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学生》试读：耐看的平淡——任曙林《中学生》的摄影反叛
作者：顾铮
任曙林拍摄于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学生》系列，是一件费时六年多的作品。今天面对这些衣着朴素、表情单纯的青少年男女，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他的《中学生》系列，将我们重新带回那个已经不再复返的时代，也带给我们重新思考摄影与思考青少年（teenager）这个概念的机会。
一般而言，出现在国外现当代文学与艺术作品中的青少年形象，以反叛形象居多。作家J.D.塞林格、杰克•凯鲁亚克，摄影家拉里•克拉克等，都以塑造青少年反叛者形象获得成功与承认。青少年面临人生中的精神危机，并且通过程度不同的反叛父辈、前辈的行为，来完成一种精神独立的过程，走向比较成熟的成人阶段。然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青少年有“反叛期”，青少年经过“反叛期”可能会走向更为成熟的阶段，是一种基本成长模式的看法，至今仍然没有获得合法性与普遍接受。我们的文化艺术作品与文化产品中，青少年形象仍然以正面形象居多。在任曙林的这些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少年学习生活的照片中，当时的青少年形象更显得正统、划一，当然也符合一般公认的青少年形象。这也可以认为，他的这部作品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观念与现实。而这种付诸于青少年的“好孩子”观念是至今仍然继续的社会观念。
在《中学生》系列的照片中，那些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们专注于他们的学习，他们的校园生活看来也比较单调，多为“集体主义”式的活动。我们也从照片看到，他们的身体的发育已经开始，女生们爱美的倾向已经出现，但朴素的服饰仍然表明一个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审美观。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的环境也比较单纯，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空间没有各种世俗的诱惑出现。总之，这是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空间。一切还非常平静，有时甚至还有点沉闷，一切也都还那么坦然。这也正好与当时社会的表面气氛符合。这些中学生们当时其实已经处于一种激烈竞争之下，学生的内心平静已经被高考所打破，只是情况还不像今天这么变态与扭曲。他们表现在外的心态、表情与身体势态，仍然如照片所看到的，还是那么单纯。他们埋头学习、参加体育锻炼、有时也有一些集体活动，如擦窗等，有时也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如国庆游行表演）。至少从表面看，在中学这个似乎被隔离开来的小社会里，还有一丝牧歌式的诗意飘荡在画面中。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这批影像，也能够唤起某种怀旧情绪。
在任曙林拍摄《中学生》系列当时，北京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已经于1977年发表。这篇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端的小说的出现，开始引起人们对于僵化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控制教育的反思性思考。那个思想意识非常正统化的学生干部谢惠敏，作为那种僵化教育体制下的某种典型人物而受到质疑。但是，在任曙林的这个系列中，摄影所特有的观看方式却无法展现如小说这个手段所能展现的复杂的内心活动、人物描写与作者对于现实的思考，因此，《中学生》系列所反映的只是一种某个特定群体处于常态之下的日常生活情形。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所能够达成的目标不同，加上摄影与小说各有其独擅胜场的地方，任曙林的《中学生》系列所展现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当时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的批判或质疑，而是通过展现一种在今天看来具有相当理想化色彩的无垢、纯朴与纯洁的校园生活，让我们记忆一种特定的历史真实。至于如何评价当时这种现实，则是今天我们这些照片的观看者的任务了。这同时也告诉我们，摄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是如此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虽然任曙林所呈现的青少年们并不属于反叛者，但任曙林本人通过这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摄影观念与手法却具有某种反叛性。
就拍摄手法而言，《中学生》系列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去观看中学生的生活，至少没有以过分阳光感的高亢画面，去加持那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始终从平视的角度去处理他面前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手法起到了对于青少年形象的去理想化的作用。《中学生》系列着重反映的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中学生所身处其间的日常生活。记录、反映常态的学习生活是任曙林的目标，即使有时仍然能够发现国家政治生活对于学习的渗入，如学生为参加国庆游行排练所写的决心书等，但《中学生》系列基本上没有纳入或者主动回避了这类内容。他的照片少有中学生们激烈的表情、行为与状态。显然，他的这种追求发现日常的诗意、刻画日常的诗意、不斤斤计较于高潮瞬间的观念与拍摄手法，对于传统的摄影观念与报道摄影的概念是某种商榷、冒犯，也是一种突破，尽管那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突破。检视任曙林拍摄这部作品的当时，中国当代摄影还处于从过去的纠缠中脱身开始走向追求呈现真相与探索摄影语言的起步阶段。而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反浪漫主义的态度，而且对于舶来的“决定性瞬间”这样的主流摄影话语已经萌生对抗意识，并付诸自己的探索实践，实属难得。
在摄影ABC中，有一始终占上风的说法，“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受此说诱惑与挑逗的摄影家不在少数，而且有些以此得大名并沾沾自喜于一二精彩瞬间的捕捉得逞，但任曙林在那时却已经能够做到不为一二激动人心的瞬间所动，而是着意于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所展开的摄影。他按照自己的摄影美学理想，展开没有戾气与火气的摄影，这在当时的情景之中，也属“反潮流”之举。
任曙林拍摄于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学生》系列，是一件费时六年多的作品。今天面对这些衣着朴素、表情单纯的青少年男女，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他的《中学生》系列，将我们重新带回那个已经不再复返的时代，也带给我们重新思考摄影与思考青少年（teenager）这个概念的机会。
一般而言，出现在国外现当代文学与艺术作品中的青少年形象，以反叛形象居多。作家J.D.塞林格、杰克•凯鲁亚克，摄影家拉里•克拉克等，都以塑造青少年反叛者形象获得成功与承认。青少年面临人生中的精神危机，并且通过程度不同的反叛父辈、前辈的行为，来完成一种精神独立的过程，走向比较成熟的成人阶段。然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青少年有“反叛期”，青少年经过“反叛期”可能会走向更为成熟的阶段，是一种基本成长模式的看法，至今仍然没有获得合法性与普遍接受。我们的文化艺术作品与文化产品中，青少年形象仍然以正面形象居多。在任曙林的这些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少年学习生活的照片中，当时的青少年形象更显得正统、划一，当然也符合一般公认的青少年形象。这也可以认为，他的这部作品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观念与现实。而这种付诸于青少年的“好孩子”观念是至今仍然继续的社会观念。
在《中学生》系列的照片中，那些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们专注于他们的学习，他们的校园生活看来也比较单调，多为“集体主义”式的活动。我们也从照片看到，他们的身体的发育已经开始，女生们爱美的倾向已经出现，但朴素的服饰仍然表明一个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审美观。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的环境也比较单纯，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空间没有各种世俗的诱惑出现。总之，这是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空间。一切还非常平静，有时甚至还有点沉闷，一切也都还那么坦然。这也正好与当时社会的表面气氛符合。这些中学生们当时其实已经处于一种激烈竞争之下，学生的内心平静已经被高考所打破，只是情况还不像今天这么变态与扭曲。他们表现在外的心态、表情与身体势态，仍然如照片所看到的，还是那么单纯。他们埋头学习、参加体育锻炼、有时也有一些集体活动，如擦窗等，有时也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如国庆游行表演）。至少从表面看，在中学这个似乎被隔离开来的小社会里，还有一丝牧歌式的诗意飘荡在画面中。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这批影像，也能够唤起某种怀旧情绪。
在任曙林拍摄《中学生》系列当时，北京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已经于1977年发表。这篇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端的小说的出现，开始引起人们对于僵化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控制教育的反思性思考。那个思想意识非常正统化的学生干部谢惠敏，作为那种僵化教育体制下的某种典型人物而受到质疑。但是，在任曙林的这个系列中，摄影所特有的观看方式却无法展现如小说这个手段所能展现的复杂的内心活动、人物描写与作者对于现实的思考，因此，《中学生》系列所反映的只是一种某个特定群体处于常态之下的日常生活情形。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所能够达成的目标不同，加上摄影与小说各有其独擅胜场的地方，任曙林的《中学生》系列所展现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当时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的批判或质疑，而是通过展现一种在今天看来具有相当理想化色彩的无垢、纯朴与纯洁的校园生活，让我们记忆一种特定的历史真实。至于如何评价当时这种现实，则是今天我们这些照片的观看者的任务了。这同时也告诉我们，摄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是如此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虽然任曙林所呈现的青少年们并不属于反叛者，但任曙林本人通过这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摄影观念与手法却具有某种反叛性。
就拍摄手法而言，《中学生》系列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去观看中学生的生活，至少没有以过分阳光感的高亢画面，去加持那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始终从平视的角度去处理他面前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手法起到了对于青少年形象的去理想化的作用。《中学生》系列着重反映的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中学生所身处其间的日常生活。记录、反映常态的学习生活是任曙林的目标，即使有时仍然能够发现国家政治生活对于学习的渗入，如学生为参加国庆游行排练所写的决心书等，但《中学生》系列基本上没有纳入或者主动回避了这类内容。他的照片少有中学生们激烈的表情、行为与状态。显然，他的这种追求发现日常的诗意、刻画日常的诗意、不斤斤计较于高潮瞬间的观念与拍摄手法，对于传统的摄影观念与报道摄影的概念是某种商榷、冒犯，也是一种突破，尽管那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突破。检视任曙林拍摄这部作品的当时，中国当代摄影还处于从过去的纠缠中脱身开始走向追求呈现真相与探索摄影语言的起步阶段。而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反浪漫主义的态度，而且对于舶来的“决定性瞬间”这样的主流摄影话语已经萌生对抗意识，并付诸自己的探索实践，实属难得。
在摄影ABC中，有一始终占上风的说法，“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受此说诱惑与挑逗的摄影家不在少数，而且有些以此得大名并沾沾自喜于一二精彩瞬间的捕捉得逞，但任曙林在那时却已经能够做到不为一二激动人心的瞬间所动，而是着意于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所展开的摄影。他按照自己的摄影美学理想，展开没有戾气与火气的摄影，这在当时的情景之中，也属“反潮流”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