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雅利安人之：吐火罗与大月氏（二）
大月氏的事情，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与张骞凿空西域相关。这方面在《史记》《大宛列传》和《匈奴列传》中记载很多，这里直接引用一段：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
汉武帝从匈奴降者那里听到消息，匈奴攻破大月氏，杀掉大月氏王，把月氏王的头做成了酒壶，于是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对付匈奴，于是征召敢于冒险的人，这才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成就了张骞青史留名。
早在秦统一6国的时候，北面的匈奴刚刚崛起，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拒匈奴，占领河套地区，并且将燕赵和秦长城相连接，成为万里长城。此时，目前中国的版图内，有四大势力，南面的秦、 北面是匈奴，嘉峪关以西是月氏，而东北是东胡。
大约在秦末楚汉相争时代，一个强力人物的崛起，改变了这种战略均势。这就是冒顿（音默读）单于，这个人的崛起是和月氏息息相关的。
史记记载，冒顿的父亲头曼单于，想要传位给一个喜欢的老婆——阏氏（音胭脂，老婆的意思）的儿子，但是冒顿是长子，按理应该传位给他，于是头曼想出一个计策除掉冒顿，他让冒顿到月氏做质子（这个在战国时代非常普遍，秦始皇他爹也是质子出身），然后发兵猛攻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掉冒顿，不过冒顿非常机敏，偷了一匹月氏的快马星夜逃回匈奴。头曼觉得冒顿勇敢机敏，改变了要杀掉他的注意，反而让他代领一万军队。但是冒顿此事却激起了冒顿杀父篡位之心。
之后冒顿杀父篡位，并且打败东胡和月氏，成就了蒙古草原的霸业。到了楚汉战争结束之后，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进攻匈奴，却被冒顿的40万骑兵困在白登山，几乎挂掉。后面听取陈平的计策才侥幸逃生。
当时双方实力差距极为悬殊，冒顿为了震慑汉军，按照马的颜色排兵布阵：东方是青马，西方是白马、北方为黑马、南方是红黄马。而同时的汉朝，实力弱得没法说，萧何这个宰相级别的公务配车只能是牛车，而刘邦自己的座驾，找4匹一样颜色的马都找不到。可见匈奴实力的强盛。之后，匈奴一直压着汉朝半个多世纪，这一段时间匈奴最为强盛。
匈奴的强盛还表现在对待大月氏上。我们知道月氏在秦代曾是甘肃新疆内蒙西部的主人，而在冒顿时代，月氏实力遭受重创。在冒顿儿子老上单于的时候，老上单于攻打月氏，杀月氏王，把月氏王的头做成酒壶（这种风俗非常引人注目，历史上有很多类似事件，这个我们在下一篇还会提到），于是月氏被迫从河西走廊到新疆西部的地方迁徙，逃到新疆西部伊犁河谷一代，结下仇恨。
汉武帝从匈奴降者的口中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于是马上征召志愿者去联合月氏，于是初级官吏张骞为了建功立业，自告奋勇出使月氏。但是当时我们知道，内蒙甘肃宁夏的黄河以西地方都是国外了，河西走廊在匈奴人赶走月氏人之后已经是匈奴的地盘，所以张骞一行被匈奴俘虏，带到呼和浩特一代的匈奴本部，前后长达10年。
这十年间，匈奴与月氏的又发生了变化。这个又牵扯到生活在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另一个部落——乌孙。乌孙部落按照人种划分呢，外形是最像印欧人的，唐初学者颜师古在他写的《汉书注》中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
这个乌孙与月氏人在甘肃新疆交界一带杂居，月氏人杀掉了乌孙的首领（这里史书记载是匈奴人所谓，被认为是于理不和，学者普遍认为是史家笔误，应该是月氏人干的），乌孙首领的幼子被匈奴单于收养长大，之后在匈奴的帮助下，将在伊犁河谷的大月氏人击败，月氏人不得不继续西逃，跑到了中亚阿姆河北岸。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张骞被匈奴人俘虏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张骞从匈奴逃出来之后，最终跑到中亚才找到月氏人。当然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月氏人“无报胡之心”，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不得要领的成语由此而来。
但是，张骞却实地考察了中亚巴克特里亚一代的实地情况：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这里说的妫水就是阿姆河。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张骞到达月氏的时候，大月氏人在阿姆河北岸，而南岸的情况是：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史记•大宛列传》
这些话可以确定是张骞的第一手资料。文中说的大宛在伊犁河谷往西吉尔吉斯斯坦的敖什，就是前两年发生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骚乱的那个城市。大夏就是我们说的巴克特里亚。而最后的身毒当然就是印度。
说到这里，张骞来到这里时候，大夏已经被月氏人征服，称为“臣畜”。这段记载恰恰与我们刚提到过的古罗马学者斯特拉波说到的“Tócharoi”吐火罗4部攻入巴克特里亚，赶走了那里的希腊人相重合。那么吐火罗4部落到底是谁呢？我们暂且忍耐一下，不要急于得出结论，往下继续看。之后大月氏的历史在中国史书中是脉络清楚的：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候。后百余岁，贵霜翕候丘就却攻灭四翕候，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后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攻占大夏之后，被五个诸侯统治，称为“翎侯”、“翕侯”或者“叶户”——“yabra”。这个词在中亚草原被各个部落广泛使用，是指某一部的族长的意思，类似于我们说的诸侯。大月氏占领的大夏，被五翎侯瓜分，其中最强大的贵霜翎侯逐渐兼并了其他四部，成为大夏的主人，进而继续扩张，从贵霜翎侯，变成了贵霜帝国。但是汉朝对于他们的来历非常清楚，还是沿用过去的称谓，称呼他们“大月氏”。
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月氏的“氏”字这里读作“支”。东汉明帝，白马驮经之后，佛教传入中国，同时，很多贵霜帝国的僧人来到中国翻译佛经和传教。惯例上，这些境外僧人到中国都会起一个中文名字，他们往往选择自己的国籍作为姓氏，比如来自印度的僧人会姓“竺”，天竺印度的“竺”而来自贵霜的僧人则姓“支”，大月氏的“支”。最为著名的当属东汉末年的高僧支娄迦谶。由此可见，贵霜人是认可他们大月氏人的身份的。
以上的记录虽然史学界有争议，但是LZ觉得，我之前的表述是靠谱的，也就是大月氏与贵霜的传承关系。但是为题在于大月氏贵霜与吐火罗4部落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这一点上学术界争议很大。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吐火罗就是大月氏，而另一派认为，吐火罗不是大月氏。
认为吐火罗不是大月氏的观点非常充分，因为贵霜帝国存在的200多年时间里，吐火罗并不存在于中国史书记载之中，而在西方史书中也是一样，在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波记载“Tócharoi”吐火罗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这个词汇，等到贵霜帝国灭亡之后，贵霜的根据地大夏，在西方的地名中悄然从“巴克特里亚”（Bactria）变成了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而在中国史书中呢，直到北魏时期才出现“吐火罗”相近的词汇，而这也与贵霜帝国的灭亡时间对应。而且，另一个重要佐证就是来自吐火罗的僧人不姓“支”。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前秦时期在中国翻译《增一阿含经》的吐火罗僧人昙摩难提，他姓“昙”。由此可以看出，吐火罗与大月氏是不同的。而且，在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了月氏人生活在“敦煌祁连间”，而“吐火罗文”却发现在天山北路，这两个地方相去遥远。不可能是一回事。
而西方学者根据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发现的大量贵霜钱币上的铭文研究发现，贵霜语言是一种东伊朗的印欧语言，与“吐火罗语”大不相同，其中的不同我们之后还要仔细介绍，这里大家先知道一下他们之间是有巨大差别的就行了。由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与大月氏人无关。
但是，即使是反对证据这么充分，还是有很多血脂支持“吐火罗”就是“大月氏”。在上古历史上，两大文明同时分别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同一件事情，中古文明第一次在“大夏”这个地方实现了交融，这种激动人心的碰撞实在让人不忍放弃，因此即使在反对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下，多数中外学者居然站在支持大月氏就是吐火罗的一方，实在是叹为观止。
这其中，中国学者林梅村的论证分外抢眼，他试图通过论证大月氏人的生活地域来论证汉代以前，大月氏人与吐火罗文的所有者生活的地域是相同的。从而暗示，吐火罗人就是大月氏人——这个结论他没有敢直接得出，但是他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到这里我们需要放下林梅村的论证过程，看看吐火罗文被斯坦因们在天山以南发现之后是经历了怎样一个被认读破译的过程。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大家都熟悉的季羡林先生谈起。1935年，季先生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到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跟著名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学习梵文和佛经所用的巴利文。到1937年，季羡林的留学期限到了，但是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季先生的家乡山东被日军所占，无法回家的季先生滞留德国，继续求学生涯。而1939年，瓦尔特施密特教授应征参军，成了德国鬼子。而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教职由已经退休的济格（E. Sieg）教授接任，从而开始了一段济格与季羡林和吐火罗语的缘分，当然，这也要感谢元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在元首穷困潦倒时候受到了奥地利华侨张姓夫妇的无私帮助，才使得二战进行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在德国人作为雅利安人的优秀种族在前线希望平安度过每一天的时候，季先生竟然能够在德国的课堂上安心学习吐火罗文，而没有被作为劣等民族的代表送进集中营，想必是二战期间最令人眼红的人了。
这位济格先生正是吐火罗语的主要破译者之一。从吐火罗文发现之后的20世纪10年代开始，济格与济格林（W.Siegling）一起花费20多年的时间，破译了吐火罗语A种语言，也就是焉耆语1931年，《吐火罗文文法》正式出版。而吐火罗语B种语言，也就是龟兹语的破译者同样是就是哥廷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克劳斯（W.krause），1952年，《西吐火罗文文法》出版。季羡林回忆说，他在哥廷根大学时，这个人还没有进行吐火罗文的研究，应该同样受教于济格教授。而这个克劳斯双目失明但是过耳不忘，也算学术界一大奇事。
可以想象季羡林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情时候的酸涩，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70多高龄的济格教授在讲完自己作为学校返聘教授应该讲的梵文之外，额外义务开课，把毕生绝学吐火罗语传授给一个东方异乡的学子季羡林，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让这门绝学能够传下去，不至于后继无人。这方面的介绍在回忆性文字《季羡林读书》一书中有详细介绍，本文不再重复。季羡林学成归国，却失去了继续研究这门绝学的土壤。试想，如果他继续在战后德国，即使条件艰苦，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以季先生的聪慧、努力和中国人的荣誉感，吐火罗B种语言，也就是龟兹语的破译者必定要刻上中国人的名字，以告慰这种发现于中国的古老文字。但是，历史没有假设，他错过了。
而造化弄人，1975年，新疆吐鲁番发现了44张正反两面88页，被火烧过的手稿残卷，用印度婆罗米字母中亚斜体写成，时间大约是唐代。1983年，这些手稿交到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年过70的季羡林手中，最终季先生以近八十的高龄翻译了这部吐火罗A种语言，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算是告慰济格先生的授业之恩。否则……%……&*（）#￥%……愧对恩师啊！
回到吐火罗语本身，经过德国格廷根大学的几位比较语言学者的不懈努力，吐火罗语逐渐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尽管中间仍然有很多未解决的部分，以及目前学界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在没有成体系的新观点推翻这套理论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传统的对于吐火罗文的看法来理解。
目前，可以认定吐火罗语是一种印欧语，而且是特殊的印欧语。堪称印欧语的化石。
比较语言学家把众多印欧语按照发音规律分为两大语支。以拉丁语和梵语的100这一单词的不同被分成西方语的“centum”语支和梵文代表的东方语的“satam”语支。其发音规律是西方“centum”语支的发“k”的辅音，转换成东方“satam”语支中会变成“s”的发音。东方“satam”语支包括梵语、波斯语和古斯拉夫语等。而西方世界的拉丁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等等属于“centum”语支。但是根据济格的学者的研究，吐火罗语具有西方“centum”语支的特点。
进一步说，一般印欧语会有清辅音和浊辅音的一一对应关系，比如“p”与“b”、“t”与“d”、“k”与“g”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吐火罗语中，这种对应关系在某些辅音上是缺失的。这种现象，只存在于极少的已经消亡的印欧语中，比如小亚细亚的赫梯语。而赫梯语的出现被认为是在雅利安人大举入侵印度之前，那么吐火罗语和赫梯语的分离时间必然要早于这个时间。那么，虽然在焉耆等新疆天山南侧发现的这些吐火罗文手稿，虽然是五胡十六国到唐代的文字，但是他的语言来源却可能早到公元前1500年之前。
为此，我们下面要引入季羡林先生的哥廷根大学校友W.B.亨宁先生。
待续……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
汉武帝从匈奴降者那里听到消息，匈奴攻破大月氏，杀掉大月氏王，把月氏王的头做成了酒壶，于是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对付匈奴，于是征召敢于冒险的人，这才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成就了张骞青史留名。
早在秦统一6国的时候，北面的匈奴刚刚崛起，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拒匈奴，占领河套地区，并且将燕赵和秦长城相连接，成为万里长城。此时，目前中国的版图内，有四大势力，南面的秦、 北面是匈奴，嘉峪关以西是月氏，而东北是东胡。
大约在秦末楚汉相争时代，一个强力人物的崛起，改变了这种战略均势。这就是冒顿（音默读）单于，这个人的崛起是和月氏息息相关的。
史记记载，冒顿的父亲头曼单于，想要传位给一个喜欢的老婆——阏氏（音胭脂，老婆的意思）的儿子，但是冒顿是长子，按理应该传位给他，于是头曼想出一个计策除掉冒顿，他让冒顿到月氏做质子（这个在战国时代非常普遍，秦始皇他爹也是质子出身），然后发兵猛攻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掉冒顿，不过冒顿非常机敏，偷了一匹月氏的快马星夜逃回匈奴。头曼觉得冒顿勇敢机敏，改变了要杀掉他的注意，反而让他代领一万军队。但是冒顿此事却激起了冒顿杀父篡位之心。
之后冒顿杀父篡位，并且打败东胡和月氏，成就了蒙古草原的霸业。到了楚汉战争结束之后，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进攻匈奴，却被冒顿的40万骑兵困在白登山，几乎挂掉。后面听取陈平的计策才侥幸逃生。
当时双方实力差距极为悬殊，冒顿为了震慑汉军，按照马的颜色排兵布阵：东方是青马，西方是白马、北方为黑马、南方是红黄马。而同时的汉朝，实力弱得没法说，萧何这个宰相级别的公务配车只能是牛车，而刘邦自己的座驾，找4匹一样颜色的马都找不到。可见匈奴实力的强盛。之后，匈奴一直压着汉朝半个多世纪，这一段时间匈奴最为强盛。
匈奴的强盛还表现在对待大月氏上。我们知道月氏在秦代曾是甘肃新疆内蒙西部的主人，而在冒顿时代，月氏实力遭受重创。在冒顿儿子老上单于的时候，老上单于攻打月氏，杀月氏王，把月氏王的头做成酒壶（这种风俗非常引人注目，历史上有很多类似事件，这个我们在下一篇还会提到），于是月氏被迫从河西走廊到新疆西部的地方迁徙，逃到新疆西部伊犁河谷一代，结下仇恨。
汉武帝从匈奴降者的口中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于是马上征召志愿者去联合月氏，于是初级官吏张骞为了建功立业，自告奋勇出使月氏。但是当时我们知道，内蒙甘肃宁夏的黄河以西地方都是国外了，河西走廊在匈奴人赶走月氏人之后已经是匈奴的地盘，所以张骞一行被匈奴俘虏，带到呼和浩特一代的匈奴本部，前后长达10年。
这十年间，匈奴与月氏的又发生了变化。这个又牵扯到生活在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另一个部落——乌孙。乌孙部落按照人种划分呢，外形是最像印欧人的，唐初学者颜师古在他写的《汉书注》中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
这个乌孙与月氏人在甘肃新疆交界一带杂居，月氏人杀掉了乌孙的首领（这里史书记载是匈奴人所谓，被认为是于理不和，学者普遍认为是史家笔误，应该是月氏人干的），乌孙首领的幼子被匈奴单于收养长大，之后在匈奴的帮助下，将在伊犁河谷的大月氏人击败，月氏人不得不继续西逃，跑到了中亚阿姆河北岸。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张骞被匈奴人俘虏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张骞从匈奴逃出来之后，最终跑到中亚才找到月氏人。当然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月氏人“无报胡之心”，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不得要领的成语由此而来。
但是，张骞却实地考察了中亚巴克特里亚一代的实地情况：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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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1世纪西域诸国位置 |
这里说的妫水就是阿姆河。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张骞到达月氏的时候，大月氏人在阿姆河北岸，而南岸的情况是：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史记•大宛列传》
这些话可以确定是张骞的第一手资料。文中说的大宛在伊犁河谷往西吉尔吉斯斯坦的敖什，就是前两年发生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骚乱的那个城市。大夏就是我们说的巴克特里亚。而最后的身毒当然就是印度。
说到这里，张骞来到这里时候，大夏已经被月氏人征服，称为“臣畜”。这段记载恰恰与我们刚提到过的古罗马学者斯特拉波说到的“Tócharoi”吐火罗4部攻入巴克特里亚，赶走了那里的希腊人相重合。那么吐火罗4部落到底是谁呢？我们暂且忍耐一下，不要急于得出结论，往下继续看。之后大月氏的历史在中国史书中是脉络清楚的：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候。后百余岁，贵霜翕候丘就却攻灭四翕候，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后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攻占大夏之后，被五个诸侯统治，称为“翎侯”、“翕侯”或者“叶户”——“yabra”。这个词在中亚草原被各个部落广泛使用，是指某一部的族长的意思，类似于我们说的诸侯。大月氏占领的大夏，被五翎侯瓜分，其中最强大的贵霜翎侯逐渐兼并了其他四部，成为大夏的主人，进而继续扩张，从贵霜翎侯，变成了贵霜帝国。但是汉朝对于他们的来历非常清楚，还是沿用过去的称谓，称呼他们“大月氏”。
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月氏的“氏”字这里读作“支”。东汉明帝，白马驮经之后，佛教传入中国，同时，很多贵霜帝国的僧人来到中国翻译佛经和传教。惯例上，这些境外僧人到中国都会起一个中文名字，他们往往选择自己的国籍作为姓氏，比如来自印度的僧人会姓“竺”，天竺印度的“竺”而来自贵霜的僧人则姓“支”，大月氏的“支”。最为著名的当属东汉末年的高僧支娄迦谶。由此可见，贵霜人是认可他们大月氏人的身份的。
以上的记录虽然史学界有争议，但是LZ觉得，我之前的表述是靠谱的，也就是大月氏与贵霜的传承关系。但是为题在于大月氏贵霜与吐火罗4部落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这一点上学术界争议很大。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吐火罗就是大月氏，而另一派认为，吐火罗不是大月氏。
认为吐火罗不是大月氏的观点非常充分，因为贵霜帝国存在的200多年时间里，吐火罗并不存在于中国史书记载之中，而在西方史书中也是一样，在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波记载“Tócharoi”吐火罗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这个词汇，等到贵霜帝国灭亡之后，贵霜的根据地大夏，在西方的地名中悄然从“巴克特里亚”（Bactria）变成了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而在中国史书中呢，直到北魏时期才出现“吐火罗”相近的词汇，而这也与贵霜帝国的灭亡时间对应。而且，另一个重要佐证就是来自吐火罗的僧人不姓“支”。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前秦时期在中国翻译《增一阿含经》的吐火罗僧人昙摩难提，他姓“昙”。由此可以看出，吐火罗与大月氏是不同的。而且，在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了月氏人生活在“敦煌祁连间”，而“吐火罗文”却发现在天山北路，这两个地方相去遥远。不可能是一回事。
而西方学者根据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发现的大量贵霜钱币上的铭文研究发现，贵霜语言是一种东伊朗的印欧语言，与“吐火罗语”大不相同，其中的不同我们之后还要仔细介绍，这里大家先知道一下他们之间是有巨大差别的就行了。由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与大月氏人无关。
但是，即使是反对证据这么充分，还是有很多血脂支持“吐火罗”就是“大月氏”。在上古历史上，两大文明同时分别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同一件事情，中古文明第一次在“大夏”这个地方实现了交融，这种激动人心的碰撞实在让人不忍放弃，因此即使在反对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下，多数中外学者居然站在支持大月氏就是吐火罗的一方，实在是叹为观止。
这其中，中国学者林梅村的论证分外抢眼，他试图通过论证大月氏人的生活地域来论证汉代以前，大月氏人与吐火罗文的所有者生活的地域是相同的。从而暗示，吐火罗人就是大月氏人——这个结论他没有敢直接得出，但是他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到这里我们需要放下林梅村的论证过程，看看吐火罗文被斯坦因们在天山以南发现之后是经历了怎样一个被认读破译的过程。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大家都熟悉的季羡林先生谈起。1935年，季先生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到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跟著名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学习梵文和佛经所用的巴利文。到1937年，季羡林的留学期限到了，但是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季先生的家乡山东被日军所占，无法回家的季先生滞留德国，继续求学生涯。而1939年，瓦尔特施密特教授应征参军，成了德国鬼子。而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教职由已经退休的济格（E. Sieg）教授接任，从而开始了一段济格与季羡林和吐火罗语的缘分，当然，这也要感谢元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在元首穷困潦倒时候受到了奥地利华侨张姓夫妇的无私帮助，才使得二战进行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在德国人作为雅利安人的优秀种族在前线希望平安度过每一天的时候，季先生竟然能够在德国的课堂上安心学习吐火罗文，而没有被作为劣等民族的代表送进集中营，想必是二战期间最令人眼红的人了。
这位济格先生正是吐火罗语的主要破译者之一。从吐火罗文发现之后的20世纪10年代开始，济格与济格林（W.Siegling）一起花费20多年的时间，破译了吐火罗语A种语言，也就是焉耆语1931年，《吐火罗文文法》正式出版。而吐火罗语B种语言，也就是龟兹语的破译者同样是就是哥廷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克劳斯（W.krause），1952年，《西吐火罗文文法》出版。季羡林回忆说，他在哥廷根大学时，这个人还没有进行吐火罗文的研究，应该同样受教于济格教授。而这个克劳斯双目失明但是过耳不忘，也算学术界一大奇事。
可以想象季羡林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情时候的酸涩，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70多高龄的济格教授在讲完自己作为学校返聘教授应该讲的梵文之外，额外义务开课，把毕生绝学吐火罗语传授给一个东方异乡的学子季羡林，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让这门绝学能够传下去，不至于后继无人。这方面的介绍在回忆性文字《季羡林读书》一书中有详细介绍，本文不再重复。季羡林学成归国，却失去了继续研究这门绝学的土壤。试想，如果他继续在战后德国，即使条件艰苦，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以季先生的聪慧、努力和中国人的荣誉感，吐火罗B种语言，也就是龟兹语的破译者必定要刻上中国人的名字，以告慰这种发现于中国的古老文字。但是，历史没有假设，他错过了。
而造化弄人，1975年，新疆吐鲁番发现了44张正反两面88页，被火烧过的手稿残卷，用印度婆罗米字母中亚斜体写成，时间大约是唐代。1983年，这些手稿交到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年过70的季羡林手中，最终季先生以近八十的高龄翻译了这部吐火罗A种语言，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算是告慰济格先生的授业之恩。否则……%……&*（）#￥%……愧对恩师啊！
回到吐火罗语本身，经过德国格廷根大学的几位比较语言学者的不懈努力，吐火罗语逐渐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尽管中间仍然有很多未解决的部分，以及目前学界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在没有成体系的新观点推翻这套理论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传统的对于吐火罗文的看法来理解。
目前，可以认定吐火罗语是一种印欧语，而且是特殊的印欧语。堪称印欧语的化石。
比较语言学家把众多印欧语按照发音规律分为两大语支。以拉丁语和梵语的100这一单词的不同被分成西方语的“centum”语支和梵文代表的东方语的“satam”语支。其发音规律是西方“centum”语支的发“k”的辅音，转换成东方“satam”语支中会变成“s”的发音。东方“satam”语支包括梵语、波斯语和古斯拉夫语等。而西方世界的拉丁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等等属于“centum”语支。但是根据济格的学者的研究，吐火罗语具有西方“centum”语支的特点。
进一步说，一般印欧语会有清辅音和浊辅音的一一对应关系，比如“p”与“b”、“t”与“d”、“k”与“g”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吐火罗语中，这种对应关系在某些辅音上是缺失的。这种现象，只存在于极少的已经消亡的印欧语中，比如小亚细亚的赫梯语。而赫梯语的出现被认为是在雅利安人大举入侵印度之前，那么吐火罗语和赫梯语的分离时间必然要早于这个时间。那么，虽然在焉耆等新疆天山南侧发现的这些吐火罗文手稿，虽然是五胡十六国到唐代的文字，但是他的语言来源却可能早到公元前1500年之前。
为此，我们下面要引入季羡林先生的哥廷根大学校友W.B.亨宁先生。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