑他错拿了2010年底的发言稿。国际股票指数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徘徊，表现最好的时候是2011年快结束的时候，道琼斯指数爬上了12,000，12个月前它也是这么爬的。
西方领导人对自由市场的攻击完美的反弹到了自己身上。毕竟，对危机最权威性的描述都是“资本主义的失败”。Obama在12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大衰退是因为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只按照自己的规则行动。”Sarkozy则难过的回顾到2008年“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被错误的应用于整个经济（实体经济）”。Merkel身边的人告诉记者，她觉得自己被投资者“欺骗”了。即使如此，自由市场仍不应该为威胁欧洲、美国和英国的各式问题负责，而放弃市场经济对西方带来损害的方式将是不可逆的。
先从当前的欧元危机说起。在1999年这种货币诞生前，各国领导人们认为他们在推动的这种单一欧洲货币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整个欧洲大陆私人贸易的方式。一个法国造车厂向德国汽车供货方提交订单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在交易结束前法郎贬值从而必须付出更多钱的风险了。一个在希腊履行的西班牙家庭不需要再去外汇交换点了，而一般外汇交易的费用本身会逼迫他们缩减投入在假日上的费用。
可是，不管欧元实际实现的效率有多高，却将一个严重的漏洞引入了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理解欧元的设计者是将其看做塑造后国家化的欧洲的重要方式的。这些投资者，从单一欧洲国家买入债券的时候，假定欧元区最坚挺的经济体同时也是欧元的最热心拥护者——也就是法国和德国，不会允许一个存在问题的国家进入欧元区以加重其责任，他们会担心那样做会使得这个欧洲政治同盟走上错误路线。这一信念使得诸如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类国家以及他们那些名义上的“私人银行”以过于低廉的成本借到了过多的钱。
即便如此，到2010年二月，投资者和信用评估者们仍然开始质疑是否借钱给这些国家真的是无风险的。投资者担忧希腊借了过多的钱以至于如果没有紧急援助不可能偿还其债务。因此他们要求希腊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以补偿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整个21世纪的前十年，投资者们购买希腊的十年期债券的时候从来都只要求年均5%的利息率，这不比同期德国债券的利率高多少。而到了2010年中期，希腊债券的产出翻了一番还要多，尽管德国债券的利率下降了。这个信息很清楚：希腊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
但是欧洲的官员们不但不听取市场关于希腊问题的警告，迅速的否认那个国家需要紧急援助。当时的希腊首相，George Papandreou开始了一个全球旅行试图通过坚称“我们才不需要帮助呢”来为其债券寻找新买家。二月，在诸多峰会中的第一个，Merkel坦白地拒绝讨论紧急援助的问题，并对此评论道“希腊又没找我们帮忙”。Papandreou同样声称“商人们和观察家们”不公平的忽视了希腊的“深化”财政改革。而首相的欧洲伙伴们对他表示了支持。
当然，希腊的确需要一个紧急援助，并且得到了。但是即使这个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150亿美元的大礼包在2010年到2011年间扩张了10倍，希腊债券的利率还是在上升。投资者们传达了一个有力的信号：这点援助不足以恢复我们对弱国债券的信心。投资者们明白在保留欧元的前提下，有两种解决欧元危机的方式。欧洲可以明确给出其长期暗示的欧元主权债务的保障，使用整个大陆的信念和信用来做发行债券的后盾——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如果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付不起他们的欠债，德国人会替他们还债。或者欧洲可以创造一种可控的方式使得那些杠杆率过高的国家可以违约，以此来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一旦违约成为可能，投资者就会明白他们获得回报的希望不在欧洲最强的国家身上，而在发行他们手中的债券的国家身上。
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们仍然拒绝聆听来自市场的声音。2010年夏天，他们既没有承诺为主权债务担保，也没有允许过度欠债国家违约，而是虚构了一个“欧洲财政稳定设施”，这是一个财政结构模糊的机制，通过它，欧洲国家可以假设他们从那些强势的欧元国家中搞出个几百亿然后当作一个价值万亿的主权债务担保。投资者们一眼就看穿了“欧洲财政稳定设施”，因而那些欧洲较弱国家的债券利率仍在高升。欧洲央行也想忽悠市场，他们购买了适量的债券，试图将真实价格扰动到没有那些“人造需求”的位置——但这不足以使投资者相信在必要的时候欧洲央行会为所有债务担保。
在一年无所事事后，在2011年夏一个更大的力量试图破坏市场信号。当欧洲终于宣布希腊不能按时、全额或者按照其先前承诺的利率还债的时候，欧洲领导人假设这不算违约。欧洲官员甚至荒唐的声称，投资者们应当自愿放弃希腊债权。但是希腊债券的主要持有者是大银行，本身就有困难时候靠政府的光荣历史，因此他们到底会多么“自愿”是值得怀疑的。除此之外，全球银行代表在选举国际掉期和衍生物协会，这是一个判定是否一个主权体已经违约的私人组织。仅仅是通过拒绝承认一件事情已经发生，这些代表们将希腊违约转变成了一个假定的投资者们自愿承担的损失。这些银行有足够的激励来否认这些事实：他们中得很多已经将希腊债券的保险卖给了他们的客户，而当这个国家的债券真的违约的时候本可能增加银行的损失。所有这些歪曲进一步加深了投资者的担忧，而他们还没意识到欧洲会假定违约尚未发生。欧洲债券的利率再次上升。
但是欧洲的官员们仍然固执的对市场装聋作哑。到2011年底，他们希望通过中央下达命令式的纪律来约束希腊和其他欠债国家。德国和法国向希腊派出专家以实施一个严格的计划，这是一个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欧盟条款来在全欧洲机制化实现的模型。希腊人则对这种提醒表示不满。秋天，在察觉到大众的想法后，一家希腊报纸刊登了一幅欧洲专家治国论者身着纳粹制服的漫画。欧盟对希腊特别任务组的负责人，Horst Reichenbach建议欧洲对外国专家在希腊的停留时间做出限制，以削弱他们是“占领军”的观念。这些专家治国论者试图强加纪律于希腊的时间越长，这个受挫的、生气的国家越有可能选择放弃欧元。
因为欧洲忽视了市场的请求，并且既拒绝接收这些国家的债务又不允许他们违约，欧元体系崩溃的可能大大增加了。这可能触发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重的信用危机。值得提醒的是：政府破坏市场秩序的企图越久，市场回复平衡位置的过程就越痛苦。但是虽然这个过程痛苦，可是这样的过程发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在显著增加。例如，希腊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低价值的德拉克马，然后用这种较廉价的货币更简单的支付其欠债，这种便宜的通货，同时也一定伴随着某种程度确定的止损，将会很快吸引投资和工作。而且那些可恶的专家治国论者的离开将有助于希腊着眼内政，实现其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税收改革。
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一样，也根本不能看成是自由市场的失败。就像投资者试图表示似乎欧元有问题一样，他们试图表示他们认为美国金融体系有问题已经几十年了。问题仍旧存在，但是华盛顿用过去两年的时间告诉大家他们宁肯歪曲或者封锁信号而不是依靠其作出判断。这一策略阻碍了经济复苏。
金融体系在2008年崩溃，其原因是对金融产业的重要检查体系早就已经腐败了。这些检查体系中的一个是，借钱给银行的债券持有者必须知道如果银行破产且留下的资产不足以偿还其债务，那么债券所有者必须接受这损失——只有小额存款者受到政府保护。但是1984年，政府出手从常规破产程序中救了一家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因为其破产将会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威胁。这所催生的现象叫做“过大而不能破产”。于是债券持有者和其他债权人意识到在危机中，他们仍然可以指望美国政府的干预，这导致他们在借钱给银行的时候越来越粗心——这样，银行越变越大，当然其倒闭对“世界金融秩序”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在政府承担损失这一后盾下，投资者不再用重要的市场准则约束大银行。
政府通过剥夺市场决定投资是否有风险的的权力进一步破坏了市场秩序。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监管者认为，抵押贷款要比其它类型的投资更安全；因此从事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金融机构可以比从事其他投资的机构更多的借入资金。类似的，监管者也认为那些被评级为3A的证券是安全的，并给购买这些证券的银行以各种奖励。到了2008年，这种管理性的推动使得整个金融业在某些领域集中了太多的风险，也借入了太多的钱。政府的干预鼓励金融业在单一领域中犯了几乎所有的错误；而在自由市场中，金融家们本可以通过分散他们的错误来减少其带来的损失。
2008年美国的金融系统崩溃可以看作是历年来美国政府干预产生结果的大丰收。那时，除了继续干预下去，华盛顿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使用纳税人的几千亿美元去拯救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另一个选项则是1930年的翻版，即一个倒闭的银行体系将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部分打入一个十年期的衰退。
而政府对08年经济危机的长期回应，却应该是恢复金融体系的明确规则，通过坚定地限制金融业内部和金融工具间的过度借贷防止这样的危机再次发生。但是Dodd-Frank的华尔街改革方案，和2010年七月Obama总统的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通过却加强了美国政府可能深化危机的错误。Dodd-Frank指导监管者们去区分“具有体系性重要意义”的金融机构——就是那种倒闭可能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公司，并持续的、一个个案例的分析其是否过度欠债或者在追求一个有风险的投资。这个法案也给了监管者要求这些机构增加其流动投资的权力，就是那种理论上在危机发生时可以快速变卖的产品，以筹集所需要的资金。（这个法律其实是有私心的：政府本身就认为自己的债券是最有流动性的证券之一，监管者将会倾向于让那些杠杆率过高的机构购买政府债券。）
最后，如果一个“具有体系性重要意义”的机构倒了，监管者有巨大且专断的权利来保护其部分投资者；例如，他们可以使用纳税人的钱为这个公司的短期债务或者其衍生品博弈做担保。在必要的时候，根据Dodd-Frank法案，政府可以挑选并偏好那些“过大而不能倒闭”的公司。最终会胜出的公司将不是那些由市场选择的，而是那些由政客和监管者选择的。
（中略）
……在政府药方的毒害下，本来就有病的西方市场的病情更重了，而很多人仍然认为治疗方案是把这种错药服用的剂量加大些。国际雇员服务联盟的前主席，Andy Stern在《华尔街杂志》上写道：“倾向保守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型“正在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至于更好的模型呢，Stern说，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人们似乎认为那个国家已经成功的规划了其通向繁荣的路。
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并未向新计划者发动反击，尤其是在美国，国际范围内政治和经济自由的老大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对于美国的金融救援及其在扭曲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方面干的好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辩论中，前Massachusetts州长，Mitt Romnet，主流所偏好的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在被问到“如果您面临一场金融危机，您会采取什么措施”时，用“这个假设的情况离我们还远”来回避了这个问题。在2008年前，前白宫发言人Newt Gingrich从Freddie Mac收了七位数的费用——而如果你要阐述政府在干预市场上的失败，Freddie Mac（蔷薇注：房贷美公司，旧名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是个好例子。只有Jon Huntsman明确提到，我们必须要终结“太大了而不能倒闭”这种现象，不过他的选战前景却不那么乐观。
一个有利于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们的事实是：即使是在现有的危机之下，资本的自由流动仍未失败。而失败的是那些被西方政府持续的瞎指挥所引导的资本。中国式的对资本瞎指挥也会有倒掉的一天——当那天到来的时候，西方社会最好已经有了能够让地球转起来的替代方案。
转此文是因为它的观点跟我前段时间在广播中分析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不谋而合：美国政府赋予某些GSE（政府支持的企业）公司过多特权，用纳税人的税金为这些公司的债务（或其它金融衍生工具）做担保，这是用公权力破坏市场秩序的政策，因为这种做法破坏了市场决定投资风险的机制，从而导致金融业在某些特定领域，如房屋抵押贷款领域集中了太多的风险——直白地说，这些被担保的GSE公司借了太多的钱，连锁反应导致大量金融公司也借了太多的钱，整个市场的金融风险在不断堆高。如果不是国会为其担保，所有这些公司本不会借这么多钱的，他们会按照市场机制行事。而这一切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监管者认为：抵押贷款比其它形式的投资更加安全，以至在这个领域可以刻意用法律增加金融风险。注意，是监管者，而不是市场，代替分立投资者的群体决策决定了投资的风险有多大，这就是我们称为“扭曲市场机制”的那种事态。分散在金融市场各个角落的投资者，他们的决策错误本来是可以互相抵消的，这就是自由市场分散金融风险的方法。
即此文所说的：“ 如果一个“具有体系性重要意义”的机构倒了，监管者有巨大且专断的权利来保护其部分投资者；例如，他们可以使用纳税人的钱为这个公司的短期债务或者其衍生品博弈做担保。在必要的时候，根据Dodd-Frank法案，政府可以挑选并偏好那些“过大而不能倒闭”的公司。最终会胜出的公司将不是那些由市场选择的，而是那些由政客和监管者选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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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开始，管理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规则崩溃了，这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然而西方并不是通过修正这些规则以回应这些危机，而是强烈的批判市场经济学，这种批判甚至延续到了今天。通过他们的行动——这最近几乎包括市场上的一切，从欧洲债务，到美国金融体系，到英国房价，全世界的政府官员似乎在暗示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设：他们对资源的配置可以做的比市场更好。似乎，西方政府不再根据投资者的信号作为评估其政策是否有效的反馈；相反，他们无视这些信号而坚持“摸石头过河”式的政策制定方式，全然不顾这种方式在发展路线上导致的混乱。通常，事实上，公务员们通常为了贯彻自己的经济主张而采取一种徒劳却具有破坏性的方式来削弱市场信号。
对市场的抵制可以用来解释2011年全球经济的离奇惰性。在整个自由世界，这一年走的时候和它来的时候没有差别。12月，德国总理Angela Merkel和法国总统Nicolas Sarkozy召开了一个突破性的峰会来挽救欧洲的单一货币和观察家眼中已经被债务拖垮的国家——而讽刺的是，整整一年前他们也开了这么一个会。Obama的2011则是在与国会争吵促进经济复苏的短期刺激措施中结束的。嗯，他2010年底也在干这件事。英国首相David Cameron总结2011时说：这一年银行家们本可以不要再给自己发那么多奖金而同时又拒绝将钱借给购房者和小企业主——我怀疑他错拿了2010年底的发言稿。国际股票指数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徘徊，表现最好的时候是2011年快结束的时候，道琼斯指数爬上了12,000，12个月前它也是这么爬的。
西方领导人对自由市场的攻击完美的反弹到了自己身上。毕竟，对危机最权威性的描述都是“资本主义的失败”。Obama在12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大衰退是因为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只按照自己的规则行动。”Sarkozy则难过的回顾到2008年“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被错误的应用于整个经济（实体经济）”。Merkel身边的人告诉记者，她觉得自己被投资者“欺骗”了。即使如此，自由市场仍不应该为威胁欧洲、美国和英国的各式问题负责，而放弃市场经济对西方带来损害的方式将是不可逆的。
先从当前的欧元危机说起。在1999年这种货币诞生前，各国领导人们认为他们在推动的这种单一欧洲货币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整个欧洲大陆私人贸易的方式。一个法国造车厂向德国汽车供货方提交订单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在交易结束前法郎贬值从而必须付出更多钱的风险了。一个在希腊履行的西班牙家庭不需要再去外汇交换点了，而一般外汇交易的费用本身会逼迫他们缩减投入在假日上的费用。
可是，不管欧元实际实现的效率有多高，却将一个严重的漏洞引入了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理解欧元的设计者是将其看做塑造后国家化的欧洲的重要方式的。这些投资者，从单一欧洲国家买入债券的时候，假定欧元区最坚挺的经济体同时也是欧元的最热心拥护者——也就是法国和德国，不会允许一个存在问题的国家进入欧元区以加重其责任，他们会担心那样做会使得这个欧洲政治同盟走上错误路线。这一信念使得诸如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类国家以及他们那些名义上的“私人银行”以过于低廉的成本借到了过多的钱。
即便如此，到2010年二月，投资者和信用评估者们仍然开始质疑是否借钱给这些国家真的是无风险的。投资者担忧希腊借了过多的钱以至于如果没有紧急援助不可能偿还其债务。因此他们要求希腊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以补偿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整个21世纪的前十年，投资者们购买希腊的十年期债券的时候从来都只要求年均5%的利息率，这不比同期德国债券的利率高多少。而到了2010年中期，希腊债券的产出翻了一番还要多，尽管德国债券的利率下降了。这个信息很清楚：希腊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
但是欧洲的官员们不但不听取市场关于希腊问题的警告，迅速的否认那个国家需要紧急援助。当时的希腊首相，George Papandreou开始了一个全球旅行试图通过坚称“我们才不需要帮助呢”来为其债券寻找新买家。二月，在诸多峰会中的第一个，Merkel坦白地拒绝讨论紧急援助的问题，并对此评论道“希腊又没找我们帮忙”。Papandreou同样声称“商人们和观察家们”不公平的忽视了希腊的“深化”财政改革。而首相的欧洲伙伴们对他表示了支持。
当然，希腊的确需要一个紧急援助，并且得到了。但是即使这个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150亿美元的大礼包在2010年到2011年间扩张了10倍，希腊债券的利率还是在上升。投资者们传达了一个有力的信号：这点援助不足以恢复我们对弱国债券的信心。投资者们明白在保留欧元的前提下，有两种解决欧元危机的方式。欧洲可以明确给出其长期暗示的欧元主权债务的保障，使用整个大陆的信念和信用来做发行债券的后盾——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如果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付不起他们的欠债，德国人会替他们还债。或者欧洲可以创造一种可控的方式使得那些杠杆率过高的国家可以违约，以此来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一旦违约成为可能，投资者就会明白他们获得回报的希望不在欧洲最强的国家身上，而在发行他们手中的债券的国家身上。
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们仍然拒绝聆听来自市场的声音。2010年夏天，他们既没有承诺为主权债务担保，也没有允许过度欠债国家违约，而是虚构了一个“欧洲财政稳定设施”，这是一个财政结构模糊的机制，通过它，欧洲国家可以假设他们从那些强势的欧元国家中搞出个几百亿然后当作一个价值万亿的主权债务担保。投资者们一眼就看穿了“欧洲财政稳定设施”，因而那些欧洲较弱国家的债券利率仍在高升。欧洲央行也想忽悠市场，他们购买了适量的债券，试图将真实价格扰动到没有那些“人造需求”的位置——但这不足以使投资者相信在必要的时候欧洲央行会为所有债务担保。
在一年无所事事后，在2011年夏一个更大的力量试图破坏市场信号。当欧洲终于宣布希腊不能按时、全额或者按照其先前承诺的利率还债的时候，欧洲领导人假设这不算违约。欧洲官员甚至荒唐的声称，投资者们应当自愿放弃希腊债权。但是希腊债券的主要持有者是大银行，本身就有困难时候靠政府的光荣历史，因此他们到底会多么“自愿”是值得怀疑的。除此之外，全球银行代表在选举国际掉期和衍生物协会，这是一个判定是否一个主权体已经违约的私人组织。仅仅是通过拒绝承认一件事情已经发生，这些代表们将希腊违约转变成了一个假定的投资者们自愿承担的损失。这些银行有足够的激励来否认这些事实：他们中得很多已经将希腊债券的保险卖给了他们的客户，而当这个国家的债券真的违约的时候本可能增加银行的损失。所有这些歪曲进一步加深了投资者的担忧，而他们还没意识到欧洲会假定违约尚未发生。欧洲债券的利率再次上升。
但是欧洲的官员们仍然固执的对市场装聋作哑。到2011年底，他们希望通过中央下达命令式的纪律来约束希腊和其他欠债国家。德国和法国向希腊派出专家以实施一个严格的计划，这是一个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欧盟条款来在全欧洲机制化实现的模型。希腊人则对这种提醒表示不满。秋天，在察觉到大众的想法后，一家希腊报纸刊登了一幅欧洲专家治国论者身着纳粹制服的漫画。欧盟对希腊特别任务组的负责人，Horst Reichenbach建议欧洲对外国专家在希腊的停留时间做出限制，以削弱他们是“占领军”的观念。这些专家治国论者试图强加纪律于希腊的时间越长，这个受挫的、生气的国家越有可能选择放弃欧元。
因为欧洲忽视了市场的请求，并且既拒绝接收这些国家的债务又不允许他们违约，欧元体系崩溃的可能大大增加了。这可能触发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重的信用危机。值得提醒的是：政府破坏市场秩序的企图越久，市场回复平衡位置的过程就越痛苦。但是虽然这个过程痛苦，可是这样的过程发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在显著增加。例如，希腊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低价值的德拉克马，然后用这种较廉价的货币更简单的支付其欠债，这种便宜的通货，同时也一定伴随着某种程度确定的止损，将会很快吸引投资和工作。而且那些可恶的专家治国论者的离开将有助于希腊着眼内政，实现其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税收改革。
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一样，也根本不能看成是自由市场的失败。就像投资者试图表示似乎欧元有问题一样，他们试图表示他们认为美国金融体系有问题已经几十年了。问题仍旧存在，但是华盛顿用过去两年的时间告诉大家他们宁肯歪曲或者封锁信号而不是依靠其作出判断。这一策略阻碍了经济复苏。
金融体系在2008年崩溃，其原因是对金融产业的重要检查体系早就已经腐败了。这些检查体系中的一个是，借钱给银行的债券持有者必须知道如果银行破产且留下的资产不足以偿还其债务，那么债券所有者必须接受这损失——只有小额存款者受到政府保护。但是1984年，政府出手从常规破产程序中救了一家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因为其破产将会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威胁。这所催生的现象叫做“过大而不能破产”。于是债券持有者和其他债权人意识到在危机中，他们仍然可以指望美国政府的干预，这导致他们在借钱给银行的时候越来越粗心——这样，银行越变越大，当然其倒闭对“世界金融秩序”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在政府承担损失这一后盾下，投资者不再用重要的市场准则约束大银行。
政府通过剥夺市场决定投资是否有风险的的权力进一步破坏了市场秩序。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监管者认为，抵押贷款要比其它类型的投资更安全；因此从事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金融机构可以比从事其他投资的机构更多的借入资金。类似的，监管者也认为那些被评级为3A的证券是安全的，并给购买这些证券的银行以各种奖励。到了2008年，这种管理性的推动使得整个金融业在某些领域集中了太多的风险，也借入了太多的钱。政府的干预鼓励金融业在单一领域中犯了几乎所有的错误；而在自由市场中，金融家们本可以通过分散他们的错误来减少其带来的损失。
2008年美国的金融系统崩溃可以看作是历年来美国政府干预产生结果的大丰收。那时，除了继续干预下去，华盛顿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使用纳税人的几千亿美元去拯救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另一个选项则是1930年的翻版，即一个倒闭的银行体系将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部分打入一个十年期的衰退。
而政府对08年经济危机的长期回应，却应该是恢复金融体系的明确规则，通过坚定地限制金融业内部和金融工具间的过度借贷防止这样的危机再次发生。但是Dodd-Frank的华尔街改革方案，和2010年七月Obama总统的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通过却加强了美国政府可能深化危机的错误。Dodd-Frank指导监管者们去区分“具有体系性重要意义”的金融机构——就是那种倒闭可能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公司，并持续的、一个个案例的分析其是否过度欠债或者在追求一个有风险的投资。这个法案也给了监管者要求这些机构增加其流动投资的权力，就是那种理论上在危机发生时可以快速变卖的产品，以筹集所需要的资金。（这个法律其实是有私心的：政府本身就认为自己的债券是最有流动性的证券之一，监管者将会倾向于让那些杠杆率过高的机构购买政府债券。）
最后，如果一个“具有体系性重要意义”的机构倒了，监管者有巨大且专断的权利来保护其部分投资者；例如，他们可以使用纳税人的钱为这个公司的短期债务或者其衍生品博弈做担保。在必要的时候，根据Dodd-Frank法案，政府可以挑选并偏好那些“过大而不能倒闭”的公司。最终会胜出的公司将不是那些由市场选择的，而是那些由政客和监管者选择的。
（中略）
……在政府药方的毒害下，本来就有病的西方市场的病情更重了，而很多人仍然认为治疗方案是把这种错药服用的剂量加大些。国际雇员服务联盟的前主席，Andy Stern在《华尔街杂志》上写道：“倾向保守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型“正在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至于更好的模型呢，Stern说，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人们似乎认为那个国家已经成功的规划了其通向繁荣的路。
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并未向新计划者发动反击，尤其是在美国，国际范围内政治和经济自由的老大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对于美国的金融救援及其在扭曲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方面干的好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辩论中，前Massachusetts州长，Mitt Romnet，主流所偏好的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在被问到“如果您面临一场金融危机，您会采取什么措施”时，用“这个假设的情况离我们还远”来回避了这个问题。在2008年前，前白宫发言人Newt Gingrich从Freddie Mac收了七位数的费用——而如果你要阐述政府在干预市场上的失败，Freddie Mac（蔷薇注：房贷美公司，旧名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是个好例子。只有Jon Huntsman明确提到，我们必须要终结“太大了而不能倒闭”这种现象，不过他的选战前景却不那么乐观。
一个有利于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们的事实是：即使是在现有的危机之下，资本的自由流动仍未失败。而失败的是那些被西方政府持续的瞎指挥所引导的资本。中国式的对资本瞎指挥也会有倒掉的一天——当那天到来的时候，西方社会最好已经有了能够让地球转起来的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