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
当年父母结婚时，曾托人打了一套木质组合柜。其中的衣柜是对开的，左边的门内侧写着一个大大的“左”字，右边那扇则写着同样大的“右”。
当我开始识字时，第一个认识的字是大院儿旁边工厂门前的“停”字，然后认识的就是“左右”。因为它们实在写得太大了，每天早上母亲开衣柜时我都会注意到这两个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字，她说是木匠师傅为了不弄错哪扇门板是装在哪侧，并拽着我的胳膊让我知道了它们的意思。
在我懵懂之时，便对那个大大的“左”很有好感，理由很简单，我觉得里边的“工”字骨架坚固，有一种结构上的美感，很利索很精致很干练——说白了就是好看，而那个“右”则胖胖的（木匠师傅把“口”写得很大），笨笨的，让我看了很不舒服，甚至起鸡皮疙瘩。
再大一点后，我爱上了阅读，只要有字的东西就想读。翻外公过去存的内参时，看见上面有“左”“右”的字样，显然不是生活中的“左”“右”，我问姥姥是什么意思，姥姥说：“左就是进步，右就是保守。”
于是我更加喜欢“左”了，上楼梯时都要先迈左脚，如果最后一步需要迈右脚时，我会调整一下，使左脚迈上最后一级台阶；下楼时则相反。钢琴老师责备我左手部分太重，而右手才是主旋律时，我无法自制。扛大米用左肩，踢毽子用左脚，坐车要坐左侧，打羽毛球用左手，整理邮票用左手持镊子，甚至打架也多用左侧肢体——总之干什么都会有意识地强调左。然而事实是：我是个右撇子，这让我吃了很多亏，但我还是乐此不疲。
终于，我上了小学，一年级。当老师让同学们用手在空中划笔顺时，我使用了左手。刚挥舞了两下，就被50多岁的班主任从空中打到了桌面。
“用右手！”
如今我回忆起这件小事，觉得老师是害怕我成为一个左撇子。在她看来，左撇子会让我的生活有很多不便，比如和人在圆桌吃饭时——而90年代初的小学教师是认识不到大脑半球分工的，所以她的做法我能理解——这个世界是“右”的。但在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觉得用什么手是我的自由，我喜欢用左手！同时在一年级的我的观念里，老师就是权威，老师不让用左手肯定有什么我还不懂的理由，而且我还被打了……所以我委屈地放下左手，用右手和同学们一起比画。
注重左让我的小学生活充满了不快：走廊通行需要靠右，握手需要用右手，横队看齐也要向右看齐……每每遇到这类情况，我的头脑中就会出现那个衣柜里的“右”字——它真是太丑了！即便后来看到庞中华字帖上那个清秀的“右”，我也无法对它产生任何好感。好吧，至少我在上楼时还可以自己决定先迈哪只脚并最终让哪只脚率先到达胜利的顶峰。
父亲和我讲庐山会议时，提到了“纠左”，我很是不理解：“左”是那么神圣，而且代表着进步，为什么要“纠”呢？父亲说无论是“左”还是“右”，过分了就不好了。姥姥也说：毛主席过去犯了错误，因为社会主义刚刚实现，毛主席再英明也是处在开创历史的进程之中，有时“纠左”有时“反右”就是在调整、学习、总结经验。显然当时的我无法理解这些话，朦胧之中只是觉得“似乎也不能太左”。
又大了一些，我接触了西方政治理论，我惊异地发现里面的“左”“右”和过去姥姥所告诉我的完全不同！当我再问姥姥时，姥姥说她也不知道，可能是帝国主义美化自己吧。这种答案无法让我满足，我去问父亲，父亲说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我还太小，以后大了就明白了。当我把姥姥的话转述给他时，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没说什么。
无论如何，当时的我觉得那种自由民主是很新、很美好的，同时又因这种美好被贴上“右”的标签而感到恶心。由于我过去喜爱的“进步的左”是一种秩序状态，因此我又觉得“右”必须受“左”的制约，以便显示出“左”的先进地位。于是我的懵懂政治观就这样被符号所“左右”了……：）
直至上了初中，已是90年代末期。我深感自己所处的优秀中学里的优秀学生们都很“右”，在我看来他们平时抄袭、背后坏话、肆无忌惮谈论男女之事的习惯与我的左派伦理道德极其矛盾。我满心期待他们能受到“左”的制裁，然而却没有发生，我看到了老师的“妥协”，家长的“妥协”。这一度让我感到厌世，我的父母感到忧虑，他们没料到一般教育所必需的“性质为左的伦理观念”在我心中竟如此根深蒂固。他们知道肯定不能对孩子说“你错了。”又明白必须让我认识到这就是现实。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努力让我别放弃希望，活下去，在现实中调整并定位自己的观念。
我想我做到了。
如今的我已不会刻意使用左手，弹琴时也能本着“求美”的信念而非“求左”来调整自己的力度，一切更加顺其自然了。惟独没有变的，是上下楼时的迈脚习惯——就像人在十指交叉时哪只拇指放在上面一样——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下意识。
而且，头脑中间或还是会出现衣柜中那个大大的、利索精致且干练的字。
当我开始识字时，第一个认识的字是大院儿旁边工厂门前的“停”字，然后认识的就是“左右”。因为它们实在写得太大了，每天早上母亲开衣柜时我都会注意到这两个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字，她说是木匠师傅为了不弄错哪扇门板是装在哪侧，并拽着我的胳膊让我知道了它们的意思。
在我懵懂之时，便对那个大大的“左”很有好感，理由很简单，我觉得里边的“工”字骨架坚固，有一种结构上的美感，很利索很精致很干练——说白了就是好看，而那个“右”则胖胖的（木匠师傅把“口”写得很大），笨笨的，让我看了很不舒服，甚至起鸡皮疙瘩。
再大一点后，我爱上了阅读，只要有字的东西就想读。翻外公过去存的内参时，看见上面有“左”“右”的字样，显然不是生活中的“左”“右”，我问姥姥是什么意思，姥姥说：“左就是进步，右就是保守。”
于是我更加喜欢“左”了，上楼梯时都要先迈左脚，如果最后一步需要迈右脚时，我会调整一下，使左脚迈上最后一级台阶；下楼时则相反。钢琴老师责备我左手部分太重，而右手才是主旋律时，我无法自制。扛大米用左肩，踢毽子用左脚，坐车要坐左侧，打羽毛球用左手，整理邮票用左手持镊子，甚至打架也多用左侧肢体——总之干什么都会有意识地强调左。然而事实是：我是个右撇子，这让我吃了很多亏，但我还是乐此不疲。
终于，我上了小学，一年级。当老师让同学们用手在空中划笔顺时，我使用了左手。刚挥舞了两下，就被50多岁的班主任从空中打到了桌面。
“用右手！”
如今我回忆起这件小事，觉得老师是害怕我成为一个左撇子。在她看来，左撇子会让我的生活有很多不便，比如和人在圆桌吃饭时——而90年代初的小学教师是认识不到大脑半球分工的，所以她的做法我能理解——这个世界是“右”的。但在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觉得用什么手是我的自由，我喜欢用左手！同时在一年级的我的观念里，老师就是权威，老师不让用左手肯定有什么我还不懂的理由，而且我还被打了……所以我委屈地放下左手，用右手和同学们一起比画。
注重左让我的小学生活充满了不快：走廊通行需要靠右，握手需要用右手，横队看齐也要向右看齐……每每遇到这类情况，我的头脑中就会出现那个衣柜里的“右”字——它真是太丑了！即便后来看到庞中华字帖上那个清秀的“右”，我也无法对它产生任何好感。好吧，至少我在上楼时还可以自己决定先迈哪只脚并最终让哪只脚率先到达胜利的顶峰。
父亲和我讲庐山会议时，提到了“纠左”，我很是不理解：“左”是那么神圣，而且代表着进步，为什么要“纠”呢？父亲说无论是“左”还是“右”，过分了就不好了。姥姥也说：毛主席过去犯了错误，因为社会主义刚刚实现，毛主席再英明也是处在开创历史的进程之中，有时“纠左”有时“反右”就是在调整、学习、总结经验。显然当时的我无法理解这些话，朦胧之中只是觉得“似乎也不能太左”。
又大了一些，我接触了西方政治理论，我惊异地发现里面的“左”“右”和过去姥姥所告诉我的完全不同！当我再问姥姥时，姥姥说她也不知道，可能是帝国主义美化自己吧。这种答案无法让我满足，我去问父亲，父亲说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我还太小，以后大了就明白了。当我把姥姥的话转述给他时，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没说什么。
无论如何，当时的我觉得那种自由民主是很新、很美好的，同时又因这种美好被贴上“右”的标签而感到恶心。由于我过去喜爱的“进步的左”是一种秩序状态，因此我又觉得“右”必须受“左”的制约，以便显示出“左”的先进地位。于是我的懵懂政治观就这样被符号所“左右”了……：）
直至上了初中，已是90年代末期。我深感自己所处的优秀中学里的优秀学生们都很“右”，在我看来他们平时抄袭、背后坏话、肆无忌惮谈论男女之事的习惯与我的左派伦理道德极其矛盾。我满心期待他们能受到“左”的制裁，然而却没有发生，我看到了老师的“妥协”，家长的“妥协”。这一度让我感到厌世，我的父母感到忧虑，他们没料到一般教育所必需的“性质为左的伦理观念”在我心中竟如此根深蒂固。他们知道肯定不能对孩子说“你错了。”又明白必须让我认识到这就是现实。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努力让我别放弃希望，活下去，在现实中调整并定位自己的观念。
我想我做到了。
如今的我已不会刻意使用左手，弹琴时也能本着“求美”的信念而非“求左”来调整自己的力度，一切更加顺其自然了。惟独没有变的，是上下楼时的迈脚习惯——就像人在十指交叉时哪只拇指放在上面一样——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下意识。
而且，头脑中间或还是会出现衣柜中那个大大的、利索精致且干练的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