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剑影五千年》丛书引论-五千年武事终成一统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绚丽多姿，既可健体强身又可防身御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曾利用高超的武艺，除暴安良，为民除害；有多少庶民百姓、王公贵族通过习武练功得到了一个强健的体魄，使中华民族整体健康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正因为武术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所以几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绵绵不息，世代流传，载入华夏文明的史卷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现代社会中熠熠生辉，迸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1 武事范畴的提出
中华武术的繁荣昌盛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是分不开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对“江湖”一定不会陌生。在传统文化中，“江湖”不是一个地理或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概念。江湖并不是确指某处、某个社会体系或者某种文化形态，而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抽象，或者说它是用“江湖”这种具体的事物作为中国社会的模型，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丛林”概念一样。它们都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态系统，中国传统社会就具有这种特点。“江湖在哪里？”可以说哪里有利益纷争、哪里有弱肉强食，哪里就是江湖；朝廷、市井、乡村、山林——乃至一个酒店、茶馆、客栈，都可以是江湖。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的等级制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是各种实力派和强权者角逐利益和权力的场所。各种实力派依据丛林规则或者江湖规则——也就是实力至上——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杀，强存弱汰，成王败寇，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百年。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中国人历来的信条就是，谁获得了帝国政权，谁就拥有了一切，谁就是这个帝国一切财富的所有者。这就是表面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在骨子里对暴力和权力顶礼膜拜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与争霸战争和大一统结成不解之缘，政权可以更替，制度则在战火中永存。
安全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饮食男女”。现代社会中，安全的维护一般由警察进行，但在古代社会，来自各方面的暴力掠夺防不胜防，尽管封建国家有着庞大的官僚队伍，但并不能为广大人民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实际上专制国家本身就是一架暴力机器，而官僚则是人民大众最大的压迫者。而且古代社会中经常发生战乱，国家分裂和军阀混战经常数十上百年，社会失控，民不聊生。既然公权力不能为大众提供有效的保护，人民就只有发展和培养起一定的自我防范能力，以对抗暴力掠夺，武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对抗暴力掠夺的安全防范技术。武术虽然是一种暴力技术，但它不是施暴的技术，而是抗暴的技术；中国武术自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严肃的社会使命：锄强扶弱，抗暴御侮。抗暴御侮主旨的确立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武术使用中的渗透，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起源于安全需要的武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进行分化，形成了满足不同需要的应用武术。应用武术面向特定应用，满足人们各种特殊的需要，价值体系与学术体系等都有特殊的规定，又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即安防武术、竞技武术、演艺武术和养生武术。
技击格斗需要专门性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就是武学和武术。中国武学博大精深、流派林立，其在学术的深度、高度和广度上都已经达到了人类的最高水平，其严整、精密、深刻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武术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学术，不仅有完整的学术体系，而且有严格的传承体系，一个人要跟随老师学习数年乃至十数年才有可能真正掌握某一流派的全部内容，练就过人的武功，掌握高超的武艺。武功的学习、训练、运用、体悟等就是所谓武道修习。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练习和实战体验，学习者不但能够掌握娴熟的武艺，而且会逐渐明了武艺修习和技击实战的内在规律，从而体悟到武之道。修习武道的过程既是掌握技击学术、训练技击技能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不断成长、不断完善以及认识自我、了解宇宙苍生的过程，也就是修习人生之道的过程。所以习武虽然只是学习一门技艺，但也与大道相通。
什么是“事”？《说文》：“事，职也，从史，之省声”，“史”则“记事者也。”“事”作为一“职”，是人干的，与人的活动与行为相关的。《尔雅》：“事,勤也。”也与人的行为有关。简单的说，事就是人们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习武、练武、用武、比武、抗暴、修身、求道等等都是不同的“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与“武”有关，是与“武”有关的一系列的事。既有的概念如“武术”、“武学”、“武功”、“武艺”、“武道”等，都是指技击的学术和技能等具体的某一方面，而不是指与“武”有关的社会活动，有必要对这些社会活动用一种新的概念来进行总体的概括。中国传统上有军事、商事、农事等说法，仿照其含义，可以采用“武事”一词作为与“武”有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统称。“武事”一词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基本上是“战事”与“军事”的统称，但偏重于“战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齐景公与鲁定公会盟时，孔子为鲁“摄相事”，并曰：“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孔子以为文事、武事同等重要，文备、武备同样不可荒慢和懈怠。《吴子·图国》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在许多时候，“武事”与本套书的含义基本一致，在传统的太极拳拳论中，也有“武事”这一提法，如《张三丰以武事得道论》等。
因为事实上“战事”、“军事”等已经成为通行的专用术语，所以本套书将忽略“武事”一词在历史上的含义，而根据现实需要赋予其明确的学术内涵，特指与个体技击有关的社会实践体系，它既包括技击学术、工具，也包括各种社会活动，例如习武、练武、用武、比武、演武等。这种用法不会与战争、军事领域的“战事”、“军事”等混淆。以“武事”为统领，可以使纷纭扰攘的各项相关活动变得井井有条，获得严密的体系。“武事”、“武事实践”、“武事活动”三个概念虽有微妙差别，但含义基本相同，因此本套书不进行严格的区分。简单的概括一下，武事实践是调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类特殊的实践领域，其运用的手段是相互格斗，运用的工具是各种武器，运用的技术是各种武术。而在习武、用武的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的调整着自己与自然以及与自身的关系，促使自己不断的提高和进化，以至于“与道相合”，成为武功高手。武事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它的发展成熟及与社会其它各种领域的相互作用导致武事文化的形成，这个武事文化体系已经被整合进社会文化的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武事”是本套书的核心概念，本套书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武事”的。
2 武事与军事的关系
历史上，中国的武事与军事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军事对武事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古代武术还是现代武术，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无不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从军事技能、军事谋略、军事原则等方面积极吸取对自身有益的成分。下面我们参照李厚芝博士《古代武术与军事异同》一文进行详细阐述。
2.1 军事的概念
战争是国家、民族、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原始社会晚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暴力冲突，主要是为了争夺生存条件而引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阶级的出现，战争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便成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成为政治的继续。军事是与战争和军队有关的一切活动或事项的总称。人类社会发生战争的初期，并没有专门的军队组织，也没有专门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采取耕战并举，战时参战，平时耕作、畜牧，生产工具与作战武器并用。恩格斯把它比喻为“对人的狩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的日趋频繁，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分工，逐渐出现了“常备军”的组织。有了常备军，进行常备军的建设、训练，改进武器技术装备，提高战斗技能，以及探讨夺取战争胜利的谋略和指挥艺术，便成为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军事活动的内容也越加广泛，主要有：武装力量特别是常备军的组织、训练、管理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战略战术的研究与运用，战争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国防设施的建造，后备力量的动员、组织和建设等。总之，军事是随着战争的发生、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为保障顺利遂行战争和赢得战争而进行的一系列特殊的组织活动，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大约在公元前8 世纪左右，我国已出现了专门性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它是目前最可信的我国古代军事科学产生的重要标志。可惜这两种书早已散佚。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 年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中，战火频繁，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图称霸争雄。专事总结和探索战争指导问题的军事理论著作，在春秋末期战国时期相继问世。《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六韬》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军事理论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兴盛与成熟。其中尤以《孙子》对世界军事科学的影响最大。《孙子》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富有哲理的独到见解，提出了指导战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它所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和作战指导原则，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这部名著中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
2.2 古代武术与古代军事格斗术的差异
武术与军事格斗术虽然都是“打”的技术，但是差异有很多。其一，武术主要流传于民间，是社会性的安全技术，军事格斗术则是在军中使用。使用主体的不同使得武术和军事格斗术在功能方面呈现很大的差别。其二，武术是个体性搏斗技术，而军事格斗术则是集体性搏斗技术。这种技击上的集体性与个体性的不同，使军事格斗术与民间武术在技术方法、器械形制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其三，由于军中和民间的不同，技术使用所受到的规范也不同。军事格斗术基本上是彻底的无限制，以有效杀伤敌人为目的；民间武术则有法律和武德的限制，任何武事活动必须以合法为准绳，不允许私自械斗或者行凶报复。
一、功能方面的差别。军事格斗术是单纯的格斗技术，功能比较单一。民间武术则不然，除了格斗外，还具有表演、娱乐、健身等多方面的功能。例如，由于受古代导引、养生思想的影响，武术还衍生出许多“侨举翕张，以作其气”的健身技法和功法，在习拳练武的同时兼习导引行气。“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实内”，“神与气合，气与身合”，强调形神俱练，内外互导的有序配合，这些都是军事技术所没有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武术除了保持有一定的攻防技击实效之外，还不断进行表演和娱乐，因此受到杂技、舞蹈、戏曲的影响，逐渐演化出“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子武艺”，从表演、观赏的角度出发，增添了许多虚花招法。从而在技术体系、器械形制上日益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民间武术在内涵与外延上都较军事技术更为繁杂、丰富，从而呈现出迥异而迷人的特质。
二、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别。军事技术是用于“开大阵、对大敌”的军阵群斗，在技击特性上强调集体性，讲究的是纪律严明的“束伍”和“齐勇”，反对只讲个人勇力的“匹夫之勇”。中国古代战争历来讲究“阵战”，“千百人列队而前”，“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同样，军队中的兵械形制、规格、装备也是与大兵团作战方式相适应的。远射、阔刀与长柄格斗器械，由于在战阵中切合实用，所以一直是军中之主要兵器。如“长枪锋要轻利”，“狼筅要利刃”，弓箭手要负“铁镞三十枝，大腰刀一把，解首一支”等等。武举中的“刀、弓、石、马步射”等武考内容也均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出发，与行军作战直接相关。相比较之下，民间武术中虽然也保存有不少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但主要是用于小规模的“私斗”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之类个对个的格斗，它的格杀技巧总是以人自为战的设想来发展的，因而比较偏重个人的勇力技艺。
三、限制性的差别。军事技术主要存在于军中，始终受战争需要的制约，为实战服务。战场上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保全自己，取得胜利是其唯一的价值目标。技术方法上，军事技术讲究简洁实用，排斥花套、花法，动作简单，注重实效，便于掌握，砍劈、刺戳等为常见内容。“临敌便捷，可望常胜者，无过‘大封大辟’为最上。”民间武术中那些闪辗腾挪、吞吐收放、指东打西的花招、花法，在战场上不可能也不允许派上用场。相比而言，古代武术广泛流行于民间社会，格斗主要是为了自卫，并非以杀伤对方为目的。即使具有完备的攻防技术体系的流派，其技术也是有限制的，与军事中的无限制格杀存在本质区别。这种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上的分歧导致了古代武术与古代军事技术在技击特性、技术方法、器械形制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迥然相异。
《纪效新书·论乡兵》中“或曰：如今乡兵所执所习，亦可用否？戚子曰：…如乡兵所执，名为镗、叉、钯者，横头用，无刃、铁梁，柄头用平顶铁箍，长不逾眉。其所习之法，又前后左右回头跳舞，双手平拿，两头所余不过一尺。平日在乡党争斗，每打必胜，逆自谓无敌，虽有他师教以正彀，皆不听，盖渠用之利，习之成，信之深故也，殊不知此器此习乃乡中互相争斗用之，彼此皆然，且恐以刃伤人，得罪必重，故只用此物打伤，就或打死，终非刃杀之意。其贼来也，利刃长锋二丈有余，乃身寸余应刃而毙。以一尺无刃之物，而当一二丈利渺之锋，就能见肉分枪，亦只格得他开去，不及我身幸矣，便终日对局，岂能跳过一二丈之远以中彼哉？就使中彼，不过打一击，苟不中在头额，便能死人否？贼亦得返刃于我也，逆而执之，反为所误。”这一段论述生动地说明了用于“乡党争斗”的民间武艺与“真杀实搏”、“杀贼救命”的军旅武艺之间的差距。
鉴于两者的不同，翻译时应该有所区别。军事格斗术的英文是martial arts，那么武术的英文应该是fighting arts，而不应该继续翻译成martial arts。由是“中国武术”的英文是Fighting Arts of China，简写为FAC。
2.3 军事对武事的促进
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武术与军事技艺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相互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兵者，国之大事”也，自古以来，军事在国家生活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历来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为了满足国家对军事的需要，国家常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武备，想方设法地增强军事实力。聚积财富，搜罗人才，训练精锐部队，制造精良兵器，常常是统治者的治国强兵之道。国家的军事活动对民间武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渠道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士的选拔与训练，二是“寓兵于农”的军事政策，三是退役将士的推动。
战国时期的兵家吴起在与魏武侯议论如何选兵练兵时指出：“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针对将士的选拔与培养，历代都有一系列的办法与制度，如战国时代齐、魏、秦的“技击”、“武卒”、“锐士”制度；始于唐的“武举制”；宋、明、清的“武学”等等。这些选拔军事人才、鼓励练兵习武的措施，首先对武术本身有重要的推广作用。仕宦利禄之诱，激发了更多的人的习武热情，尤其是出身寒微的下层平民与士兵，籍武艺入选军中，凭军功而晋升腾达，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且，在社会动荡时期，民间许多人习武大多是为了准备从军。明末遗民吴殳曾说：“余少时见中原多事，尚得见用，必于兵事，故常于里中诸少年驰射于郊，习读孙武，戚继光之书，攻求其故”，“若止眩俗，不能杀中原流贼者，吾不学也”。其次，选拔武勇的条件与标本对民间习武的内容常常发生重大的影响，有许多本属军事技术的技艺，如“射箭”、“投石”、“翘关”等在民间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寓兵于农”的军事政策进一步使各种军事技艺在民间空前的发展起来，这对后来各具特色的地方武艺的形成有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对土兵武艺训练的重视，使一些军事家自觉的对各种军事技术进行总结、概括，从而促进了武术与兵家谋略的结合，推动了武术训练理论、战术思想的发展。
有武技的人随时可能应召入伍，将其所掌握的武技带到军队，即使是没有武技的人，为了战争也可能随时被征人伍，在军队中受到一定的军事训练，通过一个时期的军旅生活也使他们掌握了一些武技。当他们离开军队回到民间时，就将他们所掌握的武技带到民间，在其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以后继续使他们所掌握的武技在民间发挥作用，或用于社团间的争斗，或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以用于健身和娱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国家行为为动力，以满足军事需要为核心，以军队和民间交流为形式的人员不断流动的过程，这是一个促使武术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军事活动是国家行为，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无论是投入的人力、财力，还是组织的严密程度，都是民间武术组织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古代武术发展的过程中，军事需要常常处于主导的地位，而民间的武术则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以更为自由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2.4 武事对军事的促进
个体性格斗的武术及其训练对军事训练和军事活动也能发生重要的影响，并产生有力的促进作用。关于这一点，古今皆同。个体性格斗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毋庸置疑，即使在当今的热兵器时代，尤其是在今天高技术战争迅速发展的时代，个体性格斗依然是军事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场局部战争，为使战争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通常使用少而精的部队和非常现代化的常规武器，采取直接接触的作战摸式。有时候甚至使用特种部队和特工遂行非常精确的“斩首行动”。各国军队都十分重视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特种部队，如军事强国美国、英国、法国，军事集团北约以及以色列、埃及等国都专门建立快速反应的特种部队。而特工的主要任务是潜入对方腹地对其指挥所及阵地内重要目标实施突袭，绑架与暗杀对方高级指挥官员等。这是现代军事的一个新特点。为了应付这种新变化，开展单兵格斗技术训练，提高单兵和小分队的独立作战本领，以适应现代作战模式的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民间武术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适合实战需要的技术被筛选并保留在军中，从而有助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美军在院校和部队中一直开发拳击训练，在海湾战争前夕仍进行擒拿格斗的技能训练；1982年美军恢复了停止十年之久的刺杀训练；前苏联一直开展刺杀格斗训练；日本、韩国军队分别把相扑与跆拳道作为部队训练内容；非洲、中东一些国家的军队也进行擒拿格斗训练；我军部队及军事院校则开发擒拿格斗军体拳训练。可见，军队开展格斗训练，掌握近战歼敌技能，是现代化战争必不可少的。
武术格斗训练对于提高士兵的身心素质、格斗能力成效明显。拳法一直是民间武术的主体，虽然无预于大战，但能“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是初入艺之门。军事训练中可以将拳术套路作为士兵活动身体，掌握器械技法的基础。格斗训练技击性强，有实战意义，对人体的素质要求较高。首先，要有很好的速度和爆发力，才能击中或制服对方；其次要有敏捷的反应和良好的协调性，方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再次对柔韧性也有较高的要求，放则击远，收则击短。因此，格斗训练不但能提高官兵的身体素质，而且能培养指战员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在现代战争中，军人具备胆量和勇敢等良好的战斗心理素质，是发挥战术技术的基本前提。直接进行身体对抗的格斗训练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很好的心理训练。调查表明，士兵经过一段时间格斗训练后，他们的气质都普遍发生了变化，克服了实战搏斗的害怕心理，单独夜间走路、站岗从容不迫，若遇上歹徒，敢于挺身而出。
3 中国传统武事文化的特点
文化从横向可以分为不同的文化圈，从纵向则可以分为不同的亚文化。亚文化是文化巨系统中的子系统和有机组成部分，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是母体文化与分支文化的关系。在不致混淆的情况下，为尊重习惯，这些亚文化通常就直接称为“××文化”。当然亚文化不是无限可分的，一种亚文化是否成立，关键是看其是否形成了独立的实践体系，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普及性。一个社会中的亚文化通常包括：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教育文化、饮食文化、养生文化、民俗文化、武事文化等。正是这些具体的亚文化，构成了文化本身。武事之所以能当之无愧的成为一种亚文化，原因在于：首先，武事实践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安全需求；其次，武事实践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且历史悠久；第三，武事活动成为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武事活动全面贯彻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武事不但体系完整、博大精深，而且在悠久的传承发展中，与其它实践体系一道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武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大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武事方面有着综合的反映。它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并与其它国家的武事文化相区别。中国的武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受传统文化思想指导，在行为方式上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在传统文化总体环境诸因素的相互影响中发展，其中国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
3.1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伴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重生”的文化，中国武术本属于古代社会中的安全技术，其根本目的正是生存，也就是说，武之道本属于“生”之道。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同一性。简单说来，在古代社会，人民群众的安全没有保障，必然要靠武术自卫，武术作为基本的安全技能，也必然受到各界群众的重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下，人民群众受到专制政府和各种恶势力的危害，也必然要用武术进行反抗，武术必然在中华大地生生不息。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中必不可少的要有武术，它不可能不存在，也不可能被忽略。一种器械、一个拳种的出现可能是偶然的，但武事活动的出现和存在则是必然的。
武事活动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实践体系，包括应用、传承、学术、器物等等，足以使武事文化与其它亚文化严格区分开来；而且，由于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关系，武事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千枝百蔓、无所不在。虽然各亚文化之间会有或多或少的渗透和影响，但武术却未因此而与其它亚文化相混淆或被同化，例如宗教与武术结缘，武事文化与宗教文化发生关联，但两种文化依然并行不悖。
中国有两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历史，各种文化获得了有效的整合，形成为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社会活动之一的武事活动也概莫能外。武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母体的一个侧面，具有母体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可以完整地折射母体文化基本精神的全部光芒。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等等，在武事文化中都有集中的反映。“一滴水可以照见整个太阳”，对武事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把握武事文化本身，而且可以通过它而观照复杂文化母体的整体面貌。
3.2 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指导
武术在其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并吸收和借鉴哲学原理和用语，使武术理论和技法体现出中国哲学的色彩。所以，无论是拳理，还是具体动作，乃至名称，都强烈的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道”是武术的根本。武术的拳理、拳法、修习以及实战应用的千变万化贯穿着一个“理”，其实质就是老子所云的“道”。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格斗中的辩证转化思想。“反者道之动”是构成武术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有的拳派甚至将其作为武术技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技击中攻与防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攻能转化为防，防能转化为攻，“攻不忘防，防不忘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吴殳《手臂录》)。“极柔软而极坚刚”，这是因为刚中寓柔，柔中寓刚，刚柔相生相克，变化异常。动静、内外、正奇同样如此。武术运动的魅力是与它自身转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分不开的。
阴阳五行学说在诞生以后，就被广泛应用到自然科学中去，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基本原理或本体范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思维一直没有跳出阴阳五行学说所设定的科技哲学思维框架。阴阳五行学说（尤其是阴阳学说）是武术传统理论的哲学构架。拳理阐释、技法原理、练功原理、技法原则等都深受阴阳学说的影响。阴阳对立思想衍生了一系列对应概念：动静、攻防、刚柔、虚实、开合、进退、屈伸、显藏等等。这一系列描述事物变化的原理，被极其广泛地运用于武术理论中。实际上，中国所有武术都讲究阴阳变化。故拳家常说：能动能静，拳道之圣。所谓“能动能静”，讲的就是阴阳变化。从武术运动状态和运动属性来讲，阴阳也有广泛体现。“出手为阳，收手为阴”，“攻为阳，守为阴”，说明阴阳、攻守之势遍寓于武术的各种动作中。从战术原则来说，运用阴阳对立关系是克敌制胜的秘诀所在。“阳来阴破，阴来阳破”，“静中用乱，乱中用静”，“以柔克刚，以刚制柔”。这些均为技击中的基本原则，实战中运用自如，方能取胜。
3.3 以维护社会和谐为己任
中国武事在价值观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抗暴御侮”而不是“恃强凌弱”或者为强权效力作为自己的使命，认为学习武功是用来帮助人的。而民间武功高强者也大都以除暴安良、打抱不平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中国社会中流传深远的侠义精神突出表明了中国武事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不论强权来自何方，只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公正，中国的侠士们就可以出来“替天行道”、主持正义，侠义精神和行为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维持和谐发展的内在机制之一。中国武林从来赞扬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的行为，专以惩恶扬善为己任。以高超武功为手段的侠客，更是中国人所欣羡的对象，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社会角色，由此更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所仅见的武侠文学。忧国忧民、匡扶正义，始终是中国武林行为的座右铭，并蔚为爱国主义的传统。武林之中爱国英雄代不乏人。
中国文化又被称为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反对把人从社会人际关系中孤立抽象出来，强调人是社会的人，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和睦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武德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拳以德立，无德无拳”“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武林重德，武德观念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武术和中国文化尤重人际和谐这一特殊人文精神的联系。重视谦恭、和合，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儒家核心思想“仁”的基本内容，也是传统武德的核心。由武德出发，武术技术和方法便有了许多限制。武林有“八打八不打”的说法。内家拳的“后发制人”、中国武术各式各样的间接比武的方法，可以说都和遵循人际和谐的宗旨、限制武术的暴力程度有关。
战场对敌，为克敌制胜，武术亦讲“一狠、二毒、三功夫”，因这是善与恶的生死搏斗、存亡之争。但即使这种社会实用性之战斗，武术也讲大义服人、先礼后兵，争战杀伐乃不得已之最后手段。即使是这类战斗，武术之精神亦以制服对方为主，尽可能避免杀人取命。这表明中华武术具有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善良、诚朴的美德。在“较武”、“比试”等对抗性武术竞技中，武术技能虽应充分运用，但与对敌交手毕竟性质迥异。因此，这种较武更充分体现仁义、友爱的精神，目的只是为切磋技艺、交流感情，“以武会友”。因此，古代武家比武较艺主张“点到为止”，即使是武术套路演练也十分注重“仁”与“礼”的道德规范。强调应以高尚武德来统率与制约武术的竞技。这种“君子之争”的精神，对今日武术竞赛乃至整个体育竞技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4 与传统修行体系相统一
中国武学不仅仅是一些技术，而且是一个训练和修习的实践体系。“武道”、“武功”、“功夫”等词正是对这方面内容的表达。从内容及含义而言，“武术”一词涵盖不了“功夫”，有“术”而无“功”的花拳绣腿比比皆是。实际上武道修习的内容很丰富，包括技能、功夫、道德、学识等很多部分，只重视技能是不可取的。武道修习到了高层次，就可以与佛、道等的大道相通，乃至超凡入圣。“功夫”本是佛教专用名词，佛教的修行就叫“做功夫”，只有“功夫”到了才有可能开悟成佛。坐禅、诵经、参话头等都叫“做功夫”，练武也可以作为修佛的一种功夫。例如少林寺僧人习武，也是一种修行，叫做“禅武”或者“禅武合一”。少林功夫作为佛门方便，有自身独特之处，包含着丰富深奥的佛教思想。其它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出神入化，变化莫测，随心所欲；但少林功夫是以禅入武，身心两修，追求的悟道解脱，成就的是“不动心”。内心解脱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死都不怕了，技击就更不在话下。故少林拳谱上说：“盖以外功之修练，乃肉体筋骨之事；而内功之修练，实性命精神所皈依。离而二之，则为江湖末技，合而一之，则为神功极致。”当然，并不是所有习少林功夫的人都在修行，都在“做功夫”，甚至即使少林寺僧人习武，也不一定都在“做功夫”，关键在于是否以修佛为旨归。是否藉武修禅对于普通的武术习练者无关紧要，但如果要达到武道的高境界，则是离不开禅定的，这是武道实践本身的要求，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4 武事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武事研究是关于武事事理的研究，即探究武事活动的行事依据、合理性、有效性、效益等的研究。对武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武事概论或者武事学。进行武事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陶冶下,中国武术形成了浓郁的东方文化特色以及独特的技术特征、修习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传统文化的武术在近、现代无可阻挡的衰落了。这种衰落不但是广大武术爱好者的隐痛，也是中国以及世界的巨大损失。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振兴中国传统武术，尽快实现武事的现代化。武事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武事的整体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武事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可以为中国武事的现代化出谋划策，推动中国武事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并且最终将其推广到全世界。武事学研究是处于基础地位的研究，是武事发展的依托和指导。
概括起来，武事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传统武事的现代化
中国武事作为中国社会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实践领域，已经整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载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它可以完整地折射文化母体基本精神的全部光芒。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在武事文化中都有集中的反映。对中国武事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不仅可以把握武事本身，而且可以通过武事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武术和体育一道,受到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在世人眼中缺乏科学的思想与理论。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思想也大量根植于武术专业人员的头脑之中。学术界并没有找到适合于中华武术继承与发展的准确视角,即建立一个既要体现中华武术独具一格的特性,同时还要完美结合现代学科理念与思想,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便于世界人民所接受的武事学系统理论。
武术要成为现代的武术,武事要成为现代的武事,就必须站在科学的前沿,广泛吸收有利于武事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吸纳和融汇各学科人才,使武事学科能够与相关学科得到沟通,武事走向现代的步伐才能声势浩荡。应站在现代科学前沿的高度来开展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将现代的科学与技术成果应用到中华民族传统的武术运动之中,并以恰当的切入点保留中华武术的民族特征,同时促进武术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使武术基础理论能够被世界人民所理解,技术成果被世界人民所掌握。武事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其一,在纵向方面,须探询武事的本质和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二,在横向方面,须与其它学科开展交叉研究,探索武事与其它相关学科的互动关系与相互结合的意义及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武事应建立起完备的学科体系，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并与武事产业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2）协调现代武事与社会
中国传统武事是随着中国近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起走向现代的，近代中国文化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道路不一样。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15至16世纪进一步发展，17世纪兴起科学运动，18世纪法国开展了启蒙运动，之后德国又出现了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再然后是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制度。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以及思想文化条件。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经过自然的蜕化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为的变革，这需要充分的社会条件，也需要时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改变了传统社会固有的格局。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日渐趋于解体，并一步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斗争，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艰辛历程。开始时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然后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西方列强面前依然不堪一击；最后才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终于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始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
与社会经济、政治剧烈变革同步，中国传统文化也发生了由旧向新、由古向今的转换，由传统步入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从哲学、教育、史学、文艺，到体育卫生、社会风俗习惯等，面貌无不为之一新。但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一百年，社会动荡、政局多变，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没有来得及完成现代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过是浅尝辄止。而新中国建立至今不到60年，即使没有任何挫折和失误，时间也太短，不可能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改造。何况这60年也不是风平浪静，中国的发展是在不停的试验和摸索中前进的。事实上，新中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革时有偏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还仅仅局限于工业领域，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以及文化产业等，工业化程度很低，这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向这些传统领域中深化和延伸。只有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业化和人民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可能真正复兴。在现代社会中，武事如何与社会其它领域相协调需要有关研究给出解答。
（3）满足现代社会多元需要
中国武事的现代化最终的落足点必须是满足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多元需要，否则实现了现代化也不能长久。中国传统武术无疑是以实战为基础的，但这并不排斥武术养生、表演、竞技等发展，而且事实上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依然具有上述各方面的需要，不但需要，而且要求更高了。中国武术经过现代化转换后完全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防身自卫、演艺、娱乐、健身、修身等各方面的需要，对于塑造现代公民的人文精神、健全社会心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等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些需要有哪些性质、特点，武术又如何予以满足，需要完成哪些转变等，都需要做出专门的研究。
由于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研究人员更愿意进行应用性的研究,而对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重视不足,从而造成了武事基础理论严重滞后于武事实践的现实。尤其使武事理论界更为尴尬的是,由于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制约,大部分武事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技术、规则、竞赛等技术方面的实证研究,忽视了对武事内在价值的研究,忽视了对武术这个蕴藏量极大的文化资源进行强有力的拓展性开发,导致缺乏理论基础的深层次创新。如武术概念的正确认识、武术的内容与流派、武术的传统哲学思想向现代化学科理论的转化、武事的范畴、现代化的方略等等。与此同时，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来研究大众能够参与的,具有健身、养生功能之武术的氛围并不浓厚。而由于研究武术的科研人员的素质良莠不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较为简单,竞技武术的科技攻关研究步履蹒跚,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依然较为落后,并没有体现出竞技武术的科技先导作用。
（4）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传统武术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遗产和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蕴含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它的内容博大精深，运动形式丰富多彩，已经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武术团曾于1960年首访捷克、缅甸，1974年后又在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播下了中华武术的种子。此后，来华习武者络绎不绝，邀我专家前往传授武术者川流不息。现在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武术团体，如菲律宾的“光汉国术馆”，新加坡的“全国国术总会”，日本的“少林寺拳法联盟”，美国的“全美中国武术协会”，西班牙的“西班牙中国武术学院”，墨西哥的“少林功夫学校”等等，各组织也应运而生。1980年瑞典、意大利、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和西班牙也成立了“六国功夫联盟”。香港一些武术团体还成立了“世界武术协会”。目前国际武联已拥有来自各大洲的97个会员协会，超过了国际奥委会规定的成为奥运正式项目所需的协会会员数量，并在世界锦标赛上实现了男女项目平衡，使武术进入奥运会成为可能。
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中国文化在海外掀起热潮。“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急剧增长，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其中太极拳、气功和武术学员的比例大致为50%、30%和20%。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由“布鲁斯·李”(李小龙)、“杰克·成”(成龙)打出的中国功夫电影，各式各样的“中国武馆”在国外也纷纷落地。在老外眼里，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十八般武艺。中国功夫，如少林、太极、咏春、螳螂拳，以及各种气功和养生术，都在海外生根发芽，逐渐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太极拳人口已超过一亿人，太极拳已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世界第一运动”。简化太极拳享誉全球，学者日众，习者如云，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太极拳业已成为西方某些大公司的职员必修课；各地也常见原来只有国内才有的千人太极拳、万人太极拳演练的壮观场景；边学汉语、边打太极也已成为国外许多语言学校的金字招牌。
但是在这种表面的兴盛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隐忧。德国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之所以层出不穷（有500多个），重要原因之一是很多德国人把气功、散打、太极等都当作了功夫。对此，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负责人卡特琳娜认为，原因是中国功夫没有“标准化”：没有统一的名称、没有统一的标识、没有统一的装束，没有科学严格的段位等。功夫教练也没有严格的标准，目前在德国的功夫教练参差不齐，很多人对中国功夫和文化研究不够，只是以中国功夫作为谋生手段，过于商业化。因此，中国功夫也无法名正言顺地进入欧洲大、中、小学的课程体系。这样就无法走上良性循环之路。卡特琳娜女士说，中国功夫缺乏一整套与德国体育文化组织协同推广的机制，在商业宣传上也把自己定位在“高雅文化”上；而日韩功夫定位于“大众体育”，从而拉近了与寻常百姓的距离。她认为，中国功夫应该少些商业性的“巡回演出”，多些与各国普通人的面对面交流。这样，中国功夫才会真正走入德国百姓的生活。很显然，如何高效的搞好中国武事的海外传播，融入世界各国的社会与文化，也是武事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
1 武事范畴的提出
中华武术的繁荣昌盛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是分不开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对“江湖”一定不会陌生。在传统文化中，“江湖”不是一个地理或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概念。江湖并不是确指某处、某个社会体系或者某种文化形态，而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抽象，或者说它是用“江湖”这种具体的事物作为中国社会的模型，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丛林”概念一样。它们都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态系统，中国传统社会就具有这种特点。“江湖在哪里？”可以说哪里有利益纷争、哪里有弱肉强食，哪里就是江湖；朝廷、市井、乡村、山林——乃至一个酒店、茶馆、客栈，都可以是江湖。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的等级制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是各种实力派和强权者角逐利益和权力的场所。各种实力派依据丛林规则或者江湖规则——也就是实力至上——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杀，强存弱汰，成王败寇，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百年。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中国人历来的信条就是，谁获得了帝国政权，谁就拥有了一切，谁就是这个帝国一切财富的所有者。这就是表面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在骨子里对暴力和权力顶礼膜拜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与争霸战争和大一统结成不解之缘，政权可以更替，制度则在战火中永存。
安全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饮食男女”。现代社会中，安全的维护一般由警察进行，但在古代社会，来自各方面的暴力掠夺防不胜防，尽管封建国家有着庞大的官僚队伍，但并不能为广大人民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实际上专制国家本身就是一架暴力机器，而官僚则是人民大众最大的压迫者。而且古代社会中经常发生战乱，国家分裂和军阀混战经常数十上百年，社会失控，民不聊生。既然公权力不能为大众提供有效的保护，人民就只有发展和培养起一定的自我防范能力，以对抗暴力掠夺，武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对抗暴力掠夺的安全防范技术。武术虽然是一种暴力技术，但它不是施暴的技术，而是抗暴的技术；中国武术自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严肃的社会使命：锄强扶弱，抗暴御侮。抗暴御侮主旨的确立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武术使用中的渗透，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起源于安全需要的武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进行分化，形成了满足不同需要的应用武术。应用武术面向特定应用，满足人们各种特殊的需要，价值体系与学术体系等都有特殊的规定，又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即安防武术、竞技武术、演艺武术和养生武术。
技击格斗需要专门性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就是武学和武术。中国武学博大精深、流派林立，其在学术的深度、高度和广度上都已经达到了人类的最高水平，其严整、精密、深刻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武术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学术，不仅有完整的学术体系，而且有严格的传承体系，一个人要跟随老师学习数年乃至十数年才有可能真正掌握某一流派的全部内容，练就过人的武功，掌握高超的武艺。武功的学习、训练、运用、体悟等就是所谓武道修习。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练习和实战体验，学习者不但能够掌握娴熟的武艺，而且会逐渐明了武艺修习和技击实战的内在规律，从而体悟到武之道。修习武道的过程既是掌握技击学术、训练技击技能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不断成长、不断完善以及认识自我、了解宇宙苍生的过程，也就是修习人生之道的过程。所以习武虽然只是学习一门技艺，但也与大道相通。
什么是“事”？《说文》：“事，职也，从史，之省声”，“史”则“记事者也。”“事”作为一“职”，是人干的，与人的活动与行为相关的。《尔雅》：“事,勤也。”也与人的行为有关。简单的说，事就是人们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习武、练武、用武、比武、抗暴、修身、求道等等都是不同的“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与“武”有关，是与“武”有关的一系列的事。既有的概念如“武术”、“武学”、“武功”、“武艺”、“武道”等，都是指技击的学术和技能等具体的某一方面，而不是指与“武”有关的社会活动，有必要对这些社会活动用一种新的概念来进行总体的概括。中国传统上有军事、商事、农事等说法，仿照其含义，可以采用“武事”一词作为与“武”有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统称。“武事”一词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基本上是“战事”与“军事”的统称，但偏重于“战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齐景公与鲁定公会盟时，孔子为鲁“摄相事”，并曰：“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孔子以为文事、武事同等重要，文备、武备同样不可荒慢和懈怠。《吴子·图国》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在许多时候，“武事”与本套书的含义基本一致，在传统的太极拳拳论中，也有“武事”这一提法，如《张三丰以武事得道论》等。
因为事实上“战事”、“军事”等已经成为通行的专用术语，所以本套书将忽略“武事”一词在历史上的含义，而根据现实需要赋予其明确的学术内涵，特指与个体技击有关的社会实践体系，它既包括技击学术、工具，也包括各种社会活动，例如习武、练武、用武、比武、演武等。这种用法不会与战争、军事领域的“战事”、“军事”等混淆。以“武事”为统领，可以使纷纭扰攘的各项相关活动变得井井有条，获得严密的体系。“武事”、“武事实践”、“武事活动”三个概念虽有微妙差别，但含义基本相同，因此本套书不进行严格的区分。简单的概括一下，武事实践是调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类特殊的实践领域，其运用的手段是相互格斗，运用的工具是各种武器，运用的技术是各种武术。而在习武、用武的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的调整着自己与自然以及与自身的关系，促使自己不断的提高和进化，以至于“与道相合”，成为武功高手。武事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它的发展成熟及与社会其它各种领域的相互作用导致武事文化的形成，这个武事文化体系已经被整合进社会文化的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武事”是本套书的核心概念，本套书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武事”的。
2 武事与军事的关系
历史上，中国的武事与军事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军事对武事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古代武术还是现代武术，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无不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从军事技能、军事谋略、军事原则等方面积极吸取对自身有益的成分。下面我们参照李厚芝博士《古代武术与军事异同》一文进行详细阐述。
2.1 军事的概念
战争是国家、民族、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原始社会晚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暴力冲突，主要是为了争夺生存条件而引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阶级的出现，战争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便成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成为政治的继续。军事是与战争和军队有关的一切活动或事项的总称。人类社会发生战争的初期，并没有专门的军队组织，也没有专门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采取耕战并举，战时参战，平时耕作、畜牧，生产工具与作战武器并用。恩格斯把它比喻为“对人的狩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的日趋频繁，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分工，逐渐出现了“常备军”的组织。有了常备军，进行常备军的建设、训练，改进武器技术装备，提高战斗技能，以及探讨夺取战争胜利的谋略和指挥艺术，便成为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军事活动的内容也越加广泛，主要有：武装力量特别是常备军的组织、训练、管理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战略战术的研究与运用，战争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国防设施的建造，后备力量的动员、组织和建设等。总之，军事是随着战争的发生、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为保障顺利遂行战争和赢得战争而进行的一系列特殊的组织活动，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大约在公元前8 世纪左右，我国已出现了专门性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它是目前最可信的我国古代军事科学产生的重要标志。可惜这两种书早已散佚。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 年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中，战火频繁，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图称霸争雄。专事总结和探索战争指导问题的军事理论著作，在春秋末期战国时期相继问世。《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六韬》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军事理论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兴盛与成熟。其中尤以《孙子》对世界军事科学的影响最大。《孙子》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富有哲理的独到见解，提出了指导战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它所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和作战指导原则，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这部名著中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
2.2 古代武术与古代军事格斗术的差异
武术与军事格斗术虽然都是“打”的技术，但是差异有很多。其一，武术主要流传于民间，是社会性的安全技术，军事格斗术则是在军中使用。使用主体的不同使得武术和军事格斗术在功能方面呈现很大的差别。其二，武术是个体性搏斗技术，而军事格斗术则是集体性搏斗技术。这种技击上的集体性与个体性的不同，使军事格斗术与民间武术在技术方法、器械形制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其三，由于军中和民间的不同，技术使用所受到的规范也不同。军事格斗术基本上是彻底的无限制，以有效杀伤敌人为目的；民间武术则有法律和武德的限制，任何武事活动必须以合法为准绳，不允许私自械斗或者行凶报复。
一、功能方面的差别。军事格斗术是单纯的格斗技术，功能比较单一。民间武术则不然，除了格斗外，还具有表演、娱乐、健身等多方面的功能。例如，由于受古代导引、养生思想的影响，武术还衍生出许多“侨举翕张，以作其气”的健身技法和功法，在习拳练武的同时兼习导引行气。“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实内”，“神与气合，气与身合”，强调形神俱练，内外互导的有序配合，这些都是军事技术所没有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武术除了保持有一定的攻防技击实效之外，还不断进行表演和娱乐，因此受到杂技、舞蹈、戏曲的影响，逐渐演化出“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子武艺”，从表演、观赏的角度出发，增添了许多虚花招法。从而在技术体系、器械形制上日益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民间武术在内涵与外延上都较军事技术更为繁杂、丰富，从而呈现出迥异而迷人的特质。
二、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别。军事技术是用于“开大阵、对大敌”的军阵群斗，在技击特性上强调集体性，讲究的是纪律严明的“束伍”和“齐勇”，反对只讲个人勇力的“匹夫之勇”。中国古代战争历来讲究“阵战”，“千百人列队而前”，“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同样，军队中的兵械形制、规格、装备也是与大兵团作战方式相适应的。远射、阔刀与长柄格斗器械，由于在战阵中切合实用，所以一直是军中之主要兵器。如“长枪锋要轻利”，“狼筅要利刃”，弓箭手要负“铁镞三十枝，大腰刀一把，解首一支”等等。武举中的“刀、弓、石、马步射”等武考内容也均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出发，与行军作战直接相关。相比较之下，民间武术中虽然也保存有不少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但主要是用于小规模的“私斗”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之类个对个的格斗，它的格杀技巧总是以人自为战的设想来发展的，因而比较偏重个人的勇力技艺。
三、限制性的差别。军事技术主要存在于军中，始终受战争需要的制约，为实战服务。战场上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保全自己，取得胜利是其唯一的价值目标。技术方法上，军事技术讲究简洁实用，排斥花套、花法，动作简单，注重实效，便于掌握，砍劈、刺戳等为常见内容。“临敌便捷，可望常胜者，无过‘大封大辟’为最上。”民间武术中那些闪辗腾挪、吞吐收放、指东打西的花招、花法，在战场上不可能也不允许派上用场。相比而言，古代武术广泛流行于民间社会，格斗主要是为了自卫，并非以杀伤对方为目的。即使具有完备的攻防技术体系的流派，其技术也是有限制的，与军事中的无限制格杀存在本质区别。这种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上的分歧导致了古代武术与古代军事技术在技击特性、技术方法、器械形制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迥然相异。
《纪效新书·论乡兵》中“或曰：如今乡兵所执所习，亦可用否？戚子曰：…如乡兵所执，名为镗、叉、钯者，横头用，无刃、铁梁，柄头用平顶铁箍，长不逾眉。其所习之法，又前后左右回头跳舞，双手平拿，两头所余不过一尺。平日在乡党争斗，每打必胜，逆自谓无敌，虽有他师教以正彀，皆不听，盖渠用之利，习之成，信之深故也，殊不知此器此习乃乡中互相争斗用之，彼此皆然，且恐以刃伤人，得罪必重，故只用此物打伤，就或打死，终非刃杀之意。其贼来也，利刃长锋二丈有余，乃身寸余应刃而毙。以一尺无刃之物，而当一二丈利渺之锋，就能见肉分枪，亦只格得他开去，不及我身幸矣，便终日对局，岂能跳过一二丈之远以中彼哉？就使中彼，不过打一击，苟不中在头额，便能死人否？贼亦得返刃于我也，逆而执之，反为所误。”这一段论述生动地说明了用于“乡党争斗”的民间武艺与“真杀实搏”、“杀贼救命”的军旅武艺之间的差距。
鉴于两者的不同，翻译时应该有所区别。军事格斗术的英文是martial arts，那么武术的英文应该是fighting arts，而不应该继续翻译成martial arts。由是“中国武术”的英文是Fighting Arts of China，简写为FAC。
2.3 军事对武事的促进
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武术与军事技艺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相互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兵者，国之大事”也，自古以来，军事在国家生活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历来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为了满足国家对军事的需要，国家常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武备，想方设法地增强军事实力。聚积财富，搜罗人才，训练精锐部队，制造精良兵器，常常是统治者的治国强兵之道。国家的军事活动对民间武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渠道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士的选拔与训练，二是“寓兵于农”的军事政策，三是退役将士的推动。
战国时期的兵家吴起在与魏武侯议论如何选兵练兵时指出：“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针对将士的选拔与培养，历代都有一系列的办法与制度，如战国时代齐、魏、秦的“技击”、“武卒”、“锐士”制度；始于唐的“武举制”；宋、明、清的“武学”等等。这些选拔军事人才、鼓励练兵习武的措施，首先对武术本身有重要的推广作用。仕宦利禄之诱，激发了更多的人的习武热情，尤其是出身寒微的下层平民与士兵，籍武艺入选军中，凭军功而晋升腾达，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且，在社会动荡时期，民间许多人习武大多是为了准备从军。明末遗民吴殳曾说：“余少时见中原多事，尚得见用，必于兵事，故常于里中诸少年驰射于郊，习读孙武，戚继光之书，攻求其故”，“若止眩俗，不能杀中原流贼者，吾不学也”。其次，选拔武勇的条件与标本对民间习武的内容常常发生重大的影响，有许多本属军事技术的技艺，如“射箭”、“投石”、“翘关”等在民间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寓兵于农”的军事政策进一步使各种军事技艺在民间空前的发展起来，这对后来各具特色的地方武艺的形成有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对土兵武艺训练的重视，使一些军事家自觉的对各种军事技术进行总结、概括，从而促进了武术与兵家谋略的结合，推动了武术训练理论、战术思想的发展。
有武技的人随时可能应召入伍，将其所掌握的武技带到军队，即使是没有武技的人，为了战争也可能随时被征人伍，在军队中受到一定的军事训练，通过一个时期的军旅生活也使他们掌握了一些武技。当他们离开军队回到民间时，就将他们所掌握的武技带到民间，在其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以后继续使他们所掌握的武技在民间发挥作用，或用于社团间的争斗，或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以用于健身和娱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国家行为为动力，以满足军事需要为核心，以军队和民间交流为形式的人员不断流动的过程，这是一个促使武术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军事活动是国家行为，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无论是投入的人力、财力，还是组织的严密程度，都是民间武术组织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古代武术发展的过程中，军事需要常常处于主导的地位，而民间的武术则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以更为自由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2.4 武事对军事的促进
个体性格斗的武术及其训练对军事训练和军事活动也能发生重要的影响，并产生有力的促进作用。关于这一点，古今皆同。个体性格斗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毋庸置疑，即使在当今的热兵器时代，尤其是在今天高技术战争迅速发展的时代，个体性格斗依然是军事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场局部战争，为使战争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通常使用少而精的部队和非常现代化的常规武器，采取直接接触的作战摸式。有时候甚至使用特种部队和特工遂行非常精确的“斩首行动”。各国军队都十分重视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特种部队，如军事强国美国、英国、法国，军事集团北约以及以色列、埃及等国都专门建立快速反应的特种部队。而特工的主要任务是潜入对方腹地对其指挥所及阵地内重要目标实施突袭，绑架与暗杀对方高级指挥官员等。这是现代军事的一个新特点。为了应付这种新变化，开展单兵格斗技术训练，提高单兵和小分队的独立作战本领，以适应现代作战模式的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民间武术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适合实战需要的技术被筛选并保留在军中，从而有助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美军在院校和部队中一直开发拳击训练，在海湾战争前夕仍进行擒拿格斗的技能训练；1982年美军恢复了停止十年之久的刺杀训练；前苏联一直开展刺杀格斗训练；日本、韩国军队分别把相扑与跆拳道作为部队训练内容；非洲、中东一些国家的军队也进行擒拿格斗训练；我军部队及军事院校则开发擒拿格斗军体拳训练。可见，军队开展格斗训练，掌握近战歼敌技能，是现代化战争必不可少的。
武术格斗训练对于提高士兵的身心素质、格斗能力成效明显。拳法一直是民间武术的主体，虽然无预于大战，但能“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是初入艺之门。军事训练中可以将拳术套路作为士兵活动身体，掌握器械技法的基础。格斗训练技击性强，有实战意义，对人体的素质要求较高。首先，要有很好的速度和爆发力，才能击中或制服对方；其次要有敏捷的反应和良好的协调性，方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再次对柔韧性也有较高的要求，放则击远，收则击短。因此，格斗训练不但能提高官兵的身体素质，而且能培养指战员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在现代战争中，军人具备胆量和勇敢等良好的战斗心理素质，是发挥战术技术的基本前提。直接进行身体对抗的格斗训练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很好的心理训练。调查表明，士兵经过一段时间格斗训练后，他们的气质都普遍发生了变化，克服了实战搏斗的害怕心理，单独夜间走路、站岗从容不迫，若遇上歹徒，敢于挺身而出。
3 中国传统武事文化的特点
文化从横向可以分为不同的文化圈，从纵向则可以分为不同的亚文化。亚文化是文化巨系统中的子系统和有机组成部分，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是母体文化与分支文化的关系。在不致混淆的情况下，为尊重习惯，这些亚文化通常就直接称为“××文化”。当然亚文化不是无限可分的，一种亚文化是否成立，关键是看其是否形成了独立的实践体系，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普及性。一个社会中的亚文化通常包括：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教育文化、饮食文化、养生文化、民俗文化、武事文化等。正是这些具体的亚文化，构成了文化本身。武事之所以能当之无愧的成为一种亚文化，原因在于：首先，武事实践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安全需求；其次，武事实践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且历史悠久；第三，武事活动成为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武事活动全面贯彻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武事不但体系完整、博大精深，而且在悠久的传承发展中，与其它实践体系一道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武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大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武事方面有着综合的反映。它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并与其它国家的武事文化相区别。中国的武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受传统文化思想指导，在行为方式上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在传统文化总体环境诸因素的相互影响中发展，其中国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
3.1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伴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重生”的文化，中国武术本属于古代社会中的安全技术，其根本目的正是生存，也就是说，武之道本属于“生”之道。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同一性。简单说来，在古代社会，人民群众的安全没有保障，必然要靠武术自卫，武术作为基本的安全技能，也必然受到各界群众的重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下，人民群众受到专制政府和各种恶势力的危害，也必然要用武术进行反抗，武术必然在中华大地生生不息。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中必不可少的要有武术，它不可能不存在，也不可能被忽略。一种器械、一个拳种的出现可能是偶然的，但武事活动的出现和存在则是必然的。
武事活动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实践体系，包括应用、传承、学术、器物等等，足以使武事文化与其它亚文化严格区分开来；而且，由于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关系，武事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千枝百蔓、无所不在。虽然各亚文化之间会有或多或少的渗透和影响，但武术却未因此而与其它亚文化相混淆或被同化，例如宗教与武术结缘，武事文化与宗教文化发生关联，但两种文化依然并行不悖。
中国有两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历史，各种文化获得了有效的整合，形成为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社会活动之一的武事活动也概莫能外。武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母体的一个侧面，具有母体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可以完整地折射母体文化基本精神的全部光芒。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等等，在武事文化中都有集中的反映。“一滴水可以照见整个太阳”，对武事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把握武事文化本身，而且可以通过它而观照复杂文化母体的整体面貌。
3.2 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指导
武术在其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并吸收和借鉴哲学原理和用语，使武术理论和技法体现出中国哲学的色彩。所以，无论是拳理，还是具体动作，乃至名称，都强烈的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道”是武术的根本。武术的拳理、拳法、修习以及实战应用的千变万化贯穿着一个“理”，其实质就是老子所云的“道”。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格斗中的辩证转化思想。“反者道之动”是构成武术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有的拳派甚至将其作为武术技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技击中攻与防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攻能转化为防，防能转化为攻，“攻不忘防，防不忘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吴殳《手臂录》)。“极柔软而极坚刚”，这是因为刚中寓柔，柔中寓刚，刚柔相生相克，变化异常。动静、内外、正奇同样如此。武术运动的魅力是与它自身转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分不开的。
阴阳五行学说在诞生以后，就被广泛应用到自然科学中去，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基本原理或本体范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思维一直没有跳出阴阳五行学说所设定的科技哲学思维框架。阴阳五行学说（尤其是阴阳学说）是武术传统理论的哲学构架。拳理阐释、技法原理、练功原理、技法原则等都深受阴阳学说的影响。阴阳对立思想衍生了一系列对应概念：动静、攻防、刚柔、虚实、开合、进退、屈伸、显藏等等。这一系列描述事物变化的原理，被极其广泛地运用于武术理论中。实际上，中国所有武术都讲究阴阳变化。故拳家常说：能动能静，拳道之圣。所谓“能动能静”，讲的就是阴阳变化。从武术运动状态和运动属性来讲，阴阳也有广泛体现。“出手为阳，收手为阴”，“攻为阳，守为阴”，说明阴阳、攻守之势遍寓于武术的各种动作中。从战术原则来说，运用阴阳对立关系是克敌制胜的秘诀所在。“阳来阴破，阴来阳破”，“静中用乱，乱中用静”，“以柔克刚，以刚制柔”。这些均为技击中的基本原则，实战中运用自如，方能取胜。
3.3 以维护社会和谐为己任
中国武事在价值观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抗暴御侮”而不是“恃强凌弱”或者为强权效力作为自己的使命，认为学习武功是用来帮助人的。而民间武功高强者也大都以除暴安良、打抱不平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中国社会中流传深远的侠义精神突出表明了中国武事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不论强权来自何方，只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公正，中国的侠士们就可以出来“替天行道”、主持正义，侠义精神和行为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维持和谐发展的内在机制之一。中国武林从来赞扬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的行为，专以惩恶扬善为己任。以高超武功为手段的侠客，更是中国人所欣羡的对象，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社会角色，由此更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所仅见的武侠文学。忧国忧民、匡扶正义，始终是中国武林行为的座右铭，并蔚为爱国主义的传统。武林之中爱国英雄代不乏人。
中国文化又被称为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反对把人从社会人际关系中孤立抽象出来，强调人是社会的人，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和睦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武德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拳以德立，无德无拳”“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武林重德，武德观念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武术和中国文化尤重人际和谐这一特殊人文精神的联系。重视谦恭、和合，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儒家核心思想“仁”的基本内容，也是传统武德的核心。由武德出发，武术技术和方法便有了许多限制。武林有“八打八不打”的说法。内家拳的“后发制人”、中国武术各式各样的间接比武的方法，可以说都和遵循人际和谐的宗旨、限制武术的暴力程度有关。
战场对敌，为克敌制胜，武术亦讲“一狠、二毒、三功夫”，因这是善与恶的生死搏斗、存亡之争。但即使这种社会实用性之战斗，武术也讲大义服人、先礼后兵，争战杀伐乃不得已之最后手段。即使是这类战斗，武术之精神亦以制服对方为主，尽可能避免杀人取命。这表明中华武术具有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善良、诚朴的美德。在“较武”、“比试”等对抗性武术竞技中，武术技能虽应充分运用，但与对敌交手毕竟性质迥异。因此，这种较武更充分体现仁义、友爱的精神，目的只是为切磋技艺、交流感情，“以武会友”。因此，古代武家比武较艺主张“点到为止”，即使是武术套路演练也十分注重“仁”与“礼”的道德规范。强调应以高尚武德来统率与制约武术的竞技。这种“君子之争”的精神，对今日武术竞赛乃至整个体育竞技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4 与传统修行体系相统一
中国武学不仅仅是一些技术，而且是一个训练和修习的实践体系。“武道”、“武功”、“功夫”等词正是对这方面内容的表达。从内容及含义而言，“武术”一词涵盖不了“功夫”，有“术”而无“功”的花拳绣腿比比皆是。实际上武道修习的内容很丰富，包括技能、功夫、道德、学识等很多部分，只重视技能是不可取的。武道修习到了高层次，就可以与佛、道等的大道相通，乃至超凡入圣。“功夫”本是佛教专用名词，佛教的修行就叫“做功夫”，只有“功夫”到了才有可能开悟成佛。坐禅、诵经、参话头等都叫“做功夫”，练武也可以作为修佛的一种功夫。例如少林寺僧人习武，也是一种修行，叫做“禅武”或者“禅武合一”。少林功夫作为佛门方便，有自身独特之处，包含着丰富深奥的佛教思想。其它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出神入化，变化莫测，随心所欲；但少林功夫是以禅入武，身心两修，追求的悟道解脱，成就的是“不动心”。内心解脱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死都不怕了，技击就更不在话下。故少林拳谱上说：“盖以外功之修练，乃肉体筋骨之事；而内功之修练，实性命精神所皈依。离而二之，则为江湖末技，合而一之，则为神功极致。”当然，并不是所有习少林功夫的人都在修行，都在“做功夫”，甚至即使少林寺僧人习武，也不一定都在“做功夫”，关键在于是否以修佛为旨归。是否藉武修禅对于普通的武术习练者无关紧要，但如果要达到武道的高境界，则是离不开禅定的，这是武道实践本身的要求，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4 武事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武事研究是关于武事事理的研究，即探究武事活动的行事依据、合理性、有效性、效益等的研究。对武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武事概论或者武事学。进行武事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陶冶下,中国武术形成了浓郁的东方文化特色以及独特的技术特征、修习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传统文化的武术在近、现代无可阻挡的衰落了。这种衰落不但是广大武术爱好者的隐痛，也是中国以及世界的巨大损失。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振兴中国传统武术，尽快实现武事的现代化。武事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武事的整体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武事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可以为中国武事的现代化出谋划策，推动中国武事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并且最终将其推广到全世界。武事学研究是处于基础地位的研究，是武事发展的依托和指导。
概括起来，武事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传统武事的现代化
中国武事作为中国社会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实践领域，已经整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载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它可以完整地折射文化母体基本精神的全部光芒。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在武事文化中都有集中的反映。对中国武事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不仅可以把握武事本身，而且可以通过武事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武术和体育一道,受到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在世人眼中缺乏科学的思想与理论。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思想也大量根植于武术专业人员的头脑之中。学术界并没有找到适合于中华武术继承与发展的准确视角,即建立一个既要体现中华武术独具一格的特性,同时还要完美结合现代学科理念与思想,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便于世界人民所接受的武事学系统理论。
武术要成为现代的武术,武事要成为现代的武事,就必须站在科学的前沿,广泛吸收有利于武事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吸纳和融汇各学科人才,使武事学科能够与相关学科得到沟通,武事走向现代的步伐才能声势浩荡。应站在现代科学前沿的高度来开展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将现代的科学与技术成果应用到中华民族传统的武术运动之中,并以恰当的切入点保留中华武术的民族特征,同时促进武术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使武术基础理论能够被世界人民所理解,技术成果被世界人民所掌握。武事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其一,在纵向方面,须探询武事的本质和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二,在横向方面,须与其它学科开展交叉研究,探索武事与其它相关学科的互动关系与相互结合的意义及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武事应建立起完备的学科体系，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并与武事产业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2）协调现代武事与社会
中国传统武事是随着中国近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起走向现代的，近代中国文化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道路不一样。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15至16世纪进一步发展，17世纪兴起科学运动，18世纪法国开展了启蒙运动，之后德国又出现了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再然后是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制度。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以及思想文化条件。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经过自然的蜕化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为的变革，这需要充分的社会条件，也需要时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改变了传统社会固有的格局。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日渐趋于解体，并一步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斗争，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艰辛历程。开始时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然后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西方列强面前依然不堪一击；最后才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终于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始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
与社会经济、政治剧烈变革同步，中国传统文化也发生了由旧向新、由古向今的转换，由传统步入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从哲学、教育、史学、文艺，到体育卫生、社会风俗习惯等，面貌无不为之一新。但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一百年，社会动荡、政局多变，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没有来得及完成现代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过是浅尝辄止。而新中国建立至今不到60年，即使没有任何挫折和失误，时间也太短，不可能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改造。何况这60年也不是风平浪静，中国的发展是在不停的试验和摸索中前进的。事实上，新中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革时有偏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还仅仅局限于工业领域，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以及文化产业等，工业化程度很低，这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向这些传统领域中深化和延伸。只有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业化和人民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可能真正复兴。在现代社会中，武事如何与社会其它领域相协调需要有关研究给出解答。
（3）满足现代社会多元需要
中国武事的现代化最终的落足点必须是满足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多元需要，否则实现了现代化也不能长久。中国传统武术无疑是以实战为基础的，但这并不排斥武术养生、表演、竞技等发展，而且事实上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依然具有上述各方面的需要，不但需要，而且要求更高了。中国武术经过现代化转换后完全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防身自卫、演艺、娱乐、健身、修身等各方面的需要，对于塑造现代公民的人文精神、健全社会心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等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些需要有哪些性质、特点，武术又如何予以满足，需要完成哪些转变等，都需要做出专门的研究。
由于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研究人员更愿意进行应用性的研究,而对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重视不足,从而造成了武事基础理论严重滞后于武事实践的现实。尤其使武事理论界更为尴尬的是,由于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制约,大部分武事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技术、规则、竞赛等技术方面的实证研究,忽视了对武事内在价值的研究,忽视了对武术这个蕴藏量极大的文化资源进行强有力的拓展性开发,导致缺乏理论基础的深层次创新。如武术概念的正确认识、武术的内容与流派、武术的传统哲学思想向现代化学科理论的转化、武事的范畴、现代化的方略等等。与此同时，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来研究大众能够参与的,具有健身、养生功能之武术的氛围并不浓厚。而由于研究武术的科研人员的素质良莠不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较为简单,竞技武术的科技攻关研究步履蹒跚,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依然较为落后,并没有体现出竞技武术的科技先导作用。
（4）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传统武术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遗产和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蕴含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它的内容博大精深，运动形式丰富多彩，已经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武术团曾于1960年首访捷克、缅甸，1974年后又在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播下了中华武术的种子。此后，来华习武者络绎不绝，邀我专家前往传授武术者川流不息。现在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武术团体，如菲律宾的“光汉国术馆”，新加坡的“全国国术总会”，日本的“少林寺拳法联盟”，美国的“全美中国武术协会”，西班牙的“西班牙中国武术学院”，墨西哥的“少林功夫学校”等等，各组织也应运而生。1980年瑞典、意大利、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和西班牙也成立了“六国功夫联盟”。香港一些武术团体还成立了“世界武术协会”。目前国际武联已拥有来自各大洲的97个会员协会，超过了国际奥委会规定的成为奥运正式项目所需的协会会员数量，并在世界锦标赛上实现了男女项目平衡，使武术进入奥运会成为可能。
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中国文化在海外掀起热潮。“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急剧增长，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其中太极拳、气功和武术学员的比例大致为50%、30%和20%。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由“布鲁斯·李”(李小龙)、“杰克·成”(成龙)打出的中国功夫电影，各式各样的“中国武馆”在国外也纷纷落地。在老外眼里，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十八般武艺。中国功夫，如少林、太极、咏春、螳螂拳，以及各种气功和养生术，都在海外生根发芽，逐渐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太极拳人口已超过一亿人，太极拳已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世界第一运动”。简化太极拳享誉全球，学者日众，习者如云，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太极拳业已成为西方某些大公司的职员必修课；各地也常见原来只有国内才有的千人太极拳、万人太极拳演练的壮观场景；边学汉语、边打太极也已成为国外许多语言学校的金字招牌。
但是在这种表面的兴盛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隐忧。德国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之所以层出不穷（有500多个），重要原因之一是很多德国人把气功、散打、太极等都当作了功夫。对此，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负责人卡特琳娜认为，原因是中国功夫没有“标准化”：没有统一的名称、没有统一的标识、没有统一的装束，没有科学严格的段位等。功夫教练也没有严格的标准，目前在德国的功夫教练参差不齐，很多人对中国功夫和文化研究不够，只是以中国功夫作为谋生手段，过于商业化。因此，中国功夫也无法名正言顺地进入欧洲大、中、小学的课程体系。这样就无法走上良性循环之路。卡特琳娜女士说，中国功夫缺乏一整套与德国体育文化组织协同推广的机制，在商业宣传上也把自己定位在“高雅文化”上；而日韩功夫定位于“大众体育”，从而拉近了与寻常百姓的距离。她认为，中国功夫应该少些商业性的“巡回演出”，多些与各国普通人的面对面交流。这样，中国功夫才会真正走入德国百姓的生活。很显然，如何高效的搞好中国武事的海外传播，融入世界各国的社会与文化，也是武事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