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溪村家族》想到的
老赵在上海帮我买了一本《溪村家族》。当时他在书店里看到，便打电话说，我看到了一本你们老师的书！市面上好像早就找不到了。他却说书架上还有好几本呢。上海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后来，等到花花去上海出差，才帮我带了回来。我们现在总是这样，几本书在手里传来传去，买多了的，便相互转赠，搞得人手一本。
虽然不是什么知名出版社出的，不过开本很舒服，厚薄适宜。只是纸张选的略薄了些，印的字感觉能透到背面来。字号、字体和行间距都用得很舒服。稍微有点沉，大概是用胶版纸的缘故。原本白色的封面已经泛黄了。比起后来出的《西方作为他者》，做得好太多了，那本书字号奇大，纸质也过于粗糙，实在引不起阅读的兴趣来。
今天看老师的博客，（他真是太能写字了，恐怕能想象得到的地方都会有他的文字）发现其中有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还蛮有意思，摘录如下。
我是从上个世纪最后10年开始在学界谋生的，只能模糊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来迎接如今这个“本世纪”。是一个正常人，做事便不能不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有关。有友人评论说，我发表的大多还是述评，与体现人类学专业水准的“民族志”无关。对此我无话可说。我不是没有机会从事实地研究，但没有写出本像样的“民族志”于我却只能是个事实。反省自身，我发觉自己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在没有写作像样的“民族志”的条件下，竟书写了不少批评“民族志”的文章。也就是去年，我还在写“乡村研究与文明史的想象”，有感于当下村庄研究的过度时髦，而逆潮流地唱了点反调，隐约地说像村庄叙事这样的文本，无非是人类学研究的小小局部，过度夸大其重要性有失学术的妥当性。然而，一年后我自己却发表了《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这部“社区史”的著述。耗了那么多文字来揭示“乡土人类学”的局限性之后，缘何却又来宣扬一种“小地方叙事”？学术的两难以至自相矛盾是一个好解释；而我总觉得这当中也许还夹杂着点别的什么可以言说的理由。
我多次住在溪村附近蓝溪南岸的一家宾馆里，喜欢深夜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盯着那条溪流。曾是蓝蓝的溪，白天看，已是暗黄色的了。不过，夜间看，却依旧美丽。这些年，城里人显然多了起来，据说他们大多是支撑服务业的干部、公务员和商人。一座仍然不能算大的城市，人口依旧不能达到“县级市”的标准，但县城的“城市之光”，却呈现给我们一派“都市化生机”。
若是你也像我那样从窗户望出去，你一定能发现，曾经位于蓝溪右岸的安溪县城，如今已向左岸延伸开去了。夜间城市的光芒，沿着连月色都能辉映的河流，一层层地向外推去，淹没了遥远山岭上的农家灯火。
在这个常被歌颂的“都市化胜景”中，溪村不是任何亮点。位于县城左岸，村庄被密密麻麻的厂房和商品住宅笼罩着。
于是，有一天，一位老友知道我又要出版溪村研究的书，便带着不无讥讽的意味说：“啊，你的书出版之日，也就是你研究的村庄消失之时！”
没有黯然神伤，但有一种莫名的困惑。从我第一次去溪村算起，13个年头已过去。1991年，我刚到那里去，它的“都市化”步伐已迈开。那时的村长告诉过我，村里有些土地已由政府征用给华侨开工厂，而村政府也将50亩土地划为“工业园区”了，村子在蓝溪左岸还有一排商品房，是由镇里开发销售的。村长的一席话使我从一开始对蓝溪两岸的都市化就有了一点了解。不过，我的兴趣不在于此，对于都市化的速度，我也从来都过于低估。现在的溪村，周边已到处是新开发区，它们将陈旧的村寨包围在怀抱中，使它的老路完全流落在访客的视野之外。
溪村还没有彻底成为社会学家喜欢研究的“城中村”；但可以预料，这将是它不久的将来的归宿。在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国家中，农民从费孝通所说的“半身插在土里”，到经历农业革新、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的“三级两跳”，进入一个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似乎是必然规律。蓝溪边上城市吞并乡村的进程，无非是这一规律的小小例证之一。而对于乡村的现代命运，不同的观察者自有不同的评论。我读书得来的印象是，评论可以形形色色，但不外可以归纳为“乐观进步论”和“历史悲观论”两种。持“乐观进步论”的观察者，面对着蓝溪两岸的社会变迁，易于接受一种阶段论的表述方式，用诸如“三级两跳”之类的概括来形容乡土中国的变局。持“历史悲观论”的观察者，面对同一情景，则可能怀着深深的“怀旧”，对于行将消失的村庄唱起悲情的挽歌。
知识分子“在村庄中研究，他们不研究村庄”。这是一位人类学大师给予我们的教导。叙述小地方，通过小地方来诠释大社会，似乎可以说是人类学者的天职。问题在于，我们所叙述的是什么？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关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的著述，在过去的动荡中竟如此连贯地支配着我们的话语，以至于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村庄为单位的叙事，能够在宏大叙事中起着同样关键的作用。现代中国学术的这一别致的“乡土情结”对我们潜移默化，起到使我们误以为它的表述乃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学、经济学，以至哲学和文学的共同使命。而“乐观进步论”在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又占支配地位，以至于“历史悲观论”所引起的同情，时常被等同于缺乏阳刚的“妇人之仁”。于是，我曾审慎地怀疑一些以乡土为中心的“小地方叙事”，怀疑它们当中包含的文字，隐藏着的关怀不是乡土，而是不断吞噬着乡土的城市。
坐在窗前，望着不断贴近远山的都市之光，我意识到，自数千年前人类学家所说的“城市革命”发生以来，乡村愈来愈难以逃脱融化于城市文明中的历史宿命。村庄早于城市存在，在文明的进程中与城市互动着，在文化形态上，它或曾作为一种共同体的约束力补充着城市生活个体化的缺憾。然而，除了个别的浪漫主义时代之外，村庄抵御城市的力量却是不断下降的。
我是一个习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对于农村，若是硬要装出一幅热爱的表情，那便只能算是虚伪。然而，望着远去的乡土，一种历史的思绪涌现于心，矛盾和困惑占据了主流，而我却依旧相信，在乡土世界里我们能寻找到一种遗产，因为在这个文明史的“历史垃圾箱”中，存在着一种珍贵的历史教诲。知识分子通过实践一种不断自我反思的“小地方叙事”，能为我们求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大传统”以及它既已留下的遗憾，提供不可多得的启迪，而这种启迪对于乡土世界本身，也有重要的意义。
有几段内容略过去了，因为内容重复。
刚才还看了几眼鲍昆的博客，不管圈内圈外如何评价他，毕竟看看他的东西，大概就知道这个小环境里的基本气象了，还是很省时省力的。最好玩的是其后的评论，各种嘴脸都有。他们恰好也谈到了乡村的问题，这次的案例是张家口，在他们的镜头里，这个地方好像真是几百年都不会变的，说让那里的百姓们套上唐装，直接就可以拍古装电影了。可惜我没去过那里，也没去过溪村，如果说都是对乡村的描绘，他们的时间感是如此不同，挺好玩的。我有时候会想，所谓知识分子的思考，在现实面前，其实是多么乏力。就像人类学中好不容易得到点经验性总结，但只要找出一个反例就可将此破解，这样做的人太多了，破总是比立看上去简单快捷。我们无法看到一切，也无法看穿世事，画地为牢似乎成了我们行动之前的必须，否则便连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又何以狂论其他呢。不知不觉，走到这里，焦虑与谦卑之情，当从此如影随形。
虽然不是什么知名出版社出的，不过开本很舒服，厚薄适宜。只是纸张选的略薄了些，印的字感觉能透到背面来。字号、字体和行间距都用得很舒服。稍微有点沉，大概是用胶版纸的缘故。原本白色的封面已经泛黄了。比起后来出的《西方作为他者》，做得好太多了，那本书字号奇大，纸质也过于粗糙，实在引不起阅读的兴趣来。
今天看老师的博客，（他真是太能写字了，恐怕能想象得到的地方都会有他的文字）发现其中有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还蛮有意思，摘录如下。
我是从上个世纪最后10年开始在学界谋生的，只能模糊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来迎接如今这个“本世纪”。是一个正常人，做事便不能不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有关。有友人评论说，我发表的大多还是述评，与体现人类学专业水准的“民族志”无关。对此我无话可说。我不是没有机会从事实地研究，但没有写出本像样的“民族志”于我却只能是个事实。反省自身，我发觉自己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在没有写作像样的“民族志”的条件下，竟书写了不少批评“民族志”的文章。也就是去年，我还在写“乡村研究与文明史的想象”，有感于当下村庄研究的过度时髦，而逆潮流地唱了点反调，隐约地说像村庄叙事这样的文本，无非是人类学研究的小小局部，过度夸大其重要性有失学术的妥当性。然而，一年后我自己却发表了《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这部“社区史”的著述。耗了那么多文字来揭示“乡土人类学”的局限性之后，缘何却又来宣扬一种“小地方叙事”？学术的两难以至自相矛盾是一个好解释；而我总觉得这当中也许还夹杂着点别的什么可以言说的理由。
我多次住在溪村附近蓝溪南岸的一家宾馆里，喜欢深夜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盯着那条溪流。曾是蓝蓝的溪，白天看，已是暗黄色的了。不过，夜间看，却依旧美丽。这些年，城里人显然多了起来，据说他们大多是支撑服务业的干部、公务员和商人。一座仍然不能算大的城市，人口依旧不能达到“县级市”的标准，但县城的“城市之光”，却呈现给我们一派“都市化生机”。
若是你也像我那样从窗户望出去，你一定能发现，曾经位于蓝溪右岸的安溪县城，如今已向左岸延伸开去了。夜间城市的光芒，沿着连月色都能辉映的河流，一层层地向外推去，淹没了遥远山岭上的农家灯火。
在这个常被歌颂的“都市化胜景”中，溪村不是任何亮点。位于县城左岸，村庄被密密麻麻的厂房和商品住宅笼罩着。
于是，有一天，一位老友知道我又要出版溪村研究的书，便带着不无讥讽的意味说：“啊，你的书出版之日，也就是你研究的村庄消失之时！”
没有黯然神伤，但有一种莫名的困惑。从我第一次去溪村算起，13个年头已过去。1991年，我刚到那里去，它的“都市化”步伐已迈开。那时的村长告诉过我，村里有些土地已由政府征用给华侨开工厂，而村政府也将50亩土地划为“工业园区”了，村子在蓝溪左岸还有一排商品房，是由镇里开发销售的。村长的一席话使我从一开始对蓝溪两岸的都市化就有了一点了解。不过，我的兴趣不在于此，对于都市化的速度，我也从来都过于低估。现在的溪村，周边已到处是新开发区，它们将陈旧的村寨包围在怀抱中，使它的老路完全流落在访客的视野之外。
溪村还没有彻底成为社会学家喜欢研究的“城中村”；但可以预料，这将是它不久的将来的归宿。在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国家中，农民从费孝通所说的“半身插在土里”，到经历农业革新、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的“三级两跳”，进入一个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似乎是必然规律。蓝溪边上城市吞并乡村的进程，无非是这一规律的小小例证之一。而对于乡村的现代命运，不同的观察者自有不同的评论。我读书得来的印象是，评论可以形形色色，但不外可以归纳为“乐观进步论”和“历史悲观论”两种。持“乐观进步论”的观察者，面对着蓝溪两岸的社会变迁，易于接受一种阶段论的表述方式，用诸如“三级两跳”之类的概括来形容乡土中国的变局。持“历史悲观论”的观察者，面对同一情景，则可能怀着深深的“怀旧”，对于行将消失的村庄唱起悲情的挽歌。
知识分子“在村庄中研究，他们不研究村庄”。这是一位人类学大师给予我们的教导。叙述小地方，通过小地方来诠释大社会，似乎可以说是人类学者的天职。问题在于，我们所叙述的是什么？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关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的著述，在过去的动荡中竟如此连贯地支配着我们的话语，以至于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村庄为单位的叙事，能够在宏大叙事中起着同样关键的作用。现代中国学术的这一别致的“乡土情结”对我们潜移默化，起到使我们误以为它的表述乃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学、经济学，以至哲学和文学的共同使命。而“乐观进步论”在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又占支配地位，以至于“历史悲观论”所引起的同情，时常被等同于缺乏阳刚的“妇人之仁”。于是，我曾审慎地怀疑一些以乡土为中心的“小地方叙事”，怀疑它们当中包含的文字，隐藏着的关怀不是乡土，而是不断吞噬着乡土的城市。
坐在窗前，望着不断贴近远山的都市之光，我意识到，自数千年前人类学家所说的“城市革命”发生以来，乡村愈来愈难以逃脱融化于城市文明中的历史宿命。村庄早于城市存在，在文明的进程中与城市互动着，在文化形态上，它或曾作为一种共同体的约束力补充着城市生活个体化的缺憾。然而，除了个别的浪漫主义时代之外，村庄抵御城市的力量却是不断下降的。
我是一个习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对于农村，若是硬要装出一幅热爱的表情，那便只能算是虚伪。然而，望着远去的乡土，一种历史的思绪涌现于心，矛盾和困惑占据了主流，而我却依旧相信，在乡土世界里我们能寻找到一种遗产，因为在这个文明史的“历史垃圾箱”中，存在着一种珍贵的历史教诲。知识分子通过实践一种不断自我反思的“小地方叙事”，能为我们求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大传统”以及它既已留下的遗憾，提供不可多得的启迪，而这种启迪对于乡土世界本身，也有重要的意义。
有几段内容略过去了，因为内容重复。
刚才还看了几眼鲍昆的博客，不管圈内圈外如何评价他，毕竟看看他的东西，大概就知道这个小环境里的基本气象了，还是很省时省力的。最好玩的是其后的评论，各种嘴脸都有。他们恰好也谈到了乡村的问题，这次的案例是张家口，在他们的镜头里，这个地方好像真是几百年都不会变的，说让那里的百姓们套上唐装，直接就可以拍古装电影了。可惜我没去过那里，也没去过溪村，如果说都是对乡村的描绘，他们的时间感是如此不同，挺好玩的。我有时候会想，所谓知识分子的思考，在现实面前，其实是多么乏力。就像人类学中好不容易得到点经验性总结，但只要找出一个反例就可将此破解，这样做的人太多了，破总是比立看上去简单快捷。我们无法看到一切，也无法看穿世事，画地为牢似乎成了我们行动之前的必须，否则便连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又何以狂论其他呢。不知不觉，走到这里，焦虑与谦卑之情，当从此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