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sh Temples, Burn Books: Comparing Secularist Projects in India and China

 Smash Temples, Burn Books:
Comparing Secularist Projects in India and China
Peter van der Veer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problems inherent in the secularist project, by an examination of secularisms in India and China. Different motive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etc. have led to different paths and results in the two countries’ secularization efforts in modern times, the study of which will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cularist project.
Key Words: Secularist Project, India, China, Secularism
About the Author Peter van der Veer,Director/Professor of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Gottingen, Germany.
 
《毁庙焚书：中印世俗化工程比较》中文编译
郁丹
编译者简介： 郁丹(Dan Smyer Yu)，博士，德国马普宗教与民族多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研究负责人。
 范彼德(Peter van der Veer)教授是当代著名宗教学家之一。此文是范先生目前对中国和印度的现代性和宗教世俗化的比较研究的成果之，他的观点是：中国和印度作为东方的文明大国在同时代受到了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冲击；两国都源于西欧的现代思潮进行自身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与转型。但是，一个多世纪后，现代性在两个文明古国的本土化过程和文化效应显然有极大的不同。自德将宗教世俗化和国家世俗主义作为个案，剖析现代性在两个亚洲大国产生的文化、社会、政治场景和意义。首先在理论上，他指出现代性不是单一的，也是当下许多学者所认可的那样是单一地、单向性地从西欧传入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现代性应该是一个复数词，因为从全球历史和当下的视角看，它具有互动性、交融型、复合性及区域文化多样性。按范彼德的话来说，现代性的历史是一部“互动史”而不是一部西欧启蒙思潮单向性输出。“互动”不仅是指欧洲与其他地区的互动，更是涵盖欧洲以外地区之间的互动，比如印度与中国之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现代实践和思想的交流和相互参照。在这样的历史场景里，他提出世俗主义在中国和印度不只是一个“过程(process)”而是各自的一个“工程(project)”。说的直接些，“工程”指的是国家与其文化精英对国家制度和国民性与宗教的重新定位。从文化和政治意识上讲，“工程”指的是有意识地而不是无意识地、被动地吸收现代性的思潮和实践。换言之，世俗主义作为“工程”是国家与其政治精英们的政治改良或革命行为，其目的是重组宗教的公共文化空间。在两个不同文化、不同殖民遭遇中，世俗主义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出不同公共表述。范彼德认为，在中国，世俗主义明显地、直接地反对并攻击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国民文化和政治合理性。在他的历史分析里，我们看到宗教在当时的中国是衰败和腐败并重，其原因是它们的教义的理性部分大多已经被非理性的盲目崇拜所替代。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世俗主义思潮和实践与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崇尚科学和科技是分不开的。中国的贫困、落后及对欧洲列强的无奈的根源被归结于知识精英们所称的迷信：涵盖道教、佛教及民间宗教。值得提醒的是，范先生指出当时的“毁庙焚书”运动不是中国的世俗主义的终极目标，而是一个建立一个新国家次序的工程。也就是说，通过“毁庙焚书”来腾出思想和公共空间来迎接一个以科学为主体的进步社会和一个崭新的国家认同。这样的世俗主义表述与其在同时代印度的表述是不同的。在殖民化的场景下，印度当时是被英国统治。殖民政府当然也在印度社会里注入世俗化和世俗主义的思想，但是在表面上维持了自称为对宗教的中性、中立的立场，或是“不干涉”政策。然而，世俗主义和宗教世俗化还是透入到印度社会里。其首要反响表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印度的知识精英的眼里的确成了传统印度教神职人员的剥削对象。范彼德提到婆罗门神职人员利用自己宗教权威对低种姓人群获取钱财，他指出当时的印度知识精英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种姓家庭，他们为了自己民族独立和自由及建立一个现代新印度而对现代思潮和实践大量吸收。与中国不同的是，世俗主义在当时的印度不是整体性地攻击宗教，而是去认识印度教里具有科学性的元素。在此基础上，印度知识精英提出对印度教的改革。那么其改革的结果是对印度教里具有科学性的内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就是说，印度教里可以与现代思想相沟通的成分成了当时印度知识精英所称的“理性宗教 (rational religion)”。同时，印度教的神职人员也受到公众压力以至于重新认知自己教义里理性元素和现代价值观类同的内容，比如“平等”、“自由”及“解放”。从中国和印度的个案里，范彼德提出至关重要的观点是世俗主义不是像卡萨诺瓦（Jose Casanova）所指的宗教衰败，而是指的是其转型、社会空间的改变、民族国家政治里的作用及个人灵性生活地位中的升级。最后，从民族志的视角，范彼德强调21世纪的中国宗教重新在公民生活中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在印度，宗教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张力中更具政治功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