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

原来美国学者也写软文。不知道青年才俊Jason Stanley为何要给NYT写这么篇没什么意思的文章，说的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也没什么值得深思的社会影响，（尽管倒数第二段试图assume这么个影响）。
我从中只读到一点值得想一下的问题，就是他把理论知识（没有明言、但是等同于）可符号化的知识，而实践知识似乎是不可符号化的，不知他是否会认同我这个解读。
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可以联系到Nelson Goodman谈到的可符号化的与不可符号化的艺术。（我得承认，虽然我不喜欢他那本书，可是却时时拿它当个靶子，时时拿它作为思考的参照，可见它不是无来由地经典。）
可否符号化并不存在绝对清晰的界限，这不稀奇。有意思的是它所导致的一个推论：一切创造力都蕴含在尚未符号化的地方，创造力本身是无法符号化的，因为它总在已有的符号排列之外，（不是说必须在无符号化体系的领域内创作，当然可以在高度符号化的体系内，如数学、音乐领域里创造，而是说寻找新的排列以及符号可能或者非符号化的新形式，这些都不在已知的符号排列集合里，已知的排列是有限的，未知的排列是无限的），最终推出，创造力的根本是一种实践，a new play，新的游戏，一种对新情况的新反应，等等。（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被称为知识，因为只有当这种新游戏、新实践、新反应已被完成之后才可能谈得上知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Jason Stanley只字不提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知识的界定和重视，大概他这一路人从来都不重视哲学史，觉得根本没必要提。不过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实践知识将引导人到最高的幸福，而幸福在老亚那里又是和创造力相联系的。Stanley的倒数第二段似乎隐隐约约要暗示点伦理学的东西，社会偏见什么的，但那是极浅的一层。而老亚所追问的问题，何谓幸福，实践与伦理的关系，却是两千多年来人们仍然需要不断回顾而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