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雅债》——这不是一篇书评
早年读英文版的时候主要是看图片，现在出了中文版才耐下心来看内容。这本书的翻译团队就好像《雅债》的主题想要呈现的网络一样，刘是作者在牛津时的博士（是美女！靓照请见http://www.ihp.sinica.edu.tw/index.htm）、胡是作者在亚非时的硕士，邱是台北故宫书画处的研究人员，本书的一些书画影稿来自那里。
如果拿此书给一位历史学家看，那可能就是对文征明的社会生活的描述（简单分段但没有突破）加上一些穿插其中的书画展示。但是在艺术史的讨论中却有效地将一些具体概念形象化了。比如赞助人概念的运用：经济关系是怎样在文征明的现实生活中被灵活地建立又怎样在稍后的文集编印中被谨慎地筛选的。又好像朋友关系的定义：多少资料可以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又不忽略这种关系在不同的时空下被调整的状态。或者礼物的发生过程：研究者应该怎样小心地评价这个过程的实现而不至于将许多即兴的细节简化。这些概念正是日益兴盛的生活史（很想知道这次5月昆士兰的会议有什么新发现，日程请见http://www.uq.edu.au/hprc/docs/documents/Conference%20Schedule%20HELLIMC.pdf）和不断外拓的艺术史均表示关心的话题，在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尤其独得地利人和之便。
本书针对艺术史的第二个问题即文人的社会生活和书画创作之间的关系。小人我不是很明白文氏的画作在人情的脉络以外应该怎样在明代艺术环境中被真正定位，但是作者显然对此不再热衷。围绕着文征明的社交生活让他兴奋不能自抑，发现这些完美的书画背后的故事似乎比书画本身有趣百倍，特别是用一顿美馔换取一副画作这等妙事，立刻让人忘却了画者在现实和创作的尺度间权衡的过程，这也是研究者在扯下文“艺术家”的封套之前需要愣一下的地方。怎样让艺术品浮现于这种种现实网络的焦点上又不忽略其独立的艺术精神，这的确是艺术史研究者要确立他们感性于社会史研究者的角色必须要探索的技巧，虽然这个提法本身十分无聊。
书中对艺术概念的讨论依然以中西文化为背景，这似乎是活跃着的西方艺术史家：高居翰、柯律格、罗森等共同的取向。此书的比较则集中在人情的社会实践方面，似乎两者间在此有值得比较的更深厚基础和令人惊异的雷同。但是那些据说是要放回艺术史本身的脉络中才能理解的异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比较下是否更清晰了，西方的读者和中国史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一定更有趣了：这些略显零散的比较和评论才使得这本书多了些“艺术”的气息。
记得年前和小熊聊天的时候，他教育我说，《长物志》以后柯氏的作品都不能算是艺术史的了。的确，全书并没有以书画的风格、主题和流派为主轴的分析；我也不知道如果将整个故事转移到吴中仕途平平但交往广泛的任何一个才子身上是否可以在解释他们相似的生活作风的同时也可以解释他们作品之间的异同；甚至如果没有确实的出土材料证明墓志的书丹者和撰写者实为一人，研究者也很难定义墓志铭到底算不算“艺术品”，好在文征明大概不会为此事纠结。
我纠结的是，俺读完这本书，依然不理解明人李诩对吴地风俗的记录：“余少时见苏城妇女祭奠所谓太妈者，献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献过太妈娘娘三杯酒，愿得我家养子像陆南、王涣、文徵明。'偏城皆然。难道这位长寿、高产但仕途不顺的优雅才子早在正德年间就鼓励全苏州城妇女就此与作达官显贵他妈的梦想决裂了? 文艺青年害死人啊！
如果拿此书给一位历史学家看，那可能就是对文征明的社会生活的描述（简单分段但没有突破）加上一些穿插其中的书画展示。但是在艺术史的讨论中却有效地将一些具体概念形象化了。比如赞助人概念的运用：经济关系是怎样在文征明的现实生活中被灵活地建立又怎样在稍后的文集编印中被谨慎地筛选的。又好像朋友关系的定义：多少资料可以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又不忽略这种关系在不同的时空下被调整的状态。或者礼物的发生过程：研究者应该怎样小心地评价这个过程的实现而不至于将许多即兴的细节简化。这些概念正是日益兴盛的生活史（很想知道这次5月昆士兰的会议有什么新发现，日程请见http://www.uq.edu.au/hprc/docs/documents/Conference%20Schedule%20HELLIMC.pdf）和不断外拓的艺术史均表示关心的话题，在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尤其独得地利人和之便。
本书针对艺术史的第二个问题即文人的社会生活和书画创作之间的关系。小人我不是很明白文氏的画作在人情的脉络以外应该怎样在明代艺术环境中被真正定位，但是作者显然对此不再热衷。围绕着文征明的社交生活让他兴奋不能自抑，发现这些完美的书画背后的故事似乎比书画本身有趣百倍，特别是用一顿美馔换取一副画作这等妙事，立刻让人忘却了画者在现实和创作的尺度间权衡的过程，这也是研究者在扯下文“艺术家”的封套之前需要愣一下的地方。怎样让艺术品浮现于这种种现实网络的焦点上又不忽略其独立的艺术精神，这的确是艺术史研究者要确立他们感性于社会史研究者的角色必须要探索的技巧，虽然这个提法本身十分无聊。
书中对艺术概念的讨论依然以中西文化为背景，这似乎是活跃着的西方艺术史家：高居翰、柯律格、罗森等共同的取向。此书的比较则集中在人情的社会实践方面，似乎两者间在此有值得比较的更深厚基础和令人惊异的雷同。但是那些据说是要放回艺术史本身的脉络中才能理解的异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比较下是否更清晰了，西方的读者和中国史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一定更有趣了：这些略显零散的比较和评论才使得这本书多了些“艺术”的气息。
记得年前和小熊聊天的时候，他教育我说，《长物志》以后柯氏的作品都不能算是艺术史的了。的确，全书并没有以书画的风格、主题和流派为主轴的分析；我也不知道如果将整个故事转移到吴中仕途平平但交往广泛的任何一个才子身上是否可以在解释他们相似的生活作风的同时也可以解释他们作品之间的异同；甚至如果没有确实的出土材料证明墓志的书丹者和撰写者实为一人，研究者也很难定义墓志铭到底算不算“艺术品”，好在文征明大概不会为此事纠结。
我纠结的是，俺读完这本书，依然不理解明人李诩对吴地风俗的记录：“余少时见苏城妇女祭奠所谓太妈者，献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献过太妈娘娘三杯酒，愿得我家养子像陆南、王涣、文徵明。'偏城皆然。难道这位长寿、高产但仕途不顺的优雅才子早在正德年间就鼓励全苏州城妇女就此与作达官显贵他妈的梦想决裂了? 文艺青年害死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