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子建
1 迷失
开始读子建，还是两年前在一家图书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在翻曾国藩，曾国藩编过两个集子，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于初学者，都是很好的书，便想依序读下去。十八家诗人第一家，便是子建，入手的是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
赵幼文是音韵世家，祖籍安徽，后迁徙至成都，其子赵振铎有口述家世文章，其中说到祖父，也就是赵幼文的父亲赵少咸，因四川保路运动牵连入狱，狱中无事，请家里带了一本《说文解字》消磨时日，在狱中看了几个月，由此奠定一生学问方向。这段经历有点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由此可见，《象棋的故事》并非小说，而是人生治学的一种象征。赵幼文一生治三国志，在西北大学讲三国，连窗台外都站满学生，后来从成都调到中科院历史所，却是为了给郭沫若写《蔡文姬》提供史料帮助，如专业舞者去给流行歌手伴舞。
赵幼文的曹植注本，成稿于文革前，对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以及民国黄节曹子建诗注多有参考，诗文按编年体排列，于文字及考据上自然值得信赖，算是今人唯一的曹植注本。但在解诗论人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尚不如黄节，毕竟，黄节是诗人，而赵只是学者。加上自己也是初读，能借此疏通文意，再抄了不少句子，便已觉得很好了，并谈不上什么心得和触发。
这么胡乱看了月余，这个立志沿着十八家诗钞次序读书的计划便搁下了，就像我做过的无数件事情那样。
再次读子建，是近期的事，是带着事情去读。
但丁说，在人生的中途，我忽然迷失在大森林里。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都结束后，就是会有这样的迷失。于是，有维吉尔出来引但丁，入地狱上天堂。但这个天上地下，其实，是但丁自己找到的。找到了以后，才有维吉尔这个形状。
2 园有桃
钟嵘云：“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国风》是我爱看的，我喜欢方玉润解诗经，有情怀，有见识。我以前出版社书柜里有一套《诗经原始》，那时候常取出来翻看，书虽旧，却是放旧的，因为并没什么人去看。那个出版社老早旧版藏书颇丰，后来从新华路洋房搬到福州路写字楼，大多书籍或散失或折卖，老编辑提起来都心疼，就我看到的，已经都是一些不得不备的常见书了，而《诗经原始》倒是之前没见过。说起来我还很怀念在出版社工作的那一年半，有时间，有书看，有乒乓球打，有围棋下，还有一些很好的同事。所以我离职的时候，悄悄把这套《诗经原始》给带走了，算是给自己留一个念想。
《国风?魏风》里有一首诗，叫做《园有桃》，以前我却没有在意过，最近才看到，觉得很好。诗是这样的：“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我开始没明白，为什么桃子端上来的时候，那人便会忧伤。我前几天还去南汇看桃花，出租车司机说八月还有品桃节，想到大颗大颗的水蜜桃端在果盘里，应该流口水才是，为什么要忧伤？
便去问方玉润，他讲，“园有桃，或以为兴，或以为比，或以为赋，朱子亦不能定，以为诗固有一章而三义者”；又讲，“其实主兴者居多，而语气终未得”。可见并非我一人糊涂。说起来，看清人注诗时常会气得半死，往往是把一句话拆了，引几个出处，就完了，到底在此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就不继续说了，也不知道是不清楚，还是太清楚了不用说。方玉润就不是这样，他也会很生气，说他们“含囫滑过，毫无意义”。方玉润对“园有桃”的解释，是讲“园有桃”暗指“国有民”，贤人见园中有桃，就想到国中民亡，这是见一处的完满而思及另一处的缺失，故忧之。这当然是正论了，古人面对《诗》是很认真的，“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不敢开玩笑。不过我不是在注诗，也没有家国之忧，所以我看这“心之忧矣”，总是想到那个忧伤的个体。
从“灼灼其华”走到“有蕡其实”，在桃树的一生来讲，可以算作完满，因为已经看到结果，而且是可以骄傲地端在台面上的果实。但一个人呢，他一生的果实在何处？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香港早年有部成人电影，就叫做《蜜桃成熟时》，当然了，真的看过那部电影的人，多半那时恰还是未成年人。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有谁知之！有谁知之！盖亦勿思！”那些指责我的人说的对吗？你倒是说说看呢。我心里的忧伤，有谁知道呢，有谁知道呢，不要去想了吧。
假如一个蹉跎半生的人尚且还有抱负，那么他看到成熟的桃子时，心里起了这样无名的忧伤，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人，是那个春秋魏国的诗人，也是子建。
3 思无邪
园有桃是魏风，这个魏国，是在今天的华山以北，据说是舜和禹的故居所在，土地贫瘠，民风节俭，但国君褊啬。节俭，是对自己小气，当然是对的；褊啬，是对他人小气，却是不好的。如今很多人所谓的节俭，都是对别人小气，对自己大方，那不叫俭，叫做啬。魏君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老百姓都纷纷逃到别的国家去了，所以贤人忧愁。
三国时期的魏国，其称谓应该是源自三家分晋后的战国之魏，其核心地带是在今天的河北河南，与国风所谓的魏国，水土迥异。不过，在啬和短命这两个方面，两者却又有惊人的相似。陈思王本传云：“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
所以，我读到《园有桃》的时候，那声色气息，竟像是在听子建铺陈心迹。而相形之下，《园有桃》的作者，可能还更加幸运一些，因为他还可以“聊以行国”，但子建却无从逃避。“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我每每披览子建黄初、太和年间的那些奏表，看着那些字里行间的惶恐、谦卑与努力，便会觉得难过，仿佛这些文字委屈了他。不过其实，这些委屈也都是好的。有委屈，才会有深情。情深以往，不知所终，这也是晋人与子建亲近的地方。两晋南北朝，外至君臣，内至嫔妃，都能熟颂子建的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因为这样的怨，也是好的，是血肉有情的清流水，现在人多半只会发牢骚，把水搅浑。
自然和人心，都有很黑暗、很复杂、很不可知的地方，小说家会勇敢地面对这些黑暗、复杂和不可知，所以有爱伦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诗人，或者说中国的古代诗人，或许更勇敢，因为他要努力地去控制这些黑暗与不可知，以呈现出一种简单、清明的东西。所谓“思无邪”，不是说要思考一些无邪的东西，而是说“思”本身，居然是可以无邪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庄子和柏拉图对人性或者说灵魂，都曾有几种分法，若以此参照，中国的古代诗人大概决不会被赶出理想国，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但不是圣人，是君子贤人。君子贤人可以出来做官，古代诗人大多是做过官的，连陶渊明都一定要做几天官，才显得完整，但诗人不必成为王，否则就会是亡国之君，如李煜。我想来想去，子建大概是唯一一个，曾贯通王、官两个层面，曾挣扎过并又自我平复的，诗人。
4 从初志
子建《黄初六年令》云：修吾往业，从吾初志。
黄初是魏文帝的年号，从建安到黄初，手足暴毙，友朋被戮，对子建，是个坎。黄初六年的时候，子建34岁，文帝东征，返程途中经过雍丘，看望他。以往一切猜忌谤毁，此时此地涣然冰释。君臣相向，兄弟执手，能够欣笑和乐以欢，也能陨涕咨嗟以悼。这一个坎，子建算是过去了。
修往业，从初志，这两句话是很有兴味的。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子云，十五而有志于学。这两句合在一起，就是初志。关于初志，除了禅宗所谓“初心”之外，还有两句现代的话可以作为参照。一句是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又译作《炼金术士》）里面，那个撒冷之王对小男孩圣狄亚哥说过的话，“（天命）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每个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天命。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会说服人们，让他们相信，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天命”。另一句是电影《麻将》中红鱼说的，“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
这两句话是可以连在一起看的。少年人的世界天地清明，一个个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个要什么，就是初志，是对自己天性的听从。这也就是船山所说的，“志也，所谓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换到西方道家(炼金术)的概念里面，这就是天命。当然了，这个初志也好，天命也好，其实只在内心完整地存在过，未必就都能落实到行动中去。比如我十五六岁时填大学志愿，那也都是随父母心意，并不能当作初志去看。而即便是内心，随着岁月流逝，也会慢慢转向，到一定程度，一个人遂踏进了成年人的世界——也就是红鱼所说的，那个“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世界。
不过，别的“初志”我不知道，若说是类似“流藻垂华芬”这样的“初志”，我觉得，如果开始就能很顺利地遂了心意，这么一条道走下去，比如从新概念作文一脚就迈进作协，人生的第一份事业就是作家，倒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电影《赎罪》和《红磨坊》里，虽然一上来就是噼里啪啦的打字机声音，但这都是“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之后的倒叙。赵翼《题遗山诗》云：“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沧桑不是坐在打字机前然后才赋出来的，而是这样的沧桑每每会迫使一个人坐在打字机面前。也就是司马迁说的，“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有文字的“初志”，也做出一点业绩，但却不以为意，随后踏上另一条自觉更有意义的现实之路，但“不得通”，最后的最后，再回过头来，“从初志，修往业”。这大概是多数古典诗人都会走过的道路。
5 修往业
上文说到“修往业，从初志”，絮叨半天，只说了“初志”两个字。今日重翻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忽然想到，其实这句话的第一个“修”字，才是最好。
钱穆讲，“此个人之日常生活与其普通应接，皆成为此一家文学之最高题材。……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于文学技巧风格，而更要者，在于此作家个人之生活陶冶和心情感映。作家不因其作品而伟大，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这里面，所谓日常、应接、陶冶、感映，归在一处，就是一个“修”字。中国文化的好，是凡事无论大小好坏，都要在自己身上去寻原因。比如渡河，若能同船，那是自己百年修得，若不能，也是自己没有修到，那份欢喜得失，原来都是与他人无关。
就像爱与恨。
西人所说的“爱”，多半是动态的，是一个向外的行动；但中国古人所谓“爱”，却是向内的感受，其意义，有点近似于喜欢，“今日相乐，皆当喜欢”，是大家心里都各自有欢喜。比如一个人很容易说，喜欢某某，因为这喜欢只和自己有关，但不容易说爱某某，因为这个“爱”字如今已成为love的意思，一定要有一个外在的承受和反应，所以不习惯。
而“恨”呢，在古人那里，其实多数是当“遗憾”来解的，也是与别人无关。长恨歌，多少泪珠无限恨，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这些“恨”，也只是自己很难过，并不是真要去怨天尤人。
这子建的文章拉杂写了半天，竟还没论及什么具体诗作，既是因为我写的无章法，也因为子建的好其实也不在什么篇章字句上。后世批驳他的人，比如船山，摘出几句《公宴》这样的应酬诗中不好的句子作为反证，也是无谓。“诗看子建亲”，这亲的，是那个懂得欢喜和遗憾，也知道“修”的人。
6 洛神赋
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的确不算什么学问；但古典文学的研究，往往也堕落成古典语文学的历史考证，虽然倘能做到文史互证，也能成大家，但实际上搞文学考据的作者，多迂腐浅陋，少通达博识，故论点经常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设定的基础上，令人不敢趋附。如子建遇见甄妃时十三岁，便纷纷断定因为小孩子不解风情，不可能起爱慕之心，故考证《洛神赋》定非思甄妃之作云云。但我们略微开明一点的人凭借常识就知道，小学生已有恋爱的可能，且少年初恋对象往往是年长的女性，卢梭便是例子，而周作人也有《初恋》一文，记载他十四岁时对邻家女孩的亲近；另一方面，从史料的角度，《左传?襄公九年》即云：“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其下注云：“晋悼公以为十二岁可以冠，十五岁则生子。”又引尚书郑玄注云：“天子、诸侯十二岁而冠。”冠，是古人的成人礼。既然十二岁冠、十五岁生子，说明古人在这个年龄生理上已经健全，那么十三岁对女子起了爱慕之心，又有什么奇怪？
关于《洛神赋》，历来有三说。感甄妃说，思文帝说，糊里糊涂审美说。上世纪40年代有詹锳《曹植洛神赋本事说》一文，资料甚详，其从离骚出发，以洛神为贤人，猜测赋洛神是怀丁氏兄弟，所谓怀贤念友，以解“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的孤寂，倒是颇可取。遗憾之处，是他也难免上文所说的毛病，硬是不敢用男女之情去附会十三岁时的思王。
读《洛神赋》，要先读《离骚》和《神女赋》，惟有先读过屈宋，才不会在《洛神赋》文辞之美的面前瞠目结舌，以至仆伏前进，才会理解，为什么艾略特说，一位诗人作品中最好的部分，很可能正是他的先辈诗人们最有力的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如看到“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就要看到“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看到“皎若太阳升朝霞”，就要看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看到“神光离合”，就要看到“纷总总其离合兮”；看到“怨盛年之莫当”，就要看到“恐美人之迟暮”……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而这个所谓“个性经由学问消灭于传统”的道理，在艾略特那里是针对现代诗人的晴空霹雳，但在中国古人那里，其实反倒是烂熟于心的常识。
这当然也有流弊。后世俗品，写诗注诗如同字谜的设与拆，往往费尽心机追源溯本，无一字无来历，却每每忘却归时路。所以，又要用钟嵘的这段话来解毒，“‘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两方面反反复复，合起来，才是中国诗的学问和性情。
而子建恰处于这么一个关节处，能“根乎学问”，又“本乎性情”，所以，横向来看，是七子之冠；纵向观之，却也是继往开来。
回到《洛神赋》，就是要看到《洛神赋》中学问与性情的并存。再进一步看，就会发现，从《离骚》的“虽信美而无礼兮”、《神女赋》的“美貌横生”，到《洛神赋》里的“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存在着一个质的翻转。在屈原和宋玉笔下，那个仅仅作为美好象征的空壳美人，到了子建笔下，居然已被赋予了灵魂的血肉。那么他所看到的洛神，究竟是男？是女？是知交？是所欢？或者，竟是半生遭遇的女子与知己，在瞬间有情有义的浑融罢。
我不敢确定，惟见“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甄妃逸事之外，曹植一生娶过两位妻子，后一个妻子史料无记载，且不谈。第一个妻子崔氏，其兄崔琰曾是曹操的重臣，两家关系一度很好，这段姻缘，应该也是出自相悦。关于崔氏的史料，惟见《世说新语》，说崔氏后来因“衣绣违制”，被曹操勒令回家并赐死。一个冒着禁令也要穿上好看衣裳的女子，想必是太过美丽；而从容说出“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的丁翼，想必也是太过知己。至于少年时遇见的甄妃，亦是在黄初二年被文帝赐死。朋友妻子，佳人知己，竟统统殁于父兄两代之手，这其中的创痛，该是难与人言也无从与人言的吧。“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于不可为之后但求一个“安”字的思王，也仅仅是在这首以洛神为名义的赋里，略微地仓皇了一下。
7 歌与诗
我们对周围人事及思想的认识和评论，一般都基于我们对过去人事及思想的领会和判断，换个角度，考察一个人，也就先要看他在自己那个领域，是如何判教，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思想谱系是什么样的。取法其上，得其中；取法其中，得其下，这个是讲选择；选择之后，还得形成具体的道路，这选择才不致落空。
当代汉语诗人如今也读古诗，也讨论古人，但他们眼中的古典世界，往往是断章取义后的混杂，是明末清初、南宋、晚唐、再沾一点陶渊明，这条线，是他们在诗歌领域的判教。所以，当代诗人和古典世界联系最好的那几个，气象也都显得弱，因为明末、南宋、晚唐，六朝的气象都是弱的。
惟有在台湾民歌运动中，隐约可以见到一点乐府的影子。比如我看到《南方周末》上关于美浓人创作山歌反水库的纪念报道，真是感慨。里面抄了一首《种树》，钟永丰作，在我看来，不仅是一首最佳作词，也是一首很好的现代诗。
种给离乡的人
种给太宽的路面
种给归不得的心情
种给留乡的人
种给落难的童年
种给出不去的心情
种给虫儿逃命
种给鸟儿歇夜
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
种给河流乘凉
种给雨水歇脚
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我一直赞同一个观点：为什么说诗人这个词如今居然变成一个不堪的称谓，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诗，其实不在这个时代所谓诗人的分行作品里面。不过，诗也没有消失，比如说一部分就转移到了流行歌曲里。当然这其中也要有辨别，就比如我们后世称赞唐诗，也只是指向几万首唐诗中间的少许作品而已。而台湾民歌的好，我以为就在于它接通了乐府这条线索，甚至有些作品已经到了国风这个层次。诗，是要在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言就是表达自己。孔子这话是站在未成年人孔鲤的角度说的，而站在诗人的角度，一首好的诗，也就是要能帮助别人表达他自己。可惜现在这句话时常变成：学诗，无以言。
不能用以言的诗，又要学它作甚？
六朝人喜引子建，那是因为子建替这些普通人准确表达出他们难以表达的悲伤，用最愉快的方式。曹植不是要去探索和制定一套普适性的韵律规则，比如后来的沈约、林庚，曹植的韵律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水在水中。《管锥编》引朱子语类卷七八云：“古人作诗，自道心事；他人歌之，其声之长短清浊，各依其诗之语言。”陆云给陆机写信说：“人亦复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难得正。”大诗人不创造规则，只创造潜规则。又比如世传曹植是中土梵唱的肇端，但我想，他不过是听到鱼山崖岫里清遒深亮的诵经声，想起自己的心事，随之轻轻地和了几声，却被身后的人听到。
8 未知
我那天去喝朋友喜酒，见到一位过去的老师。我在学校时认识老师很少，毕业后更无往来，许师去世后，他大概能算我和那所学校唯一尚存的联系了。那天和他隔着一桌子菜对面坐着，旁边都是他的女学生们，在一片叽叽喳喳中，寡言少语的我看着同样寡言少语的他，不止一次地想起他在《笔记本》里写过的那段文字：
“没有想法
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朋友指责说，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大家都有，你怎么可以没有？
我也说不出怎么可以，没有，我也拿自己没办法。
其实，现在，有思想有想法的人太多了，而且是很多的人对很多的问题都有思想有想法。他们表达得那么理直气壮，活得那么理直气壮，真的很让人羡慕。在思想和想法的包围中，一个没有想法的人，很羞愧，很可耻，很难。
生活也被密密匝匝的思想和想法包围住了。生活，在那些思想和想法的围困中，显得羞愧，可耻，艰难。
你们这些有思想有想法的人，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吵死了。”
我也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因此，很多时候，写作对我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竭力在一片未知领域寻找想法的过程。
刚刚去世的量子物理大师惠勒有一句话，“要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我今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怔了一下，原来我对曹子建的写作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这也是“古之学人为己”的道理。所有言说与文字的努力，不是为了表达自己已经了解的一切，而是为了明白自己尚且有多少不曾了解的事物。
2008.4
【来源网络】
开始读子建，还是两年前在一家图书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在翻曾国藩，曾国藩编过两个集子，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于初学者，都是很好的书，便想依序读下去。十八家诗人第一家，便是子建，入手的是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
赵幼文是音韵世家，祖籍安徽，后迁徙至成都，其子赵振铎有口述家世文章，其中说到祖父，也就是赵幼文的父亲赵少咸，因四川保路运动牵连入狱，狱中无事，请家里带了一本《说文解字》消磨时日，在狱中看了几个月，由此奠定一生学问方向。这段经历有点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由此可见，《象棋的故事》并非小说，而是人生治学的一种象征。赵幼文一生治三国志，在西北大学讲三国，连窗台外都站满学生，后来从成都调到中科院历史所，却是为了给郭沫若写《蔡文姬》提供史料帮助，如专业舞者去给流行歌手伴舞。
赵幼文的曹植注本，成稿于文革前，对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以及民国黄节曹子建诗注多有参考，诗文按编年体排列，于文字及考据上自然值得信赖，算是今人唯一的曹植注本。但在解诗论人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尚不如黄节，毕竟，黄节是诗人，而赵只是学者。加上自己也是初读，能借此疏通文意，再抄了不少句子，便已觉得很好了，并谈不上什么心得和触发。
这么胡乱看了月余，这个立志沿着十八家诗钞次序读书的计划便搁下了，就像我做过的无数件事情那样。
再次读子建，是近期的事，是带着事情去读。
但丁说，在人生的中途，我忽然迷失在大森林里。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都结束后，就是会有这样的迷失。于是，有维吉尔出来引但丁，入地狱上天堂。但这个天上地下，其实，是但丁自己找到的。找到了以后，才有维吉尔这个形状。
2 园有桃
钟嵘云：“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国风》是我爱看的，我喜欢方玉润解诗经，有情怀，有见识。我以前出版社书柜里有一套《诗经原始》，那时候常取出来翻看，书虽旧，却是放旧的，因为并没什么人去看。那个出版社老早旧版藏书颇丰，后来从新华路洋房搬到福州路写字楼，大多书籍或散失或折卖，老编辑提起来都心疼，就我看到的，已经都是一些不得不备的常见书了，而《诗经原始》倒是之前没见过。说起来我还很怀念在出版社工作的那一年半，有时间，有书看，有乒乓球打，有围棋下，还有一些很好的同事。所以我离职的时候，悄悄把这套《诗经原始》给带走了，算是给自己留一个念想。
《国风?魏风》里有一首诗，叫做《园有桃》，以前我却没有在意过，最近才看到，觉得很好。诗是这样的：“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我开始没明白，为什么桃子端上来的时候，那人便会忧伤。我前几天还去南汇看桃花，出租车司机说八月还有品桃节，想到大颗大颗的水蜜桃端在果盘里，应该流口水才是，为什么要忧伤？
便去问方玉润，他讲，“园有桃，或以为兴，或以为比，或以为赋，朱子亦不能定，以为诗固有一章而三义者”；又讲，“其实主兴者居多，而语气终未得”。可见并非我一人糊涂。说起来，看清人注诗时常会气得半死，往往是把一句话拆了，引几个出处，就完了，到底在此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就不继续说了，也不知道是不清楚，还是太清楚了不用说。方玉润就不是这样，他也会很生气，说他们“含囫滑过，毫无意义”。方玉润对“园有桃”的解释，是讲“园有桃”暗指“国有民”，贤人见园中有桃，就想到国中民亡，这是见一处的完满而思及另一处的缺失，故忧之。这当然是正论了，古人面对《诗》是很认真的，“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不敢开玩笑。不过我不是在注诗，也没有家国之忧，所以我看这“心之忧矣”，总是想到那个忧伤的个体。
从“灼灼其华”走到“有蕡其实”，在桃树的一生来讲，可以算作完满，因为已经看到结果，而且是可以骄傲地端在台面上的果实。但一个人呢，他一生的果实在何处？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香港早年有部成人电影，就叫做《蜜桃成熟时》，当然了，真的看过那部电影的人，多半那时恰还是未成年人。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有谁知之！有谁知之！盖亦勿思！”那些指责我的人说的对吗？你倒是说说看呢。我心里的忧伤，有谁知道呢，有谁知道呢，不要去想了吧。
假如一个蹉跎半生的人尚且还有抱负，那么他看到成熟的桃子时，心里起了这样无名的忧伤，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人，是那个春秋魏国的诗人，也是子建。
3 思无邪
园有桃是魏风，这个魏国，是在今天的华山以北，据说是舜和禹的故居所在，土地贫瘠，民风节俭，但国君褊啬。节俭，是对自己小气，当然是对的；褊啬，是对他人小气，却是不好的。如今很多人所谓的节俭，都是对别人小气，对自己大方，那不叫俭，叫做啬。魏君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老百姓都纷纷逃到别的国家去了，所以贤人忧愁。
三国时期的魏国，其称谓应该是源自三家分晋后的战国之魏，其核心地带是在今天的河北河南，与国风所谓的魏国，水土迥异。不过，在啬和短命这两个方面，两者却又有惊人的相似。陈思王本传云：“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
所以，我读到《园有桃》的时候，那声色气息，竟像是在听子建铺陈心迹。而相形之下，《园有桃》的作者，可能还更加幸运一些，因为他还可以“聊以行国”，但子建却无从逃避。“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我每每披览子建黄初、太和年间的那些奏表，看着那些字里行间的惶恐、谦卑与努力，便会觉得难过，仿佛这些文字委屈了他。不过其实，这些委屈也都是好的。有委屈，才会有深情。情深以往，不知所终，这也是晋人与子建亲近的地方。两晋南北朝，外至君臣，内至嫔妃，都能熟颂子建的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因为这样的怨，也是好的，是血肉有情的清流水，现在人多半只会发牢骚，把水搅浑。
自然和人心，都有很黑暗、很复杂、很不可知的地方，小说家会勇敢地面对这些黑暗、复杂和不可知，所以有爱伦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诗人，或者说中国的古代诗人，或许更勇敢，因为他要努力地去控制这些黑暗与不可知，以呈现出一种简单、清明的东西。所谓“思无邪”，不是说要思考一些无邪的东西，而是说“思”本身，居然是可以无邪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庄子和柏拉图对人性或者说灵魂，都曾有几种分法，若以此参照，中国的古代诗人大概决不会被赶出理想国，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但不是圣人，是君子贤人。君子贤人可以出来做官，古代诗人大多是做过官的，连陶渊明都一定要做几天官，才显得完整，但诗人不必成为王，否则就会是亡国之君，如李煜。我想来想去，子建大概是唯一一个，曾贯通王、官两个层面，曾挣扎过并又自我平复的，诗人。
4 从初志
子建《黄初六年令》云：修吾往业，从吾初志。
黄初是魏文帝的年号，从建安到黄初，手足暴毙，友朋被戮，对子建，是个坎。黄初六年的时候，子建34岁，文帝东征，返程途中经过雍丘，看望他。以往一切猜忌谤毁，此时此地涣然冰释。君臣相向，兄弟执手，能够欣笑和乐以欢，也能陨涕咨嗟以悼。这一个坎，子建算是过去了。
修往业，从初志，这两句话是很有兴味的。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子云，十五而有志于学。这两句合在一起，就是初志。关于初志，除了禅宗所谓“初心”之外，还有两句现代的话可以作为参照。一句是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又译作《炼金术士》）里面，那个撒冷之王对小男孩圣狄亚哥说过的话，“（天命）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每个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天命。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会说服人们，让他们相信，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天命”。另一句是电影《麻将》中红鱼说的，“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
这两句话是可以连在一起看的。少年人的世界天地清明，一个个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个要什么，就是初志，是对自己天性的听从。这也就是船山所说的，“志也，所谓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换到西方道家(炼金术)的概念里面，这就是天命。当然了，这个初志也好，天命也好，其实只在内心完整地存在过，未必就都能落实到行动中去。比如我十五六岁时填大学志愿，那也都是随父母心意，并不能当作初志去看。而即便是内心，随着岁月流逝，也会慢慢转向，到一定程度，一个人遂踏进了成年人的世界——也就是红鱼所说的，那个“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世界。
不过，别的“初志”我不知道，若说是类似“流藻垂华芬”这样的“初志”，我觉得，如果开始就能很顺利地遂了心意，这么一条道走下去，比如从新概念作文一脚就迈进作协，人生的第一份事业就是作家，倒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电影《赎罪》和《红磨坊》里，虽然一上来就是噼里啪啦的打字机声音，但这都是“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之后的倒叙。赵翼《题遗山诗》云：“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沧桑不是坐在打字机前然后才赋出来的，而是这样的沧桑每每会迫使一个人坐在打字机面前。也就是司马迁说的，“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有文字的“初志”，也做出一点业绩，但却不以为意，随后踏上另一条自觉更有意义的现实之路，但“不得通”，最后的最后，再回过头来，“从初志，修往业”。这大概是多数古典诗人都会走过的道路。
5 修往业
上文说到“修往业，从初志”，絮叨半天，只说了“初志”两个字。今日重翻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忽然想到，其实这句话的第一个“修”字，才是最好。
钱穆讲，“此个人之日常生活与其普通应接，皆成为此一家文学之最高题材。……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于文学技巧风格，而更要者，在于此作家个人之生活陶冶和心情感映。作家不因其作品而伟大，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这里面，所谓日常、应接、陶冶、感映，归在一处，就是一个“修”字。中国文化的好，是凡事无论大小好坏，都要在自己身上去寻原因。比如渡河，若能同船，那是自己百年修得，若不能，也是自己没有修到，那份欢喜得失，原来都是与他人无关。
就像爱与恨。
西人所说的“爱”，多半是动态的，是一个向外的行动；但中国古人所谓“爱”，却是向内的感受，其意义，有点近似于喜欢，“今日相乐，皆当喜欢”，是大家心里都各自有欢喜。比如一个人很容易说，喜欢某某，因为这喜欢只和自己有关，但不容易说爱某某，因为这个“爱”字如今已成为love的意思，一定要有一个外在的承受和反应，所以不习惯。
而“恨”呢，在古人那里，其实多数是当“遗憾”来解的，也是与别人无关。长恨歌，多少泪珠无限恨，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这些“恨”，也只是自己很难过，并不是真要去怨天尤人。
这子建的文章拉杂写了半天，竟还没论及什么具体诗作，既是因为我写的无章法，也因为子建的好其实也不在什么篇章字句上。后世批驳他的人，比如船山，摘出几句《公宴》这样的应酬诗中不好的句子作为反证，也是无谓。“诗看子建亲”，这亲的，是那个懂得欢喜和遗憾，也知道“修”的人。
6 洛神赋
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的确不算什么学问；但古典文学的研究，往往也堕落成古典语文学的历史考证，虽然倘能做到文史互证，也能成大家，但实际上搞文学考据的作者，多迂腐浅陋，少通达博识，故论点经常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设定的基础上，令人不敢趋附。如子建遇见甄妃时十三岁，便纷纷断定因为小孩子不解风情，不可能起爱慕之心，故考证《洛神赋》定非思甄妃之作云云。但我们略微开明一点的人凭借常识就知道，小学生已有恋爱的可能，且少年初恋对象往往是年长的女性，卢梭便是例子，而周作人也有《初恋》一文，记载他十四岁时对邻家女孩的亲近；另一方面，从史料的角度，《左传?襄公九年》即云：“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其下注云：“晋悼公以为十二岁可以冠，十五岁则生子。”又引尚书郑玄注云：“天子、诸侯十二岁而冠。”冠，是古人的成人礼。既然十二岁冠、十五岁生子，说明古人在这个年龄生理上已经健全，那么十三岁对女子起了爱慕之心，又有什么奇怪？
关于《洛神赋》，历来有三说。感甄妃说，思文帝说，糊里糊涂审美说。上世纪40年代有詹锳《曹植洛神赋本事说》一文，资料甚详，其从离骚出发，以洛神为贤人，猜测赋洛神是怀丁氏兄弟，所谓怀贤念友，以解“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的孤寂，倒是颇可取。遗憾之处，是他也难免上文所说的毛病，硬是不敢用男女之情去附会十三岁时的思王。
读《洛神赋》，要先读《离骚》和《神女赋》，惟有先读过屈宋，才不会在《洛神赋》文辞之美的面前瞠目结舌，以至仆伏前进，才会理解，为什么艾略特说，一位诗人作品中最好的部分，很可能正是他的先辈诗人们最有力的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如看到“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就要看到“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看到“皎若太阳升朝霞”，就要看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看到“神光离合”，就要看到“纷总总其离合兮”；看到“怨盛年之莫当”，就要看到“恐美人之迟暮”……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而这个所谓“个性经由学问消灭于传统”的道理，在艾略特那里是针对现代诗人的晴空霹雳，但在中国古人那里，其实反倒是烂熟于心的常识。
这当然也有流弊。后世俗品，写诗注诗如同字谜的设与拆，往往费尽心机追源溯本，无一字无来历，却每每忘却归时路。所以，又要用钟嵘的这段话来解毒，“‘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两方面反反复复，合起来，才是中国诗的学问和性情。
而子建恰处于这么一个关节处，能“根乎学问”，又“本乎性情”，所以，横向来看，是七子之冠；纵向观之，却也是继往开来。
回到《洛神赋》，就是要看到《洛神赋》中学问与性情的并存。再进一步看，就会发现，从《离骚》的“虽信美而无礼兮”、《神女赋》的“美貌横生”，到《洛神赋》里的“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存在着一个质的翻转。在屈原和宋玉笔下，那个仅仅作为美好象征的空壳美人，到了子建笔下，居然已被赋予了灵魂的血肉。那么他所看到的洛神，究竟是男？是女？是知交？是所欢？或者，竟是半生遭遇的女子与知己，在瞬间有情有义的浑融罢。
我不敢确定，惟见“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甄妃逸事之外，曹植一生娶过两位妻子，后一个妻子史料无记载，且不谈。第一个妻子崔氏，其兄崔琰曾是曹操的重臣，两家关系一度很好，这段姻缘，应该也是出自相悦。关于崔氏的史料，惟见《世说新语》，说崔氏后来因“衣绣违制”，被曹操勒令回家并赐死。一个冒着禁令也要穿上好看衣裳的女子，想必是太过美丽；而从容说出“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的丁翼，想必也是太过知己。至于少年时遇见的甄妃，亦是在黄初二年被文帝赐死。朋友妻子，佳人知己，竟统统殁于父兄两代之手，这其中的创痛，该是难与人言也无从与人言的吧。“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于不可为之后但求一个“安”字的思王，也仅仅是在这首以洛神为名义的赋里，略微地仓皇了一下。
7 歌与诗
我们对周围人事及思想的认识和评论，一般都基于我们对过去人事及思想的领会和判断，换个角度，考察一个人，也就先要看他在自己那个领域，是如何判教，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思想谱系是什么样的。取法其上，得其中；取法其中，得其下，这个是讲选择；选择之后，还得形成具体的道路，这选择才不致落空。
当代汉语诗人如今也读古诗，也讨论古人，但他们眼中的古典世界，往往是断章取义后的混杂，是明末清初、南宋、晚唐、再沾一点陶渊明，这条线，是他们在诗歌领域的判教。所以，当代诗人和古典世界联系最好的那几个，气象也都显得弱，因为明末、南宋、晚唐，六朝的气象都是弱的。
惟有在台湾民歌运动中，隐约可以见到一点乐府的影子。比如我看到《南方周末》上关于美浓人创作山歌反水库的纪念报道，真是感慨。里面抄了一首《种树》，钟永丰作，在我看来，不仅是一首最佳作词，也是一首很好的现代诗。
种给离乡的人
种给太宽的路面
种给归不得的心情
种给留乡的人
种给落难的童年
种给出不去的心情
种给虫儿逃命
种给鸟儿歇夜
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
种给河流乘凉
种给雨水歇脚
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我一直赞同一个观点：为什么说诗人这个词如今居然变成一个不堪的称谓，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诗，其实不在这个时代所谓诗人的分行作品里面。不过，诗也没有消失，比如说一部分就转移到了流行歌曲里。当然这其中也要有辨别，就比如我们后世称赞唐诗，也只是指向几万首唐诗中间的少许作品而已。而台湾民歌的好，我以为就在于它接通了乐府这条线索，甚至有些作品已经到了国风这个层次。诗，是要在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言就是表达自己。孔子这话是站在未成年人孔鲤的角度说的，而站在诗人的角度，一首好的诗，也就是要能帮助别人表达他自己。可惜现在这句话时常变成：学诗，无以言。
不能用以言的诗，又要学它作甚？
六朝人喜引子建，那是因为子建替这些普通人准确表达出他们难以表达的悲伤，用最愉快的方式。曹植不是要去探索和制定一套普适性的韵律规则，比如后来的沈约、林庚，曹植的韵律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水在水中。《管锥编》引朱子语类卷七八云：“古人作诗，自道心事；他人歌之，其声之长短清浊，各依其诗之语言。”陆云给陆机写信说：“人亦复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难得正。”大诗人不创造规则，只创造潜规则。又比如世传曹植是中土梵唱的肇端，但我想，他不过是听到鱼山崖岫里清遒深亮的诵经声，想起自己的心事，随之轻轻地和了几声，却被身后的人听到。
8 未知
我那天去喝朋友喜酒，见到一位过去的老师。我在学校时认识老师很少，毕业后更无往来，许师去世后，他大概能算我和那所学校唯一尚存的联系了。那天和他隔着一桌子菜对面坐着，旁边都是他的女学生们，在一片叽叽喳喳中，寡言少语的我看着同样寡言少语的他，不止一次地想起他在《笔记本》里写过的那段文字：
“没有想法
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朋友指责说，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大家都有，你怎么可以没有？
我也说不出怎么可以，没有，我也拿自己没办法。
其实，现在，有思想有想法的人太多了，而且是很多的人对很多的问题都有思想有想法。他们表达得那么理直气壮，活得那么理直气壮，真的很让人羡慕。在思想和想法的包围中，一个没有想法的人，很羞愧，很可耻，很难。
生活也被密密匝匝的思想和想法包围住了。生活，在那些思想和想法的围困中，显得羞愧，可耻，艰难。
你们这些有思想有想法的人，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吵死了。”
我也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因此，很多时候，写作对我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竭力在一片未知领域寻找想法的过程。
刚刚去世的量子物理大师惠勒有一句话，“要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我今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怔了一下，原来我对曹子建的写作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这也是“古之学人为己”的道理。所有言说与文字的努力，不是为了表达自己已经了解的一切，而是为了明白自己尚且有多少不曾了解的事物。
2008.4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