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重金属的歇斯底里和视觉系的哗众取宠
重金属和视觉系是摇滚精神的极端体现。很多人不理解重金属的歇斯底里,嘲弄金属乐器发出的噪音和毫无审美可言的死腔唱法;他们也不欣赏视觉系花俏炫目的服饰,鄙视其歌词的华而不实,视其为哗众取宠。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摇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形式的,它选择的形式是对抗。
文学中形式与内容之争在音乐中同样适用。以众所周知的余华为例,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他试验小说的结构,变换小说的时间顺序,最大限度的卖弄技巧,以求得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审美。在《难逃劫数》中,他让故事的发展在人物的关联中肆意跳跃,以此达到他对命运的理解;这种跳跃又温和的反应在他的最被我喜欢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时间在这里是不重要的,他将其比作记忆,可以让作者任意的选取片段并随意组合。在《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之类的中篇小说中,他又表现出血液中流淌的冰渣子。但是当他写出《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 后,人们以为他回归传统了,不再先锋了,在形式和内容的纠缠中,他选择了内容放弃了极端的形式。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根本不了解余华。在余华的创作中,形式始终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许三观卖血记》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后现代的小说,这体现在他对时间的处理上。余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认为写作的目的是“表达真实”,用一种并非常人理解的方式。显然,在他的理解中,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武器,它可以避免文学在表达生活的同时被生活同化,而形式造成的与生活的距离,使得文学可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另一个小说写的一般却颇有名气的作家马原也讨论过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之争。他坚定的认为小说的创造应该更多的考虑形式,应该这一点往往被创作者忽略,而它本应有和内容同等的地位。
摇滚是形式与内容之争的另一个阵地,不过在这里,形式占尽上风。如果要仔细的思考这一点,就需要简单的梳理一下与之相关的哲学上的争论。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普罗泰格拉埋下了西方人本思想的种子,赵林甚至认为是普罗泰格拉将希腊哲学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了人本身。当然,更多的学者认为这种转变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借苏之口阐述了这一点,他也发明了大名鼎鼎的理念论,将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理念的世界,或者成为理性的世界,主导的力量是逻各斯;而另一个是感性的世界,是幻想,是不真实。这种没有必要的区分主导了西方思想界上千年的时间,也成为形式与内容之争的先导。在中世纪,这种区分由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的区分取代,实质是换汤不换药。接着是文艺复兴时代,复兴的是古希腊的传统,在哲学上是对古希腊的重复和转换定义,思考“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在身心二元论上相比于古希腊似乎没有什么创新,只是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斗到白热化。进入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天才般的将康德、费希特、谢林统一了起来,他和维特根斯坦年轻时一般,自认为“一切该讨论的都被讨论完了”,他的哲学大成了,其他都不重要了。而和他同校同时间段教书的叔本华暗地里给了他一巴掌,接着尼采给他一巴掌,接着更多的人抽肿了他的脸。他的统一宣告了形而上的某种终结,“大成就者亦为大毁灭者”。
物极必反,循环不断。科学取代了形而上。工业主义的疯狂造就物质奇迹的同时也造就了精神的极端贫乏。商业主义让一切成为可复制的无精神的商品。时代召唤精神的回归,古典又被重新拿出来,只是改了头换了面。毁灭成了思想界的共识,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并被奉为圭臬。
解构意味着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毁灭的冲动,在音乐中的表达就是摇滚。摇滚本意就是毁灭,它无意于解构后的重构,它只是为了表达不满。摇滚者虚荣,摇滚者华而不实,摇滚者特立独行,因为外秀慧中、虔诚和中规中矩只是世俗所赞扬的。摇滚从创立的那一刻起就和世俗划开了界限,一切你们所称赞的,都是摇滚所鄙视的。摇滚与世俗势不两立。所以当听说流行摇滚时,我感到了悲哀,它偏离了初衷,它也就失去了精神。流行摇滚是一种伪摇滚。因为对于听者来说,你有属于你的摇滚,我有属于我的摇滚,真正的摇滚者也都在唱自己的摇滚。我们彼此独立,或许有着相同的心灵上的震撼,但我们彼此不相关。用沧月小说《彼岸花》中的钧息祭祀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摇滚就是一种反叛。而视觉系在反叛是形式上的。借助奇装异服,他们将自己的内心包裹起来,他们用服饰反抗,以丑为美,以另类为美,他们和你有着不一样的美学,你的继承于历史继承于教科书,他们的则来自生命。所以,记住,反抗就是一切,反抗就是生命。视觉系在反抗世俗的同时也反抗视觉系本身。Luna Sea和Dir en grey都是视觉系中的反叛者,他们反叛作为前辈的X-JAPNA(虽然他们继承了更多),他们也同欧美的华丽摇滚拉开了界限,他们只能成为自己。在Luna sea07年,《圣夜奇迹》的回归演唱会中,河村隆一放弃了华丽,作为视觉系而闻名的Luna sea,放弃了他们的标志。有人说,那是因为这只是他们的回归演唱,他们青春不再,不再张狂了。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对的。但是对一个执着于摇滚内核的人而言,这是他们反抗的升华,正如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他们进行了反抗之反抗。或许这是一种一厢情愿,但是我们不在乎。
有人对摇滚中反复出现的死亡、背叛、堕落、邪恶嗤之以鼻,而我则对这种嗤之以鼻嗤之以鼻。对死亡的执着是关系到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苏格拉底在被毒死前还在讨论死亡。对死亡的关注就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对死亡的狂热实质上是对生命的热爱。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说的最直接“生命的意义在生命之外”。我曾在优酷的radiohead的MV下面看到一串评论,那个家伙自认为了解radiohead,谈及他之前对乐队的支持,但是他转而批评乐队一直维持一种无病呻吟、自怨自艾、沮丧堕落的曲风,他觉得乐队应该先抑后扬般歌颂生命还不是诅咒,他肯定希望radiohead去教堂唱赞歌。或许他听了很多年的电台司令,但可悲的是他从不曾理解过他们。堕落者自有堕落的理由,对摇滚者来说,堕落是需要用一辈子坚持的。而批评对他们无病呻吟的批判,恰恰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还是老祖宗最智慧,他只用了七个字,却说出了全部:道不同,不相为谋。
文学中形式与内容之争在音乐中同样适用。以众所周知的余华为例,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他试验小说的结构,变换小说的时间顺序,最大限度的卖弄技巧,以求得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审美。在《难逃劫数》中,他让故事的发展在人物的关联中肆意跳跃,以此达到他对命运的理解;这种跳跃又温和的反应在他的最被我喜欢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时间在这里是不重要的,他将其比作记忆,可以让作者任意的选取片段并随意组合。在《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之类的中篇小说中,他又表现出血液中流淌的冰渣子。但是当他写出《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 后,人们以为他回归传统了,不再先锋了,在形式和内容的纠缠中,他选择了内容放弃了极端的形式。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根本不了解余华。在余华的创作中,形式始终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许三观卖血记》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后现代的小说,这体现在他对时间的处理上。余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认为写作的目的是“表达真实”,用一种并非常人理解的方式。显然,在他的理解中,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武器,它可以避免文学在表达生活的同时被生活同化,而形式造成的与生活的距离,使得文学可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另一个小说写的一般却颇有名气的作家马原也讨论过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之争。他坚定的认为小说的创造应该更多的考虑形式,应该这一点往往被创作者忽略,而它本应有和内容同等的地位。
摇滚是形式与内容之争的另一个阵地,不过在这里,形式占尽上风。如果要仔细的思考这一点,就需要简单的梳理一下与之相关的哲学上的争论。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普罗泰格拉埋下了西方人本思想的种子,赵林甚至认为是普罗泰格拉将希腊哲学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了人本身。当然,更多的学者认为这种转变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借苏之口阐述了这一点,他也发明了大名鼎鼎的理念论,将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理念的世界,或者成为理性的世界,主导的力量是逻各斯;而另一个是感性的世界,是幻想,是不真实。这种没有必要的区分主导了西方思想界上千年的时间,也成为形式与内容之争的先导。在中世纪,这种区分由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的区分取代,实质是换汤不换药。接着是文艺复兴时代,复兴的是古希腊的传统,在哲学上是对古希腊的重复和转换定义,思考“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在身心二元论上相比于古希腊似乎没有什么创新,只是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斗到白热化。进入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天才般的将康德、费希特、谢林统一了起来,他和维特根斯坦年轻时一般,自认为“一切该讨论的都被讨论完了”,他的哲学大成了,其他都不重要了。而和他同校同时间段教书的叔本华暗地里给了他一巴掌,接着尼采给他一巴掌,接着更多的人抽肿了他的脸。他的统一宣告了形而上的某种终结,“大成就者亦为大毁灭者”。
物极必反,循环不断。科学取代了形而上。工业主义的疯狂造就物质奇迹的同时也造就了精神的极端贫乏。商业主义让一切成为可复制的无精神的商品。时代召唤精神的回归,古典又被重新拿出来,只是改了头换了面。毁灭成了思想界的共识,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并被奉为圭臬。
解构意味着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毁灭的冲动,在音乐中的表达就是摇滚。摇滚本意就是毁灭,它无意于解构后的重构,它只是为了表达不满。摇滚者虚荣,摇滚者华而不实,摇滚者特立独行,因为外秀慧中、虔诚和中规中矩只是世俗所赞扬的。摇滚从创立的那一刻起就和世俗划开了界限,一切你们所称赞的,都是摇滚所鄙视的。摇滚与世俗势不两立。所以当听说流行摇滚时,我感到了悲哀,它偏离了初衷,它也就失去了精神。流行摇滚是一种伪摇滚。因为对于听者来说,你有属于你的摇滚,我有属于我的摇滚,真正的摇滚者也都在唱自己的摇滚。我们彼此独立,或许有着相同的心灵上的震撼,但我们彼此不相关。用沧月小说《彼岸花》中的钧息祭祀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摇滚就是一种反叛。而视觉系在反叛是形式上的。借助奇装异服,他们将自己的内心包裹起来,他们用服饰反抗,以丑为美,以另类为美,他们和你有着不一样的美学,你的继承于历史继承于教科书,他们的则来自生命。所以,记住,反抗就是一切,反抗就是生命。视觉系在反抗世俗的同时也反抗视觉系本身。Luna Sea和Dir en grey都是视觉系中的反叛者,他们反叛作为前辈的X-JAPNA(虽然他们继承了更多),他们也同欧美的华丽摇滚拉开了界限,他们只能成为自己。在Luna sea07年,《圣夜奇迹》的回归演唱会中,河村隆一放弃了华丽,作为视觉系而闻名的Luna sea,放弃了他们的标志。有人说,那是因为这只是他们的回归演唱,他们青春不再,不再张狂了。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对的。但是对一个执着于摇滚内核的人而言,这是他们反抗的升华,正如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他们进行了反抗之反抗。或许这是一种一厢情愿,但是我们不在乎。
有人对摇滚中反复出现的死亡、背叛、堕落、邪恶嗤之以鼻,而我则对这种嗤之以鼻嗤之以鼻。对死亡的执着是关系到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苏格拉底在被毒死前还在讨论死亡。对死亡的关注就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对死亡的狂热实质上是对生命的热爱。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说的最直接“生命的意义在生命之外”。我曾在优酷的radiohead的MV下面看到一串评论,那个家伙自认为了解radiohead,谈及他之前对乐队的支持,但是他转而批评乐队一直维持一种无病呻吟、自怨自艾、沮丧堕落的曲风,他觉得乐队应该先抑后扬般歌颂生命还不是诅咒,他肯定希望radiohead去教堂唱赞歌。或许他听了很多年的电台司令,但可悲的是他从不曾理解过他们。堕落者自有堕落的理由,对摇滚者来说,堕落是需要用一辈子坚持的。而批评对他们无病呻吟的批判,恰恰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还是老祖宗最智慧,他只用了七个字,却说出了全部:道不同,不相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