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 - 《绽放了被幽禁的底层之光》
《绽放了被幽禁的底层之光》
作者:朱白 2012-05-23 01:05 星期三 晴
【新世纪周刊，也是独立阅读的月度报告，写作部分。虽然潦草、有部分文字跟相关书评重叠，但我觉得这一篇写下来我还是挺用心的，基本上在时间上将自己的看法和关注的时事都包括在内了。怎么说呢，不自夸的说，我自己觉得这种文字还是有内容的。】
华语文学的哀怨和新生
从被禁的第六代导演娄烨近期恢复导演身份，到共和国第一部被禁电影《武训传》正式出版DVD，有人说这已然展示了一个文艺春天到来的迹象。类似的情况还有，曾经只能以民间独立出版发行作品集的作家曹寇，民间的关注终于获得小说集接二连三的正式出版，以曹寇为代表的一批70后作家正迎来自己的被公众承认的好季节。诸如此类的信息，是否能真的表明，真的有一股春风正在拂过华语文艺界那张皮糙肉厚不入流的老脸呢？我们只能最善意地持观望态度，因为你知道，所谓解禁和现身，在整体落后的情况下，只能是一种解开蒙蔽，而非缔造跟辉煌有关的那些东西。
青年作家曹寇的小说集《屋顶长出一棵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版），并非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但却可以称得上是警世之作。如果将当今的华语文坛看成是一道藏污纳垢的水渠，那么曹寇的小说作品则可以看成是一桶消毒水，它的功用正是情理文坛的病毒和污垢。小说集中的一篇《市民邱女士》，曹寇对如今已成泛滥趋势的同情和怜悯提出了质疑。他甚至干脆与之对立，处处指出这种同情和怜悯正是建立在互相不了解的虚妄之上。高速公路上拦截被贩的狗，微博上人人喊打的狗肉大餐，鞭尸般对待狗熊养殖企业，还有数不胜数的廉价同情，诸如城市中贫穷的老人，街上乞讨的残疾人，当他们的日常工作被像素越来越高的手机拍成照片发上微博后，就立即变成一桩桩颇有煽情效果的义举，此类事情不在于对错，更无关真理，不是你同情了你就站在某个制高点可以神化你的同情，也不是对方的姿态不够优雅（比如吃狗肉的粗人，振振有词的冷漠者）就成了人类的敌人——事实当然没那么简单。曹寇在《市民邱女士》里将主人公设置成一个惹了众怒的城管，透过他卑微颓败的一生，让人们对审视生活之时多了一种视角。
与曹寇同样生活在江南的上海作家张旻是我多年一直关注并从未曾失望过的作家，他的中短篇作品在我看来有中国作家中罕见的诚意和无限制地接近人类内心深处的质地。他的两本中短篇小说集《求爱者》和《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都是张旻何以为张旻的最好证据。他善于把握男女之间的细微情感，以及在情欲的现实中一道道真实的伤痕是如何酝酿出来的。人欲、道德，存在于张旻小说交织出的戏剧冲突中，这令张旻的小说在一边探讨人性边界，也可以一边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张旻的小说中集中展现了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他们在情欲的边界游走，又用自身的局限和委屈表达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疏离。师生之间是是是而非懵懂而又多少有点让人迷醉的情欲，在张旻笔下总是充满浓郁的美，此时你不能以对错来判定情感，只能跟随人物内心去感受一幕幕人间悲喜。张旻总是把个人视线集中在男人或卑微或平庸的爱情之路上，他愿意对这个人物赋予最深情的关怀，用最具个人情感特色的故事将一个个男人的爱情细节和爱情观呈现出来。鲜活并肉感十足的细节，让“爱情”这个怎么说都有几分美好的词，并可以光明正大地存于中中国当代小说中。
破败的底层之光
美国作家卡佛曾经引领阅读风潮，甚至他的小说名字都可以称成为流行句式，但我们对卡佛的阅读和理解又非常局限和时常夹杂着一厢情愿式的误读。与卡佛一样，作为美国上世纪彪悍的底层作家理查德•福特，不但具有一颗强硬的灵魂，他也精通短篇小说的技艺。如果说卡佛展现了美国底层生活的一种悲凉和凄美，那么福特的小说则可以称之为绽放了被幽禁的底层之光。《石泉城》（汤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是理查德•福特的短篇小说集，十个故事从技术上说足可以写进小说教程，从意识上来说，它们都流淌着美国人的悲欢离合，以及那些看似无望的生活。福特不仅用精准的语言再现了一桩桩绝望的生活场景，也用敏感的字句抵达了人性深处的一个个角落。福特笔下的人物多为底层人士，他们不至于干下杀人的事，但都做点偷鸡摸狗的勾当。在死一般沉寂的生活中，福特将故事讲得滋滋有味，因为你知道，大多时候不管多么绝望日子总要有声有色地延续下去。福特的小说有着一股布考斯基的烟酒味，但却比后者整齐和精巧得多。
理查德•福特在《石泉城》里写了几个悲剧家庭的破碎，他没有执迷于破碎的过程，而是将所谓破碎的支离和惨痛通过细节再现了出来。他的故事常常让人心绪难平，一波又一波的并早有征兆的难堪连续上演，故事中的主人公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又是那么动人。比如里面的一篇《甜心》，以中年男人的口吻叙述故事，他女朋友的前男友即将入狱，故事开始在前男友来家里与叙述者的女友告别，他们的并非私密的谈话中充斥着“甜心”这个称呼，前男友对于投案自首的犹豫和对前女友的眷恋，叙述者的平淡里孕育这无奈，他们在一个孩子的注视下行为和言谈非常奇怪，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件日常生活中的事。尴尬在所难免，可这种悲剧生活的制造者也是无法避免的。理查德•福特在小说结尾借中年男子之口说：“我知道爱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不去惹是生非，意味着不能为了另一个女人而抛弃你现在的女人。它意味着不要待在你不该待在的地方。爱情不是一人独处。”理查德这话说的漂亮，也道出了一种常态生活的真谛，尽管它是那么朴实，朴实得甚至我们大多数生在其中的人不愿意去正视它。
我们的作家和导演总是可以抱怨审查制度，在我们国家这也的确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惯常借口，但好作品没有诞生的原因都能归结于此吗？对于南非作家库切来说，1990年他的这部《铁器时代》（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时也同样面临是审查制度，这部作品既摆脱了此前《幽暗之地》、《等待野蛮人》的过于思辨的叙事风格，开始了近似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也更加强调了他后来创作中随处可见的“耻辱感”主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的冲突和动乱进入严峻阶段，斗争与镇压合力消耗着民众的肉体与精神，这种大时代带来的不可撤销的耻辱感在《铁器时代》中淋漓尽致。库切本人对此深恶痛绝和不妥协，1996年他在《论文字审查制度》中说：“事实是某些话题的被禁止导致了对这些话题反常的关注。”在库切的文本中，他用文学手段尽量地规避了这种风险，事实证明他做的非常成功，甚至我们可以说库切戴着脚铐的舞蹈让人意外地得到了另一种文学之美。回观我们当今的汉语文学，脚铐犹如空气，无时不在，而在这之下不但没有美的呈现，反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而喧嚣的牢骚和抱怨，以及坐以待毙的丑态和卑躬屈膝的卖弄。这，真让人丧气。
惊艳的形式配上妥帖的内容
不管怎么说，在商业体制下的今天，纯文学是暗淡的，她要么身披彩衣被打扮得花枝招展，要么被肢解成罪行累累的畅销面孔。眼下我们大部分出版商对于“读者爱读”的理解还尚且停留在庸俗和廉价的基础上。读者需要培养，环境应该改善，那么在这个循环系统里最先出招的应该是那些有见识和眼光的出版家。用品质和审美抵制恶俗的出版环境，用杰出和卓越的工作展现这世上尚有真实的文学的作品，在文学市场还未真正发育成熟之际，这才是有志于改变现状的出版家应该做的。
正是出版环境和阅读能力的恶劣和低下，我们的出版商不得不想出些讨好的形式，在视觉和包装等形式上先打动这个邋遢的市场。眼下正有几种丛书，是以整体包装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它们在本身具备了质量的基础上，又在形式上给人耳目一新甚至是添加了一种额外的审美。瑞士作家弗里施的四部长篇小说的合集《马克斯•弗里施小说作品》（蔡鸿君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五本短篇小说集放在一起的《焚舟纪》（严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以及多部作品形成丛书形式的“蓝色东欧”第一辑（伊斯梅尔•卡达莱等著，李玉民、邹琰等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1月版），这些多部作品放在一起同时出版意在整体视觉冲击市场的形式，在我看来既是出版者的眼光，也是一种魄力。
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其实并不陌生，作为德语文学经典书单里的作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弗里施的中文版小说和戏剧问世，《逃离》、《弗里施小说戏剧选》、《能干的法贝尔》、《施蒂勒》都称得上弗里施的代表作，其中《能干的法贝尔》作为文学经典以多个译本被出版过。这次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中的《蒙托克》是一个忘年恋的故事，弗里施意在真实性，作者说“这是一本说真心话的书”，也就是说这本小说充满自传性色彩。小说中主人公的诸多经历，可以与弗里施个人生活履历一一对应，甚至大多可以完全重叠。弗里施用力要做的是心灵上的毫无隐私和袒露心扉，比如他过于繁琐的大量的心理描写，还有随时转入的回忆，作为一个有过很多经历的六十多岁老男人，他一边在一个年富力强的情人面前尽情享受二人的奇妙经历，一边对过往进行反思和领悟。
相对来说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更具可读性，此前有她主编的《精怪故事集》（郑冉然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让人印象深刻。在这部五本短篇小说集组成的卡特短篇小说全集，依次是《烟火》、《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黑色维纳斯》、《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和《别册》。对于民间故事和文学经典的重新讲述，估计没有人比卡特更执迷和擅长了，她常常可以通过鬼魅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叙事技巧，将故事重新戏仿、改装，再现不是她的目的，而是通过原型或者仅有的一点故事基础，她在之上进行合法暴力式的加工和挖掘，其中的逻辑和细节早就超出了原有故事能给予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卡特的迷幻哥特式风格的故事，只能建立在这些经典故事基础之上，才能散发出夺人的暗黑之光，没有此前的流传，如今它们呈现出来的诡异魔幻就会大打折扣。
作者:朱白 2012-05-23 01:05 星期三 晴
【新世纪周刊，也是独立阅读的月度报告，写作部分。虽然潦草、有部分文字跟相关书评重叠，但我觉得这一篇写下来我还是挺用心的，基本上在时间上将自己的看法和关注的时事都包括在内了。怎么说呢，不自夸的说，我自己觉得这种文字还是有内容的。】
华语文学的哀怨和新生
从被禁的第六代导演娄烨近期恢复导演身份，到共和国第一部被禁电影《武训传》正式出版DVD，有人说这已然展示了一个文艺春天到来的迹象。类似的情况还有，曾经只能以民间独立出版发行作品集的作家曹寇，民间的关注终于获得小说集接二连三的正式出版，以曹寇为代表的一批70后作家正迎来自己的被公众承认的好季节。诸如此类的信息，是否能真的表明，真的有一股春风正在拂过华语文艺界那张皮糙肉厚不入流的老脸呢？我们只能最善意地持观望态度，因为你知道，所谓解禁和现身，在整体落后的情况下，只能是一种解开蒙蔽，而非缔造跟辉煌有关的那些东西。
青年作家曹寇的小说集《屋顶长出一棵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版），并非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但却可以称得上是警世之作。如果将当今的华语文坛看成是一道藏污纳垢的水渠，那么曹寇的小说作品则可以看成是一桶消毒水，它的功用正是情理文坛的病毒和污垢。小说集中的一篇《市民邱女士》，曹寇对如今已成泛滥趋势的同情和怜悯提出了质疑。他甚至干脆与之对立，处处指出这种同情和怜悯正是建立在互相不了解的虚妄之上。高速公路上拦截被贩的狗，微博上人人喊打的狗肉大餐，鞭尸般对待狗熊养殖企业，还有数不胜数的廉价同情，诸如城市中贫穷的老人，街上乞讨的残疾人，当他们的日常工作被像素越来越高的手机拍成照片发上微博后，就立即变成一桩桩颇有煽情效果的义举，此类事情不在于对错，更无关真理，不是你同情了你就站在某个制高点可以神化你的同情，也不是对方的姿态不够优雅（比如吃狗肉的粗人，振振有词的冷漠者）就成了人类的敌人——事实当然没那么简单。曹寇在《市民邱女士》里将主人公设置成一个惹了众怒的城管，透过他卑微颓败的一生，让人们对审视生活之时多了一种视角。
与曹寇同样生活在江南的上海作家张旻是我多年一直关注并从未曾失望过的作家，他的中短篇作品在我看来有中国作家中罕见的诚意和无限制地接近人类内心深处的质地。他的两本中短篇小说集《求爱者》和《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都是张旻何以为张旻的最好证据。他善于把握男女之间的细微情感，以及在情欲的现实中一道道真实的伤痕是如何酝酿出来的。人欲、道德，存在于张旻小说交织出的戏剧冲突中，这令张旻的小说在一边探讨人性边界，也可以一边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张旻的小说中集中展现了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他们在情欲的边界游走，又用自身的局限和委屈表达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疏离。师生之间是是是而非懵懂而又多少有点让人迷醉的情欲，在张旻笔下总是充满浓郁的美，此时你不能以对错来判定情感，只能跟随人物内心去感受一幕幕人间悲喜。张旻总是把个人视线集中在男人或卑微或平庸的爱情之路上，他愿意对这个人物赋予最深情的关怀，用最具个人情感特色的故事将一个个男人的爱情细节和爱情观呈现出来。鲜活并肉感十足的细节，让“爱情”这个怎么说都有几分美好的词，并可以光明正大地存于中中国当代小说中。
破败的底层之光
美国作家卡佛曾经引领阅读风潮，甚至他的小说名字都可以称成为流行句式，但我们对卡佛的阅读和理解又非常局限和时常夹杂着一厢情愿式的误读。与卡佛一样，作为美国上世纪彪悍的底层作家理查德•福特，不但具有一颗强硬的灵魂，他也精通短篇小说的技艺。如果说卡佛展现了美国底层生活的一种悲凉和凄美，那么福特的小说则可以称之为绽放了被幽禁的底层之光。《石泉城》（汤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是理查德•福特的短篇小说集，十个故事从技术上说足可以写进小说教程，从意识上来说，它们都流淌着美国人的悲欢离合，以及那些看似无望的生活。福特不仅用精准的语言再现了一桩桩绝望的生活场景，也用敏感的字句抵达了人性深处的一个个角落。福特笔下的人物多为底层人士，他们不至于干下杀人的事，但都做点偷鸡摸狗的勾当。在死一般沉寂的生活中，福特将故事讲得滋滋有味，因为你知道，大多时候不管多么绝望日子总要有声有色地延续下去。福特的小说有着一股布考斯基的烟酒味，但却比后者整齐和精巧得多。
理查德•福特在《石泉城》里写了几个悲剧家庭的破碎，他没有执迷于破碎的过程，而是将所谓破碎的支离和惨痛通过细节再现了出来。他的故事常常让人心绪难平，一波又一波的并早有征兆的难堪连续上演，故事中的主人公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又是那么动人。比如里面的一篇《甜心》，以中年男人的口吻叙述故事，他女朋友的前男友即将入狱，故事开始在前男友来家里与叙述者的女友告别，他们的并非私密的谈话中充斥着“甜心”这个称呼，前男友对于投案自首的犹豫和对前女友的眷恋，叙述者的平淡里孕育这无奈，他们在一个孩子的注视下行为和言谈非常奇怪，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件日常生活中的事。尴尬在所难免，可这种悲剧生活的制造者也是无法避免的。理查德•福特在小说结尾借中年男子之口说：“我知道爱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不去惹是生非，意味着不能为了另一个女人而抛弃你现在的女人。它意味着不要待在你不该待在的地方。爱情不是一人独处。”理查德这话说的漂亮，也道出了一种常态生活的真谛，尽管它是那么朴实，朴实得甚至我们大多数生在其中的人不愿意去正视它。
我们的作家和导演总是可以抱怨审查制度，在我们国家这也的确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惯常借口，但好作品没有诞生的原因都能归结于此吗？对于南非作家库切来说，1990年他的这部《铁器时代》（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时也同样面临是审查制度，这部作品既摆脱了此前《幽暗之地》、《等待野蛮人》的过于思辨的叙事风格，开始了近似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也更加强调了他后来创作中随处可见的“耻辱感”主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的冲突和动乱进入严峻阶段，斗争与镇压合力消耗着民众的肉体与精神，这种大时代带来的不可撤销的耻辱感在《铁器时代》中淋漓尽致。库切本人对此深恶痛绝和不妥协，1996年他在《论文字审查制度》中说：“事实是某些话题的被禁止导致了对这些话题反常的关注。”在库切的文本中，他用文学手段尽量地规避了这种风险，事实证明他做的非常成功，甚至我们可以说库切戴着脚铐的舞蹈让人意外地得到了另一种文学之美。回观我们当今的汉语文学，脚铐犹如空气，无时不在，而在这之下不但没有美的呈现，反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而喧嚣的牢骚和抱怨，以及坐以待毙的丑态和卑躬屈膝的卖弄。这，真让人丧气。
惊艳的形式配上妥帖的内容
不管怎么说，在商业体制下的今天，纯文学是暗淡的，她要么身披彩衣被打扮得花枝招展，要么被肢解成罪行累累的畅销面孔。眼下我们大部分出版商对于“读者爱读”的理解还尚且停留在庸俗和廉价的基础上。读者需要培养，环境应该改善，那么在这个循环系统里最先出招的应该是那些有见识和眼光的出版家。用品质和审美抵制恶俗的出版环境，用杰出和卓越的工作展现这世上尚有真实的文学的作品，在文学市场还未真正发育成熟之际，这才是有志于改变现状的出版家应该做的。
正是出版环境和阅读能力的恶劣和低下，我们的出版商不得不想出些讨好的形式，在视觉和包装等形式上先打动这个邋遢的市场。眼下正有几种丛书，是以整体包装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它们在本身具备了质量的基础上，又在形式上给人耳目一新甚至是添加了一种额外的审美。瑞士作家弗里施的四部长篇小说的合集《马克斯•弗里施小说作品》（蔡鸿君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五本短篇小说集放在一起的《焚舟纪》（严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以及多部作品形成丛书形式的“蓝色东欧”第一辑（伊斯梅尔•卡达莱等著，李玉民、邹琰等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1月版），这些多部作品放在一起同时出版意在整体视觉冲击市场的形式，在我看来既是出版者的眼光，也是一种魄力。
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其实并不陌生，作为德语文学经典书单里的作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弗里施的中文版小说和戏剧问世，《逃离》、《弗里施小说戏剧选》、《能干的法贝尔》、《施蒂勒》都称得上弗里施的代表作，其中《能干的法贝尔》作为文学经典以多个译本被出版过。这次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中的《蒙托克》是一个忘年恋的故事，弗里施意在真实性，作者说“这是一本说真心话的书”，也就是说这本小说充满自传性色彩。小说中主人公的诸多经历，可以与弗里施个人生活履历一一对应，甚至大多可以完全重叠。弗里施用力要做的是心灵上的毫无隐私和袒露心扉，比如他过于繁琐的大量的心理描写，还有随时转入的回忆，作为一个有过很多经历的六十多岁老男人，他一边在一个年富力强的情人面前尽情享受二人的奇妙经历，一边对过往进行反思和领悟。
相对来说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更具可读性，此前有她主编的《精怪故事集》（郑冉然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让人印象深刻。在这部五本短篇小说集组成的卡特短篇小说全集，依次是《烟火》、《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黑色维纳斯》、《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和《别册》。对于民间故事和文学经典的重新讲述，估计没有人比卡特更执迷和擅长了，她常常可以通过鬼魅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叙事技巧，将故事重新戏仿、改装，再现不是她的目的，而是通过原型或者仅有的一点故事基础，她在之上进行合法暴力式的加工和挖掘，其中的逻辑和细节早就超出了原有故事能给予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卡特的迷幻哥特式风格的故事，只能建立在这些经典故事基础之上，才能散发出夺人的暗黑之光，没有此前的流传，如今它们呈现出来的诡异魔幻就会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