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读任何一本书都是为了改变自己
对一般香港市民来说，詹宏志是近年《壹周刊》上的新进专栏作家，最擅长的就是评析全世界各种流派的侦探小说；但是对所有喜欢读书、关心出版的读者而言，詹宏志则是一个惊人的奇才，早年是台湾有名的文学评论人，后来则是出版界的革命家，一手促成了“城邦”集团的出现。更熟悉他的人还能数出他是杂志《PC Home》、华文世界第一份网络报纸《明日报》的创办人，侯孝贤与杨德昌的电影策划人，“滚石唱片”黄金时期的老总，而传统电视台和割据一方的大报也都曾留下他的身影。
无论走到什么领域，詹宏志总给人一个停不下来而且永远指向未来的梦想家印象。然而，不论他的身份又有什么新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他是一个读者，而且是个几近全能的精练读者。难得遇到这种人，我们当然想向他请教一些读书的方法或秘诀；
可是詹宏志的读书能力是一种天赋，而天赋是学不来的。真的要学点什么的话，倒不如学他的态度：一种宽容的读书态度。当然，他那股终身学习的动力也是可以效法的，虽然我很讨厌“终身学习”这四个字，因为我们香港人把它变成了终身考文凭的意思，是恐惧失业的中产阶级与面临经济转型的无助劳工的专用词；不过在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又的确没有多少个能够比詹宏志更担得上终身学习的典范。
梁：离开了出版业，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詹：我现在的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最初它只不过是一个杂志的网站，后来变成了一个Portal，现在则成了全台湾最大的E-commerce的公司，光是去年就有60几亿（新台币）的生意，是台湾一个较为活跃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它的业务有点复杂，除了是一个E-commerce的公司，也是一个Portal，更是Internet Telecom，在台湾做Skype的服务，也做Skype的Device。没想到我现在也开始做硬体，这是30年来从没做过的事。
梁：真的没想到。
1. 边做边学
梁：我想很多人看到你过去几十年来做的事情，都会觉得你走在时代的前面，做了很多既大胆又富开创性的事情。比如说Skype电话，你刚才也说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做硬体。这是一种冒险性格吗？
詹：T. E. Lawrence说过，有人睡觉时做梦，有人醒着做梦，而醒着做梦的人比较可怕，因为他真的会去做。我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我会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知道自己是醒着做梦，还是糊里糊涂地在做。就像我看Skype，里面好像有一股动力要往前走，但却没有人愿意去把它释放出来，也没有人相信。如果有人做了，我可能就不会去做；但如果没有人做，我就会很好奇，试试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回想起来，有点天真，这也是决定了我过去做对的和做错的所有事的命运。
我原来是一个写文章的人，然后我做了编辑，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同行觉得有些书很好，但真的卖不出去，那到底是我们的市场行销出错，还是社会本来就和我们格格不入呢？我有一种好奇心，也想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的编辑必须自己跑出去卖书，才能知道我们想的事情是对还是错。
梁：很多人如果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坐下来讨论、探讨，说完就算；但是你会去实验甚至实践，这是一种求知的方法吗？
詹：或许这就是Learning by Doing。在出版这一行，大家都卖广告；但我会先把广告放在一份报纸里，计算每一天的订单量，再把同一个广告放在另一份报纸，看看它带来的订单数；然后我再比较每一份报纸所收的广告费，跟我能得到的订单数。时间也很重要，一个广告在星期一刊登，订单可能有3000，星期四有4000，星期五有5000。我要这么做才能选出最好的时间，找到最合适的报纸。当时出版社的规模很小，因此每一笔钱都要用得很小心。后来连其他出版社的人也跑来跟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我会告诉他们，因为我的经验也是其他出版社给我的，我花了大家的钱。我早期在远流的时候，其他同行陆陆续续希望我帮他们做这种事，因为大家的钱都不够用。
后来我开始发现做出版要注意的不只是Marketing，不只是卖书，也不是怎样管理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理创意跟社会对抗的问题。出书的人并不全都跟社会配合，否则他为什么要出书？出版一定隐藏着要改造社会，和改变甚至对抗世界的理念。你怎么在资本主义的体系里找到这种距离呢？靠原始的个人力量吗？或许你今天有力量，明天就没有了。我想这里面或许有一个客观的东西，我希望能学到这个原理。一个企业在社会上若要有所作为，他应该要向资本市场学习，一个小型出版社也可能要向上市公司学习。这份理解你也没别的办法得到，你只能去做。
梁：后来你做电影也是基于类似的想法吗？
詹：其实我对这个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到了拍摄现场，我都觉得很痛苦，因为大家都在等，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拍电影不能用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呢？我真的很不耐烦，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任何电影现场的工作。我只能向大家说你们收工后到我家里来吧，所以那时候都是他们半夜到我家里来开会。
我之所以尝试做电影，完全是因为我很喜欢侯孝贤的新电影。一个朋友那么厉害，但却没有资金拍片，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于是我跑来做一个电影的策划人。当时我跟电影界的老板们坐下来，他们总是说你要劝劝侯孝贤，节奏要快一点，动作要快一点，不要那么慢，也不要用那些演员，为什么不用刘德华、叶子媚？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是在我听来每一句话都是消灭侯孝贤的方法，而不是帮助他。
我觉得侯孝贤的发展已经不可以用这样的电影环境来支持他，不可能，你一定要有一个前进的想法。于是我就把它想象成书，如果它是书，我会怎么做。有的书畅销，出版之后每一个人都会买；而冷门的书，我则不能发行到处处都有，我只能发10个、20个书店。如果侯孝贤的电影用一般院线那么昂贵的一种发行方法，做了20个拷贝，光是到处宣传就已经花了800万，而你的票房根本没有800万的收入，这就已经说明你根本不能赚到钱。然后我就想到电影能不能不在院线发行，就像卖书一样用邮寄的方式呢？我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发行侯孝贤公债，因为很多人希望他有戏拍，拍完后大家拿到广场上放，观众都不要付钱。我很想试试我的想法是不是可行，于是将他的电影卖给从来没有发行过电影的公司，后来证明了是可行的。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但就这样从1989年后，四年内我做了九部电影的制作，大部分是侯孝贤的，杨德昌的有两部。再强调一次，我不喜欢这种工作。电影要发行了，我要跟片商坐下来谈发行计划，那时候家里没人，我还得把小孩带去开会。很多电影人是流氓，所以我的语言马上就变了，我的小孩就瞪着眼睛看着我，因为他没有看过爸爸这样子说话，他不知道我是个演员，我可以变。
我的工作时间也不对，我是个早上四点起来的人，晚上很早就睡觉。我还做过两次唱片公司总经理，在滚石做了一年多，后来又去了另一家公司，做过伍佰、林强这些人的作品，那是1991及1992年的事。我只知道我的Lifestyle跟他们格格不入，我早上八点钟就回办公室，到下午五点他们才起床；晚上八点开会后，九点他们进录音室，可是进去以后他们十一点才开始工作，两点钟进入状态，一直到天亮。我发现我跟他们的节奏完全不一样，我不喜欢那个生活，而且演艺圈朋友的情绪起伏很大，我则像机器人一样永远没有脾气。
梁：你常常都是那么冷静？
詹：冷静可以掩护我内心的冲动。大部分时候我都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件事，可是要去做每一件事最原始的动力却都没有理性可言，我做的每一件事按理性来说都是不该做的。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不该做的事，就要用理性去掩饰一切的错误。
2. 乡下人进城
梁：看来你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跟求知欲有关，所有工作和计划似乎都是一个又一个知识探讨的机会，背后有一个很强的Will to Truth，一种Will to Knowledge，一种意志。
詹：我自己倒没有这样想过，不过你刚才说的又的确可以解释我的状况。
首先我是个从乡下来的人，本来就不了解城市，所有事都是硬着头皮去做。说一件很可笑的往事吧。刚到出版社时我干的是美术设计，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而文字为主的工作至少要大学毕业才能做。我之前画过地图，所以很早就学会一些绘图方法，所以基本上还能应付美术编辑的工作。
可是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份工作，然后我就到了《联合报》做编辑。有一个秘密我不敢跟我的主编讲，那就是我没有用过电话，因为我从乡下来。每一次用电话我就会出错，只要听到话筒那边的声音我就会很焦急，要不我就很大声说话，要不我就很着急地想挂线，所以很多时候没等到对方把话说完我就会把电话挂掉。
那时候我在《联合报》副刊工作，痖弦是我的主管，有一回他要我联络当时一个叫彭歌的作家，到他那里把稿子拿给林海音。我先打电话给彭歌，我说我马上就来，再打电话给林海音，我又是很慌张地把电话挂掉，没有搞清楚就出去了，结果最后那个稿子失去了下落。隔一段时间，痖弦问起来，反正我没办法，只好坦白跟他讲了。自此之后，我就叫自己有事一定要问清楚，一定要硬着头皮。
后来转工到《中国时报》，当时的老板余纪忠不知道什么缘故，对我有很大的兴趣，其实我当时只有20多岁，但是他好像不知道。他每天问我一个问题，听完我的答案之后，他就会叫我明天去做，所以后来我就有六个职位之多。有一天他说我们要在美国办报，叫我去跑一趟，明天就去。他大概不知道我其实没有出过国，我连护照都没有，所以那天报社就忙翻了，所有的记者都帮我去办这个手续，然后我就上飞机了。到了美国，我也不知道我的英文能不能用，因为我也没用过，我只读过书，但是我没用过。他给了我一个名单叫我去拜访一下，一看，他们分布在11个州，所以我跑了一个月，但我又不会开车，只好一个一个地方坐灰狗（Greyhound）长途巴士、火车、飞机，什么都坐过了。每到一处我就找找看有没有同学或学长，请他们告诉我那些地方怎么去。然后每到一个地方我又装作很有经验，要请中国学生吃饭。这个就是我说的乡下人入城，硬着头皮，反正什么事情都是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你要勇敢，要像乡下人一样。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力量。
除此之外我也很幸运，读书能懂，这个能力使得我不害怕，要是遇上什么我不懂的，我就找书来看。
梁：我记得郝明义先生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靠读书学会的。
詹：对。所以或者可以说，I read therefore I will be。不是I am，而是I will be。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否真能做到某件事，不过我总觉得没关系。所以我改行没有遇上太大困难，总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变成那个行业可以接受的人。
梁：你转过多少次行？
詹：反正很可怕就是了。罗大佑建议我也许有一天可以办一个名片大展，我想我有过不下200种不同的名片。我以前的律师也笑我是一个以转业为业的人。
梁：你刚说的“乡下人进城”，是否也是你看书的情况？接触到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就硬着头皮栽进去。
詹：是的。不过我在书里头比较自在，因为它等着让你了解，也不会嘲笑你。
3. 好像什么书都能读懂
梁：在《人生一瞬》里，你曾写到小时候常窝在家里看旧报纸，那是你最早的阅读经验吗？
詹：在找到那堆报纸之前，我也发现过别的宝藏，我偷偷打开哥哥、姐姐的抽屉，看到他们拥有的一些书籍。我有一个后来当图书馆馆长的姐姐，她从小就有很多的书，我等他们上学后就偷偷拿来看，看完后再好好放回去，可是我那个姐姐回家之后一定会说：“谁动了我的抽屉！”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的。而我母亲只有一本书，用月历纸包起来，是一本日文的中药书。一直到大学我才问我父亲：“你也是个读书人，邻居有问题都来找你，你读些什么书？”他说当年的日文书在二二八之后的国民政府看来是很危险的，所以全都丟掉了。
梁：不安全到那种地步吗？就连收藏日文书都是
詹：因为一个误会而出事吧，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没有怪罪那些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他们打了八年仗就是打日本人，不是吗？他们不是跟日本人有那么深的敌对历程吗？战事结束来到台湾，却发现祖国的另一块土地全都是日本人，你说该怎么办？我父亲生在日治时代，受的是日本教育，他整个发展都是日本人提供的。我父亲的经历很特别，他在渔村长大，没办法读书，他的小学校长是日本人，在他毕业后全身盛装走路到他那个渔村，到我祖母家里，跟她说这个孩子一定要读书，然后他就把我父亲带到他家。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全都是这个日本人出的钱。
父亲过世以后，我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些没有被丢掉的东西，是在台北读大学时的桥梁工程课本跟一本笔记。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来了，日本人走了，台湾算是一无所有。我父亲是做煤矿的人，他需要几样工具，需要炸药、水泵，但是当时什么都没有了，你需要美元才能换，可是申请美元要写英文信，我父亲没有读过英文，我看到他在笔记本写了一封英文信习作，Dear Sir什么的乱七八糟一封信，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水泵，这可能是1950年的事了。
那个时代，我父亲看到那么多的朋友“消失”了，所以把自己的书都丟了，所有年轻时候的照片，所有跟日本人有关的东西全都丟了，即使是他那位恩人的照片和他送的东西也要丟光，彻底变成一个没有历史的人。可是我母亲却在所有日文书里藏起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那本中药书了。还真有点焚书坑儒的味道。
梁：那些报纸呢？
詹：我发现家里的报纸已经是比较晚的时候了，我已经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早已偷看了家里所有的书。忽然有天发现家里一个楼梯底下的角落有一大堆报纸，大概有七八年的报纸，按照日期一天一天地全都排好，也没有缺期，只有一些文章被剪掉了。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洞，必须用想象力把它补起来。我可能花了一年时间看完了几年的报纸，每天下午，一张张地看，连新闻也看了。
梁：看七八年前的新闻有什么感觉？
詹：那时候还小，反正没有那种时空感。后来长大，人家说一些往事，我就能详细地描述，这才发现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没有人读过我读到的东西。然后我到《联合报》工作，我的上司们说起哪一年的新闻，我也接嘴回应，他们就看着我说：“那一年你应该还没生下来，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梁：我也是从小就看很多旧报纸、旧杂志，还到旧书摊看一大堆没人要的东西。后来很多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跟我谈起往事，我竟然能纠正他，甚至绘声绘影地述说当年那种感觉，那种气味，大概因为很多东西都被文字渲染过。然后他们就会很惊讶地说：“你到底有多大！”话说回来，你这段读报纸的经历，就你整个阅读能力的构成来说，占了一个什么位置呢？
詹：我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这样分析，也不知道它起了什么作用，反正我就像泡在水中的面包，什么都能吸收进去。后来念高中时我真的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读书的能力，好像什么奇怪的书我都想读，好像读着读着就跟作者有一种互通的感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有时候跟某一本书会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而我就好像特别柔软，怎样都能跟某本书有一种相和的感觉。不管是很严肃的、很轻盈的、文学的、理工的书，我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好像没有特别的原则。
梁：如果给它一个名字的话，这叫什么能力？
詹：是角色的适应力吧.今天让你演一个老人，你就会做老人。每一本书可能都有一个假想的沟通条件跟对象，好像你很快就能掌握。
梁：扮演不同种类的角色？
詹：对，然后你就会意识到那本书要你扮演的位置，它希望你读书的姿态，然后把自己调整成可以接受它的状态。每一本书都是写来给某一种人读，没有一本书是想故意为难我们，任何一个作者都有一个假想读者的位置，我好像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位置。
梁：这是天生的还是？
詹：不晓得。我后来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大的福气。
4. 有这么多的书存在，一定有原因
梁：我知道你阅读量非常大，几乎没有停过，一生中没有一个书读得特别少的阶段。经过这么多不同的行业，应该感觉不到有很多做生意或者做管理的人会像你这样看书吧？
詹：其实我看书跟工作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我看的书都没有用！我很少在读一本书时会想象它的用途。对我来说，读书是抢来的时间，如果有一天我的Shareholders vote against me，说我这个人不应该读书，不应该这样用掉他们的时间，我也没办法，只能辞职。身为一个管理企业的人，业余的时候做什么事他自己可以选择，有人会骑马，有人会打高尔夫球，我只希望要是没有妨碍工作的话，请给我一点时间读书。
梁：有没有读过什么书是特别感到悔恨的？
詹：有趣的问题。想不起来，反而自己写过的书大部分都值得悔恨！我现在读很坏的书也常常觉得有乐趣，看到很糟的电影也乐趣无穷，下一次说不定可以拿来当教材。
梁：我也有同感，很坏的书能让我们知道原来书也可以坏成这个样子。
詹：不过有些书是读了会感到生气的，那些对他特别有期待的作者写了一些书会让我觉得生气。
梁：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对读书的态度似乎特别宽容。
詹：读书是自己选择的，没有人逼迫我。读了之后，我也想知道到底他说了什么，他说的是不是我赞成或者是我需要的呢。我觉得一个人需要的书其实是很多的，有时候我们会一不小心倒向一种人文沙文主义，觉得只有较高人文价值的书才是好书。
我自己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也看到很多人读书的困境。有些人没有能力读比较好的书，那是一个不幸，不是不道德，他没有像我们那么幸运，读了会懂，他读了是没有乐趣的。如果他告诉你说他只能读言情小说，他已经尽了力，你不能说我们今天堕落一点，来读言情小说吧。因为大部分读书的行为本身已经隐藏了改良自己的动机在里面，读书绝对不是一个人最能够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径。
如果我是一个农夫，我对书的需求可能就是看懂一本书，让我知道怎样接枝，怎样种花。如果有一个人有力气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你要有本事把这本书认出来，知道这本书的价值。个别的书有它特定的用途，有的书是写给农夫看，有的写给工匠看，每一本书都有它隐藏的企图，我们要有更大的宽容，要知道各种书对各种人的帮助，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存在一定有原因的。而一个人需要的书其实也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架构。我常常在读书的杂志或报纸版面里头看不到这种宽容，你不会花力气去评介一本很好的育儿宝典，可是一个人要是刚刚当了父母，他会多么需要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有人能告诉他这本书比那本书好，是很重要的。就算一个饱学的大学者也不一定懂得育儿吧，要是他刚有了孩子，你猜他需不需要这种书呢？
无论走到什么领域，詹宏志总给人一个停不下来而且永远指向未来的梦想家印象。然而，不论他的身份又有什么新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他是一个读者，而且是个几近全能的精练读者。难得遇到这种人，我们当然想向他请教一些读书的方法或秘诀；
可是詹宏志的读书能力是一种天赋，而天赋是学不来的。真的要学点什么的话，倒不如学他的态度：一种宽容的读书态度。当然，他那股终身学习的动力也是可以效法的，虽然我很讨厌“终身学习”这四个字，因为我们香港人把它变成了终身考文凭的意思，是恐惧失业的中产阶级与面临经济转型的无助劳工的专用词；不过在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又的确没有多少个能够比詹宏志更担得上终身学习的典范。
梁：离开了出版业，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詹：我现在的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最初它只不过是一个杂志的网站，后来变成了一个Portal，现在则成了全台湾最大的E-commerce的公司，光是去年就有60几亿（新台币）的生意，是台湾一个较为活跃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它的业务有点复杂，除了是一个E-commerce的公司，也是一个Portal，更是Internet Telecom，在台湾做Skype的服务，也做Skype的Device。没想到我现在也开始做硬体，这是30年来从没做过的事。
梁：真的没想到。
1. 边做边学
梁：我想很多人看到你过去几十年来做的事情，都会觉得你走在时代的前面，做了很多既大胆又富开创性的事情。比如说Skype电话，你刚才也说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做硬体。这是一种冒险性格吗？
詹：T. E. Lawrence说过，有人睡觉时做梦，有人醒着做梦，而醒着做梦的人比较可怕，因为他真的会去做。我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我会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知道自己是醒着做梦，还是糊里糊涂地在做。就像我看Skype，里面好像有一股动力要往前走，但却没有人愿意去把它释放出来，也没有人相信。如果有人做了，我可能就不会去做；但如果没有人做，我就会很好奇，试试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回想起来，有点天真，这也是决定了我过去做对的和做错的所有事的命运。
我原来是一个写文章的人，然后我做了编辑，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同行觉得有些书很好，但真的卖不出去，那到底是我们的市场行销出错，还是社会本来就和我们格格不入呢？我有一种好奇心，也想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的编辑必须自己跑出去卖书，才能知道我们想的事情是对还是错。
梁：很多人如果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坐下来讨论、探讨，说完就算；但是你会去实验甚至实践，这是一种求知的方法吗？
詹：或许这就是Learning by Doing。在出版这一行，大家都卖广告；但我会先把广告放在一份报纸里，计算每一天的订单量，再把同一个广告放在另一份报纸，看看它带来的订单数；然后我再比较每一份报纸所收的广告费，跟我能得到的订单数。时间也很重要，一个广告在星期一刊登，订单可能有3000，星期四有4000，星期五有5000。我要这么做才能选出最好的时间，找到最合适的报纸。当时出版社的规模很小，因此每一笔钱都要用得很小心。后来连其他出版社的人也跑来跟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我会告诉他们，因为我的经验也是其他出版社给我的，我花了大家的钱。我早期在远流的时候，其他同行陆陆续续希望我帮他们做这种事，因为大家的钱都不够用。
后来我开始发现做出版要注意的不只是Marketing，不只是卖书，也不是怎样管理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理创意跟社会对抗的问题。出书的人并不全都跟社会配合，否则他为什么要出书？出版一定隐藏着要改造社会，和改变甚至对抗世界的理念。你怎么在资本主义的体系里找到这种距离呢？靠原始的个人力量吗？或许你今天有力量，明天就没有了。我想这里面或许有一个客观的东西，我希望能学到这个原理。一个企业在社会上若要有所作为，他应该要向资本市场学习，一个小型出版社也可能要向上市公司学习。这份理解你也没别的办法得到，你只能去做。
梁：后来你做电影也是基于类似的想法吗？
詹：其实我对这个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到了拍摄现场，我都觉得很痛苦，因为大家都在等，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拍电影不能用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呢？我真的很不耐烦，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任何电影现场的工作。我只能向大家说你们收工后到我家里来吧，所以那时候都是他们半夜到我家里来开会。
我之所以尝试做电影，完全是因为我很喜欢侯孝贤的新电影。一个朋友那么厉害，但却没有资金拍片，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于是我跑来做一个电影的策划人。当时我跟电影界的老板们坐下来，他们总是说你要劝劝侯孝贤，节奏要快一点，动作要快一点，不要那么慢，也不要用那些演员，为什么不用刘德华、叶子媚？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是在我听来每一句话都是消灭侯孝贤的方法，而不是帮助他。
我觉得侯孝贤的发展已经不可以用这样的电影环境来支持他，不可能，你一定要有一个前进的想法。于是我就把它想象成书，如果它是书，我会怎么做。有的书畅销，出版之后每一个人都会买；而冷门的书，我则不能发行到处处都有，我只能发10个、20个书店。如果侯孝贤的电影用一般院线那么昂贵的一种发行方法，做了20个拷贝，光是到处宣传就已经花了800万，而你的票房根本没有800万的收入，这就已经说明你根本不能赚到钱。然后我就想到电影能不能不在院线发行，就像卖书一样用邮寄的方式呢？我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发行侯孝贤公债，因为很多人希望他有戏拍，拍完后大家拿到广场上放，观众都不要付钱。我很想试试我的想法是不是可行，于是将他的电影卖给从来没有发行过电影的公司，后来证明了是可行的。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但就这样从1989年后，四年内我做了九部电影的制作，大部分是侯孝贤的，杨德昌的有两部。再强调一次，我不喜欢这种工作。电影要发行了，我要跟片商坐下来谈发行计划，那时候家里没人，我还得把小孩带去开会。很多电影人是流氓，所以我的语言马上就变了，我的小孩就瞪着眼睛看着我，因为他没有看过爸爸这样子说话，他不知道我是个演员，我可以变。
我的工作时间也不对，我是个早上四点起来的人，晚上很早就睡觉。我还做过两次唱片公司总经理，在滚石做了一年多，后来又去了另一家公司，做过伍佰、林强这些人的作品，那是1991及1992年的事。我只知道我的Lifestyle跟他们格格不入，我早上八点钟就回办公室，到下午五点他们才起床；晚上八点开会后，九点他们进录音室，可是进去以后他们十一点才开始工作，两点钟进入状态，一直到天亮。我发现我跟他们的节奏完全不一样，我不喜欢那个生活，而且演艺圈朋友的情绪起伏很大，我则像机器人一样永远没有脾气。
梁：你常常都是那么冷静？
詹：冷静可以掩护我内心的冲动。大部分时候我都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件事，可是要去做每一件事最原始的动力却都没有理性可言，我做的每一件事按理性来说都是不该做的。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不该做的事，就要用理性去掩饰一切的错误。
2. 乡下人进城
梁：看来你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跟求知欲有关，所有工作和计划似乎都是一个又一个知识探讨的机会，背后有一个很强的Will to Truth，一种Will to Knowledge，一种意志。
詹：我自己倒没有这样想过，不过你刚才说的又的确可以解释我的状况。
首先我是个从乡下来的人，本来就不了解城市，所有事都是硬着头皮去做。说一件很可笑的往事吧。刚到出版社时我干的是美术设计，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而文字为主的工作至少要大学毕业才能做。我之前画过地图，所以很早就学会一些绘图方法，所以基本上还能应付美术编辑的工作。
可是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份工作，然后我就到了《联合报》做编辑。有一个秘密我不敢跟我的主编讲，那就是我没有用过电话，因为我从乡下来。每一次用电话我就会出错，只要听到话筒那边的声音我就会很焦急，要不我就很大声说话，要不我就很着急地想挂线，所以很多时候没等到对方把话说完我就会把电话挂掉。
那时候我在《联合报》副刊工作，痖弦是我的主管，有一回他要我联络当时一个叫彭歌的作家，到他那里把稿子拿给林海音。我先打电话给彭歌，我说我马上就来，再打电话给林海音，我又是很慌张地把电话挂掉，没有搞清楚就出去了，结果最后那个稿子失去了下落。隔一段时间，痖弦问起来，反正我没办法，只好坦白跟他讲了。自此之后，我就叫自己有事一定要问清楚，一定要硬着头皮。
后来转工到《中国时报》，当时的老板余纪忠不知道什么缘故，对我有很大的兴趣，其实我当时只有20多岁，但是他好像不知道。他每天问我一个问题，听完我的答案之后，他就会叫我明天去做，所以后来我就有六个职位之多。有一天他说我们要在美国办报，叫我去跑一趟，明天就去。他大概不知道我其实没有出过国，我连护照都没有，所以那天报社就忙翻了，所有的记者都帮我去办这个手续，然后我就上飞机了。到了美国，我也不知道我的英文能不能用，因为我也没用过，我只读过书，但是我没用过。他给了我一个名单叫我去拜访一下，一看，他们分布在11个州，所以我跑了一个月，但我又不会开车，只好一个一个地方坐灰狗（Greyhound）长途巴士、火车、飞机，什么都坐过了。每到一处我就找找看有没有同学或学长，请他们告诉我那些地方怎么去。然后每到一个地方我又装作很有经验，要请中国学生吃饭。这个就是我说的乡下人入城，硬着头皮，反正什么事情都是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你要勇敢，要像乡下人一样。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力量。
除此之外我也很幸运，读书能懂，这个能力使得我不害怕，要是遇上什么我不懂的，我就找书来看。
梁：我记得郝明义先生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靠读书学会的。
詹：对。所以或者可以说，I read therefore I will be。不是I am，而是I will be。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否真能做到某件事，不过我总觉得没关系。所以我改行没有遇上太大困难，总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变成那个行业可以接受的人。
梁：你转过多少次行？
詹：反正很可怕就是了。罗大佑建议我也许有一天可以办一个名片大展，我想我有过不下200种不同的名片。我以前的律师也笑我是一个以转业为业的人。
梁：你刚说的“乡下人进城”，是否也是你看书的情况？接触到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就硬着头皮栽进去。
詹：是的。不过我在书里头比较自在，因为它等着让你了解，也不会嘲笑你。
3. 好像什么书都能读懂
梁：在《人生一瞬》里，你曾写到小时候常窝在家里看旧报纸，那是你最早的阅读经验吗？
詹：在找到那堆报纸之前，我也发现过别的宝藏，我偷偷打开哥哥、姐姐的抽屉，看到他们拥有的一些书籍。我有一个后来当图书馆馆长的姐姐，她从小就有很多的书，我等他们上学后就偷偷拿来看，看完后再好好放回去，可是我那个姐姐回家之后一定会说：“谁动了我的抽屉！”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的。而我母亲只有一本书，用月历纸包起来，是一本日文的中药书。一直到大学我才问我父亲：“你也是个读书人，邻居有问题都来找你，你读些什么书？”他说当年的日文书在二二八之后的国民政府看来是很危险的，所以全都丟掉了。
梁：不安全到那种地步吗？就连收藏日文书都是
詹：因为一个误会而出事吧，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没有怪罪那些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他们打了八年仗就是打日本人，不是吗？他们不是跟日本人有那么深的敌对历程吗？战事结束来到台湾，却发现祖国的另一块土地全都是日本人，你说该怎么办？我父亲生在日治时代，受的是日本教育，他整个发展都是日本人提供的。我父亲的经历很特别，他在渔村长大，没办法读书，他的小学校长是日本人，在他毕业后全身盛装走路到他那个渔村，到我祖母家里，跟她说这个孩子一定要读书，然后他就把我父亲带到他家。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全都是这个日本人出的钱。
父亲过世以后，我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些没有被丢掉的东西，是在台北读大学时的桥梁工程课本跟一本笔记。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来了，日本人走了，台湾算是一无所有。我父亲是做煤矿的人，他需要几样工具，需要炸药、水泵，但是当时什么都没有了，你需要美元才能换，可是申请美元要写英文信，我父亲没有读过英文，我看到他在笔记本写了一封英文信习作，Dear Sir什么的乱七八糟一封信，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水泵，这可能是1950年的事了。
那个时代，我父亲看到那么多的朋友“消失”了，所以把自己的书都丟了，所有年轻时候的照片，所有跟日本人有关的东西全都丟了，即使是他那位恩人的照片和他送的东西也要丟光，彻底变成一个没有历史的人。可是我母亲却在所有日文书里藏起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那本中药书了。还真有点焚书坑儒的味道。
梁：那些报纸呢？
詹：我发现家里的报纸已经是比较晚的时候了，我已经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早已偷看了家里所有的书。忽然有天发现家里一个楼梯底下的角落有一大堆报纸，大概有七八年的报纸，按照日期一天一天地全都排好，也没有缺期，只有一些文章被剪掉了。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洞，必须用想象力把它补起来。我可能花了一年时间看完了几年的报纸，每天下午，一张张地看，连新闻也看了。
梁：看七八年前的新闻有什么感觉？
詹：那时候还小，反正没有那种时空感。后来长大，人家说一些往事，我就能详细地描述，这才发现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没有人读过我读到的东西。然后我到《联合报》工作，我的上司们说起哪一年的新闻，我也接嘴回应，他们就看着我说：“那一年你应该还没生下来，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梁：我也是从小就看很多旧报纸、旧杂志，还到旧书摊看一大堆没人要的东西。后来很多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跟我谈起往事，我竟然能纠正他，甚至绘声绘影地述说当年那种感觉，那种气味，大概因为很多东西都被文字渲染过。然后他们就会很惊讶地说：“你到底有多大！”话说回来，你这段读报纸的经历，就你整个阅读能力的构成来说，占了一个什么位置呢？
詹：我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这样分析，也不知道它起了什么作用，反正我就像泡在水中的面包，什么都能吸收进去。后来念高中时我真的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读书的能力，好像什么奇怪的书我都想读，好像读着读着就跟作者有一种互通的感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有时候跟某一本书会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而我就好像特别柔软，怎样都能跟某本书有一种相和的感觉。不管是很严肃的、很轻盈的、文学的、理工的书，我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好像没有特别的原则。
梁：如果给它一个名字的话，这叫什么能力？
詹：是角色的适应力吧.今天让你演一个老人，你就会做老人。每一本书可能都有一个假想的沟通条件跟对象，好像你很快就能掌握。
梁：扮演不同种类的角色？
詹：对，然后你就会意识到那本书要你扮演的位置，它希望你读书的姿态，然后把自己调整成可以接受它的状态。每一本书都是写来给某一种人读，没有一本书是想故意为难我们，任何一个作者都有一个假想读者的位置，我好像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位置。
梁：这是天生的还是？
詹：不晓得。我后来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大的福气。
4. 有这么多的书存在，一定有原因
梁：我知道你阅读量非常大，几乎没有停过，一生中没有一个书读得特别少的阶段。经过这么多不同的行业，应该感觉不到有很多做生意或者做管理的人会像你这样看书吧？
詹：其实我看书跟工作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我看的书都没有用！我很少在读一本书时会想象它的用途。对我来说，读书是抢来的时间，如果有一天我的Shareholders vote against me，说我这个人不应该读书，不应该这样用掉他们的时间，我也没办法，只能辞职。身为一个管理企业的人，业余的时候做什么事他自己可以选择，有人会骑马，有人会打高尔夫球，我只希望要是没有妨碍工作的话，请给我一点时间读书。
梁：有没有读过什么书是特别感到悔恨的？
詹：有趣的问题。想不起来，反而自己写过的书大部分都值得悔恨！我现在读很坏的书也常常觉得有乐趣，看到很糟的电影也乐趣无穷，下一次说不定可以拿来当教材。
梁：我也有同感，很坏的书能让我们知道原来书也可以坏成这个样子。
詹：不过有些书是读了会感到生气的，那些对他特别有期待的作者写了一些书会让我觉得生气。
梁：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对读书的态度似乎特别宽容。
詹：读书是自己选择的，没有人逼迫我。读了之后，我也想知道到底他说了什么，他说的是不是我赞成或者是我需要的呢。我觉得一个人需要的书其实是很多的，有时候我们会一不小心倒向一种人文沙文主义，觉得只有较高人文价值的书才是好书。
我自己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也看到很多人读书的困境。有些人没有能力读比较好的书，那是一个不幸，不是不道德，他没有像我们那么幸运，读了会懂，他读了是没有乐趣的。如果他告诉你说他只能读言情小说，他已经尽了力，你不能说我们今天堕落一点，来读言情小说吧。因为大部分读书的行为本身已经隐藏了改良自己的动机在里面，读书绝对不是一个人最能够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径。
如果我是一个农夫，我对书的需求可能就是看懂一本书，让我知道怎样接枝，怎样种花。如果有一个人有力气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你要有本事把这本书认出来，知道这本书的价值。个别的书有它特定的用途，有的书是写给农夫看，有的写给工匠看，每一本书都有它隐藏的企图，我们要有更大的宽容，要知道各种书对各种人的帮助，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存在一定有原因的。而一个人需要的书其实也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架构。我常常在读书的杂志或报纸版面里头看不到这种宽容，你不会花力气去评介一本很好的育儿宝典，可是一个人要是刚刚当了父母，他会多么需要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有人能告诉他这本书比那本书好，是很重要的。就算一个饱学的大学者也不一定懂得育儿吧，要是他刚有了孩子，你猜他需不需要这种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