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 苍凉是一种真实的优雅
迟子建是我国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0年前，她和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组成了家庭，度过了4年幸福的婚姻时光。不幸的是，黄世君因车祸英年早逝。迟子建遭遇人生重创，但她没有在痛苦和追忆中沉沦，而是把深厚的感情注入笔端，写就长篇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此告慰丈夫，寄托对他的深切怀念……
2008年11月，《额尔古纳河右岸》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迟子建在领奖时深情地表示：“我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姗姗来迟的幸福穿透云层的晴朗
我196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我的母亲李晓荣是上世纪50年代乡广播站广播员。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爱好诗文，酷爱三国时期曹植名篇《洛神赋》，因曹植又名曹子建，故给我取名“迟子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到我家叫“迟老师”给写对联，我从小就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
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在那个广阔的空间人的感觉就很渺小。读书起，我就喜欢写作文，故乡的森林、河流、清风和明月给我无尽的灵感，童年的木刻楞房、白夜、极光，这些图景深深刻入了我的心灵，给我的人生和创作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1981年，我考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在风景优美的校园里度过了3年大学时光。师专毕业后我回到山村，先后在永安学校、塔河二中任教。
1985年，我去参加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的小说创作班，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由此我正式走向文坛。
1987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我分配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在《北方文学》做编辑。来到美丽的哈尔滨工作，北极村和我苦涩而清香的童年都告别了……我的性格比较沉静，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每天写作时，我的灶上会煲着一锅汤或粥。到了下午5点，我会准时奔进厨房，边听广播边做晚饭。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时光在每天的工作和写作中静静流淌，不知不觉我已经33岁了，偶尔我也会在闪念中期盼有个人与我分享生活的美好。
1997年，我和到哈尔滨开会的同学黄世君重逢，当时他任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委书记，一个人拉扯着一个上初中的女儿。1998年，34岁的我和黄世君组成了家庭。在家乡，一大清早，为了看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们用手指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玻璃，透过它去看曙光。窗外，橙黄色的曙光，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弥漫，在霜雪的缝隙中，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将我温暖包围。
婚后，我往返于千里之遥的塔河和哈尔滨之间，一边写作，一边陪着丈夫。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也激起我的创作热情，70万字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种温暖幸福的状态，我是没有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
我和世君结婚后虽然经常两地生活，但彼此关心、志趣相投。我们都热爱大自然，只要在塔河，每天晚饭后我们都要出去散步，他的内心世界也是极其丰富的，对自然界风霜雨雪的变幻与我一样有着天然的敏感和感慨。我们最常去的是呼玛河边，他喜欢拣那些扁圆的石子打水漂，我则帮他数一共绽开了多少朵水花。
世君说总有人问他，你娶了个名人做老婆，她会做饭么？听他的口气，很多人把我想象成那种只知道做事业、生活上一塌糊涂的女人。其实只要我没有特别重要的活动，总是回到老家来陪伴他。每天他一下班，屋子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饭菜也已做妥。每逢学校的寒暑假到来时，我会推掉一切笔会的邀请，赶回老家带他和前妻的已读中学的女儿，为她找辅导老师补习功课，有时与他女儿谈心到深夜，希望她能理解我对她的一番苦心，好好学习、朴素求实、不慕虚荣。世君总是很知足地对我说：“我真有福，娶了你这么个好老婆。”
2001年4月初，我觉得脖子发木，转动时能听到“咔咔”的声响，好像谁在里面给我安了一台发报机。颈椎CT片子出来后，医生说我颈椎的3、4、5节都已变形增生，说我这算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了，据说按摩对缓解这病很有好处。自从查出了毛病，只要和世君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给我按摩一会，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乱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
世君是一个认真务实、热爱学习的人，他捡起了英语，并考取了中央党校法律研究生院。世君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利用五一长假去北京看他，他一再叮嘱我不要忘记带结婚证。结果真是可笑，我们去越秀大酒店住宿登记时，掏出了结婚证。服务员用打量乡下人的眼光看了我们几眼，嘴角浮出轻蔑的笑容。我讪讪地收回了证件。进了客房后世君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说世风日下。我说很喜欢看他愤世嫉俗的模样，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我们互相哈哈大笑，然后我挽着他的胳膊出门去看北京街头绽放的白玉兰，明丽的阳光下，我觉得我自己幸福得实实在在。
你是我春天最深切的怀念
2002年5月，世君在哈尔滨开完省第九次党代会后正赶上五一长假，此时大兴安岭进入防火期，他惦记着塔河县的防火工作，不停地打电话向县里和山上各林场的领导询问，当他得知当地风比较大之后，就对我说：“我只能陪你过个五一节，2号我就回去。”他认真的工作态度，我早已习惯了。我说因为我很快要到南方参加一个会议，所以这次不能陪他回去了。
5月1日，哈尔滨天气晴好，我们一同到儿童公园游玩。他开玩笑说：“我们是两个大儿童。”公园里桃花灿烂，他为我拍了一卷照片，在卸卷时，相机出现故障，无法再上第二卷，弄得我们很扫兴，想拍张合影的机会就没了。我对他说：“桃花易落，不在它跟前拍合影也好。”我还记得5月2日那个春日融融的上午，我们去铁路局客票代售处买票，被告知当晚的旅游T475快车的软、硬卧票已售完，没有买到票，我们就一同去新华书店，为他女儿买高考时事复习资料。从书店出来，已经中午12点了。他又一次提出要回塔河，说是在家的领导少，他放心不下。我只能怏怏不快地跟他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午后两点多的慢车票。车票订了下来，我们赶紧打车回家，我做了两个菜，他还兴致勃勃地跟我喝了一杯红酒，然后从房间提着他的旅行包走向门口。
他每次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总要拥抱我一下。他说：“真对不起，把你一个人扔在家了。”
我跟他开玩笑说：“我在你的生活中总是位居第三，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女儿，第三才是我。”他笑着辩解说：“哪能呢？”我说：“怎么不是，你上了火车后仔细反省反省，是不是这样？”我看着他下了楼，关上门后，心里有种很空的感觉，便又跑到阳台像是有某种预感似的还想再看他一眼。当我看他走出了楼洞，便喊了一声：“小黄——”他听到了，站住，回头向我招了招手，笑着走了。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笑，那么的明媚和柔情；这是他对我最后的招手，那么的亲切，又那么的绝情！
5月3日，是我经历的所有北方的春天中，最残酷、黑暗、绝情的一个日子。那天下午，我得知了爱人在奔赴塔河途中突遭车祸的噩耗！当天上午11点30分，我还打通了世君的手机，他对我说正行进在塔源到新林的途中，他嘱咐我中午做点好吃的，我则对他说你们就在新林吃午饭吧。这是我们最后的通话，我还能回忆起他略显疲惫的声音，谁料也就是10多分钟以后，他撒手人寰了。省作协的赵琳大姐和张振华书记闻讯后专程陪我登上由哈尔滨开往加格达奇的火车，我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打电话询问正护送世君由新林返加格达奇的弟弟，我说：“你仔细看着他，没准奇迹会发生，他会苏醒过来。”弟弟每次接到电话总哽咽着对我说：“二姐，他真的没气息了，面对现实吧。”
5月4日到塔河一下火车，我直奔县人民医院的太平间看望世君。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浑身冰凉，他的面貌完好无损，甚至连擦伤的痕迹都没有，根本不像经历过惨烈车祸的人，他怎么就不能再召唤我一声了呢？我对他说：“世君，你后悔不后悔呀，你太认真了，你要是再多陪我一天，会有这样的事么？你把我抛下来，谁来管我呢？”我是个克制力很强的人，但那一时刻我大放悲声！
回到北山宾馆，我想起他的眼睛还没有合上，就请求赵琳大姐午后再陪我去一次。第二次来到太平间时，世君的二哥对我说：“专业的整容师已经给揉过眼睛了，只能这样了。”我没有说什么，走到世君面前，用手轻轻抚摩他冰凉的额头和眼睛，跟他说了许多温暖亲切的话，就像哄一个孩子似的，他果然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睛！在场的人无不为之震惊和动容！当我的手离开他的眼睛时，感觉他的睫毛在微微眨动，似乎是与我做最后的告别。
世君走了，由我做决定，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生他养他的故乡——泰来县平洋乡。他的坟离他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坟很近，我想那样他就不会孤单。他喜欢故乡的清风明月、牛羊庄稼、溪流河湾，他魂归故里，会获得永久的安宁和休息。大兴安岭是他热爱的土地，他把青春和事业都留给了这里，这里有他的幸福和快乐，也有他的辛酸和委屈，作为妻子，我深深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总有一天，我会写出一部书来告慰他。
我记得当我清理他办公室的遗物，发现了一本日记，那上面有这样几段话令我对世君肃然起敬：“现在金钱无孔不入，宁肯得罪人也要拉下脸来。”他在任期间，没有任何亲属借助他搞过木材、做过生意……把他办公室的钥匙卸下来交还给县委办时，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我对着他坐过的椅子深深鞠了一躬，我觉得他无愧于这把椅子。
我是坚强的，同时又是脆弱的。尽量忍着少在众人前流泪的我，回到家乡我们的屋子时，我看着这熟悉的场景和他用过的每一个物件，嗅着被子里还残存着的他身体的气息，真的是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每天泪眼婆娑地望着窗外的青山，更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世君走后，我回到故乡看望突发心脏病的母亲，看到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挖来婆婆丁(野菜)一袋袋地送到我母亲家，看到亲属们看我时的那种怜爱的目光，我觉得无限温暖。
我推掉了所有笔会的邀请，在哈尔滨独自呆在家里。我不敢接电话(怕别人安慰我)，不敢上街(几乎每一条街都留下了我们共同走过的足迹)，更不敢上商场(我仍能清晰记得在哪家商场为他买过格子衬衫，在哪家商场为他买过鞋和裤子)。我终日流泪，沉浸在对往昔温馨生活的回忆中，以至于眼疼得无法看书。
以前我很少做噩梦，可那一段时间噩梦连连，有好几次我惊叫着在深夜中醒来，抚摩着旁边空荡荡的枕头，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立无援。
世君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我告诉自己这是一场噩梦，我醒来时，世君会推开门回家，笑着对我说：“老婆，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他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我欲罢不能，直到终于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我非常后悔把婚后的时间过多地用在了创作上，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我想我能挺过这一关的，我对世君女儿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做了妥善安置，对他的兄弟姐妹也表达了我的一番心意，我想他在天有灵，一定会有感知的。世君，你安息吧！你消失在你最为喜欢的春天，你给我留下的是温暖。世君，一路走好。我会永远怀念你！
伤痛过后留下爱与美伴我前行
整整四个月我没有外出。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糟糕到了极点。我害怕见到人，害怕放下笔来回到现实的那个瞬间。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也知道我必须要直面这突变，勇敢地活下去。想到我在世君耳畔最后的承诺，我要用最好的作品告慰他关爱我的灵魂，于是，我支撑着自己渐渐坚强起来。
我记得他去世后我在一个雨天第一次拿起笔来，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做跋时，只写了一行字就泪流满面。那支笔是爱人送我的结婚礼物，婚后四年我一直用它来写作。笔犹在，人已去！命运的风云突变让我更加珍爱这支笔：爱人虽然别我而去，却永远不会抛弃我。
文坛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约我出去散心，都被我谢绝了。我想我应该正视发生的这一切，离开哈尔滨意味着“逃离”，而我今后必须还要走我们曾走过的街道，还要去我们曾去过的商场，还要到我们曾举杯共饮的餐馆，我不能把这曾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统统排斥在我的未来生活之外，这不现实，也不人道。于是，拾笔写作之后，我鼓励自己逛商场，散步，虽然我常常在经过某个街角时会心痛得无法自持。
2003年3月，当我受邀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作家节时，犹豫了好几天，谁也不会想到，我决定去那里，其实只为了向尼亚加拉大瀑布寻求一个秘密的印证。
在大瀑布前，我的心无比的忧伤，又无比的空阔，那一瞬间我泪如泉涌。我对着瀑布默默地说：“如果我的爱人去了天堂，请让彩虹出现吧！”然而直到我回到岸上，彩虹仍不见痕迹。
正当我惆怅漫步，突然，我发现瀑布上空呈现了一道弓形的微黄的光影，我连忙驻足眺望。很快，那彩虹的形状和颜色变得越来越圆满和深重，只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彩虹已横跨瀑布，傲然屹立在晴空之下！我内心一阵狂喜，彩虹圆圆满满地出现，我确信我的爱人是去了他所理想的与世无争的净土了——这彩虹使我获得了莫大的温情和安慰。
从加拿大归来，我的心中荡漾着那道瀑布上空的彩虹，我可以安然地继续平凡而朴素的生活了。我知道我的爱人不喜欢我总在泪水中度日，那么在此我想对他说：曾经拥有，不再遗憾，你已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愿你在彩虹的国度里永生吧！
2005年，我把对爱人的哀思渗透进了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的丈夫也因车祸辞世。这次创作使我的心灵也和作品一起经历了成长。在此期间，我还一直在寻找题材，希望写一部能告慰世君的书。当我了解到额尔古纳河从大兴安岭山脉流出，是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其右岸是根河，鄂温克族部落便生活于此——北纬45-53度的一片原始森林，冬季漫长，生活条件艰苦。通过幼时与鄂温克族人的接触和后来进行的调查采访，我了解到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并收集到许多写作素材。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把有关资料整理完成，仅仅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在书中，我以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遗孀的自述口吻，讲述了“我”的爱情传奇和近一百年的部族历史。书中讲述了这个古老部落从平和、浪漫、宁静的生活过渡到现在下山定居的过程，从中看到文明的曙光和现代社会的缩影。我完成了一部最想写的书，觉得心中非常平静。我知道，世君一定遥远地注视着我。我会一直顽强地写下去。
2008年11月2日，我到浙江乌镇参加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水声和灯影里走进灯火通明的西栅客店。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同志给我颁奖并与我亲切合影留念，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说：“我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2008年11月，《额尔古纳河右岸》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迟子建在领奖时深情地表示：“我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姗姗来迟的幸福穿透云层的晴朗
我196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我的母亲李晓荣是上世纪50年代乡广播站广播员。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爱好诗文，酷爱三国时期曹植名篇《洛神赋》，因曹植又名曹子建，故给我取名“迟子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到我家叫“迟老师”给写对联，我从小就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
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在那个广阔的空间人的感觉就很渺小。读书起，我就喜欢写作文，故乡的森林、河流、清风和明月给我无尽的灵感，童年的木刻楞房、白夜、极光，这些图景深深刻入了我的心灵，给我的人生和创作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1981年，我考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在风景优美的校园里度过了3年大学时光。师专毕业后我回到山村，先后在永安学校、塔河二中任教。
1985年，我去参加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的小说创作班，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由此我正式走向文坛。
1987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我分配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在《北方文学》做编辑。来到美丽的哈尔滨工作，北极村和我苦涩而清香的童年都告别了……我的性格比较沉静，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每天写作时，我的灶上会煲着一锅汤或粥。到了下午5点，我会准时奔进厨房，边听广播边做晚饭。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时光在每天的工作和写作中静静流淌，不知不觉我已经33岁了，偶尔我也会在闪念中期盼有个人与我分享生活的美好。
1997年，我和到哈尔滨开会的同学黄世君重逢，当时他任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委书记，一个人拉扯着一个上初中的女儿。1998年，34岁的我和黄世君组成了家庭。在家乡，一大清早，为了看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们用手指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玻璃，透过它去看曙光。窗外，橙黄色的曙光，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弥漫，在霜雪的缝隙中，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将我温暖包围。
婚后，我往返于千里之遥的塔河和哈尔滨之间，一边写作，一边陪着丈夫。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也激起我的创作热情，70万字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种温暖幸福的状态，我是没有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
我和世君结婚后虽然经常两地生活，但彼此关心、志趣相投。我们都热爱大自然，只要在塔河，每天晚饭后我们都要出去散步，他的内心世界也是极其丰富的，对自然界风霜雨雪的变幻与我一样有着天然的敏感和感慨。我们最常去的是呼玛河边，他喜欢拣那些扁圆的石子打水漂，我则帮他数一共绽开了多少朵水花。
世君说总有人问他，你娶了个名人做老婆，她会做饭么？听他的口气，很多人把我想象成那种只知道做事业、生活上一塌糊涂的女人。其实只要我没有特别重要的活动，总是回到老家来陪伴他。每天他一下班，屋子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饭菜也已做妥。每逢学校的寒暑假到来时，我会推掉一切笔会的邀请，赶回老家带他和前妻的已读中学的女儿，为她找辅导老师补习功课，有时与他女儿谈心到深夜，希望她能理解我对她的一番苦心，好好学习、朴素求实、不慕虚荣。世君总是很知足地对我说：“我真有福，娶了你这么个好老婆。”
2001年4月初，我觉得脖子发木，转动时能听到“咔咔”的声响，好像谁在里面给我安了一台发报机。颈椎CT片子出来后，医生说我颈椎的3、4、5节都已变形增生，说我这算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了，据说按摩对缓解这病很有好处。自从查出了毛病，只要和世君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给我按摩一会，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乱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
世君是一个认真务实、热爱学习的人，他捡起了英语，并考取了中央党校法律研究生院。世君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利用五一长假去北京看他，他一再叮嘱我不要忘记带结婚证。结果真是可笑，我们去越秀大酒店住宿登记时，掏出了结婚证。服务员用打量乡下人的眼光看了我们几眼，嘴角浮出轻蔑的笑容。我讪讪地收回了证件。进了客房后世君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说世风日下。我说很喜欢看他愤世嫉俗的模样，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我们互相哈哈大笑，然后我挽着他的胳膊出门去看北京街头绽放的白玉兰，明丽的阳光下，我觉得我自己幸福得实实在在。
你是我春天最深切的怀念
2002年5月，世君在哈尔滨开完省第九次党代会后正赶上五一长假，此时大兴安岭进入防火期，他惦记着塔河县的防火工作，不停地打电话向县里和山上各林场的领导询问，当他得知当地风比较大之后，就对我说：“我只能陪你过个五一节，2号我就回去。”他认真的工作态度，我早已习惯了。我说因为我很快要到南方参加一个会议，所以这次不能陪他回去了。
5月1日，哈尔滨天气晴好，我们一同到儿童公园游玩。他开玩笑说：“我们是两个大儿童。”公园里桃花灿烂，他为我拍了一卷照片，在卸卷时，相机出现故障，无法再上第二卷，弄得我们很扫兴，想拍张合影的机会就没了。我对他说：“桃花易落，不在它跟前拍合影也好。”我还记得5月2日那个春日融融的上午，我们去铁路局客票代售处买票，被告知当晚的旅游T475快车的软、硬卧票已售完，没有买到票，我们就一同去新华书店，为他女儿买高考时事复习资料。从书店出来，已经中午12点了。他又一次提出要回塔河，说是在家的领导少，他放心不下。我只能怏怏不快地跟他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午后两点多的慢车票。车票订了下来，我们赶紧打车回家，我做了两个菜，他还兴致勃勃地跟我喝了一杯红酒，然后从房间提着他的旅行包走向门口。
他每次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总要拥抱我一下。他说：“真对不起，把你一个人扔在家了。”
我跟他开玩笑说：“我在你的生活中总是位居第三，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女儿，第三才是我。”他笑着辩解说：“哪能呢？”我说：“怎么不是，你上了火车后仔细反省反省，是不是这样？”我看着他下了楼，关上门后，心里有种很空的感觉，便又跑到阳台像是有某种预感似的还想再看他一眼。当我看他走出了楼洞，便喊了一声：“小黄——”他听到了，站住，回头向我招了招手，笑着走了。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笑，那么的明媚和柔情；这是他对我最后的招手，那么的亲切，又那么的绝情！
5月3日，是我经历的所有北方的春天中，最残酷、黑暗、绝情的一个日子。那天下午，我得知了爱人在奔赴塔河途中突遭车祸的噩耗！当天上午11点30分，我还打通了世君的手机，他对我说正行进在塔源到新林的途中，他嘱咐我中午做点好吃的，我则对他说你们就在新林吃午饭吧。这是我们最后的通话，我还能回忆起他略显疲惫的声音，谁料也就是10多分钟以后，他撒手人寰了。省作协的赵琳大姐和张振华书记闻讯后专程陪我登上由哈尔滨开往加格达奇的火车，我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打电话询问正护送世君由新林返加格达奇的弟弟，我说：“你仔细看着他，没准奇迹会发生，他会苏醒过来。”弟弟每次接到电话总哽咽着对我说：“二姐，他真的没气息了，面对现实吧。”
5月4日到塔河一下火车，我直奔县人民医院的太平间看望世君。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浑身冰凉，他的面貌完好无损，甚至连擦伤的痕迹都没有，根本不像经历过惨烈车祸的人，他怎么就不能再召唤我一声了呢？我对他说：“世君，你后悔不后悔呀，你太认真了，你要是再多陪我一天，会有这样的事么？你把我抛下来，谁来管我呢？”我是个克制力很强的人，但那一时刻我大放悲声！
回到北山宾馆，我想起他的眼睛还没有合上，就请求赵琳大姐午后再陪我去一次。第二次来到太平间时，世君的二哥对我说：“专业的整容师已经给揉过眼睛了，只能这样了。”我没有说什么，走到世君面前，用手轻轻抚摩他冰凉的额头和眼睛，跟他说了许多温暖亲切的话，就像哄一个孩子似的，他果然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睛！在场的人无不为之震惊和动容！当我的手离开他的眼睛时，感觉他的睫毛在微微眨动，似乎是与我做最后的告别。
世君走了，由我做决定，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生他养他的故乡——泰来县平洋乡。他的坟离他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坟很近，我想那样他就不会孤单。他喜欢故乡的清风明月、牛羊庄稼、溪流河湾，他魂归故里，会获得永久的安宁和休息。大兴安岭是他热爱的土地，他把青春和事业都留给了这里，这里有他的幸福和快乐，也有他的辛酸和委屈，作为妻子，我深深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总有一天，我会写出一部书来告慰他。
我记得当我清理他办公室的遗物，发现了一本日记，那上面有这样几段话令我对世君肃然起敬：“现在金钱无孔不入，宁肯得罪人也要拉下脸来。”他在任期间，没有任何亲属借助他搞过木材、做过生意……把他办公室的钥匙卸下来交还给县委办时，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我对着他坐过的椅子深深鞠了一躬，我觉得他无愧于这把椅子。
我是坚强的，同时又是脆弱的。尽量忍着少在众人前流泪的我，回到家乡我们的屋子时，我看着这熟悉的场景和他用过的每一个物件，嗅着被子里还残存着的他身体的气息，真的是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每天泪眼婆娑地望着窗外的青山，更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世君走后，我回到故乡看望突发心脏病的母亲，看到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挖来婆婆丁(野菜)一袋袋地送到我母亲家，看到亲属们看我时的那种怜爱的目光，我觉得无限温暖。
我推掉了所有笔会的邀请，在哈尔滨独自呆在家里。我不敢接电话(怕别人安慰我)，不敢上街(几乎每一条街都留下了我们共同走过的足迹)，更不敢上商场(我仍能清晰记得在哪家商场为他买过格子衬衫，在哪家商场为他买过鞋和裤子)。我终日流泪，沉浸在对往昔温馨生活的回忆中，以至于眼疼得无法看书。
以前我很少做噩梦，可那一段时间噩梦连连，有好几次我惊叫着在深夜中醒来，抚摩着旁边空荡荡的枕头，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立无援。
世君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我告诉自己这是一场噩梦，我醒来时，世君会推开门回家，笑着对我说：“老婆，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他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我欲罢不能，直到终于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我非常后悔把婚后的时间过多地用在了创作上，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我想我能挺过这一关的，我对世君女儿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做了妥善安置，对他的兄弟姐妹也表达了我的一番心意，我想他在天有灵，一定会有感知的。世君，你安息吧！你消失在你最为喜欢的春天，你给我留下的是温暖。世君，一路走好。我会永远怀念你！
伤痛过后留下爱与美伴我前行
整整四个月我没有外出。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糟糕到了极点。我害怕见到人，害怕放下笔来回到现实的那个瞬间。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也知道我必须要直面这突变，勇敢地活下去。想到我在世君耳畔最后的承诺，我要用最好的作品告慰他关爱我的灵魂，于是，我支撑着自己渐渐坚强起来。
我记得他去世后我在一个雨天第一次拿起笔来，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做跋时，只写了一行字就泪流满面。那支笔是爱人送我的结婚礼物，婚后四年我一直用它来写作。笔犹在，人已去！命运的风云突变让我更加珍爱这支笔：爱人虽然别我而去，却永远不会抛弃我。
文坛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约我出去散心，都被我谢绝了。我想我应该正视发生的这一切，离开哈尔滨意味着“逃离”，而我今后必须还要走我们曾走过的街道，还要去我们曾去过的商场，还要到我们曾举杯共饮的餐馆，我不能把这曾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统统排斥在我的未来生活之外，这不现实，也不人道。于是，拾笔写作之后，我鼓励自己逛商场，散步，虽然我常常在经过某个街角时会心痛得无法自持。
2003年3月，当我受邀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作家节时，犹豫了好几天，谁也不会想到，我决定去那里，其实只为了向尼亚加拉大瀑布寻求一个秘密的印证。
在大瀑布前，我的心无比的忧伤，又无比的空阔，那一瞬间我泪如泉涌。我对着瀑布默默地说：“如果我的爱人去了天堂，请让彩虹出现吧！”然而直到我回到岸上，彩虹仍不见痕迹。
正当我惆怅漫步，突然，我发现瀑布上空呈现了一道弓形的微黄的光影，我连忙驻足眺望。很快，那彩虹的形状和颜色变得越来越圆满和深重，只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彩虹已横跨瀑布，傲然屹立在晴空之下！我内心一阵狂喜，彩虹圆圆满满地出现，我确信我的爱人是去了他所理想的与世无争的净土了——这彩虹使我获得了莫大的温情和安慰。
从加拿大归来，我的心中荡漾着那道瀑布上空的彩虹，我可以安然地继续平凡而朴素的生活了。我知道我的爱人不喜欢我总在泪水中度日，那么在此我想对他说：曾经拥有，不再遗憾，你已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愿你在彩虹的国度里永生吧！
2005年，我把对爱人的哀思渗透进了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的丈夫也因车祸辞世。这次创作使我的心灵也和作品一起经历了成长。在此期间，我还一直在寻找题材，希望写一部能告慰世君的书。当我了解到额尔古纳河从大兴安岭山脉流出，是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其右岸是根河，鄂温克族部落便生活于此——北纬45-53度的一片原始森林，冬季漫长，生活条件艰苦。通过幼时与鄂温克族人的接触和后来进行的调查采访，我了解到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并收集到许多写作素材。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把有关资料整理完成，仅仅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在书中，我以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遗孀的自述口吻，讲述了“我”的爱情传奇和近一百年的部族历史。书中讲述了这个古老部落从平和、浪漫、宁静的生活过渡到现在下山定居的过程，从中看到文明的曙光和现代社会的缩影。我完成了一部最想写的书，觉得心中非常平静。我知道，世君一定遥远地注视着我。我会一直顽强地写下去。
2008年11月2日，我到浙江乌镇参加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水声和灯影里走进灯火通明的西栅客店。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同志给我颁奖并与我亲切合影留念，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说：“我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