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蝴蝶
正月初三夜，在乡下看到将落的弦月。细如银钩，颜色通透，仿佛灯火照耀后的橘样红。为这月亮所吸引，我仰头看天，中天上密密的冬天的星子，熠熠有光。虽不及盛夏繁茂，清冷廓落的冬夜里已足使人动情。洗过脚后，换了厚实的棉裤，一人倚在二楼阳台上看了很久。月亮颜色逐渐浑浊，隐入西天灰茫的云气，而星子依旧摇烁清明。我想起这星光也许经过不知几十万年的跋涉，到得此刻，为地球上微渺的我所眼见，眼下这一霎那它的辉光，又不知要经过几十万年，传到那时已不知如何的地球上，为何种生物所承接。时间与空间的广远使人敬畏，我的身边却只是楼下传来的邻居开门泼水声，水塘边小棚中鸭子暗哑的嘎嘎声，村犬时时一阵激动的狂吠，遥处村庄几点昏黄的灯火，仿佛自从少年的夜晚便那样亮着。
隔着深蓝玻璃窗，姐姐在黯淡的日光灯下打地铺，把很久不曾睡的泛着淡霉味的被子一层一层铺展开来。阳台边空空荡荡，昔年一棵大水杉树已不复存在，只留一个半烂的树桩。这楼房在我和妹妹小学五年级时建起，如今自然早已破败，当初却也曾新簇簇地。那年冬天一个晚上，旧屋的灶屋起火，除了靠在屋外的一堆冬天烧火的柴禾，并没多损失什么。这一场火却促使父亲下定决心，将原先三间土墙瓦屋推倒，建一座水泥砖的两层楼起来。那时正兴起建新房的风气，各家都把原先的土房子换成空心的水泥砖房，林家村的周姓瓦工生意繁忙，春末的每个清早，过来帮我们用一架铁锈红的机器打水泥砖，打好的水泥砖一行一行列在场基上，等待晒干，垛起。用木头模子铸水泥花窗，张着倒人字翅膀的鸥鸟，飞在两道水波上。初秋楼房终于造好，一挂鞭炮声里，照着地方建房的习俗，父亲站在楼顶，洒下几把糖果，小孩子一拥而上，我和妹妹也赶去抢。
打好地平、略为粉刷后，我们搬进楼上左边的房间。正是刚刚懂得多愁善感的年纪，春天到秋天的傍晚，我们便常常坐在这水泥预制板搭成的阳台上发呆，听一支翠绿的铁蝴蝶风铃发出声响。这风铃是大姐读初三时，班上一个喜欢她的男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后来她去芜湖念卫校，风铃便留在家中，成为我们的东西。那时灶屋门前有一棵很大的水杉树，七六年大姐出生时父亲亲手所种，我们读初中时，水杉已有两层楼高，舒展的枝子一枝伸到二楼阳台，我和妹妹就把风铃系到这一枝水杉树上，风一过便滴铃铃响，声音极清脆好听。有时风大起来，风铃响个不停，我正沉浸在多愁的情绪里，楼下父亲却很生气骂起来，他嫌这个东西丁丁当当，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吵得人心烦，不止一次发火，说要把这个东西掼掉。我们怕他当真要来掼，只好不舍地把风铃解下，收到屋子里去，挂在窗钩上，轻轻用手去摇。
在选择性的并且一定经过美化的回忆里，我记起自己少女时代坐在阳台上听风铃的日子，定格的画面总是温暖的春日傍晚，复读的初三那一年。大约因为这是我们从初中到高中毕业这漫长的七年里，母亲唯一在家的一年，故而也最快乐明净。忧愁自然是有的，我们转去邻镇一所初中复读，在那里我喜欢一个个子高高的，头发略长，远看长得很好看的男生。我从未敢在近距离时抬眼看他，甚至连无端和他说一句话的勇气也没有，只有在上课时，从第二排微微偏过头，用眼角余光去瞬他所在的位置。午后阳光穿过玻璃窗户，照得我总疑心他的头发染了黄色。他的身上似乎总透一种大大咧咧的天真气，成绩很一般，英语尤其差，然而我们戴着一只金项链的英语老师，偏偏喜欢叫他起来读课文，近于怜爱地希望用这种方法来使他进步，结果收效甚微。我隔着遥遥的距离看他，努力不经意地从同学那里打听关于他的一切消息：他在学校外面山上那一户卖饭的人家吃饭，和班上一群男生住在校外，就是从学校那扇小门出去的一排小平房里；他们叫他老大，没有钱的日子，常常几个人凑一点钱，在租房老板那里买几根“盛唐”烟抽。诸如此类，小心地一点一点淘漉而出，金子一般收在心里。偶尔上街买东西，远远经过他们住的房子，也紧张得不会走路。我却记得有一回路边泡桐花开了，毛茸茸白花落了一地，我故意立在树下读一封信，迟了一会，却又害怕真的被他看到，匆匆收起来走远了。
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放假回家。如果坐车，时间又恰好，便有可能坐上同一辆公交车。有一回是如此，我们在路边遇到，妹妹和他打招呼，他的座位就在妹妹后排的后排，她的性格又开朗如男生，因此聊得十分愉快。我站在一边，默不作声，难过于自己无法这样顺理成章、没有负担地开口。后来车来了，十分拥挤，我们都站在座位中间，妹妹和他靠得很近，车子忽然摇晃时，几乎就要若有若无地碰到一起。他穿一件橙色的、胸前织着鹿纹的毛衣，我远远隔着，心里一时充满嫉妒，甚至暗黑的恐惧：我怕他喜欢妹妹。到了澄桥他便下车，从一条掩映着杉木与毛竹的土路走进去。这条路在我眼里便也变得非同寻常，以后每回我经过这路口，心里便又期望又担心，想着他会不会忽然从路口走出来。
在修饰的回忆里，我怀着遥远的单相思，坐在阳台上，两脚垂悬空中，为一种想象的忧愁浸润。那时我看到什么？风铃翠碧如盛夏青草，上面是两只贴在一起的蝴蝶，四片翅膀呈九十度展开，下面缀四支长短不齐的细铁管，铁管中间结一片圆铁片，最下面仍是两只贴在一起的小蝴蝶。为了表示珍重，我们给风铃系上两条鹅黄的丝带。水杉从春天发芽，长出篦子般可爱的叶子。此外是田畈，水塘，杨柳，邻村的村庄，西天的山影，太阳将落时红黄的天。或许还有母亲炒菜下锅的尖香，公鸡阔亮悠长的一声打鸣，晒干的杉木刺在锅灶里烧着，断裂时发出噼啪的细声。还有女人呼唤小孩家来吃饭，燕子相将归巢。但这些，那时候的我都不在意，我只是看过听过，就那样而已。我着意每一片风吹过风铃，圆圆的铁片敲击铁管，发出细碎流动的声音，长长的丝带逐风而起，我觉得很美丽。我一面静静听，一面小心翼翼估算这声音的大小是否超出了父亲能忍受的范围，随时准备在大风来临时，将它取下收进屋子里去。
高中在离家三十余里的县城，父亲独自在家种田，母亲则照旧例往上海打工。我们住校，一周或两周回家一次。这是一所以很高的升学率和严厉刻苦闻名的学校，高一时我们在三楼，高二搬到二楼，高二暑假补课将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悄悄跑去一楼高三的教室里看。天亮后这里便将成为我们的教室，而此时里面散落着零七碎八的纸片，桌上刻着从前人的名字，不知谁人打开的风扇空空荡荡刮着。我们有些兴奋，却又仿佛害怕，在桌子上躺一会，又跑到宿舍楼下的草坪里坐着说话。学校信奉的条律是看书时间越长越好，故高三时我们晚自习下课的时间是十一点半，而班主任犹在教室徘徊，十二点前，即便是住在城里的同学也不敢轻易离开教室回家。十二点半，住寝室的同学陆续离开，渐渐时间已是一点，班上只剩下几个人。那时我们寝室楼关门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五十左右，我便常常在一点四十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关上灯，掩上门，手里仍抱一两本资料。在回寝室的大路上，有时遇见从理科班出来的妹妹，若觉得今晚寒风太劲，或有余钱，便一起去学校外面买一块钱春卷吃。卖春卷的男人穿一件蓝布长褂，煤球炉子上架一口油锅，炸春卷和糍粑。裹好的春卷和切得方方正正的糍粑盛在一只木匣子里，用一块白布遮着。他的春卷比别家略大，味道很好，里面真正有肉丝，韭黄，切成细丁的豆腐干和粉丝诸类。故别家卖两毛五或三毛一个的春卷，他卖一块钱三个，来买的学生仍络绎不绝。我们买三个春卷，一人一个，用纸包着，趁滚烫时咬下去，又把第三个拗成两半分吃。这样回到寝室，洗漱过后，仍要坐在床上翻一会书，方始睡去。寝室五人，莫不如此。屋中间一只灯泡，因为拉灯的灯绳坏了，高三一年便没有熄灭过。
那时我数学成绩很差，自高二起，便常常不及格，及至高三，考试纷如雪片，若能偶尔及格一次，已属侥幸，要在心里十分欢喜。发卷子常是在晚自习中间休息十分钟时，教室灯火通明，我拿到卷子，瞥一眼分数，赶紧反扣起来，用一本书压住。为怕看到周围人的快乐，也不知该如何领受日复一日的同情，便一人躲到四楼楼梯上小声唱歌或垂泪，将上课时再回来。我们有一本厚厚的红壳子数学资料，是老师每天都要讲解的资料。我每天用很多时间来订正卷子和资料上每一道做错的题，虽然因为愚顽，相同类型的题目下回遇见时，多数仍不会做。那时我的英语也颇勉强，见到政治便觉头痛，至于语文，则不会写议论文，常常在考试时不能把一篇作文绉完。如此压抑之下，心灵转觉抑郁，宛转幽徊，无处可泄。因为缺少睡眠，下课时同学便抓紧每一分钟埋首苦睡，而在这样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默里，有时我竟忽然大声唱起歌来。所唱多是当时喜欢的许美静的情歌，因为歌词多悲伤晦暗，曲调又高，可以放声宣泄。我不明白当时自己何以有那样的勇气，虽被目为神经质已不可免，然而从没有一个同学从疲倦的头疼里抬起头，对我吼一声“不要唱了！”，已是我极大的幸运和被照顾了。
每回月考或模拟考后，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我们便三五成群，去学校旁边的租书店租书看。这样的租书店在当时县城极为流行，通常是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堆几个书架，上面放着全套的金庸、古龙与梁羽生，此外便是言情小说的天下。男生也许会看武侠，我们却只租言情小说，一本费资几角。嫌琼瑶太过悲苦，我们只借另外一种大小如巾箱本的来看，薄薄一册，两三小时便可翻完。所讲无非是正直青春年华的俊男美女一见钟情的故事，俊男可以过尽千帆，女主的感情却必定纯如白纸，中间照例穿插了第三者蓄意的破坏，最后男人披荆斩棘，两人终成眷属，恩恩爱爱。我们洗净衣服，晾在阴暗的走廊里，然后躲在床上看小说，看完一本互相交换。常常看完一本之后，连书名都不记得，然而那时我们那样喜欢，仿佛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那书里通常会有几段涉于色情的描写，
虽然效率低下，每天我仍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到最后几十分钟，班上只剩下我和数学课代表。我的最初知道他，是因为同桌说他家境贫苦，性格良善，又尤其勤奋，虽然面容严峻，却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自然没有说过话，我甚至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心存喜欢，只是不由自主地开始注意起他，并且不可避免地发现，每天晚上最后几十分钟，沉沉的日光灯下，教室里只有我们，而我们谁都不说话。大约在一点二十，椅子啪地一声响，我知道是他站起来了，然后他收拾好桌面，从后门离开教室，门呯地一声响。再坐一会，我也收拾书本从前门离开，只是在熄灯前，看一眼他的位置。
有一天下课，我站在走廊上发呆。冬天的太阳很是稀薄，使人更觉萧瑟。他忽然走过来，和我并排站着，停了几秒，没头没脑地说：“你喜欢看《小李飞刀》吗？”
我于惊讶和尴尬里点头，说：“喜欢。”
他接着没头没脑地说：“那你中午要不要去我们男生寝室看，我们寝室有带过来的小电视！”
这是多么糊涂的、一开口就必定是失败的谈话——在男女生稍微多说几句话就要被以为是早恋的高三，我怎么会不知禁忌去男生寝室去看一集《小李飞刀》呢？
晚上我就在前排男生那里听到他喜欢我的传言，我不知如何应对，只是红热了脸，斥责那同学鬼扯。晚上班上照例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略略放了心，然而仿佛又隐隐难过起来。隔了几天，夜里我正在写题目，忽然听见他的椅子啪地一声响，接着是我后面的椅子响，回头看他已经坐在那里，慌慌忙忙地开口说：
“你要不要我教你做数学？你把不懂的题目抄到本子上，每天晚上放到我抽屉里，我帮你解好了，中午放你桌子上？”
我说：“好。”
第二天中午，吃完饭回来，我的桌上多了一本空白的软面抄。晚上我便把不懂的题目用黑色钢笔抄到本子上，离开教室时放进他抽屉。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好详细的步骤，再悄悄放回我桌上。我们不多说一句话。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有一天本子里忽然多了一张纸条，他说，最近比较忙，可不可以把解习题的时间集中在星期天下午讲？
我敏感的心将之视为一种拒绝的信号，星期天下午我在从家回学校的路上，怎么能做习题呢？我又怎么有勇气让同学看到我和他说话呢？于是我把本子收起来，不再给他了。
他也不问我什么。我们依旧一前一后做题目，依旧不说话。一点二十他离开教室，一点四十我离开。甚至轮到我值日时，为了害怕被人看出，我也要刻意避开，不去扫他坐的那一组的地。唯一的不同，是中午一下课所有同学都冲去食堂吃饭，这时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我便坐在位子上大声唱歌。我知道他吃得很快，会第一个回教室。我似乎是等着他进教室的那一瞬，我不管他想什么，我只是唱，仿佛不理会他的存在，唱完这一首，我便冲去厕所咳嗽，咳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于是这样咳了整整一个冬天。
最开始，我和妹妹一周回家一次，到高三时，有时两周才回去。有时我们两个都不回去，父亲偶尔有空闲，便走十几里路，再搭车到县城来看我们，带我们到外面一条街上炒菜吃。平常我们打牙祭时，才去吃一块五一碗的青菜火腿肠炒面，青菜炒得碧油碧油，火腿肠吃到嘴里滚烫。这很奢侈，我们不常吃。而父亲来时，我们可以吃更高档一点的炒菜。那时街上的小饭馆，都将菜配好切碎，一盘一盘放在玻璃橱柜里，顾客要时，便端一盘出来炒。我们常常炒一个苔菜，一个芹芽炒肉丝，或木耳炒肉，父亲要一杯二两的杜康酒，一边叫我们吃菜，一边自己缓缓酌杯。他是最爱酒的，而他最大的毛病，也在于酒后好骂人。从小我们为他这个毛病所苦，每个他喝醉酒的夜里，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要惹他发更大的脾气。母亲不在家，他一个人种着一二十亩田，身体的劳累自不必说，酷暑农忙时常常只能吃方便面充饥。黯淡多尘的屋子里，出于怨怼，他忍不住要向我数落母亲的不是。他的孤独与艰辛那时的我并不能体会，一半为了劝解，一半为了辩护，我总要说母亲好话，然而常常不免便和他争执起来，其结果总是弄得泪水涟涟。为了这个原因，妹妹常常不愿回家，我却不忍，怕他独自在家更觉孤单，便一个人回去。冬天卖甘蔗的人来，他总要买几枝放在房门背后，等我们回去，用芒镰刀削给我们吃。虽然我们一再表示不想吃，他还是要买，他未必不知道我们已不像从前那样喜欢吃甘蔗，只是大概觉得这是很好的东西，若不留给我们，是很可惜的事罢。
这冬天一个周末我和妹妹一同回去，父亲去亲戚家吃饭，回来照例喝醉了酒，开始骂人。我靠在窗边，不想顶撞，也不想去听，只是轻轻用手抚弄挂在窗钩上的蝴蝶风铃。虽好几年过去，翠绿的色泽略微褪了些，声音还是一样清脆动听。父亲忽然大大地恼火起来，上前一步扯了风铃，狠狠掼到地上：
“我叫你听！我叫你听！”
因为是铁的，自然摔不碎，只是线已经断了，翠绿的铁管铃铃地在地上翻滚。我不敢即刻去捡，眼睛里已是大颗泪滚落出来。后来下楼为他打洗脚水，说不清为着什么原因，终于忍不住又和他顶起嘴来。他恨恨地骂：“老子要给你念书！老子把你的书都扔到井里去！”
他从大桌子上拿了我的书包来，要把我的书扔进厨房的井里。虽然也许只是做势，这一时我却几乎要发疯，书包里有我的数学资料，我冲过去揪住他，尖叫着，不许碰我的书，不许碰我的书！妹妹在一边拉扯不住，他终于停下来，却见我用一种仇恨的眼神盯他，随即往我脸上打了一拳。我的鼻子一酸，泪不可遏，不知道在怎样的混乱情形中，拉着妹妹，和那晚在我家歇宿的已吓得大哭的小表妹，跑出门外。父亲随即追赶出来，我们不敢跑到大路上，跑到水塘边一个小土堆下，缩在下面躲着。村狗一时狂吠，我们心里吓得发抖，然而渐渐村子安静下去，瞪大眼睛分辨，只是一片黑。
我们商量着去小表妹家。忽然一股恐惧攫住我的心，不知为什么，我猛地害怕起父亲会伤心过度，上吊自杀。这大约是很荒唐的念头，我却深信不疑，于是三个人慌慌张张又回到家门口，门已经关上，透过窗户看见父亲躺在床上，我们害怕极了，拍着蓝色玻璃，大声喊他。
像是大梦初醒一般，父亲惊起来，为我们开门。他睡着了。那时我从没喝醉过，不知道醉酒的人是真的会糊涂到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那时他记得自己刚刚做过什么么？我们只是抱着他，失而复得一般荷荷大哭。
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打我。摔坏的蝴蝶风铃，虽然后来我们也曾用棉线重新穿起，但也许是长度不对，或线的质地不同，似乎便不及从前的清脆。再后来，我们把它收在箱子里，再也不曾拿出来过。到了春天，因为会考，妹妹和我们的数学课代表安排在一个考场。我们的会考只是形式，虽监考极松，却必须及格，因此形成了那样不成文的规矩，学文的和学理的同学结成伙伴，互相帮助。妹妹和他结成了这样互助的一对，有两天晚上他们便出去商量。回来妹妹告诉我，只是讲些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大约是这样的事给了他勇气，高考前半个月，有一天晚上，一点半以后，他重新坐到我后面，找我说话。因为太晚，怕被巡夜的老师看见，我们关了灯，隔着一张桌子，那么小心而客气地，说着关于功课、童年及未来的话。月亮滚圆，狗尾草尖上坠下露水。有几夜我们甚至说到天亮，在小小的县城街道上打着圈散步，遥处传来鸡鸣，夏天清早雾气濛濛。
初二那一年，彩色的信纸刚刚流行到乡里，唯一的零售点在后街的新华书店。先时我在班上看到有女生带来，一沓十五张，分为几种花纹，颜色花哨。然而笺纸已经卖完，我只能在心里羡慕。有一天傍晚，我回到家，在村后另一个同学那里听说，乡里又进了新的信纸。于是我借了她的自行车，重新骑了十几里路去街上。时节是春末夏初，我穿了一件姐姐的桃红色的收腿牛仔裤。骑到街上，背上都滋出汗来。书店幸而没有下班，我在那里唯一买过的一本书是《唐诗三百首》。我趴在黑黑的木柜台上，问，还有彩色信纸吗？那个阿姨说，有。拿了几封来让我选。欣喜若狂地对比了图案，拿了其中一种，记得是一块五毛钱，或者一块钱。仍是很贵，然而毫不犹豫买下来了。出得店门，正跨上自行车时，一个不认识的男生走过，看见我车框里的信纸，忽然嗤笑一声，说，肯定是买来写情书的！我的脸一热，愤愤瞅他一眼，赶紧骑车回家。我的心里满是欢喜，春风中车轮爽利，我并不知道，大概就在那时，如同闯进屋子里惊慌失措的雀子，我便一头扎进了未知而艰难的成长的手心。
隔着深蓝玻璃窗，姐姐在黯淡的日光灯下打地铺，把很久不曾睡的泛着淡霉味的被子一层一层铺展开来。阳台边空空荡荡，昔年一棵大水杉树已不复存在，只留一个半烂的树桩。这楼房在我和妹妹小学五年级时建起，如今自然早已破败，当初却也曾新簇簇地。那年冬天一个晚上，旧屋的灶屋起火，除了靠在屋外的一堆冬天烧火的柴禾，并没多损失什么。这一场火却促使父亲下定决心，将原先三间土墙瓦屋推倒，建一座水泥砖的两层楼起来。那时正兴起建新房的风气，各家都把原先的土房子换成空心的水泥砖房，林家村的周姓瓦工生意繁忙，春末的每个清早，过来帮我们用一架铁锈红的机器打水泥砖，打好的水泥砖一行一行列在场基上，等待晒干，垛起。用木头模子铸水泥花窗，张着倒人字翅膀的鸥鸟，飞在两道水波上。初秋楼房终于造好，一挂鞭炮声里，照着地方建房的习俗，父亲站在楼顶，洒下几把糖果，小孩子一拥而上，我和妹妹也赶去抢。
打好地平、略为粉刷后，我们搬进楼上左边的房间。正是刚刚懂得多愁善感的年纪，春天到秋天的傍晚，我们便常常坐在这水泥预制板搭成的阳台上发呆，听一支翠绿的铁蝴蝶风铃发出声响。这风铃是大姐读初三时，班上一个喜欢她的男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后来她去芜湖念卫校，风铃便留在家中，成为我们的东西。那时灶屋门前有一棵很大的水杉树，七六年大姐出生时父亲亲手所种，我们读初中时，水杉已有两层楼高，舒展的枝子一枝伸到二楼阳台，我和妹妹就把风铃系到这一枝水杉树上，风一过便滴铃铃响，声音极清脆好听。有时风大起来，风铃响个不停，我正沉浸在多愁的情绪里，楼下父亲却很生气骂起来，他嫌这个东西丁丁当当，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吵得人心烦，不止一次发火，说要把这个东西掼掉。我们怕他当真要来掼，只好不舍地把风铃解下，收到屋子里去，挂在窗钩上，轻轻用手去摇。
在选择性的并且一定经过美化的回忆里，我记起自己少女时代坐在阳台上听风铃的日子，定格的画面总是温暖的春日傍晚，复读的初三那一年。大约因为这是我们从初中到高中毕业这漫长的七年里，母亲唯一在家的一年，故而也最快乐明净。忧愁自然是有的，我们转去邻镇一所初中复读，在那里我喜欢一个个子高高的，头发略长，远看长得很好看的男生。我从未敢在近距离时抬眼看他，甚至连无端和他说一句话的勇气也没有，只有在上课时，从第二排微微偏过头，用眼角余光去瞬他所在的位置。午后阳光穿过玻璃窗户，照得我总疑心他的头发染了黄色。他的身上似乎总透一种大大咧咧的天真气，成绩很一般，英语尤其差，然而我们戴着一只金项链的英语老师，偏偏喜欢叫他起来读课文，近于怜爱地希望用这种方法来使他进步，结果收效甚微。我隔着遥遥的距离看他，努力不经意地从同学那里打听关于他的一切消息：他在学校外面山上那一户卖饭的人家吃饭，和班上一群男生住在校外，就是从学校那扇小门出去的一排小平房里；他们叫他老大，没有钱的日子，常常几个人凑一点钱，在租房老板那里买几根“盛唐”烟抽。诸如此类，小心地一点一点淘漉而出，金子一般收在心里。偶尔上街买东西，远远经过他们住的房子，也紧张得不会走路。我却记得有一回路边泡桐花开了，毛茸茸白花落了一地，我故意立在树下读一封信，迟了一会，却又害怕真的被他看到，匆匆收起来走远了。
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放假回家。如果坐车，时间又恰好，便有可能坐上同一辆公交车。有一回是如此，我们在路边遇到，妹妹和他打招呼，他的座位就在妹妹后排的后排，她的性格又开朗如男生，因此聊得十分愉快。我站在一边，默不作声，难过于自己无法这样顺理成章、没有负担地开口。后来车来了，十分拥挤，我们都站在座位中间，妹妹和他靠得很近，车子忽然摇晃时，几乎就要若有若无地碰到一起。他穿一件橙色的、胸前织着鹿纹的毛衣，我远远隔着，心里一时充满嫉妒，甚至暗黑的恐惧：我怕他喜欢妹妹。到了澄桥他便下车，从一条掩映着杉木与毛竹的土路走进去。这条路在我眼里便也变得非同寻常，以后每回我经过这路口，心里便又期望又担心，想着他会不会忽然从路口走出来。
在修饰的回忆里，我怀着遥远的单相思，坐在阳台上，两脚垂悬空中，为一种想象的忧愁浸润。那时我看到什么？风铃翠碧如盛夏青草，上面是两只贴在一起的蝴蝶，四片翅膀呈九十度展开，下面缀四支长短不齐的细铁管，铁管中间结一片圆铁片，最下面仍是两只贴在一起的小蝴蝶。为了表示珍重，我们给风铃系上两条鹅黄的丝带。水杉从春天发芽，长出篦子般可爱的叶子。此外是田畈，水塘，杨柳，邻村的村庄，西天的山影，太阳将落时红黄的天。或许还有母亲炒菜下锅的尖香，公鸡阔亮悠长的一声打鸣，晒干的杉木刺在锅灶里烧着，断裂时发出噼啪的细声。还有女人呼唤小孩家来吃饭，燕子相将归巢。但这些，那时候的我都不在意，我只是看过听过，就那样而已。我着意每一片风吹过风铃，圆圆的铁片敲击铁管，发出细碎流动的声音，长长的丝带逐风而起，我觉得很美丽。我一面静静听，一面小心翼翼估算这声音的大小是否超出了父亲能忍受的范围，随时准备在大风来临时，将它取下收进屋子里去。
高中在离家三十余里的县城，父亲独自在家种田，母亲则照旧例往上海打工。我们住校，一周或两周回家一次。这是一所以很高的升学率和严厉刻苦闻名的学校，高一时我们在三楼，高二搬到二楼，高二暑假补课将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悄悄跑去一楼高三的教室里看。天亮后这里便将成为我们的教室，而此时里面散落着零七碎八的纸片，桌上刻着从前人的名字，不知谁人打开的风扇空空荡荡刮着。我们有些兴奋，却又仿佛害怕，在桌子上躺一会，又跑到宿舍楼下的草坪里坐着说话。学校信奉的条律是看书时间越长越好，故高三时我们晚自习下课的时间是十一点半，而班主任犹在教室徘徊，十二点前，即便是住在城里的同学也不敢轻易离开教室回家。十二点半，住寝室的同学陆续离开，渐渐时间已是一点，班上只剩下几个人。那时我们寝室楼关门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五十左右，我便常常在一点四十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关上灯，掩上门，手里仍抱一两本资料。在回寝室的大路上，有时遇见从理科班出来的妹妹，若觉得今晚寒风太劲，或有余钱，便一起去学校外面买一块钱春卷吃。卖春卷的男人穿一件蓝布长褂，煤球炉子上架一口油锅，炸春卷和糍粑。裹好的春卷和切得方方正正的糍粑盛在一只木匣子里，用一块白布遮着。他的春卷比别家略大，味道很好，里面真正有肉丝，韭黄，切成细丁的豆腐干和粉丝诸类。故别家卖两毛五或三毛一个的春卷，他卖一块钱三个，来买的学生仍络绎不绝。我们买三个春卷，一人一个，用纸包着，趁滚烫时咬下去，又把第三个拗成两半分吃。这样回到寝室，洗漱过后，仍要坐在床上翻一会书，方始睡去。寝室五人，莫不如此。屋中间一只灯泡，因为拉灯的灯绳坏了，高三一年便没有熄灭过。
那时我数学成绩很差，自高二起，便常常不及格，及至高三，考试纷如雪片，若能偶尔及格一次，已属侥幸，要在心里十分欢喜。发卷子常是在晚自习中间休息十分钟时，教室灯火通明，我拿到卷子，瞥一眼分数，赶紧反扣起来，用一本书压住。为怕看到周围人的快乐，也不知该如何领受日复一日的同情，便一人躲到四楼楼梯上小声唱歌或垂泪，将上课时再回来。我们有一本厚厚的红壳子数学资料，是老师每天都要讲解的资料。我每天用很多时间来订正卷子和资料上每一道做错的题，虽然因为愚顽，相同类型的题目下回遇见时，多数仍不会做。那时我的英语也颇勉强，见到政治便觉头痛，至于语文，则不会写议论文，常常在考试时不能把一篇作文绉完。如此压抑之下，心灵转觉抑郁，宛转幽徊，无处可泄。因为缺少睡眠，下课时同学便抓紧每一分钟埋首苦睡，而在这样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默里，有时我竟忽然大声唱起歌来。所唱多是当时喜欢的许美静的情歌，因为歌词多悲伤晦暗，曲调又高，可以放声宣泄。我不明白当时自己何以有那样的勇气，虽被目为神经质已不可免，然而从没有一个同学从疲倦的头疼里抬起头，对我吼一声“不要唱了！”，已是我极大的幸运和被照顾了。
每回月考或模拟考后，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我们便三五成群，去学校旁边的租书店租书看。这样的租书店在当时县城极为流行，通常是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堆几个书架，上面放着全套的金庸、古龙与梁羽生，此外便是言情小说的天下。男生也许会看武侠，我们却只租言情小说，一本费资几角。嫌琼瑶太过悲苦，我们只借另外一种大小如巾箱本的来看，薄薄一册，两三小时便可翻完。所讲无非是正直青春年华的俊男美女一见钟情的故事，俊男可以过尽千帆，女主的感情却必定纯如白纸，中间照例穿插了第三者蓄意的破坏，最后男人披荆斩棘，两人终成眷属，恩恩爱爱。我们洗净衣服，晾在阴暗的走廊里，然后躲在床上看小说，看完一本互相交换。常常看完一本之后，连书名都不记得，然而那时我们那样喜欢，仿佛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那书里通常会有几段涉于色情的描写，
虽然效率低下，每天我仍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到最后几十分钟，班上只剩下我和数学课代表。我的最初知道他，是因为同桌说他家境贫苦，性格良善，又尤其勤奋，虽然面容严峻，却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自然没有说过话，我甚至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心存喜欢，只是不由自主地开始注意起他，并且不可避免地发现，每天晚上最后几十分钟，沉沉的日光灯下，教室里只有我们，而我们谁都不说话。大约在一点二十，椅子啪地一声响，我知道是他站起来了，然后他收拾好桌面，从后门离开教室，门呯地一声响。再坐一会，我也收拾书本从前门离开，只是在熄灯前，看一眼他的位置。
有一天下课，我站在走廊上发呆。冬天的太阳很是稀薄，使人更觉萧瑟。他忽然走过来，和我并排站着，停了几秒，没头没脑地说：“你喜欢看《小李飞刀》吗？”
我于惊讶和尴尬里点头，说：“喜欢。”
他接着没头没脑地说：“那你中午要不要去我们男生寝室看，我们寝室有带过来的小电视！”
这是多么糊涂的、一开口就必定是失败的谈话——在男女生稍微多说几句话就要被以为是早恋的高三，我怎么会不知禁忌去男生寝室去看一集《小李飞刀》呢？
晚上我就在前排男生那里听到他喜欢我的传言，我不知如何应对，只是红热了脸，斥责那同学鬼扯。晚上班上照例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略略放了心，然而仿佛又隐隐难过起来。隔了几天，夜里我正在写题目，忽然听见他的椅子啪地一声响，接着是我后面的椅子响，回头看他已经坐在那里，慌慌忙忙地开口说：
“你要不要我教你做数学？你把不懂的题目抄到本子上，每天晚上放到我抽屉里，我帮你解好了，中午放你桌子上？”
我说：“好。”
第二天中午，吃完饭回来，我的桌上多了一本空白的软面抄。晚上我便把不懂的题目用黑色钢笔抄到本子上，离开教室时放进他抽屉。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好详细的步骤，再悄悄放回我桌上。我们不多说一句话。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有一天本子里忽然多了一张纸条，他说，最近比较忙，可不可以把解习题的时间集中在星期天下午讲？
我敏感的心将之视为一种拒绝的信号，星期天下午我在从家回学校的路上，怎么能做习题呢？我又怎么有勇气让同学看到我和他说话呢？于是我把本子收起来，不再给他了。
他也不问我什么。我们依旧一前一后做题目，依旧不说话。一点二十他离开教室，一点四十我离开。甚至轮到我值日时，为了害怕被人看出，我也要刻意避开，不去扫他坐的那一组的地。唯一的不同，是中午一下课所有同学都冲去食堂吃饭，这时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我便坐在位子上大声唱歌。我知道他吃得很快，会第一个回教室。我似乎是等着他进教室的那一瞬，我不管他想什么，我只是唱，仿佛不理会他的存在，唱完这一首，我便冲去厕所咳嗽，咳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于是这样咳了整整一个冬天。
最开始，我和妹妹一周回家一次，到高三时，有时两周才回去。有时我们两个都不回去，父亲偶尔有空闲，便走十几里路，再搭车到县城来看我们，带我们到外面一条街上炒菜吃。平常我们打牙祭时，才去吃一块五一碗的青菜火腿肠炒面，青菜炒得碧油碧油，火腿肠吃到嘴里滚烫。这很奢侈，我们不常吃。而父亲来时，我们可以吃更高档一点的炒菜。那时街上的小饭馆，都将菜配好切碎，一盘一盘放在玻璃橱柜里，顾客要时，便端一盘出来炒。我们常常炒一个苔菜，一个芹芽炒肉丝，或木耳炒肉，父亲要一杯二两的杜康酒，一边叫我们吃菜，一边自己缓缓酌杯。他是最爱酒的，而他最大的毛病，也在于酒后好骂人。从小我们为他这个毛病所苦，每个他喝醉酒的夜里，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要惹他发更大的脾气。母亲不在家，他一个人种着一二十亩田，身体的劳累自不必说，酷暑农忙时常常只能吃方便面充饥。黯淡多尘的屋子里，出于怨怼，他忍不住要向我数落母亲的不是。他的孤独与艰辛那时的我并不能体会，一半为了劝解，一半为了辩护，我总要说母亲好话，然而常常不免便和他争执起来，其结果总是弄得泪水涟涟。为了这个原因，妹妹常常不愿回家，我却不忍，怕他独自在家更觉孤单，便一个人回去。冬天卖甘蔗的人来，他总要买几枝放在房门背后，等我们回去，用芒镰刀削给我们吃。虽然我们一再表示不想吃，他还是要买，他未必不知道我们已不像从前那样喜欢吃甘蔗，只是大概觉得这是很好的东西，若不留给我们，是很可惜的事罢。
这冬天一个周末我和妹妹一同回去，父亲去亲戚家吃饭，回来照例喝醉了酒，开始骂人。我靠在窗边，不想顶撞，也不想去听，只是轻轻用手抚弄挂在窗钩上的蝴蝶风铃。虽好几年过去，翠绿的色泽略微褪了些，声音还是一样清脆动听。父亲忽然大大地恼火起来，上前一步扯了风铃，狠狠掼到地上：
“我叫你听！我叫你听！”
因为是铁的，自然摔不碎，只是线已经断了，翠绿的铁管铃铃地在地上翻滚。我不敢即刻去捡，眼睛里已是大颗泪滚落出来。后来下楼为他打洗脚水，说不清为着什么原因，终于忍不住又和他顶起嘴来。他恨恨地骂：“老子要给你念书！老子把你的书都扔到井里去！”
他从大桌子上拿了我的书包来，要把我的书扔进厨房的井里。虽然也许只是做势，这一时我却几乎要发疯，书包里有我的数学资料，我冲过去揪住他，尖叫着，不许碰我的书，不许碰我的书！妹妹在一边拉扯不住，他终于停下来，却见我用一种仇恨的眼神盯他，随即往我脸上打了一拳。我的鼻子一酸，泪不可遏，不知道在怎样的混乱情形中，拉着妹妹，和那晚在我家歇宿的已吓得大哭的小表妹，跑出门外。父亲随即追赶出来，我们不敢跑到大路上，跑到水塘边一个小土堆下，缩在下面躲着。村狗一时狂吠，我们心里吓得发抖，然而渐渐村子安静下去，瞪大眼睛分辨，只是一片黑。
我们商量着去小表妹家。忽然一股恐惧攫住我的心，不知为什么，我猛地害怕起父亲会伤心过度，上吊自杀。这大约是很荒唐的念头，我却深信不疑，于是三个人慌慌张张又回到家门口，门已经关上，透过窗户看见父亲躺在床上，我们害怕极了，拍着蓝色玻璃，大声喊他。
像是大梦初醒一般，父亲惊起来，为我们开门。他睡着了。那时我从没喝醉过，不知道醉酒的人是真的会糊涂到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那时他记得自己刚刚做过什么么？我们只是抱着他，失而复得一般荷荷大哭。
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打我。摔坏的蝴蝶风铃，虽然后来我们也曾用棉线重新穿起，但也许是长度不对，或线的质地不同，似乎便不及从前的清脆。再后来，我们把它收在箱子里，再也不曾拿出来过。到了春天，因为会考，妹妹和我们的数学课代表安排在一个考场。我们的会考只是形式，虽监考极松，却必须及格，因此形成了那样不成文的规矩，学文的和学理的同学结成伙伴，互相帮助。妹妹和他结成了这样互助的一对，有两天晚上他们便出去商量。回来妹妹告诉我，只是讲些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大约是这样的事给了他勇气，高考前半个月，有一天晚上，一点半以后，他重新坐到我后面，找我说话。因为太晚，怕被巡夜的老师看见，我们关了灯，隔着一张桌子，那么小心而客气地，说着关于功课、童年及未来的话。月亮滚圆，狗尾草尖上坠下露水。有几夜我们甚至说到天亮，在小小的县城街道上打着圈散步，遥处传来鸡鸣，夏天清早雾气濛濛。
初二那一年，彩色的信纸刚刚流行到乡里，唯一的零售点在后街的新华书店。先时我在班上看到有女生带来，一沓十五张，分为几种花纹，颜色花哨。然而笺纸已经卖完，我只能在心里羡慕。有一天傍晚，我回到家，在村后另一个同学那里听说，乡里又进了新的信纸。于是我借了她的自行车，重新骑了十几里路去街上。时节是春末夏初，我穿了一件姐姐的桃红色的收腿牛仔裤。骑到街上，背上都滋出汗来。书店幸而没有下班，我在那里唯一买过的一本书是《唐诗三百首》。我趴在黑黑的木柜台上，问，还有彩色信纸吗？那个阿姨说，有。拿了几封来让我选。欣喜若狂地对比了图案，拿了其中一种，记得是一块五毛钱，或者一块钱。仍是很贵，然而毫不犹豫买下来了。出得店门，正跨上自行车时，一个不认识的男生走过，看见我车框里的信纸，忽然嗤笑一声，说，肯定是买来写情书的！我的脸一热，愤愤瞅他一眼，赶紧骑车回家。我的心里满是欢喜，春风中车轮爽利，我并不知道，大概就在那时，如同闯进屋子里惊慌失措的雀子，我便一头扎进了未知而艰难的成长的手心。
